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诗歌写作：结束？开始？
李 霞
对汉语诗歌而言，随着21世纪的到来，虽然没有像以前人们预期的那样出现历史性的惊喜或转折，但是新的希望还是有了——这就是网络诗歌的兴盛和第三条道路诗歌写作的落草。
网络诗歌的兴盛，使困扰中国诗歌的“三座大山”写作难、发表难、交流难终于有了搬掉的可能，这是诗歌繁荣的前提和条件，有如阳光、雨露、风雪之与庄稼，也是中国几代诗人的梦想。
之所以把网络诗歌的兴盛与第三条道路诗歌写作的出现相提并论，是因为后者的出现有可能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一
我们知道，新诗或白话诗或自由诗是因反动古典诗或传统诗或格律诗而出现的，这种弑父情节一直延续至今。在pass北岛的喊声中，第三代还没站稳脚跟，后现代就发起了反攻，可是“后”旗还未展开，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就打得你死我活，狼烟几乎遮盖了所有的山头。很快，下半身与垃圾派的争斗又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几乎就是在同时，回归派、中间代、第三条道路便揭竿而起。
第三条道路之所以引燃了我的目光，就是因为它主张并付诸实践的多元化写作。新诗出现以来，其发展的痕迹基本上都是在二元对立的结构中移动的。汉诗发展不尽人意，与此有极大关系，这都是二元思维做的孽。
二元思维就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例子太多了：好坏，朋友敌人，革命反动，红黑，东西，左右，高低，上下，快慢，大小，矛盾，软硬，香臭，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开始结束，城市乡村，中西，雅俗，传统现代，开放保守，唯物唯心，物质精神，主观客观，灵魂肉体，内容形式，文言文白话文，口语书面语，等等。
二元思维是人类低层次的思维方式，有人称之为儿童思维。为什么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人仍乐此不疲呢？也许与人的本性有关系，人只有男女，这是二元之本？也许与中国长期农耕社会有关系，丰收，有吃，喜悦；绝收，没吃，悲惨。也许与中国原始文化有关系，道家认为，一阴一阳之为道。
二元思维的人在任何场合看世界都是好坏分明，黑白清楚，其判断的标准一般依赖于外部权威。不愿意接受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是二元思维的最大弊端，不仅是把问题简单化了，而且是把问题对立化了；也就是说它不仅掩盖了问题，而且把问题尖锐化了，制造了不必要的矛盾甚至牺牲。中国人不是极左就是极右，不是忽右就是忽左。文革就是二元思维登峰造极的作品，中国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到底有多少，中国人自己都难说清。
早就该告别二元思维了。
现在价值多元，经济多元，社会多元，政体多元，文化多元，思维也必须多元。具备多元性思维的人往往喜欢挑战外部权威，因为世界上有不同的标准，对一个问题应从多方面去考虑。尤其是在全球化浪潮越来越汹涌之时，谁还抱住二元思维不放，谁就会很快被地球淘汰。
诗人应该是时代最敏感的神经。诗人不仅应该是多元思维的倡导者，而且应该是多元思维的创造者。据说还有几种思维：情景相对思维，该思维一般能根据特定的情景和场合，收集尽量充分的信息并做出判断；坚持相对性思维，该思维在做决定时往往能够超越自己本土文化的限制，经常根据几种价值观来判断在特定的情景和场合下所能选择的最适合自身利益的决定并予以坚持；大同思维，如形式就是内容，内容就是形式；还有逆向思维、发散思维等。第三条道路诗歌写作，主张并实践诗歌写作的多元化，为汉语诗歌的复兴带来了希望，也预示着汉语诗歌的发展方向。
诗歌的多元写作，才是诗人写作或我的写作，多元写作的时代才是诗歌时代。
二
第三条道路诗歌写作的纲领性文章还没有见到，或者有还不系统。但是从其主将庞清明、林童、谯达摩、莫非、树才、胡亮、庞华、兰马、李袓德、安琪等人的诗文里，可以发现他们多元化写作的主要倾向：
独立性。独创性。自然性。自由性。包容性。变化性。先锋性。人文性。宗教性。开放性。文本性。艺术性。元批评。不结盟。
找出这么多，14点，肯定还有。这本身也说明了第三条道路就是多元化的道路。而且，每一点都可以成大文。
我坚信， 多元化即自由和个性就是第三条道路的实质和核心。林童《第三条道路随笔》里的一段话也印证了我的坚信：“很多人提到第三条道路没有识别码，应有一个出入口。这就不是第三条道路了。其实她是有识别码的，就是多元化。树才讲单独者，谯达摩讲三生万物，莫非讲另类，我说得更通俗，一千个诗人，应有一千条道路。这都是讲诗人的个性，创造性，独立性，独特性。我对老巢和安琪讲，后来聊斋时也特别强调：如果我们的写作成了，别人不知道是老巢的，还是安琪的，还是林童的，这是第三条道路的失败。我们必须区分开来，而且区别越大越好。知识分子和民间也讲区别，但他们是统一下的区别，共同性大于个性；第三条道路就是要尽力排出共同性，展现个性丰采。这值得出生于70年代和80年代的后起之秀应特别注意并能足够警惕的。所以，第三条道路就是无数条道路，就是每个诗人选择并找到最适合于自己最佳的写作方式。”（见《第三条道路2003年•诗歌卷》）
多元化的标志，是“我”的诞生。
笔者曾有文题为《汉诗新世纪：诗人写作或“我”的写作》，发于1999年《诗探索》第一辑，其中的几句话巧合了第三条道路的追求，现转述如下：
我的写作或诗人写作，比个人写作更具有思想的哲学性和世界的人本性。
“我”是一，一即第一也即一切。“我”追求第一也追求一切，艺术除了这两个追求别无他求。第一和一切的同一才是艺术的至境。
“我”是人之一，“我”乃一元，有“我”们才有多元，才有世界。
自我，不同于“我”，因为前者可能会有第一，却不可能有一切。
英语“我”即“I”,竟然一样于汉语的“1”。也许这是天合。
“我”中，第一和一切的关系，有如孔子在《论语》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诗人“我”的缺失，最直接的后果是有“诗人”而没有“诗”，这也是后朦胧诗人的致命伤。
其实，我的最高境界不是无我而是非我，因为艺术的最大悲剧就是似曾相识。可见，“打倒我！”才是诗歌革命的开始。
“我”不以诗篇作生命，而以生命作诗篇。
有人把诗的危机，归罪于“诗言志”。其实袓训并没有错，主要是我们理解错了，大多数人上了歪嘴和尚的当。
诗言志=诗：言；志
如果这样理解，我们就会发现这不仅是真理，而且一些西方现代大师也成了鹦鹉之辈。
我们不禁要问：好诗在哪里？
好诗在诗人“我”的写作里！
也在哪怕他不是诗人的“诗”里。
唐诗是中国诗歌和世界诗歌的高峰，就是因为唐诗写作是多元化写作的时代。谯达摩有文章《第三条道路写作，或日21世纪中国新诗的开端》，现在是预言，将来可能就是现实，因为他们我们正在“多元化”。
因为，第三条道路的诗人们已经或正在写出令人目光闪亮的诗作。
这些名子与诗的关系会越来越不同寻常：
庞清明、十品、莫非、树才、凸凹、谯达摩、林童、殷龙龙、徐慢、张作梗、刘川、刘歌、安琪、金辉、张选虹、杨通、玄鱼、马永波、唐诗、墓草、阳阳、杨拓、老德、谷禾、刘汉通、林林、赵思运、吕历、沈河、丁成、遗墨、西北龙、王征珂、雷杰龙、闵云宵、八零、云南泉溪、孙家勋、子梵梅、梁山剑客、罗唐生，姚园、冰儿、梅依然、鲜娅、楚楚、孙启泉、游鱼、李滨、老巢 、娜夜、卢卫平、路也 、简宁、 钱兆亿、 红杏、飞沙、兰马、南渡、牧野、狐单一夜等。
盼望第三条道路诗群尽快出现诗坛公认的诗人尤其是诗作，这也是第三条道路的命根子之所在。
2004年4月23日于郑州
通联 郑州市纬一路一号河南工人日报
邮编 45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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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3 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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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4 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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