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四才子
作者：leexzh
北大四才子
此事楞严尝露布，梅花雪月交光处，一笑寥寥空万古。风瓯语，迥然银汉横天宇。
蝶梦南华方栩栩，珽珽谁跨丰干虎？而今忘却来时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飞鸿去。
——《楞严一笑》 法常法师
（一）海子
北大南门往东100米，曾经有一家不甚起眼的书店，在京城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却有着很大的知名度，黄底木制的牌子“风入松”一度是京城的文化地标。书店成立于95年10月，如果能提早开张17年，那么，在1979年9月份，一个背着厚重的行李的15岁少年，一个刚刚下了长途列车又坐了1个多小时公交车的安徽少年，一个到北大法律系报到的娃娃脸少年，将在快到南门时，将一眼瞥到书店内那醒目的标语“人，诗意地栖居”。这时的他，会忘掉一切疲惫，冲进这家书店，贪婪地捡拾自己的文学梦想。因为这句话来自他最喜爱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于这块大地之上/我真想证明/就连璀璨的星空也不比人纯洁”。少年说，“荷尔德林的诗，歌唱生命的痛苦，令人灵魂颤抖。从荷尔德林我懂得，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
不妨继续做一点大胆的想象吧，这个娃娃脸的少年把厚重的行李交给了南门口的一个老人，我们后来知道，北大东语系的教授季羡林那个时候就开始在南门口“看自行车”。敦厚的老人接过行李，看着这个少年一溜烟地钻进了风入松的地下室，露出嘉许的笑容。而此刻，这个少年已经与里面的王炜、陈嘉映等人聊得火热，王炜、陈嘉映后来都是北大哲学系的老师，也是风入松的创始人。他们都是海德格尔的追随者，而“人，诗意的栖居”就是海德格尔最欣赏的一句话。“哦，原来是这样”。少年恍然大悟，从此迷上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
“我们是麦地的心上人
收麦这天我和仇人
握手言和
我们一起干活
合上眼睛，命中注定的一切
此刻我们心满意足地接受”
（海子手迹）
在他后来浩若繁星的诗作中，“麦”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出现了一百五十五次。那是他的生活，那是他的根。15年的时间，在安徽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他看着麦子熟了一茬又一茬，这是人类生命的轮回，这是自然物力的映像。在他的笔下，“麦地”代表根，“太阳”代表理想，“头盖骨”代表死亡……，这种呆板的解读绝称不上准确，没有人能够追得上他那匹用梦做成的马，诗人的笔，天马行空，放肆激扬。
“先是幻像千万，后是真理唯一。”
这个15岁的少年此时还只叫做査海生，那个名满天下的名字“海子”还是5年后的事情，査海生很快就喜欢上了北大，喜欢上了北京，他在信中告诉父母，“我喜欢上这座古老的大都市，大都市的繁荣美景是你们不能想象的。”
（中学时的査海生）
《国家与法的理论》、《宪法学》、《法学原理》、《中国法制史》，大学的课程是枯燥艰涩的，海子在这段时间展示了他强大的阅读能力，他经常泡在图书馆，小说、散文、诗歌、哲学，都是他阅读的对象。当时的北大有着很浓的诗歌氛围，很多学生都在写诗，室友刘广安就是其中之一，他写的诗被同学看到后在寝室朗读，然后被品头论足，这引起了海子的兴趣。海子文笔不错，书面表达能力很强，因此，他认为自己也可以写出诗歌这样的东西来。从此，海子走上了他一辈子只做成的唯一一件事情——写诗。
“1982/我年刚十八，胸怀憧憬/背着一个受伤的陌生人/去寻找天堂，去寻找生命。”
海子在诗歌方面的才华很快就展现出来，他没有参加任何文学社团，孤傲或是自卑地走在自己的文学道路上。在朋友的介绍下，他结识了骆一禾，这个他一生的朋友。骆一禾的文学素养深深震撼了海子，他的中文专业也让学法律的文学爱好者海子羡慕不已。在骆一禾的推荐下，海子阅读了大量中国古代文学，《诗经全译》、《李太白集》、《楚辞选译》、《古代名额一百首》、《古诗经》、《鲍参军集注》、《谢灵运诗选》等，海子说：“《诗经》和《楚辞》像两条大河哺育了我。”在骆一禾的介绍下，海子结识了西川、老木等这几个后来的至交，大家很快形成了一个文学小圈子，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们经常在一起写诗、读诗、交流心得，海子的文学空间大大地拓展了。
（从诗歌中汲取营养与快乐）
大学四年，诗歌充溢着海子的生活，岁月就这样从未名湖畔、博雅塔下流淌过去，1983年7月，海子毕业分配来到中国政法大学，在校刊做编辑工作。后来又调入政治系，教哲学课程。在这期间，海子写出了他的成名作——《亚洲铜》。
“亚洲铜 亚洲铜
祖父死在这里 父亲死在这里 我也会死在这里
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
亚洲铜 亚洲铜
爱怀疑和爱飞翔的是鸟 淹没一切的是海水
你的主人却是青草 住在自己细小的腰上
守住野花的手掌和秘密
亚洲铜 亚洲铜
看见了吗？
那两只白鸽子 它是屈原遗落在沙滩上的白鞋子
让我们——我们和河流一起 穿上它吧
亚洲铜 亚洲铜
击鼓之后 我们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做月亮
这月亮主要由你构成”
海子开始从土地讲故事，思考民族的苦难与前程，表达个体的忧伤与快乐,具象化的符号充满了海子的诗作,也是从这里开始，斑驳的色彩和嗡鸣的声音也成为海子的表达方式，不管能否读懂他晦涩的考据、繁复的结构和天马星空的叙事,那直观的视觉与听觉也足够迷醉人心。
在政法大学，海子遇到了他一生的挚爱——B，在海子的回忆中，他的几个女友都以这样的英文字母来指代。在政法大学星尘诗社的朗诵会上，海子朗读了自己的诗歌《历史》：“你是穿黑色衣服的人/在野地里发现第一枝植物/脚插进土地/再也拔不出……”回到座位后，一位女同学B主动和他聊起来，她来自呼和浩特，父母都是知识分子，著名的草原诗人雁北还是她的表兄，在诗歌的话题下，两人相谈甚欢，并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结下一生的缘分——只是对于海子。海子这个笔名也是在那时起的——蒙古族把草原上的湖泊叫做，海子。
（在北戴河海子第一次看到海，后来他把生命也留在这附近）
爱情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女孩的父母坚决反对这段感情。原因直白简单，海子只是一个穷酸的教师，还要养活农村的父母，除了会写无用的诗歌外身无长技，怎样给他们的女儿一个未来？那对父母无可指责，不管海子有多么的优秀，在诗歌创作上有多大的天赋，但那都是在诗歌的天地内，在那里，海子就是国王，是一切，他是完美的，不世出的。但作为一个社会人来说，海子是不完整的，他有着严重的性格缺陷，偏执、自负、脆弱，这些特点都体现在他诗的生活片段中，性情的海子并不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我们可以随便举出几个像海子这样的人来：凡高、陈景润、李昌镐。这些人的共同之处，就是都是所在领域不世出的天才，但平生所有的智慧都只体现在这个领域，其他方面近乎低能。凡高在世时，没有人能理解他画中的表达，最后穷困潦倒，自杀身亡；陈景润对于哥德巴赫猜想的“1+2”证明，至今仍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巅峰，但他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全靠组织为他安排了一段幸福的婚姻；韩国“石佛”李昌镐面对棋枰岿然不动，鼎盛时期可谓人挡杀人佛挡杀佛，而他的生活全仰仗弟弟李英镐打理。海子也是这样的人，对于物质生活，他要求的近乎可怜，与人交流时也表现得偏狭固执，有时还很自负，缺乏对环境的判断与观察。但是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他却是一个富有的贵族，他徜徉在文学的海洋之中以文果腹，但是，他也渴望得到承认，渴望树立自己的江湖地位。而这方面的不顺利一直是压在心头的巨石。从他的诗作看上去，他似乎一直没有真正快乐过，所有在诗歌中快乐的表达也许都是爱情的短暂欢愉。大部分时间，海子面对的都是残酷的现实，经济上或者文学上，这现实最终压垮了他的这段爱情。
当时还有几件事，对他影响很大。一件事是1987年5月北京作协的西山会议，在会上，与会者讨论了海子的诗歌，虽然对他的短诗持认可的态度，但是将他的长诗批评得一无是处，著名的抒情诗人多多说：“这个海子，写诗倒是肯下工夫，油印了不少东西，我就收到不少，可不知他在搞什么名堂，很少有读得懂的东西。还有骆一禾也与他搅和在一起，现在又写什么长诗，与时代背道而驰，诗歌要给他们毁了，这些人也肯定要失败，肯定要让诗歌给毁掉……”，西山会议对海子的评价很快就在诗歌圈内传开，对于敏感的海子来说，这件事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让他一直无法释怀，反倒是被一并捎带着批评得骆一禾经常宽慰他；还有一件事是1988年海子的四川之行，成都是中国西南的诗歌重镇，有欧阳江河、万夏、翟永明等多位当代很有影响力的诗人。那时流行以诗会友，海子去成都，随身带着自己的长诗《土地篇》，他在京城受阻，就想去听听四川诗人的意见。在成都期间，海子住在诗人尚仲敏家中，晚上两人买点下酒菜，就着一元多一瓶的沱牌曲酒彻夜长谈，在四川，海子也碰了钉子，遭到众多诗人的奚落、嘲讽，在他印象中，只有尚仲敏给了他鼓励，海子把尚仲敏当成了在四川唯一的朋友，但是当海子回到北京后，尚仲敏发表了一篇题为《向自己学习》的文章，对海子的评价可以称得上刻薄，“……他从书包里掏出了一部一万多行的诗，我禁不住想起了《神曲》的作者但丁，尽管我知道在这种朋友面前是应当谦虚的，但我还是怀着一种惋惜的情绪劝告他说：有一个但丁就足够了！在空泛、漫长的言辞后面，隐藏了一颗乏味和自囚的心灵。对旧事物的迷恋和复辟，对过往岁月的感伤，必然伴随着对新事物和今天的反动。”读到这些文字，海子找到骆一禾，大哭了一场。
两件事中，我们都看到骆一禾的身影，那段时间，骆一禾一直陪在海子身边，哪怕是海子事业最低谷的时候，骆一禾也给予海子最无私的鼓舞。海子的长诗《太阳》，骆一禾也给出了很多自己的建议。骆一禾的支持是不求回报的，是纯粹的“义”。但是，爱情的这条线只能由海子一个人铺陈了，与B分手后，海子先后交往了S、Y两个女孩，还与四川的一个笔友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是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的物质条件，海子都无法与她们中的任何一个携手走进婚姻殿堂。诗歌占据了他生命的绝大部分，另外一点空间，也许还在装着B。
海子的感情世界还是丰富的，88年夏季，海子有一次西藏之行，去那里既要探寻神秘的西藏文化，更是要拜会一位神交已久的女诗人H，海子的兴奋之情是溢于言表的，火车经过青海的德令哈，海子写下了《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姐姐, 今夜我在德令哈, 夜色笼罩
姐姐, 我今夜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姐姐, 今夜我在德令哈
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
德令哈......今夜
这是唯一的, 最后的, 抒情。
这是唯一的, 最后的, 草原。
我把石头还给石头
让胜利的胜利
今夜青稞只属于他自己
一切都在生长”
姐姐自然就是海子即将见到的H，H比海子年长，经历过一次婚姻，在拉萨的夜晚，她理智地拒绝了冲动的海子的示爱，这一段似是而非的感情到此为止。转眼到了第二年，海子收到了B的信，B告诉海子他即将去美国，从海子感情的“生”到“死”，可以看得出，B一直都是海子的最爱，是他内心深处最柔软的情愫，想到自己心爱的女孩将要飞到大洋彼岸，从此两人将隔着一片茫茫的大海，海子写下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前程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个温暖的名字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是海子最有名的一首诗，被无数人朗诵、引用，但没有多少人知道，海子在宣示幸福的背后，内心有多大的苦楚。这是他在笑着挥手，笑着流泪，海子的心绪被误读了。海子在诗中说，我要很好，但那时的他其实已经不好。如果命运早已注定的话，此时的海子已经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回顾自己的爱情，他生命中的四个女孩，2月23日，海子写下了《四姐妹》。
“荒凉的山岗上站着四姐妹
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
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
空气中的一棵麦子
高举到我的头顶
我身在这荒芜的山岗
怀念我空空的房间, 落满灰尘
我爱过的这糊涂的四姐妹啊
光芒四射的四姐妹
夜里我头枕卷册和神州
想起蓝色远方的四姐妹
我爱过的这糊涂的四姐妹啊
像爱着我亲手写下的四首诗
我的美丽的结伴而行的四姐妹
比命运女神还要多出一个
赶着美丽苍白的奶牛走向月亮形的山峰
……”
尘缘已了，却似无还有。
3月16日，海子见到了B，这是分手三年后的再见，曾经的情比金坚已随风化为往事，眼前的B已经形同路人，客套的寒暄中，B告诉海子自己已经结婚，马上要去美国，冷冰冰的信息向刀一样割在海子的心上。第二天，海子与同事聚餐，喝得酩酊大醉，说了许多与B的往事，酒醒后却异常后悔，认为将这样私密的事情公之于众是对B的巨大伤害，于是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长期的酗酒也拖垮了海子的身体，那段时间咳出的痰带着黑红色的血丝，在精神上，除了情感挫折的打击，后期沉湎于道教也使得他走火入魔，各种摧残让他出现了幻觉，甚至在遗嘱中向父母、弟弟还有骆一禾对同修道术的常远和刘舸发出控诉。
3月25日一早，海子随身带了《圣经》、《瓦尔登湖》、《孤筏重洋》和《康拉得小说选》四本书，从政法大学出发，沿学院路走到西直门火车站，从那里登车，中午时分抵达山海关，海子在山海关逛了一下午，没人知道他住在哪里。第二天他又闲逛了一上午，中午开始沿着铁路朝龙家营方向走去，此前一天他已经没吃什么东西，胃里只有两只桔子。下午，他写下了最后的遗言：“我叫査海生，我是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的教师，我的自杀与任何人没有关系，我以前的遗书全部作废，我的诗稿仍请交给《十月》的骆一禾。海子 89.3.26”。海子选择了山海关至龙家营的一个拐弯处，因为拐弯，所以火车车速很慢，下午5点30分，天色微暗，当1205次火车开过时，海子钻到火车车轮下，被火车压成两截……
率真的海子、任性的海子、孤独的海子、深邃的海子，在25岁那年，为自己的人生的诗篇，写下最后一个句点。
“请告诉四姐妹这是绝望的麦子
永远是这样
风后面是风
天空上面是天空
道路前面还是道路”
（海子墓）
与他最喜爱的画家凡高一样，海子在身后获得了巨大的荣誉：他的诗被模仿；他的自杀被谈论；有人张罗着要把海子的剧本《弑》谱成歌导剧；有人盘算着想把海子的短诗拍成电视片；学生们在广场或朗诵会上集体朗诵海子的诗；诗歌爱好者们跑到海子的家乡去祭奠；有人倡议设立中国诗人节，时间便定在海子自杀的3月 26日……大家发现，海子的诗歌有一种力量，在不羁的词汇组合之间，有一种最真挚的情感流淌其中，如果你恰如其分地进入到他构筑的空灵意境中，你将会被那充满想象力的诗歌世界所吸引而不能自拔。在这里，让我做一个粗浅的比喻，无论现代的制表业有多么发达，最昂贵的手表总是由匠人一道道流程手工打造出来，在这寂寞的生产过程中，匠人把几十年的对于表的理解注入到手中的作品里。海子便是当代诗坛的一位巨匠，但这些他无比珍视的荣誉，已无法抵达他的心中。
海子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但道路的尽头却有一个海子。
（二）骆一禾
“最后，我想引述诗人陈东东的一句话：“他不仅对现在、将来，而且对过去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是的，根由之一是，海子有他特定的成就，而不是从一般知识上带来了诗歌史上各种作品的共识存在，正如在山巅上万物尽收眼底一样。”
这是西川主编的《海子诗全编》中，海子的好友骆一禾为他作的序，我在读这篇追忆好友的情真意切的文章时，在最后一刻，被骆一禾落款的时间所震撼——89年5月13日——这是骆一禾灵魂的最后一天。这一天的上午，后来的民运领袖、北大毕业生柴玲在北大28楼发表了著名的《绝食书》：“别了，同仁，保重！死者和生者一样的忠诚。别了，爱人，保重！舍不下你，也不得不告别。别了，父母！请原谅，孩儿不能忠孝两全。别了，人民！请允许我们以这样不得已的方式报效。祖国，母亲！在这个自然的、妩媚的5月，我们去绝食了。我们……永远……”柴玲声情并茂的绝食书打动了很多校内的学生，包括骆一禾的新婚妻子，在北大中文系读博士的张玞，张玞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在《十月》杂志当编辑的骆一禾，此时的骆一禾也许刚刚作完海子诗集的序，沉浸在对好友追思的悲恸氛围中：
“海子的诗之于他的生和死，在时间峻笑着荡涤了那些次要的成分和猜度、臆造之后，定然凸露出来，他也就生了。”
（骆一禾把生命留在了这里）
骆一禾曾经质疑过学生运动，并因此在西川家与好友老木有过激烈的争吵，但此刻的他却没有犹豫，决定去天安门声援。绝食团下午两点出发前往天安门，骆一禾与张玞也准时来到广场，开始静坐。骆一禾身体并不好，前一段处理海子的厚实耗掉了他大部分的经历，妻子张玞坐在他的旁边，既是他的战友，也是他的依靠。坐在骆一禾另一边的是厉伟，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的儿子，后来的资本大鳄。再往那边，是周忆军，也就是后来为人所熟知的电视主持人阿忆，理科出身的厉伟人比较严肃，话不多，同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骆一禾与阿忆就隔着厉伟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骆一禾当天非常兴奋，情绪很激动，在现场他突发瘫倒在妻子的怀抱中，很快被抬上一辆三轮车，送到了附近的天坛医院，检查发现，骆一禾是突发性脑血管破裂，导致脑部大面积出血，送去时人已经没有知觉，十几天后，5月31日下午不幸去世，年仅28岁。骆一禾也成为八九学运献身的第一人。
“这一年春天的雷暴
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
（骆一禾手迹）
名满诗坛的骆一禾甘做绿叶，向诗歌圈、诗歌爱好者诠释、推介海子的诗，在海子创作不顺的时候，一次次给予他鼓励，对于海子来说，年长三岁的骆一禾亦师亦友，而最后，他的绝笔也献给了海子，成为《海子诗全编》的序。
缘来缘往，缘生缘灭。
骆一禾与海子同为北大79级学生，属于“新三届”的尾巴，有着同样的气质。海子学法律，骆一禾学中文，两人因为共同的文学追求走到一起，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海子与骆一禾的关系很像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马克思生活窘迫，经济拮据，而恩格斯——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从他名字中间的这个“冯”，就看得出他的贵族血统。但马恩两人的友谊却超越了阶层，超越了物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负责整理出版了他的大量遗著、手稿，成为马克思思想的第一诠释人和传播者。话题回到北大的这两位朋友身上，海子出身安徽农村，从小与土地、河流、稻田打交道，家庭经济状况很差，初来北京的他，内心的自卑是可以想见的；而骆一禾的父亲骆耕漠，是中国财会制度的奠基人，改革开放后，曾任中科院的学部委员、社会院的研究员、计委副主任，骆耕漠与顾准有很深的交情，文革中顾准被打成右派，骆耕漠在工作中与孙冶方一起尽力保护顾准，在生活中经常让妻子唐翠英为顾准做菜，顾准去世时，骆一禾的父母就守在他的床边，顾准还在遗嘱中写下“衷心感谢耕漠老友”。父母的言传身教影响了骆一禾的处事为人，良好的家庭教育让骆一禾很早就接触中国古代文学，可以大段地背诵诗经，他在姐姐的带动下，还学了小提琴。骆一禾在北京文学圈认识很多朋友，在学校期间就已经结交了很多校外的知名人物，青海诗人昌耀、云南小说家黄尧，还有后来的宗教作家张承志。在同学眼中，骆一禾很健谈，知识渊博，口才非常好，常常旁征博引，让人折服。当时生物系有四个同学合出了一本叫做《西风·沉诵·太阳节》的诗集，在学三食堂前卖，一块钱一本，海子法律系的师弟陈陟云买了一本，和海子一起看了，海子说这几个人很狂，但并不知道如何释怀心中的不忿，也许胆量也不够。骆一禾知道后就说要会会他们，于是他们三个就一起到36楼生物系三楼的宿舍，就一些诗学观念展开了讨论。生物系四人中有两个人一直慷慨激昂，滔滔不绝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说要打破一切传统，在传统的废墟上建立起现代诗歌的殿堂。陈陟云和海子很少说话，主要是骆一禾同他们辩论，骆一禾舌战群儒，侃侃而谈，引经据典，逻辑严密，完全控制住了场面。
（稚气未脱的骆一禾）
骆一禾非常喜爱北岛的诗，在同学的眼中，他算得上是北岛诗歌的专家。不过说到写作，骆一禾说自己开始写出比较像样子的诗歌，是在1983年，当时大四的他已经是北大五四文学社理论组的组长，每天在学校里行色匆匆，手握一卷稿纸，从一个文学青年那到另一个文学青年那，或者组织什么活动。与当下“官二代”的形象不同，骆一禾谦逊、低调，当然除了谈论诗歌以外，他丝毫没有因为自己优渥的家境而产生高人一等的想法，否则，他也不会和海子这样一个贫苦的农村毛头小伙子打成一片。两人的相识也应该是在1983年，在一个同学的介绍下结识。大海子三岁的骆一禾从某种程度上说，算得上是他诗歌的领路人。骆一禾先后把中文系的同班同学老木和五四文学社的朋友西川介绍给了海子，从此四人成为一生的至交。学中文的、学法律的、学外语的，因为诗歌，几个朋友组成了一个私下的文学小圈子，骆一禾、西川和海子成为后来人称的“北大三剑客”，而另一位好友老木，在诗歌的创作上与他们有一定差距而未能成为一名“剑客”。
骆一禾的一些诗很有气势，高屋建瓴，大气磅礴，当然，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写一颗石子与写一片天空绝无高下之分。骆一禾擅写长诗，在这方面造诣很深，这也是后来对海子遗作的处理工作中，他来负责长诗，而短诗则交给西川的缘故。农村长大的海子把笔触落在大地、麦田上，而城市青年骆一禾则把目光投向大海，“海”这个词频繁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大海》就是他比较著名的一首长诗：
“……
在长风吹海的时候
跨过自然一步，也是错过千年
风车般的思想
就在镜子迷宫里永垂
狮身人面的梦魇面海矗立光环，谜的光环
关于谜面，是的，巨大谜面
关于奥秘，认识就是谜面
白森森的金字塔束缚人类脊骨，映衬出
狮身人面的孤独无解
……”
《大海》里的主人公从生活的领土出发，向着大海前行。这是一个重新架构个人信仰，重新追寻民族方向的艰辛历程。这让人想起了后来在央视播出的纪录片《河殇》，也是探求中华民族从大河文明向海洋文明转型的路径，这部由著名作家苏晓康撰稿的纪录片后来被定性成是为赵紫阳树立新的威权而被打入冷宫。而在此之前，青年诗人骆一禾已经完成了这样的思考。
“……
诗人砸破美丽原则走到彼岸
铁匠砸破帝王脑袋走到彼岸
晚霞扶着诸神砸破的车子和暮霭，来到彼岸
……”
有意思的是，海子的第一首长诗叫做《河流》。
大学期间，骆一禾曾因病休学一年，因此于84年毕业，被分配到《十月》杂志担任诗歌编辑，《十月》是著名的文学杂志，是文革后诞生的第一家大型文学双月刊，当时的发行量能达到40万册以上，能分配到《十月》的编辑部工作，是许多中文系学生的夙愿，骆一禾并没有借家庭的光，他来这里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腹诽。他完全是凭借在大学期间的表现以及诸多的文学作品而成为杂志社的一名编辑的，在这里，他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创作了大量诗歌，在国内各种文学刊物上发表，他诗歌评论写得很好，同时，诗歌编辑的工作也做得兢兢业业，两度获得优秀编辑奖。本来他可以有更多方便发表作品，但他严格要求自己不与其他杂志的编辑互换作品来发表，他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他称之为“文学肉虫子”的人。对于优秀的作品，他也举贤不避亲，对海子自不必说，他还曾帮助西川在《十月》上发表他的长诗《雨季》，并专门写下一段引言，被西川视为他卓绝的心声。
“……这诗歌不是心智一角孤单的发声，而是整个精神活动的通明与诗化，它剥凿着现代意识，直到那火红而不见天日的固体呈现于眼前，新鲜而痛楚。”
（风流倜傥的骆一禾）
骆一禾并没有仅仅高居文学庙堂，做一个清高的贵族，他仍然保持一颗入世的心。86年学潮时，他曾写下“居天下之正，行天下之志，处天下之危”这样的语句。毕业后，几个好朋友都留在北京工作，大家会搞些聚会活动。89年3月11日，在西川家，包括骆一禾、海子、老木等很多大学时代的朋友聚在一起，首都紧张的时局替代诗歌，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老木比较激进，而骆一禾则认为中国还是应该稳定——这或许与他的父亲和邓小平的深厚渊源有关。不过，仅仅从社会革命的角度讲，普通民众从来不是激烈变革的受益者，因此骆一禾对于社会稳定的要求也绝不应该被视为犬儒。在西川家，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甚至到了要绝交的地步。最后是西川和海子从中和稀泥，才把话题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这大概是四个好朋友的最后一次聚会。半个月后，心事重重的海子在山海关自杀，骆一禾当时身体状态就不太好，好友的离世像一道闪电，击中了他的心，他还是亲自赶到山海关，处理海子的后事；回到北京后，抓紧整理海子的遗作，并且连接写出了《冲击极限》、《我考虑真正的史诗》、《海子生涯》等关于海子的文章；在那年的春天，他又参加了纪念海子的聚会，在北大29楼与30楼之间的“德先生赛先生”雕像旁，他高声朗诵着圣琼·佩斯的话：“诗人，就是那些不能还原为人的人”。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哀伤、悲愤、激动……五味杂陈。紧张忙碌的工作透支了他的身体，两个月后，心力交瘁的骆一禾晕倒在天安门广场，死在了五月的最后一天。在这个鲜花绽放的月份，骆一禾写下了那著名的诗篇——《五月的鲜花》。
“亚洲的灯笼
亚洲苦难的灯笼
亚洲宝石的灯笼
原始的声音让亚洲提着脑袋
日夜作为掌灯人，
听原始的声音
也听黑铁的时代
听见深邃湖泊上
划船而来的收尸人和掘墓人
亚洲的灯笼
亚洲苦难的灯笼
亚洲小麦的灯笼
不死的脑袋放在胸前
歌唱青春
不死的脑袋强盗守灵
亚洲的灯笼还有什么
亚洲雀麦的灯笼
在这围猎之日和守灵之日一尘不染
还有五月的鲜花
还有亚洲的诗人平伏在五月的鲜花
开遍了原野”
骆一禾是中国诗坛最后的贵族。
骆一禾有着接近完美的人格。对待朋友，他真的像是春天般温暖，他生前常说“义人”和“义人之路”，周围的朋友们都能感受到他的侠肝义胆。骆一禾去世时，几乎所有在京的同学都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当晚几个同学聚在一起，只是猛喝酒，谁也不说话。烂醉如泥之后，几个同学相互拥抱着，大哭到天明。6月10日，经历了一连串干扰后，骆一禾的遗体才得以火化，此时，骆耕漠老先生已经因丧子之痛双目失明。好友西川为骆一禾扶灵，在他死后的第二年，另一首长诗《世界的血》出版问世。
骆一禾用他的血，绽放了五月的鲜花。
（三）老木
其实比“北大四才子”名头更响亮的是是“北大三剑客”，这三剑客当然就指的是海子、骆一禾和西川三位诗人，但“北大四才子”这个称号当时的确是有的，这第四人就是老木。从诗歌创作的影响力来说，老木的确与三剑客有一定差距，在大学期间，这四人因为诗歌，结下了诗缘，形成一个文化小圈子，从大学开始，到毕业工作，老木在诗歌的推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不负才子之名。以老木的资历以及后来积极入世的表现来说，他是够格的。与其他几个人相比，缺少知名度，更可能的理由是，刘卫国，也就是老木，积极地参与了六四学运，从而成为被封锁屏蔽的人物，这样的结果让本来就著述不多的老木更是罕有作品流传。与骆一禾绝食当天便壮志未酬身先去不同，老木在学运期间担任了“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的宣传部长。联系会议在局势越来越严峻的后期由王军涛、陈子明发起成立，包遵信、刘晓波、刘苏里等都是其中的成员。北高联以及广场绝食指挥部由于其单纯的学生背景，在后期出现指挥失灵、内斗频仍等问题，联席会议以首都知识分子联合学生群体的面貌出现，在与外界沟通、宣传民运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作为宣传部长的老木，他负责民运报纸《新闻快讯》，为这场民主运动鼓与呼。在其中，老木找到了诗人的支点，他曾经动情地对王军涛说，“如果这场运动早一些时候爆发，海子一定不会自杀！他将在这一伟大的运动中找到自己心灵的位置。”
老木是北大80级中文系的本科生，但是与79级的几位师兄关系很好，交友甚广的骆一禾自然是一位，由于骆一禾因病休学一年，所以他和骆一禾还是同时毕业的。还有一位师兄值得一提，那就是现任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的胡春华。老木与胡春华关系匪浅，他二人伙着另外几个同学，曾用系里拨的300元钱，创办了中文系第一份文学刊物《启明星》，这份刊物现在还在北大校内出版。由王力先生题写的刊名，一颗写意的大星通天贯地，虎头虎脑。《启明星》的封面是固定的，这样就不用每期重新设计，第一次印了很多，都堆在北大印刷厂里，但纸张比较差，后面几期装订新杂志的时候封面已经发黄了。每期装订的时候，老木他们就用一块大橡皮刻个阿拉伯数字在封面盖上期号。中文系学生会的办公室在32号楼429房间，老木办公睡觉就都在这里——那时的年轻人都有一腔的热情和使不完的劲。《启明星》的编委以各年级的“诗人”居多，因此大家在一起就总有交流的话题，慢慢地，这本杂志也变成了以诗歌为主的一个先锋实验园地。八十年代的北大有句笑话：“随后扔个馒头，就能打死个诗人。”这个园地不仅聚集了中文系的才子们，还有法律系的海子、西语系的西川。老木生性豪放，大学期间，老木爱喝酒，爱交朋友，常趿拉着拖鞋串宿舍。但他有时也会表现出他的自卑，也许是他出身于江西的农村，个子不高，其貌不扬等原因吧，特别是对女孩子，他表现得尤其害羞，与当下我们对于诗人，特别是女孩面前的诗人的设定形象相去甚远，但想来像老木这样的人在我们脑海中也有着对应的形象，那就是与相熟的朋友可以海阔天空无所不谈，而在生人面前却换了副面孔不善言辞。因此，老木交往最多的还是圈内那几位谈得来的朋友，海子、骆一禾、西川，这个友谊一直保持到毕业后，大家还常有联系。老木还练过气功，几乎走火入魔，而这一点，倒是与海子有着共通之处。
“太阳跌碎了
一地金黄
大街上飘过
一个长着金发的姑娘”
据说这是老木大学期间最得意的作品。
老木、胡春华，对于这些《启明星》的编委们来说，大学岁月，就在写诗、读诗和挑选诗的岁月中悠然度过。在一起做这样一件有意义事情的人，一定有着相近的理想、抱负和担当，文学素养和追求也是必不可少的。在那没有电视、没有电话也没有互联网的八十年代初，无数次不眠的宿舍卧谈让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走到一起，做一点“启明”的工作。命运在《启明星》创刊的那一刻，还没有拆开那并行的车轮，整齐的车辙印在那两三年的刊物上、32楼的宿舍里、三角地前、未名湖畔。83年，《启明星》送走了创刊的元老，老木的师兄胡春华放弃了留京的工作机会，主动要求去西藏工作，《光明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这一消息，随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相继进行了报道，当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首都高校应届毕业生大会上，胡春华代表发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地区是大有作为的天地。我愿意到艰苦的地方去，我要将自己的青春献给西藏高原。”走了一位活力四射的湖北小伙子，32楼429似乎一下子冷清了不少，老木继续扛起了《启明星》的大旗，在这块北大最有影响力的诗歌阵地上又奋战了一年，在他之后，82级的张旭东、83级的徐泳、85级的郁文先后接过了枪，将《启明星》带到一个新的高峰。84年，老木被分配到北京市委党校，后来转去文联的《文学报》，当了一名诗歌编辑，对于老木来说，专业对口，学有所用，也算是乐得其所。此后六年，他并无引人注目的诗作推出。老木这一生并没有什么脍炙人口的作品，从诗歌的数量和质量的角度来说，他是难以与海子、骆一禾和西川比肩的，与当时京城著名的“陀爷”李陀一样，虽然名气很大，却没有叫得响的作品。然而他对诗歌的判断能力却傲视同侪，也就是说，他的能力不体现在制造“美”，而是在于发现。李陀“发现”了阿城的《棋王》，而海子的成名也离不开老木的慧眼——当然，二人在大学期间已有交集。1985年，老木主编发行了上下册的《新诗潮诗集》和《青年诗人谈诗》，海子的作品位列其中，这几本书由北大五四文学社发行，当时也算是洛阳纸贵。特别是《新诗潮诗集》，这本书仿佛点燃了诗歌的火种，对于当时初入学的年轻学子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应该在中国当代诗坛占有重要位置。诗人西渡在那时还是一个刚入学的文学爱好者，他回忆道：“我还记得那天中午我从学三端着饭盆出来，经过三角地，看到几个高年级学生推着平板车在卖书，我上前一看，是一套白皮的《新诗潮诗集》（上下），外加一本黄皮的《青年诗人谈诗》，三册售价共五元，不禁大喜过望”；另一位诗人戈麦也是通过《新诗潮诗集》接触到朦胧诗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诗应当和我发生联系……即使在85年的秋天，当我第一次接触到《新浪潮》上与过去的文学传统不同的泛现代主义篇章的时候，当我一页页地向一些年纪同样不大的朋友解释其中的词句的时候，这种强烈的理解力仍然没有令我全面兴奋地走向它。”北大的学生，特别是中文系的学生，在当时人手一册《新浪潮诗选》，在书中寻找打动内心的诗句，定位自己的文学偶像，成为时尚。
（《新诗潮诗集》在80年代诗坛占有重要位置）
对于已经有些名气的诗人，这本书也是传播作品的重要平台。海子后来获得“北大一九八六年度五四文学大奖特别奖”，就和他在《启明星》和《新浪潮诗选》等校内外读物发表或选登的诗作有关，因此作为《启明星》编委和《新诗潮诗集》主编的老木可以说对于海子诗歌的传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新诗潮诗集》在八十年代的诗坛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海子、欧阳江河等人都通过这套书而被更多的读者所知，它在北大掀起了一场新诗潮运动，很多人因为它爱诗、写诗，这本书后来还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选为中文教材，声名远播。
那时的老木，还以评委的身份参加一些诗会，第一届北京高校诗歌朗诵会在清华举行，老木与海子、骆一禾、西川一起当了评委，高校中最受欢迎的诗人西塞的《桌上的黄金花》众望所归拿下一等奖。老木的定位，已经由创作型的诗人更多地向诗歌传播者的角色发展去了。
尽管轰轰烈烈地传播诗歌，在八十年代，老木的身上的标签却叫做“地下”。《新诗潮诗集》实际上就是北大五四文学社的一个地下印刷物，除此以外，他还与贝岭、西川、陈东东等人在88年创刊了地下诗刊《倾向》，这本刊物强调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精神和秩序原则，它的发刊词“倾向的倾向”上写道：“以严肃的态度发现并有所发现。这就是倾向的倾向……是基于诗人的理想主义信念和知识分子精神……它更多地展现在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上。” 《倾向》创刊号编入张枣、欧阳江河、张真、老木、陈东东、黄贝岭、西川的诗，这本杂志很快成为北京地下诗歌圈的一个阵地，在北京的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民运事件后，包括老木在内的多位《倾向》负责人流亡海外，杂志也在91年被停刊。随后，由贝岭在美国再次创刊，但这已经与老木无关。
（地下诗刊《倾向》）
89之后，老木流亡巴黎，1991年7月，他参加了在巴黎法兰西学院召开的“八九学运历史研讨会”，参与者还有常劲、李禄、柴玲、封从德等一干六四风云人物，会后根据录音整理集结成册了一本《回顾与反思》。在异国，老木的生活很不顺利，境遇让人唏嘘，92年夏天，西川收到一份邮件，里面是一本《安魂曲》，在书的扉页上写着几行字：西川，这是送你的一本阿赫玛托娃的诗集，不算古董，但也有二十多年的历史，是在巴黎最大的跳蚤市场Porte de cligancourt旧书摊找到的，也弥足收藏一下。”落款是“老金”。老金即是老木。94年，当年联席会议的发起人王军涛在巴黎见到了他的宣传部长老木，当时的老木已经精神崩溃，抱着王军涛痛哭流涕，再后来，老木便不知所踪。有传言说他精神失常；还有传言说他在巴黎行乞，睡过地铁车站；也有人说他曾在罗马落脚，还有人说他已经回国。曾经叱咤风云、挥斥方遒的老木已经消失在茫茫人海，诗人老木、编辑老木还有宣传部长老木都成为了翻过的诗篇。海子与骆一禾死了，但活在纸上；西川活着，也活在纸上；而老木活着，却已经不活在纸上了。
“巴黎，你疯了，我还活着。
在中国找不到中国，
就像在巴黎找不到巴黎，
但是在1989年我找到了1789年的雨。
巴黎今天的阳光无罪，
魉魅们也游泳在燃烧的粒子海。
我也是蓝色的，但不再追求忘记，
痛饮着这微醺世界，如瓶中鱼。
二十年后，在巴黎我只认识八大山人
不是杜布菲。
我曾经是杜布菲，
全身是灰色堆就的块垒，
再刻出一个鬼脸；
但现在我就是老木，
长出了雷点般蘑菇。
我在月台上吃我自己，
目睹二十个、二十个中国人成团过去，
他们已经买下噩梦与LV，
他们终将买下北大和巴士底，
买下我被窃的一部鬼魂史。
我已经埋得深了，
头上是整个世界的尸骸，
总有青年挖胫骨为横笛轻吹。
我不出来，
我在地铁站里走了一万圈，
一万圈都是黑绢花编织——
走成一个广场，为我自己。
我再次在水面上写字：
一部没有听众的宣判书。
但是我能听见——我长出了乌云般木耳。”
由于没有老木的背书，我无法确认这首诗是否是好事者矫作的，但就像历史的价值悲哀地存在于你的认知之中，它是或否只在于你信或不信。“在中国找不到中国，就像在巴黎找不到巴黎”。我相信只有经历过那样一段经历的人，才会发出这样的哀鸣。所以，在我这里，那就是去国怀乡的老木写的吧。回看老木这个人，他的文学价值没有体现在他的个人作品上，而是在于他的发现和推荐，也就是说，在八十年代，老木在诗坛的价值更多地是通过他人体现出来的，但这丝毫不能否定老木的才情，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难求”，相比较于诗人的天马行空放荡不羁，《启明星》编委、《新诗潮诗集》主编、《倾向》创刊人、《新闻快讯》负责人，这些繁琐的职务更体现一个文人入世的担当。胸怀鸿鹄之志，所交无白丁，所干皆大事。作为一个诗人，老木做到了他能做的一切，展现了他的全部才情，他可以与海子、骆一禾、西川一起，被我们铭记，无论活着，还是死去。
（四）西川
如果可以做一个假设：海子、骆一禾没有死去，老木也没有疯掉，他们和西川一样，温暖地活着。98年5月初，迎着和煦的春风，四个人到中年的诗人意气风发地回到了母校——他们是来参加母校百年庆典活动的。他们从西门进入校园，“望君出”与“盼君归”两座华表矗立在绿油油的草坪上，当年他们从它的脚下走过，走向社会，都闯出了一片自己的文学天地，15年后，昔日的学子回来了，歆享到它无私的馈赠与拥抱……。曲径通幽，未名湖畔的树还是那样茂盛，德、才、均、备几座小楼粉饰一新，诗人们的路线是“一塔湖图”的，沿着未名湖东岸，经过博雅塔、新图书馆，最后来到大讲堂，今年的诗会在这座新落成的礼堂举行，上千人的位子早已座无虚席。海子获邀第一个朗诵，他用带有浓浓安庆口音的普通话朗诵了他那首脍炙人口的《祖国（或以梦为马）》，绵柔的发音与高亢的语调形成混搭的效果；接下来登场的骆一禾的《黑豹》也在学生中有共鸣，小时候便和父母在河南农村生活的北京人骆一禾，诗歌中掺杂着京腔与坠子的味道；随后的老木是个江西老表，铿锵的语调破空而来，一如他在校时的狂放与激扬；把西川放在最后一个是别有用心的，虽然生在徐州，但小学就在北京读书，他的普通话台词达到了话剧演员的水平。他身材高大健壮，声音在厚实的胸腔共鸣后产生了迷人的磁性，学生们屏住呼吸，听月光的声音。
《月光十四行》
“人在高楼上睡觉会梦见
一片月光下的葡萄园
会梦见自己身披一件大披风
摸到冰凉的葡萄架下
而风在吹着，月亮里
有哨声传来，那有时被称作
“黎明之路”的河流上纸船沉没
大雾飘过墓地般的葡萄园
而风在吹着，嗜血的枭鸟
围绕着葡萄园纵情歌唱
歌唱人类失传的安魂曲
这时你远离尘嚣，你拔出手枪
你梦见月光下的葡萄园
被一个身躯无情地压扁”
（西川朗诵功力一流）
83年，大三学生西川参加了那年的未名诗会，那是他第一次登台，凭借自己的作品《秋声》，获得了创作第一名和朗诵第二名。15年后，西川的朗诵更加苍凉，更有厚度，与15年前一样，场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四才子完成了自己的“汇报演出后”聚首台下，大家顺着西川夺冠的话题就聊开去，骆一禾向五四文学社的师弟们爆料说，西川有一盘美国诗人庞德的原音朗诵磁带，西川天天跟着庞德学朗诵，才有了这样的专业水准，于是老木抓住西川，当着师弟师妹们的面，就要翻西川的包，高大的西川拦住老木，却未曾想机灵的海子黄雀在后，一把夺过去，一本印度的《爱欲经》掉在地上，始作俑者骆一禾趁机捡起，作势粗翻几页，大声地调笑说，“哦，刘大才子，我说前阵你怎么跟我打探男女交合的64种姿势，还以为你以身试法，阅女无数，原来却是纸上谈兵，临阵磨枪。”西川的脸顿时通红，老木、海子放肆大笑，师弟师妹们抿嘴偷笑，刚才台上那个激扬文字的西川顿时间化身为一个嗫呶的村汉……
美好的镜头终是水中月镜中花，斯人已逝，往生不复。我在想，四才子或者三剑客，独留西川一人活跃在文坛诗坛，真的是选中了他作为诗歌的布道者。他的朗读，让诗歌对于读者的呈现完美收官。看西川的言谈，纵贯经史子集，横跨东西文化，国内外的诗人、作品、理论信手拈来，他又不囿于此，各种文学作品旁征博引，洋洋洒洒，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与一头扎进诗歌的海子不同，他最早写古体诗，进入大学接触朦胧诗，后来也做诗歌评论和主编诗集的工作。除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外，他也出过散文集《水渍》、《游荡与闲谈：一个中国人的印度之行》，随笔集《让蒙面人说话》，写过几部诗剧。他还是一个翻译家，译过《博尔赫斯八十忆旧》、《米沃什词典》。如果仅仅就这些，那还不过瘾，他的画也着实不错，因为写得好画得妙，所以现在的社会职务是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除此以外，他还在电影中触电，贾樟柯的《站台》中，他饰演了汾阳县文工团的团长，剧中身为北京知青的他，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带领一帮子团员走东跑西，走穴赚钱，片中的他甚至一展歌喉，来了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展现演技的同时，顺便秀了下自己的声乐功力。他的长诗《远游》由香港管弦乐团演奏过，他的组诗《镜花水月》由戏剧导演孟京辉演绎过……西川是一个玩家，也是一个杂家，但他始终还是一个诗人。
（曾是愤青模样）
诗人西川。刘军带上这个标签是大二时。那年10月，他加入了北大五四文学社，在此之前，西川和同班四个同学一起出了本手刻蜡纸的诗集《五色石》，中文系的一个同学看到之后说：“你们写得像朦胧诗”，西川这才知道了朦胧诗，在五四文学社，在那里认识了名满北大的骆一禾，通过骆一禾，又认识了老木等一批中文系的诗人，也认识了海子。比西川还小一岁的海子那时已经是法律系的大四学生了，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尼采、萨特，海子对这些哲学家信手拈来，让西川产生了“盲目的敬佩之情”，对于海子的诗歌折射出来的视野和高度、干净的语言他也十分佩服，三个人很快就打成一片，成为好朋友，形成后来的北大三剑客。三人中，年龄最大，阅历最丰富的骆一禾无疑是“头雁”，西川回忆说：“我和海子有很多想法都是从骆一禾那儿来的。”这种良好的诗歌氛围给西川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在上大学前良好的文学积淀也让他受益匪浅，西川的诗很快就在朋友圈乃至北大校园内获得认可，期间获奖无数，老木主编的那本赫赫有名的《新诗潮诗集》中，还收录了他的两首诗，诗集出版的时候，西川还仅仅是一个毕业不久的本科生。85年6月，西川从西语系毕业，随北大“智力支甘服务团”前往甘肃、酒泉、嘉峪关、敦煌等地，帮助当地培训英语师资一个月。随后与同学在兰州集合，从那里出发，游历了青海西宁、哈尔盖，在那里创作出了他的代表作《哈尔盖仰望天空》。
“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
你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
听凭那神秘的力量
从遥远的地方发出信号
射出光来，穿透你的心
像今夜，在哈尔盖
在这个远离城市的荒凉的
地方，在这青藏高原上的
一个蚕豆般大小的火车站旁
我抬起头来眺望天空
这时河汉无声，鸟翼稀薄
青草向群星疯狂的生长
马群忘记了飞翔
风吹着空旷的夜也吹着我
风吹着未来也吹着过去
我成为某个人，某间
点着油灯的陋室
而这陋室冰凉的屋顶
被群星的亿万只脚踩成祭坛
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
放大了胆子，但屏住了呼吸”
8月份西川返回北京，到新华社国际部报到，随后又作为新华社实习记者再次回到西北，以山西太原为中西，先后去了大同、米脂、呼和浩特等地，走在路上的西川是一个记者，也是一个诗人，他一边像记者一样留心观察身边的细微线索，一边在脑海里闪现着瓦雷里、叶芝、里尔克……。毕业后的7个月时间，他都是在黄河流域走路，第二年1月份才返回北京。这一年，也就是1986年，西川迎来自己诗歌人生的第一个巅峰，“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在安徽与深圳同时开始，西川独特而鲜明的风格在大展上获得认可，他的“西川体”以古典的歌谣回旋特点和现代的精神格局完美统一而确立了诗坛的地位。随后，12月，“北大1986年度五四文学大奖特别奖”授予了他和海子。对于一个新闻记者来说，保持诗歌的感觉是很不容易的，新闻是即时的、真实客观的、是去发现的，而对于诗人来说，诗歌是随性的、主观的、是从内心捡拾的。记者西川与诗人西川很好地统一在一起。
（不停行走的西川）
89年，对于诗人西川来说是黑色的一年，好友海子、骆一禾先后离世，西川的世界观和艺术观都产生了巨变，“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迎面而来”，他的创作也遇到了现实的瓶颈，“89年之后有几年就不太写了，没法写，那种高级的审美实际上没法和中国的现实生活发生一个直接的关系。”由于骆一禾的离世，西川一个人扛起了海子遗作的整理工作，历经三年终于有了大概的样貌，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海子诗全编》。在编辑海子诗的这几年，西川继续感受着生命的脆弱。91年9月24日，诗人戈麦自沉于西郊万泉河，二人在大学并无交集，西川毕业时戈麦正好考入北大中文系，90年初夏，他到新华社找西川，两人谈了很久，成为朋友；92年秋，西川最早的诗友张凤华跳楼自杀，大学期间他们几个人就组成了一个小小的文学团体，并且还油印了一份诗刊《五色石》。在海子死后，一共有14位诗人非正常死亡，诗人自杀也成为当时一个热议的话题。
生命的力量是需要敬畏的，这是我们在孩提时就因为疼痛感而形成的自发的官能感应，但是当诗人进入了诗歌的意境，可以因为诗歌的力量而放弃生命，是否意味着世界观的更迭。在诗歌中，我们能看到诗人构建的异想世界，这世界充盈着声音、充溢着色彩，还游弋着放肆的情绪与思想，不同于音乐、绘画、电影等艺术形式，诗歌仅仅只有文字这样一个载体，所以，如果它能够进入你的内心，那他对你的震撼简直就是粗暴的、蛮横的——原谅我无法用温软细腻的词汇去形容这种感觉。好了，话说回来，当人们通过一个个诗人的自杀，直观地窥见到了诗歌的黑色力量，是否会对作为一个读者的身份去融入那未知的或然的黑色意境不寒而栗，或者仅仅是为了猎奇寻求刺激而去读一首诗，这样会契合诗人最初的情感表达么？而从诗人的角度，是否非要做到这样极致，才算抵达了诗的内核，才算真挚地呈现了自己的灵魂，如果不是，那么自己以前写的东西，还叫做诗么？对于其他的诗人来说，如果继续写作而非祭奠，那么怎样去诠释诗歌，但并不以生命为代价？更直白地，如何去做一个诗人，或者说，人？
“我92年之后变化特别大。概括一下，92年以前是努力要当一个好诗人，92年以后是不拒绝当一个烂诗人。”通过对生命的参悟，西川真正进入了诗歌，92年，西川写下了《致敬》，在心里埋葬了好友，向生命致敬，然后，继续前行。
从那以后，西川给自己定位为，诗人。
《致敬》
“……苦闷。悬挂的锣鼓。地下室中昏睡的豹子。旋转的楼梯。夜间的火把。城门。古老星座下触及草根的寒冷。封闭的肉体。无法饮用的水。
似大船般漂移的冰块。作为乘客的鸟。阻断的河道。未诞生的儿女。未成形的泪水。未开始的惩罚。混乱。平衡。上升。空白……怎样谈论苦闷才不算过错?面对岔道上遗落的花冠，请考虑铤而走险的代价!
痛苦：一片搬不动的大海。
……”
（2009年，西川来到海子故乡，在海子墓前，与他的父母一起参加海子逝世20周年的活动）
写到这里，我想起电影《泰坦尼克》的结尾处，Jack对Rose爱的要求：“Listen Rose. You're gonna get out of here, you're gonna go on and make lots of babies, and your gonna watch them grow. You're gonna die an old... an old lady warm in her bed, but not here not this night. Not like this do you understand me?”Rose在最后坚定地允诺: “I promise. I'll never let go, Jack.”冥冥中，海子、骆一禾与西川一定也进行了一次灵魂上的对话，一次生命的交接。进入90年代，西川的生活和Rose一样，甚至比Rose更精彩。他去美国、德国、法国、荷兰参加诗歌交流，他出版诗集、散文集，翻译国外作品，他主持国内的诗歌节，他获奖无数，他的作品登上音乐厅、话剧舞台，他还拍电影，他甚至与于坚打起一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形而上的论战，掀起一个诗歌的热潮。他在中央美术学院教课，他去美国当访问学者，为外国学生讲述中国的诗歌……。他编辑了《海子的诗》、《海子诗全编》，他发表纪念骆一禾的文章，在各种诗歌论坛上，与诗歌爱好者回忆、分享着好友的故事。他身上背着海子、骆一禾，一路前行，从未放下，他走得如此轻松，如此坚定。
“诗歌，使我们拥有再生的秘密”。西川，一位活着的诗人。
后记：群像——80年代的北大诗人
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黄金时代，在那个年代，涌现出了一大批年轻诗人，这些人至今还活跃在中国的诗坛，发挥着他们的影响力。无论从哪个角度做一个诗歌的编年史，北大都是中国诗歌绕不过去的篇章，甚至可以说，北大是80年代新诗潮运动的发源地，也是诗歌文化最繁荣的一片园地。在这片土壤上，孕育了一大批青年诗人，这些人在毕业后，继续从事与诗歌相关的工作，与高校的师弟师妹们彼此呼应，你有我的故事，我有他的故事，构成了一张诗歌的大网，很多当下耳熟能详的人物，在当年都是这张网里活络的分子。从年代角度，可以将这批人大体分成两拨，但挂一漏万，难能求全。
第一段时间称为“北大诗歌黄金时代”，时间定位为79年——82年。77、78届两届学生中也有很多知名的诗人，比如中文系77级本科生黄怒波、78级本科生熊光炯等，前者作为成功的企业家，仍然从事诗歌的相关工作，后者一首祭奠张志新的《枪口，对准中国的良心》，打动了无数人。他们都是优秀的诗人，但是77、78两届学生主要群体是当年的知青，年龄偏大，来到学校已经带着相当的生活阅历，生活圈子相对封闭一些，他们与之后的学弟学妹们关联度不高，在这张诗歌大网上体现出来的互动性并不强。从79年开始的黄金时代，旗帜人物自然是两位最著名的诗人——79级法律系的海子与79级中文系的骆一禾。特别是骆一禾，他用他的影响力，扩大了北大诗歌圈自身的维度与对外的视野；
第二段时间称为“北大诗歌后黄金时代”，时间定为83年——85年。首先，虽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是北大四才子或者北大三剑客的影响力至今让后来人望尘莫及，此外，他们也吸引、启蒙了一大批后来的诗歌爱好者，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而如骆一禾、老木等毕业后在文学杂志社工作的师兄们，也利用他们工作的便利，继续着诗歌的推广工作以及对于师弟师妹们的提携。其次，从83年开始，是由于那一年的北大中文系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个传奇，涌现了无数后来在文坛响当当的人物，数量之多，在当代高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85年，西渡、戈麦、郁文等来到北大，继续壮大了这一诗歌群体。以89学运为结点，85之后的诗人，他们身上更多的标签是那场运动中的学生，校园的诗歌氛围已经大不相同，由于激烈的时代背景而出现了凶猛的跳脱。因此，从纯粹的文学角度讲，分为以上这两个阶段。
（一），北大诗歌黄金时代：79年——82年
査海生：笔名海子，1964年3月生于安徽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北大法律系79级本科生。
骆一禾：笔名欣拾，1961年2月生于北京，北大中文系79级本科生。
刘卫国，笔名老木，生于江西萍乡，北大中文系80级本科生
刘军，笔名西川，1963年生于江苏徐州，北大西语系81级本科生
胡春华：1963年4月生于湖北五峰，北大中文系79级本科生，大学期间与老木、周立文、李德等人创办中文系第一份文学刊物《启明星》，由于从政及目前身份的缘故，他在校期间作品无从考据，但他当年以16岁的年纪，全县文科状元的成绩考上北大后，曾在高中母校的刊物上寄语学弟学妹，“爱好文学的人未必就能成为文学家，但许多人却正是从爱好文学走向成才之路的。心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宽，年轻人需要有些幻想、需要有梦。总有一天，你们中间会走出一群人才来。我衷心祝愿有这样美好的结果。”可见胡春华也是怀揣着一腔文学理想来到北大。毕业后他志愿去西藏工作，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河北省省长、内蒙古自治区书记，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
周立文：笔名周易，北大中文系80级本科生，《启明星》创办人之一。周立文与老木相熟，两人都是《启明星》的编委。周立文曾拜访过海子的家乡安徽安庆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并写了一篇《海子的故乡》，情深意切。现任光明日报记者部副主任。
俞敏洪：1962年10月生于江苏江阴，北大西语系80级本科生，在校期间，他因肺结核休学住院1年多，这期间他写了600多首诗歌，但均未发表。俞敏洪评价自己说，“有丰富的情感，却没有优美的文笔，所以终于没有成为诗人”。海子卧轨后，他嚎啕大哭了一整天。他现任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
刘苏里：北大79级国际政治系本科生，唐师曾的同班同学，北京著名的“万圣书园”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京城著名的文化人。当时的北大国政系也洋溢着诗歌氛围，系刊《窗口》是学生们的文学舞台。但刘苏里并不以诗歌闻名。北大毕业后，他去人大继续读研，他是后来八九学运期间的“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成员，骆一禾在绝食期间晕倒住院并去世后，他曾受王军涛委派去了解情况。他现在经营的“万圣书园”因其浓厚的文化气氛而备受知识分子追捧，成为北京的文化地标。
陈陟云：广东阳江人，北大80级法律系本科生，担任法律系晨钟文学社的副理事长，并任法律系社刊《钟亭》的主编。海子虽然年纪比他小，但年长他一级算是师兄，两人因为诗歌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在海子的介绍下他结识骆一禾。因为骆一禾是长诗方面的“专家”，陈陟云便经常与之讨教，创作过《黎明，我站在东方的地平线上》等长诗。现任广东佛山市检察院检察长。
戴钢：笔名阿吾，1965年1月生于重庆，北大地球物理系81级本科生，作为一名理科生，阿吾在北大期间展现了他的诗才，并提出“反诗”的主张。阿吾虽然身处北大诗歌的黄金时代，但他与后黄金时代的几位诗人交集更多，他与臧棣相熟，而西渡与戈麦两人当初主编《太阳诗选》的时候，没有选用当时很有名气的阿吾，此事成了西渡心结，但阿吾并未放在心上，后来西渡与阿吾谈开此事。阿吾研究生学的哲学，曾任职《光明日报》，现定居于新西兰。
（二），北大诗歌后黄金时代：83年——85年
臧力：笔名臧棣，曾用笔名“海翁”，但此名引起海子的不快，虽然“海翁”在前而“海子”在后，但臧力还是出于尊敬，而将自己笔名改为臧棣。1964年出生于北京，北大中文系83级本科毕业生，与“北大四才子”相比，他资历尚浅，但都是八十年代著名的“中国当代新诗潮诗歌十一人研究会”的成员。作为一位评论家，臧棣对海子诗歌的诠释与解读受到更多读者的认可，86年他主编了《未名湖诗选集》，被认为是北大诗人的经典读本，也吸引很多人走上了诗歌道路。他本人也是一位笔耕不辍的诗人，2007年5月，当选 “当代十大新锐诗人”，现为北大中文系教授。
徐永恒，笔名徐泳，北大中文系83级本科生，曾是当年四川省高考文科状元，北大中文系83级堪称状元班，班中有9位高考状元。在校期间，徐泳担任北大中文系系刊《启明星》的主编，曾有诗作《矮种马》，在当时颇有影响力。因为“十一人”研究会成员郁文的缘故，海子与徐泳相熟。徐泳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四川日报社工作，海子后来的达县之行多少与徐泳有关，徐泳在西南诗歌重镇四川，通过当年在《启明星》当主编的经历，约到一批国内最前卫的诗人的作品，发表在《巴山文艺》的刊中刊《启明星诗卷》上，引起很大关注。现为《重庆青年报》社社长。
周忆军：笔名阿忆，1964年4月生于北京，北大中文系83级本科生。初入校门，曾有臧棣一起拜访当时已有名气的西川。阿忆诗作不多，但与当时的风云人物都有交往，89年学运，周忆军与骆一禾一起在广场声援。阿忆曾代班主持央视《实话实说》而为人所知，现为电视节目制作人和策划人。
孔庆东，1964年生于黑龙江哈尔滨，北大中文系83级本科生。孔庆东擅长旧体诗，不过他把更多的经历放在了小说的研究上，为人所熟知的是对金庸小说的诠释。北大百年校庆期间，他的《47楼207》知名度极高。孔庆东个人思想经历过令人匪夷所思的转折，八九学运期间，他以北大研究生的身份积极参与其中，成为学生领袖，后来北大钱理群教授痛批中国教育而被放逐西南的时候，他仗义执言力挺导师，但近几年孔庆东为重庆红色模式和朝鲜独裁政权站台，成为盲目的极左派。
黄亦兵：笔名麦芒，1967年生于湖南常德，北大中文系83级本科生，北大著名校园诗人，毕业那年，与同班同学徐泳、臧棣和清平出过一本诗集《大雨》。曾为北大首届文学艺术节主编《风眼》。后出国留学，开始用中英文进行诗歌的双语创作。现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学院任教。
王清平：笔名清平，1962年生于江苏苏州，北大中文系83级本科生，清平的诗歌范畴广泛，古体诗也很擅长，这一点与当时朦胧诗盛行的北大稍显异数，清平与徐泳、麦芒、臧棣等同班同学形成一个诗歌小圈子，与师弟麦芒也相熟。代表作有《献给小昭的诗》，现任职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国平：笔名西渡，1967年生于浙江浦江，北大85级中文系本科生，大学期间开始写诗，90年代末与西川、欧元江河等人在北大经常组织诗会，成为那个时代校园诗坛领袖，是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诗坛领袖之一。西渡与师兄徐泳相熟，在诗歌创作上，也受徐泳影响较大。现在出版社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兼职诗歌批评。西渡主编过多部诗集。特别一提的是，他主编了已逝好友戈麦的多部诗选。诗集《雪中的柏拉图》有一定影响。
褚福军，笔名戈麦，还曾使用笔名白宫。1967年生于黑龙江萝北县宝泉岭农场，北大85级中文系本科生， 89年毕业后到《中国文学》杂志社当编辑，91年9月24日，戈麦身缚石块，自沉于北京西郊的万泉河。与海子同样出身于农村的戈麦，黑土、麦地是他诗歌中经常出现的符号，他的笔名也与之有关。但与海子不同的是，戈麦爱好广泛，多才多艺，而非仅仅沉醉于纯文学，他足球、篮球、象棋、围棋还有口琴等非常出色。戈麦与西渡是好友，两人的关系有点像海子之于西川，戈麦离世后，西渡编选了《彗星——戈麦诗集》、《戈麦诗全编》，让读者更系统地了解到这位理想主义诗人。
姚献民：笔名郁文，上海人，北大中文系85级本科生，非常活跃的校园诗人，在大学期间组件诗歌团体“蓝社”，虽然他比臧棣资历都浅，但也位列著名的“中国当代新诗潮诗歌十一人研究会”之中，与海子、骆一禾、西川等齐名。郁文与海子同是研究会成员，同是又是徐泳的师弟，因此是两人相熟的介绍人。认识徐泳对于后来海子的西南行有重要影响。同班同学西渡当时笔名陈渡，在他的建议下改名西渡。现在上海一家出版社做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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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3-18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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