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学：让诗歌帮我们做梦

肖振中

      2013年4月2日的《人民日报》刊发了笔者题为《今日诗人为什么不容易出名》的文章。随后，知悉我的一些读者朋友通过多种方式作出热情回应，对文中的观点表示认同和称赞，这使我受到鼓舞，也触发了我关于诗歌的另外一些想法。

　　在那篇文章中，我在从新诗史角度对一首优秀诗作与一位著名诗人的对应关系例举一番之后，对“今日诗歌风光不再、诗人不容易出名”的原因做了如下四方面归纳：社会转型和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对人的诗意情怀的侵吞与伤害；娱乐方式多元化造成的冲击；伴随诗的“载道”和意识形态功能的淡化而出现的诗与社会、大众关系的疏远；在社会变革背景下，实用主义和物质至上观念弥漫当今社会，诗歌因其物质层面上的“无用”而遭到社会和公众的普遍忽视。

　　其实，诗歌在物质层面的“无用”，就隐含着另一个判断，即――诗歌在物质层面之外可能是有用的。事实正如此，诗歌在精神层面上来看是有用的。因此，诗歌的功能和作用是一种“无用之用”或“无用之大用”，这也正符合我们对艺术本质的理解。任何形式的艺术，就其本质而言，都是“无用之用”。

　　怎样理解诗歌的“无用之用”？

　　诗歌创造了对峙于既存现实世界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精神的世界，情感的世界。这个世界具有虚拟性、虚幻性特点，因此也叫做想象的世界、梦幻的世界、理想的世界。举例说，从古代的屈原、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陆游、辛弃疾等人，到现代的郭沫若、艾青、徐志摩、戴望舒、舒婷、海子等人，他们都通过自己优美动人的诗歌作品，建造了这样的想象世界、梦幻世界。

　　诗人由于经历、艺术个性等方面的差异，其建造的世界显现出不同特点，或写实，或浪漫；或体现艺术的肯定性，或体现艺术的否定性；有的是肯定性、否定性共存于一体。如：白居易的《卖炭翁》更多地体现了艺术的否定性，它通过“两鬓苍苍十指黑”、“心忧炭贱愿天寒”的描写，控诉了现实，否定了现实。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则主要体现的是艺术的肯定性，它通过想象建造了一个令人迷醉而向往的理想世界。而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则是否定性和肯定性并用，它既有对“茅屋为秋风所破”的不合理世界的描摹与揭示，同时也有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安得广厦千万间”的高贵情怀和伟大理想。

　　大量优秀诗歌作品为我们展现了人性的世界、理想的世界。它通过影响人的精神，进而转化为人的改造现实的力量。

　　在当下社会，提倡诗歌精神、积极传播优秀诗作，是非常有意义的。看一个个忙碌的身影，正应了司马迁所说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现代人充满智慧，但大多数人却丧失了做梦的能力；而诗歌，或许有助于恢复人的做梦能力。

　　诗歌教育，是我们关注现实、着眼未来不可忽略的重要阵地。

　　当前诗歌教育严重滞后，已经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诗歌审美理念和诗歌创作实际。倘若通过加强诗歌教育，把青少年原有的、被这个功利世界所剥夺了的想象能力、梦想能力还给他们，应是功莫大焉。

　　比如，升学考试的语文试卷作文写作中，不允许考生写诗（常见说法是“除诗歌外，文体不限”）。细想，这种一刀切的规定多么荒唐，它阻碍了一些具有诗歌梦想能力和诗歌表达天赋的学生通过考试崭露头角。为何不可在作文题后对考生如是提醒――“有诗歌特长的考生可以考虑写成诗歌，但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慎重选择”？这样的提示，就为诗歌留下了空间和余地。

　　但是，这并不易做到，因为制约这一想法变成现实的根源主要在老师。平时教学中，老师不能引导学生很好地做梦；那么，作文改卷时，作为评委的老师便也很难对考生的想象力作出恰当的评判。诗歌作为对创新、创造和想象力有着极高要求的艺术形式，老师的审美力、判断力都面临着挑战。如果不能从本质上把握诗歌的特点和规律，便有可能对一首充满创造力的诗作作出极大的误判。

　　让诗歌帮我们做梦吧！让我们恢复做梦的能力，给心灵留下飞翔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