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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新媒体时代的公民立场
韩庆成
干预时事的观点是我2011年5月回答《滴撒诗歌》专访时正式提出的。此前，在滴撒诗歌论坛，我在与左云、曹海艇关于诗歌隐与现的讨论中，已提到干预问题。2011年8月4日，在滴撒诗歌论坛一周年纪念会上，我又做了《诗歌的反抗》的发言，这篇7000字的发言再次重点谈论干预，认为干预是诗歌的反抗——即说不——的一种方式。这篇文章后来被网易新闻首页推荐。我此后的多篇评论文章，也都或多或少涉及干预的话题。 今天，就研讨会的机会，我再谈一下近来的一些思考。
一、干预的概念演变
以往的干预概念，张无为教授在为研讨会写的评论《韩庆成“干预诗”的定位与解读》中说得很详尽。从孔子的诗“可以怨”，《国语·周语上》召公谏厉王时说的：“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汉代的“刺”诗：“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诗论十三再论刺诗》）和“下以风刺上”（《毛诗序》），唐代的“以诗直谏”风尚，一直到新诗出现后上世纪20年代文学研究会提出“为现实，为人生”的主张，50年代秦兆阳、唐达成等依托《人民文学》倡导的“干预生活”和70年代末以朦胧诗为代表的理性批判，都可视为“干预”的纵向渊源。
应当指出的是，我所说的干预时事与新诗以来的“为现实”、“干预生活”、“理性批判”有着明显不同。现实、生活的内容太丰富了，大到谁做了国家主席，小到晚餐吃了什么菜、孩子尿了几次床，都是现实、生活。现实、生活的提法是当初针对文学/诗歌逃避现实或歌功颂德的现状的一种反思，今天，它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所有的诗歌都是与现实、生活有关的。干预生活可以批判，可以歌颂，也可以旁观。而时事是指最近发生的有影响的或重大的事件，它是一个新闻学的概念，换句话说，能够成为新闻的事件，才是时事。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由于我们的新闻强调舆论导向，所以很多重大事件并不能得到传统新闻媒体的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生活在蒙蔽之中。干预时事需要理性批判，但又不仅仅是理性批判；理性批判可针对一切，而干预只针对时事，它常常不直接批判，而以“冷叙事”（隐匿倾向）的形式把事件还原出来，呈现给更多的人。 那么，什么样的时事是需要干预的？首先，干预不是针对所有的时事，它有特定的指向。第二点，干预诗歌所干预的时事主要来自新媒体，而不是传统媒体，传统媒体屏蔽的时事，往往是需要干预的。第三点，对时事要去伪存真，要揭示真相，这是干预是否代表正义的基础。第四，干预拒绝歌颂，谢绝旁观，它倡导说话——说真话，正如2012年世界人权日宣传片的片名——《我的声音、我的权利！我的声音至关重要！》 这种“说话”的立场，在传统媒体垄断时代，在一个缺少新闻出版自由的国度，要想实现是非常困难的，讲真话往往要付出失去自由和生命的代价。这种困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很多需要干预的时事我们不知道，二是对时事的干预极少得到传统媒体的传播。今天，随着新媒体借助网络普及而崛起，传统媒体垄断新闻信息和出版的局面被终结，诗人通过论坛、网站、微博、博客等新媒体及时获知时事，创作出干预的诗歌后，又通过这些新媒体及时发布、传播出去，从而使干预时事得以实现。 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以往的干预，包括与干预有着相似内容的批判、介入（下面会说到），都是传统媒体时代的产物。而干预时事的诗歌，是建立在网络新媒体的基础之上，可以说，没有新媒体，就不会有我所说的干预。
二、干预的公民立场
批判现实主义是19世纪20年代以后欧洲文学的主要潮流，最早由司汤达于1817年在《意大利绘画史》中提出有关理论。批判现实主义正视社会现实，暴露社会黑暗，批判现实的罪恶。批判现实主义是基于人道主义立场。 为修正《存在与虚无》中提出的“想象文学”美学观点的现实局限性，萨特于1945年10月在《现代》杂志发刊词中提出了“介入文学”的理论。“想像文学”认为文学作品不在于描写什么，而在于强调内心复杂而虚无的感受，体验没有意义荒诞痛苦的人生。“介入文学”抨击为艺术而艺术的态度，号召作家履行其作为人的责任，通过写作对当代各种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做出回答。介入文学是基于政治立场。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萨特一生不断修正着自己的文学主张，其介入文学也在不断发展，如1947年他在《什么是文学？》一文中说，诗歌不应承担干预的角色，但后来他在《关于我自己》一文中又否定了这个观点：“诗与散文艺术首先变成批判艺术：马拉梅管他自己的诗叫‘批判诗’。写作就是对全部文学提出质问。今天亦然。在绘画、雕刻、音乐上，情况是相同的：全部艺术介入单独一个人的历险；它在寻找自己的界限，开拓自己的疆域。”再后来，萨特又提出了“实践文学”的主张，认为现在不再是描写、叙述和解释的时代，而是诉诸行动的时代。但不管概念如何变化，其“基于政治立场”一直未变。 那么，干预与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20世纪的介入文学区别在哪里？ 我认为，干预是基于公民立场，这是与批判、介入的最大区别。正如前述人权日宣传片所指出的：“请发出您的声音，行使您作为一名公民的权利。” 关于公民，我在《<人民>读后》一文的第五部分“人民与公民”中做过论述。托克维尔指出：自由民主的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公民社会”。在现代社会中，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诗人首先是公民，这是法律属性。其次是他从事的工作的身份，即职业属性：如公务员、教师、媒体工作者、工人、农民、商人或自由职业者等等。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职业，纳税人供养的专职作家（包括诗人）。然后才是他的精神属性：诗人。那么，诗人有没有可能把这三个属性结合起来，有没有可能在诗中体现出公民立场？萨义德告诉我们，这是可以的，他说：“我是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是个美国人，这所赋予我的双重角色即使称不上诡异，但至少是古怪的。此外，我当然是个学院人士。这些身份中没有一个是隔绝的；每一个身份都影响、作用于其他身份。”1967年中东战争以后，原本被他分为两个截然不同领域的学术与政治，开始合而为一。 那么，什么是公民立场？我认为，公民立场就是追求和维护人的尊严。人的尊严体现为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包括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自由权益）不受侵害。这一方面构成需要干预的时事的内容，一方面也可看作是干预本身。但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的都是低层面的尊严，比如在朋友、亲属、同学、单位这些圈子里的“面子”，而忽视了或压根没有想过我们在权力面前也有要“面子”的权利，这是我们的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因此，我的干预诗歌较多关注了强拆、失地农民、自卫小贩这样的事件，一个人如果连他的栖身之所、谋生之道都不能保护，还能奢谈什么尊严？ 在2011年2月恢复写诗之前，我作为一个公民，在博客上以时评的方式干预过一些时事，如2009年的湖北邓玉娇事件、云南小学生“卖淫”事件、湖南罗彩霞事件，2010年的福建三网民“诽谤”事件、湖北维稳办领导妻子被“维稳”事件、河北我爸是李刚事件等。2011年的钱云会事件发生时，我已恢复写诗，在继续以时评的方式干预的同时，于2011年2月10日以《无题》为名写下第一首干预的诗歌，这首诗在博客发布不久就被删除，删除记录至今仍保存在我的博客中。这首诗即是《中国人物组诗》系列的第一首《钱云会》。 批判、介入更多地是从整体而言，它关注当下，也关注既往。而干预主要关注时事，像新闻、时评一样注重时效性，关注的是个体的案例，并通过个案的干预来唤起更多人关注现实中发生的事件，达到影响整体的目的。 新媒体时代我们看到，个案已经改变历史，对流浪人员强制收容的法规的废除，就源自发生在广州的著名个案，但是，在这样的关键历史时刻，我看到的是法学博士作为公民的“说话”，我没有看到雪莱所说的“立法者”的诗人即时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是诗人的缺位。
三、干预的表现形式
干预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前面两条谈的是内容，这一条谈形式。 怎样通过诗歌干预，这是干预面临的问题。我在《诗歌的干预》一文中曾说，直接的干预或隐晦的干预本身没有优劣之分，而仅是一种策略上的考量。 白鸦先生在给研讨会发来的《诗与公民——干预、超越同情、政治无意识》一文中，重点谈了干预的形式。1、他为形式干预设置了三个层次，从低到高为修辞的、结构的、建构的。2、提出了超越同情，其本质是超越集体性和阶级性，回归个体性的人道主义。3、政治无意识是诗人的创作艺术，自觉的政治意识是读者的阅读效果，看一首诗中的意识形态，重点不是看它说出了什么，而是看它没有说出什么。 中产阶级诗歌提出的干预周边事态理念，从白鸦的文章可以看出，是形式的干预，不是内容的干预。白鸦认为，内容的干预不是问题，因为所有的诗歌都是干预的——这与我提出的干预时事不同，它有特定的内容，就目前来看，不是所有的诗都在涉足这个内容，否则，今天的这个研讨会就没有任何意义。白鸦的干预是一个泛义的概念，类似于干预生活，是诗中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这和干预时事的差别超过干预时事与批判和介入的差别。但这篇文章对形式的干预也即如何干预的阐述，对干预的诗歌如何诗意地、艺术地来实现干预，避免写成“新闻诗”、“时评诗”，也即杨克先生在点评中所说的“新闻体”，具有参考价值。 木叶先生为研讨会撰写的《诗歌内容与诗歌技术》一文中说也谈到如何干预的问题，他说：“我同时更强调诗歌写作的技术——在庆成诗歌而言，是怎样审恶——怎样“大声说出”，怎样保证“如是我闻”、“如是我思”与“如是我感”在诗歌意义上的同一。内容从技术中溢出，诗歌因为技术而保持诗歌自身，表达它对于这个世界的干预。” 干预的形式今天不能展开来谈，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认真权衡的重大课题。我感到忧郁的是，对形式的过分强调，对直接干预的质疑，在新媒体时代特定的传播、接受方式下，对干预诗歌的社会认知度、冲击力、影响力等效力方面产生的影响，会否最终动摇干预诗歌的存在必要和价值基础？形象地说：我们是需要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还是一块被打磨干净的鹅卵石？ 正如徐敬亚先生10月24日在《最可怕的诗，就是那些像诗的诗》的访谈中说的：“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软弱，这样无力。它早已不再战斗，不再号召，不再聚众演说，不再高声叫卖……”我对这段话的理解，像战斗、号召、聚众演说、高声叫卖，只能通过直接干预的方式来实现。
四、诗人眼中的干预
出席研讨会的诗人和给研讨会发来书面发言的诗人，对干预进行了各自的解读。 徐敬亚先生在以《疼痛：韩庆成和他的“中国经验”》为题的发言中，对干预诗的硬度做了内容与艺术两个方面的定点切入，对《中国人物》组诗整体上给予肯定，认为这是干预诗及韩庆成个人创作的一个可以一直写下去、并往死里写的努力方向。 杨黎先生在发言中从文本的角度指出了干预诗歌存在的不足，并表示愿意就这一问题继续探讨。 杨克先生在《韩庆成诗点评》中指出了当今诗歌整体上的“颓萎”，他说：“以诗歌“在场”去干预时事，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他对当下日益颓萎的诗界的一种背离与诘难。” 祝凤鸣先生在《诗歌，现实与道德》的发言中说：“无疑，诗歌的诸多要素中，良知和道德要素至为重要。对于庆成的道德取向，以及他对底层苦难的关切、社会不公的揭示，我怀有敬意。但是，就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诗歌的作用，我们争执较多。争执总是好事，会引发思考。”他同时认为：“仅就诗歌而言，19世纪，往往会强调诗歌的内容，诗歌的道德和批评意识；20世纪，诗歌更加重视语言，重视内省和冥思。” 南鸥先生一直在揭示存在的真相，他在《存在的真相，是一个时代最大的诗性》一文中说：“那么，什么是我们时代“存在的真相”呢，就是生命主体性的高度沦陷，就是从精神到肉体被阉割、被占有、被剥夺、被奴役，就是一个时代的伤口、病症以及我们昼夜都听到的灵魂发出的那些凄厉的叫声，就是人的灵魂在价值倒塌、道德沦丧、心灵麻木、人格扭曲、旨趣庸俗的现实氛围之中的挣扎、绝望和前所未有的精神的分裂。如果我们无视这个真相，那我们所有的文字都是失重的、苍白的，都是没有血质的，都是大可怀疑的。谁揭示了这个真相，谁就是时代的诗人。” 周瑟瑟先生把韩庆成比作“诗歌推土机”， 他说：“他的诗冒出的浓烟呛得我猛咳，但我喜欢这样猛烈的味道。打扮成绣花女的诗人颇受一些纸刊、选本、奖项与评论人认可，好看的诗，具有美味的诗，都是献媚时代的产物。” 杨四平教授在发言中就徐敬亚先生所说的“中国经验”进行了探讨，提出中国经验与世界价值如何辩证统一的观点。 张岩松先生在发言中谈了对当前诗歌以及国人主体意识的劣根性与体制弊端的关系。 诗人黄玲君在发言中认为诗歌主要还是应该表现真善美，通过对真善美的赞扬来间接鞭挞丑恶。 张无为教授在《韩庆成“干预诗”的定位与解读》一文中强调了干预诗写的难度，他说：““干预诗”比一般的诗写更有难度，她需要作者不仅有责任感与担当，还要有勇气与胆略，更要求作者能够处理诗与现实的审美距离。拉不开审美距离会流于思想性大于韵味，相反则会弱化批判意义。所以“干预诗”重在诗人与现实之间、审美与批判之间拿捏到位。” 北残博士对直接干预有自己的见解：““口语化”表达是描摹现实和让世人领悟现实的一种有效途径，而“现实”的展现也需要借助口语来细化其间更本真的“真实”。韩庆成的诗歌是现实主义的，把诗从个人导向民间大众，从心灵导向世俗社会，从形式导向内容的真切，这就是其口语化和叙事性的诗歌本质。” 诗人宫白云在《担当与批判》一文中分析了我们的生存现状：“在当今这个喧嚣纷乱的时代，大多数人平日里为生活奔波，为工作忙碌，有谁会在意严峻的现实、时事的荒诞、关注他人的苦难、黑暗与丑陋？有多少人会去批判假恶丑、坚守真善美？其实所有的这些也都是我们自身生活与生存的部分……”这段话揭示了当今社会中公民意识普遍缺失的现象。 李飞骏先生则通过《对新批判现实主义诗歌的再思考》，提出“批判需要直接介入，就像做爱，何须戴十层安全套。直接，也是网络时代诗歌的审美要素。”就诗歌文本而言，李飞骏的新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与干预诗歌有几乎相同的血脉渊源。 方文竹先生在发言中对韩庆成回归诗歌后的“现实诗”与“抒情诗”分别做了详细评述。 盛敏先生在发言中从后现代的角度，对干预诗进行了解构。 高月明先生在《诗人的愤怒与担当》一文中指出了干预可以产生的社会效果：“在一个遍体痈疽并散发腐朽气息的社会体制下，几首诗也许无法击碎现实的寒冰，但它可以唤起更多的灵魂觉醒，让良知复活。” 许多余先生在《韩庆成：用诗歌保存暴戾时代的罪证》的发言中分析了干预所基于的真实现实：“他开始关注网络，从论坛，博客到微博，他开始关注一个除网络之外尚难见到的时代。这个虚拟的时代众生万象，仿佛与我们生活的时代脱节，很多时候，他使我们不敢相信——啊，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和现实。在歌舞升平一片祥和的喜剧之下，还有如此多的痛楚和悲伤，还有如此多的残酷和暴戾！”
（现场发言和书面发言整理后将陆续发布）
2012年12月9日 | 
发表于 2012-12-10 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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