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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的遗嘱
作者：顾文豪 | 发表时间：2013.04.29
刊发于总2008期《中国经营报》[文艺]版
当法国汉学家阿伯尔雷·米萨特的《风月好逑传》译本为歌德所见，这位巨匠意外发现，中国文学给他最深刻也最强烈的体会就是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德国人一样，并且褒奖中国人比德国人“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与此相比，另一位法国诗人贝朗瑞的诗歌则“几乎每一首都根据一种不道德的淫荡题材”，引起歌德的高度反感，深感“中国诗人那么彻底遵守道德，而现代法国第一流诗人却正相反，这不是极可注意的吗？”
歌德慨言，“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就会陷入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在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这番话是19世纪20年代说的，将近200年后的今天，他热忱期待的“世界文学的时代”果真到来了吗？在一个互联网、手机、微博铺天盖地的即时信息时代，在一个绝大多数人都自以为更了解世界却也是文学最不为人重视的时代，歌德的梦想还会存留在哪怕是写作人的心中吗？
事实上，恰如昆德拉所说，歌德的梦，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也是歌德的遗嘱，但却是“又一个被背叛的遗嘱”。文学，仍旧按照国别的、民族的框格分类，作为一种昆德拉眼中“复数的”文学进入我们的视野。然而，我们清晰地记得，拉伯雷是斯特恩的先导，菲尔丁是塞万提斯的粉丝，司汤达自称米兰人，乔伊斯的作品里回荡着福楼拜的美学声响，托尔斯泰服膺狄更斯，纪德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知音，福克纳自认是法国的文学潮流之父。够了。几乎地域的距离从来不是发现美感的障碍，相反是美学新颖性得以被甄别的必要条件。真正使我们与美学体验暌隔错身的，正是那些充斥在教科书中的正确而又衰腐的所谓知识。因此，我们不得不追问，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让文学逃逸出拘囿它们的框格，逃逸出将文学与国家民族作无限联系的政治捆绑，逃逸出将一个作家不加审视的囚禁在单一语言牢笼的鲁莽行动？
波黑作家亚历山大·黑蒙主编的《最佳欧洲小说2011》，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提供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可能。当我不时瞥见目录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黑山、列支敦士登、立陶宛等等这些词语意义胜过地理意义的国度时，我意识到它正在给我们呈现一个更完满丰富具体的“欧洲”，一个不属于任何恒定概念因此愈加回归本质的“欧洲”。
诚如本书前言所言，欧洲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有时候，扩展开来，变成“一块大陆”，有时候又收缩回来，“各自为政”。而书中零星小国的出现，恰恰改变了我们习焉不察的将欧洲视为“一块大陆”的长期错觉。让我们得以深入这块大陆的内部，去窥看长久为人轻忽的“各自为政”所致的幽微肌理。
塞尔维亚作家弗拉基米尔·阿森尼耶维奇《一分钟：蠢蛋之死》，以倒数60秒的形式将一个人的一生作了一番轻捷却不失沉重的回顾，仿若电影镜头般将一个个具体生活场景镶嵌其中，同时密布着萨拉热窝战事的历史消息，在极富形式感的书写中包蕴着浓重的植根于地方经验的生命思索；罗马尼亚作家特奥多罗维奇的《寻鹅记》，平淡无奇的故事向我们展现了他眼中关于吉普赛人的观察与想象，以全然老派的笔法，孩童的视角触及关于异质文化的探讨；荷兰作家曼农·厄普霍夫的《欲望》，叙写的则是一个十五岁女孩与一个陌生男人偶遇随后发生关系的故事，在关于少女无意识与潜意识的细致揭露方面，作者似乎在向书写《安娜·卡列尼娜》的托翁致敬，而看似俗套的故事导向的是少女对自我的探勘与确认——这一以欲望为名却不以欲望终结的深层主题；格鲁吉亚作家朱拉布·莱扎瓦的《冰箱奇缘》，幽默而富有智慧地围绕着冰箱展开一段男女情爱的思索，在有限的书写空间中作出对于庸常生活的极富洞察力的揭示，不时溢出的俏皮之感，更令我们依稀听得到布拉格精神的回音。
在此前的欧洲文学版图中，这些边缘国家的作家境遇，一如他们的祖国，不加分说地被塞进“一块大陆”的欧洲罅隙中，就此遮蔽、陷落乃至消失。没有人理睬从这些罅隙中传出来的哭喊与欢笑。跟人们对于作为整体的欧洲的热忱期待相比，这些嘈杂的小声音是注定惹人厌的，是不值一顾的。
因此，我们也就不能就此将这套书的遴选简单视为一次对于零星小国的补救性展示。事实上，在将欧洲呈现得更广一些的同时，真正的用意或许是使人领略更深一些的欧洲。招呼我们俯下身倾听这些缝隙中的杂音，去了解每个民族文学灵魂里的希望和恐惧。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弃绝自身背负的传统，相反，正是依赖于对整个欧洲文学传统的把握，我们才能真正听懂这些杂音的弦外之音。
而这竟然无形中再度回到了歌德那个“被背叛的遗嘱”。因为，歌德那看似带有乐观的口吻其实暗含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彼时德国四分五裂，300多个小公国星罗密布，一切交流都显得壁垒重重。持续处于割据状态，文学不再具有一个公认的中心，使得写作者更多是在缺乏明确的民族文化和文学认同的境遇中，探勘未知的文学景观。他们要不回过头去，向人类的永久导师古希腊学习，要不就是面朝远方，向英、法等国经典作家致敬。诚如黄克剑先生在论及歌德美学时所说，“民族文学的雕铸在近代德国一开始就是一个‘面向世界’的问题”，也正是这特殊的历史情境，“才使德国民族文学的代言人——而不是其他民族文学的代言人——有可能最早向人们报告‘世界文学’的消息”。
换言之，那个向我们宣布“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的歌德，是一个处于分裂时代的歌德，一个在发掘民族文学魅力方面穷尽心力的歌德，却也是一个没有将自己限制在窄小的地域视野与文学视野里的歌德。他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深刻有趣的问题，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回应相互辩驳的复杂关系，而当这种关系置于今日全球化时代，已然别生新意。
这一新意的一个有价值案例，当然就是这套《最佳小说》。它在歌德不曾料及的语境中，再度深化歌德的“遗嘱”。在强调一个“各自为政”的欧洲的同时，它并未跌入小民族的地方主义的陷阱，并未跌入泛政治化的话语窠臼，并未披挂民族大旗而遮蔽文学之光。它只是提醒我们在大国割据的欧洲缝隙中，仍旧有四散的文学光芝熠熠闪耀，并且以选本的形式将这些星火带离祖国的边际之外，至少在欧洲文学的大环境中被照明、观察乃至珍视。 | 
发表于 2013-4-27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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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27 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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