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治萍诗论
“诗”无前例——“南丝之旅”札记之一
1
当我向着似乎熟悉的但是从表象与内质都十分陌生的旷原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我就预感到它没有终点。一场没有终点的行走，不仅注定在行走之中掺杂着诸多思想的累赘，还注定在结尾的灵魂之巅上垒积着无法埋藏的历史的尸首。虽然，此时此地，结局远未到来，但我仿佛已经体验到了，开始是如此简单，结尾也将是平淡无奇。这最好不过。我期待以久的便是静悄悄地开始，然后，再静悄悄地结束。我相信自己会有足够的耐心和克服孤寂的勇气，准备的时间不长但也不短，从精神与肉体上都应该能够承受各种打压、各种迫害、各种侵辱……
在这种平静而始的行走过程中，我知道史诗并不在我的前面。我清醒地知道这一点——史诗既并非像一只用心捂透的柿子躺在我们老去的、厚重的衣橱里，也并非像日历一页页撕下来后可以重新装订成册记载经历过的惨淡，或者逃避过的辉煌。
就初衷而言，用简短的解释记录漫长跋涉之中的心得是最愉快的事情，因为，我不想成为工具，成为奴役自己的工具。在什么都还是未知数的时候，便给自己带上枷锁，这将是多么痛苦的事情。我怎么能够接受自己成为这样的人呢。
2
我知道在许多诗人眼里我不是诗人，至少不是他们认为的那样的诗人。
但是，我知道我怀揣着太多太多的诗人笔下的精灵，荷马的特洛伊王和奥德修斯（一个是王，一个是王的英雄，但是，他们谁悍卫了谁，谁成就了谁），但丁的维吉尔和贝雅特丽齐（一个是诗人自己走向天堂或者地狱的向导，一个是诗人心爱的女人，但是，不论是本质上的手法还是表象里的结构，他与她都伫留在“炼”的层次而演绎着人类生存的秩序），马罗的梯泰勒斯和科里顿（他们同是牧羊者，只不过一个是正在衰老临逝，一个正当少年），甚至土伯特人的格萨尔以及昌耀的土伯特人（他和他难道仅仅是时空上的区别吗）……。我知道这些错综复杂的经验的思想足以将我湮灭并不得重生，除非——也仅仅是除非，我一开始便怀抱漫无目的的胸襟并视虚无为永恒。
惟有如此的低级觉悟，我想，才能够在荒芜一片中俯拾起拼凑史诗的文字，那些濡染着许多智者鲜血而无比鲜活的文字。
3
越想“有诗”越得“无我”！
越想“大诗”越得“小我”！
——这是我通过生存而获得的体验、阅读而获得的经验所总结出的牧诗的两条基本原则。在此，我得强调，它们是我牧诗的基本原则。或许，它们只因我在而在；我逝，或许它们也就不存在了。（为什么事物总是希望有传承者？为什么有时就不需要传承者？我突然想到地球上的生物，有多少已经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消失了呢……但地球仿佛又没有消失什么——因为，在消失的进程中又有许多“新的生命”诞生于地球。）
——这对诗的初级接触者而言可能显得比较深奥，但只有你稍稍进入过诗的内质层，对这两条我的诗的基本原则还是比较好理解的——起码，我不是一个深奥的的人，一般也不会说出深奥的理论出来。寓“深”于“浅”内，我想，是对成语“深入浅出”的最好诠释。在一次次陶醉于语言与思想的光芒之后，我所追求的本质意义上的诗，既因自然而变得平常，也因艰难而变得珍贵——这里就有两条路横在我的前面，一条是凡人之路，一条是圣人之路，我不能选择只走其中的任何一条路，我必须将这两条路在同一时间都走好、走完，倘若我轻视其中任何一条路，我的诗一定是庸俗之作。
两条我牧诗的基本原则，是我的两条诗之路的最佳“语言综合点”，当然，也一定是最佳的“思想发展点”。
4
现在，让我们从最初的变化开始。
1984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因几重“因缘”，我从一位无忧无虑的乐观主义者变成一位有思有想的悲观主义者。那年开春时节，我独自坐上长途班车，从西宁经德令哈至第一年出野外的驻地大柴旦，扛着用厚帆布扎裹得严严实实的、笨笨重重的行李回到西宁，不久便又独自带着行李经大通转至青石咀寻找分队的驻扎地。说是寻找，是因为队上只告诉我大致的方位，而没有具体的路名，更没有门牌号——青石咀虽然说是海北的重镇，但当时它只有在县际简易公路的两旁有那么些平房而已。之所以独自跋涉，是因为只有我换了一个野外作业分队——只到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让我经历了那样漫长的悲观的煎熬。
——在德令哈住的那天晚上，我梦到了因患上一种怪病而客死德令哈的一位“小表哥”。他是随他姐夫从江苏泰兴“走西域”的裁缝，因在我家做过几天活，心善的我母亲让他俩住在我家，好让“老乡”省下旅店费，这一住，便住了一年两载——我与他挤在一张当时医院常见的白色钢丝床上，他姐夫睡地铺……久而久之，自然生出了一些感情。故尔，当他姐夫和姐姐“带”着他从德令哈回泰兴路过西宁时，专程来我家告诉了他的不幸。他是一位身体看上去健硕的小伙子，从一里开外的湟水河畔帮我家打泉水总是一手提一桶走的飞快……后来，在我的一首写德令哈的诗中，略微地提到了他——“我只欣赏那轰轰烈烈的牧奔，在诗人或者裁缝的指挥下／那陌生的旋律总是朝着醇香的醉人处而退／那熟悉的意念总是向着清纯的潮湿处而淡”……
——车过大板山的时候，正下着雨夹雪，本来路况就不好，一下子就更难行了。在一个急弯处，司机让车上的人下去步行后再缓缓地攀行。我看到，大山下面的谷底里有好几辆跌落的汽车、拖拉机……我得庆幸，那次遇到了一位有经验的司机。后来，我写道：“就让那挚纯在那里慢慢地融化吧／虽说深渊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我们”……
——我的方位感“遗传”的甚好，但在找分队驻地时最先找到的却是一片用矮矮的、残破的土墙圈起来的墓地，那里葬着至少上百位“劳改农场”的逝者——不久我知道，在他们中间多数是“流放者”，并且不乏已经变得无姓无名的“流放者”……在他们的附近，种植着一大片一大片油菜，而芬香的金黄色花朵尚未绽放……后来，在作业时多次路过像这样的墓地；后来，我吟道：“拧开传说的瓶子，没有魔鬼飞出来／簇聚在油菜间的乱坟野莹，没有智者走出来”……
浓厚的悲观意识就是如此一丝丝垒构起来的，不需要谁告诉我什么，更不需要去读“我们”传下来的、引进来的“别人”的关于悲观主义的著作。自然地扎根于心底的一些意识不仅属于自己，而且会以一种“标本”的姿态伴随自己一生一世。坦率地说，我的“南丝”之旅便是怀着如此悲观的崇敬感而踏上征程的，对于其间诸多的经验之源、因果之缘、渴望之愿，乃至罪恶之原、诅咒之圆、战争之怨，等等，对这些，我都不求拯救，而只求放弃。
无疑，1984年，对我而言是重要的转型之年！那一年，我20岁——此前的我，可以视为不存在。
5
从西宁的东北门韵家口去互助县城威远镇，应该说是我特意选择的一条“南丝”之旅最初的路。这条路我异常地熟悉，不仅1987年野外作业时徒步半米半米地用心丈量过，而且之前与之后因各种原因多次印过我的足迹。它长31公里，路旁到现在也几乎没有像样的建筑物和企业——在它的东面2、3公里处现在修了一条高速公路，靠近西宁再往东一些是曹家堡机场——目前青海最大的机场。
我之所以选择这么一条平平常常的道路开始“南丝”之旅，道理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甘于一种重复。是重复，有时一个人能够容忍自己重复一些简简单单的事情不仅需要耐心，还需要勇气和信心，当然，或许更需要智慧与创造力。这就提到了诗——这么多年下来，试问有多少文字已经被我们的祖先写过，有多少词汇已经被我们组合过？但是，我们的祖先还是重复过他们的文字并留下了辉煌的篇章。我们呢，也已经或者正在重复着祖先们的、我们的词汇书写着我们的诗，并必将也留下辉煌的篇章。为什么会这样，“抄袭”为什么也会永恒不止！
我曾经说过因时代的变迁和“政治”的湮灭与兴起，文字和词汇会因时而变，这便给“我们”始终提供了创造的的源泉。于此，作家与诗人永远存在——只是你对文字与词汇是否怀有计谋与尊重！于此，伟大的篇章永远存在——只是你对作家与诗人是否怀有敬畏和宽容。 计谋、尊重、敬畏、宽容，等等，都是已经、正在用滥的词汇，但我还是必须使用它们，我们还必须使用它们，因为对我对我们而言，此时，它们与我们的祖先、与我们的后人都无关联，此时，它们其中的意义是特殊的，烙着时代的灵魂——此时，它们只属于我，只属于我们。
我知道这一点：重复不是重复的开始，而是重复的结束。
6
互助是土族自治县，这在全国独一无二——闭塞，不仅适合用于描述它的地理概貌，我想，更适合用于表述土族人民在生存方面的心理状态。我曾经在网上检索这个民族的资料，发现，这个民族或许是整个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之发展史的最佳缩影之一。我不想抄一些网上能够检索到的文字，此时，我只想用自己的眼去观察，用自己的心去体验——
为什么在很长的岁月里周边强族林立的所在能够繁衍下来？
为什么他们只将自己一直放牧在那一片不小也不大的山地间，而且可谓贫寒与荒芜？
为什么他们倔强地坚守着他们的族规，不需要外面的“阳光”照进去，也不希望里面的“月光”流出去？
……
你能用草昧来指责他们吗？显然不能！
你能用经济落后来扶慰他们吗？显然不能！
你能用“时运如此”来讲述他们吗？显然不能！
……
那么，有什么是“能”的呢？
我想只有“重复”！重复地生与死，难道不是他们历来的主题吗？难道不是我们历来的主题吗？
——我们的诗，难道不是历来重复着这些主题吗！
7
，各地纷纷在“文化”方面大做文章，好像“文化”是一个地方最好的“名片”，什么东西都想往“文化”上靠，但“实质和内容”往往又很薄很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海南大特区当旅游报的记者，对这方面的“情形”应该说了解的比较深刻
青海自然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互助就搞了一个“土族风情园”，想以国内独一无二的“创举”招徕八方宾客。但坦率地讲，它给我的印象远非是“独一无二”的，那种“大而全”的手段实在太过一般，觉得与其它许多地方达过相仿——总之在园内走一圈下来，惟一留下点记忆的仅有“榨油房”，听说它原本属于偏僻的土族之村……
回到诗——
三十年来，难道我们的诗不也是如此吗：千方百计地想把“人家”的东西仿制过来，好像是将汉语诗歌带到了一个里程碑的高度与广度，但却离“我们”越来越远，越来越陌生了。我并不反对了解“人家”的诗的状态——相反，我认为这方面做得远远不够——但一定不能因此而失去自己。在学习“人家”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至少时常问自己两点：第一，与“人家”相比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注意，不是问我们与“人家”的差距，我想，我们与“人家”应该没有任何差距，九十多年前是这样，九十多年后更是如此。）第二，在“我们”之间相比，我的优势是什么？
我相信在寻找自己优势的过程中，其实是在垒构自己真正独特的牧诗之“法”的内容，这内容逐渐翔实而接近完美，正是我接近自己的最佳之途。
一步步走着，便意味着一步步接近着自己。
8
这次“南丝”之旅，我计划至少拜谒五十座寺庙，而佑宁寺是第一座。（关于游历寺庙的经历与感想我另有计划撰写至少五十篇比较长的“大散文”。）
在此，我要申明我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朝圣者”，也不可能是，因为，我内心无“圣”。 多年前我说过“诗是没有技术的宗教”，但如果硬要说它的“主”是什么，我想只能是“自己”。这并不是说诗只是“自己”，“自己”仅仅是通往诗的一个介质，甚至可以说是惟一的介质——离开“自己”的诗我总觉得十分苍白、干枯，虽有诗形，但没有血肉，严重地缺乏生命力。
我之所以说“自己”不是“圣”，是强调诗（真正的诗）绝对的排它性！“自己”到自己的道路不仅是最便捷的，也是最熟悉的，更是最不与“人家”和别人碰撞的。
“诗”无前例的真谛，于是自然地跑到我的面前了。
9
请先允许我抄录整理出如下的史料：
公元640年，唐以弘化公主嫁西域古国吐（tǔ）谷（yù）浑（hún）的可汗诺曷钵为妻，并加封其为“青海王”，这可能是史上能够查到的最早的“青海”出处。那时，正是吐谷浑强盛时期，置有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统治着今青海东部与北部、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地区的大片领土。663年，逐步更强大起来的、蕃衍今天的藏族同胞的吐蕃攻破吐谷浑首都伏俟城（在今青海湖西面22.5公里处），“青海王”诺曷钵率残部奔逃凉州。670年，吐蕃尽据吐谷浑地。672年，唐迁其部于灵州，置安乐州，以诺曷钵为刺史。吐蕃占据灵州后，吐谷浑更东迁朔方、河东。五代时散处蔚州等地。936年燕云地区割属契丹，这部分吐谷浑人便臣役于契丹，后世多同化于汉族或其它民族。许多专家认为，当时留在青海的吐谷浑人便成为今天聚居互助的土族先民。可见，土族也是多灾多难而至今不逝的坚强民族。
——游走在这样一块曾经是“荒服之国”的大地上，我怎能不小心翼翼，怎能不怀有敬畏之心，怎能生怕一不注意便错过听见千千万万战死者的哀唳，怎能不怀疑自己消化如此厚重、如此繁杂的文化积淀的能力，怎能不榨取最空灵的词汇去叙述最翔实的史料，怎能不以最平凡的思想去悍卫最伟大的我们的人民！
我便在如此感动中寻觅诗境，有意识地不敢涉入过深、过多，只想盘腿坐在“我们的人民”的边缘谛听他们曾经演奏过的小曲短调，或许断断续续地没有一个宏大的主题，但那种虔诚地认识先民的过程，恰是认识自己的最佳途径。
而认识了自己，诗一定离得不远了！
10
那么，在土族人民看来，什么是诗呢？答案无疑是：花儿。
“花儿”是流行于回族人民中的一种民歌，也深入土族、撒拉族、东乡族等人民心中。这些主要生活在雪域高原上的人民，几乎人人会唱“花儿”。如果要问在中国哪里的人民爱好诗的比例最多，我想莫过于青藏雪域高原了——这是许多当代著名诗人高喊过“青海，诗之海”、“西藏，诗的高原”之类宣言的最大溯源吧！
问题来了：我们今天的诗会被他们（自然远不局限于土族人民）认做“诗”吗？亲爱的诗人们，敬爱的诗评家们，你们考虑过这些涉及到要死要活的问题吗？
当然，在如此大环境下，仿佛也莫须回答什么——只要诗人心中装着“自己”，而“自己”更多的自然是指责任和良心。
11
我已经说过我是一位悲观主义者，认识问题往往以悲观者的眼光去揣摸去品藻，这就多少意味着我不会蘸着太多的色彩去看待我们眼下的这个世界。世界之所以世界，是因为在世界上面有形形色色的生命，人，便是其中最重要的（或许也是最无关紧要的）一种。当人享受、消费他们的种种事物时，种种事物往往也在享受、消费他们——他们的那种高深莫测或者通俗平凡，他们的那种歇斯底里或者缄默难言，他们的那种慈祥或者野蛮，他们的那种多愁善感或者冷血心肠，他们的那种狰狞毕露或者侠义之举，他们的嗜杀与残暴，他们的贪婪与肮脏，当然，也有他们的仁慈与友爱，他们的进取之心与开拓之精神，凡此种种，你能够清醒地捕捉其精髓吗？你能够不偏不倚地编织它们成为一幅永世相传的人类之谱吗？于此，你能够乐观地渗入过多的色彩吗？我想是不能的！
——当我游走在曾经孕育强大的、然而短命的“吐谷浑”的大地之上时，我深感“我”一路走来之艰辛、之曲折、之漫长、之坎坷……，这可是刚刚才开始啊——是刚刚才开始吗？我分明感觉到其实“我”已经走过了几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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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21 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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