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小竹：未完成的“先锋”

严家威

何小竹：未完成的“先锋” (阅283次) 2011-12-19

1 那个１９７９年的下午 １９７９年的一个下午，我收到了在北京上大学的中学同学寄来的一本杂志，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自己办的一份校园杂志，刊名叫《未名湖》。里面有一篇诗歌评论，让我特别好奇。评论中提到的诗人，都是我之前完全不知道的，比如北岛、芒克、顾城。评论中引用了他们的诗歌。 读到这些诗歌我很激动，是那种发现新大陆的激动，原来诗歌还可以这样写。这与之前我看到的那些发表在公开出版物上的诗歌完全不同。就是从这个下午开始，我有了写诗的冲动。 那时我１６岁，是一个地区歌舞团的二胡演奏员。那个下午之后，我开始了去图书馆的疯狂阅读，也开始在这座长江边的城市里兴致勃勃地寻找爱好诗歌的同道。 上世纪的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６年，被称为中国的“思想解放”时期，读书和思考的风气空前活跃。尤其是青年，无论是在校的大学生，还是校园之外的社会青年，他们对精神食粮的渴望，远远超过了对大米和鸡蛋的渴望。萨特、弗洛伊德、尼采等西方哲学家的著作被重新出版，成为热门读物。存在主义、潜意识、超人等词汇被大学生们时常挂在嘴边。中国哲学家李泽厚所著的《美的历程》一书畅销百万册，在中国掀起一股罕见的“美学热”，他本人也成为青年们尊崇的导师和偶像。 人们需要对“十年文革”进行反思与批判，需要摆脱既有的思想束缚，获取新的精神资源。   2 １９８４年冬天，李亚伟写来一封信 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我开始为将来的创作做着准备。我最早读的是１９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俄国的，法国的，英国的，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狄更斯的《远大前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及托尔斯泰的《复活》。与此同时，我也认识了同城的几个文学青年，他们有在校的大学生，中学的教师，皮鞋厂的工人，百货公司的会计，报社的编辑。我还惊喜地发现，与我同在一个剧团，并与我住同一个宿舍的琵琶演奏员，他也在偷偷地写诗。 １９８３年，我认识了朱亚宁和陈乐陵，他们一个是广播电视大学的中文教师，一个是艺术馆的美术干部。他们写小说，已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作品。他们一致认为，我读的那些作家都过时了，我应该读一读２０世纪外国现代派的作家，读一读卡夫卡。 １９８４年冬天，我收到了一封信，写信人名叫李亚伟。他是通过我的朋友而知道我的。随信寄来了一本油印诗集，叫《恐龙蛋》，于是，我知道了有一群与我年龄相当的人，在写一种惊世骇俗的诗，他们宣称自己是一群身上挂满诗篇的豪猪，为打铁匠、大脚农妇写诗，写的是“他妈妈的诗”（一种骂人的粗话）。这一群人中，除了胡冬毕业于四川大学，二毛毕业于涪陵师专之外，李亚伟、万夏、马松、胡玉等均毕业于南充师院。他们自嘲这是世界上最烂的大学。 他们就是后来充当了“第三代”诗歌开路先锋的“莽汉”诗人。 那年冬天，我陆续收到了李亚伟从一所偏僻的乡村中学（他毕业后工作的地方）寄来的一本本油印诗集。我和我身边的朋友们（朱亚宁、陈乐陵、杨顺礼等）在江边的茶馆里朗读着那些后来成为名篇的诗歌，胡冬的《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女人》，万夏的《红瓦》，李亚伟的《我是中国》、《硬汉们》、《中文系》、《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马松的《咖啡馆》、《生日进行曲》、《灿烂》等。 冬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李亚伟来信，告诉我他的“莽汉”朋友万夏正在成都与一帮诗人发起成立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委托他到涪陵来，与我一起成立涪陵分会。接着，我陆续收到从成都万夏那里寄来的有关青年诗人协会的文件。这些用不同材质和颜色的纸张打印的文件前后矛盾，意味着内部充满了斗争。到了冬天，李亚伟终于穿着一件军大衣，带着二毛、蔡利华等“莽汉”兄弟出现在我的宿舍门口。他个子高，偏瘦，一头长发，架着眼镜的脸上长满了青春痘。这个在诗歌中落魄不羁的人，给我的最初印象却是出乎意料的腼腆，喜欢掩嘴而笑，并要求洗热水脸。 涪陵分会并没成立，我们只是借此机会昏天黑地地喝了几天酒。但这次见面对我的影响极大，可以说，是李亚伟及其“莽汉”诗歌激发了我内心的反叛精神，不再为发表而写诗，而是为写诗而写诗，写自己想写的诗。 １９９５年，我写出了《梦见苹果和鱼的安》、《大红袍》、《牌局》、《一种语言》等十余首诗歌。我自己也很吃惊，无法解释它们属于哪一个类别。冥冥之中，我好像在等待着一种召唤。   3 １９８６年， “非非主义”诗歌运动 大约在１９８５年底，或１９８６年初，我接到了周伦佑从四川西昌寄来的信，他告诉我，他正在准备发起一场名为“非非主义”的诗歌运动，要我寄一些诗给他。 我是１９８３年在成都参加四川省青年文学创作会时认识周伦佑的，他那时在《星星》诗刊做兼职编辑。他比我年长十多岁，已经是省内小有名气的青年诗人，口才极好，对人也很热情。从成都回来，我与他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 于是，我把最近写的诗寄给了他。就是《梦见苹果和鱼的安》、《大红袍》等十多首诗歌。 过了几个月，时间进入１９８６年夏天，我收到了周伦佑寄来的一本杂志：《非非》。我寄给他的那些诗，被他冠以《鬼城》的总题，发表在这本杂志上。 这当然是一本没有经过国家正式批准的杂志，跟李亚伟他们的《莽汉》打印诗集的性质一样，在当时被称为“地下刊物”。只不过它是铅印的，封面也是彩色的，比《莽汉》要更像一本杂志。 《非非》创刊号发表了蓝马执笔的“非非主义宣言”，周伦佑的《变构：当代艺术启示录》，蓝马的《前文化导言》、《非非主义小词典》，以及周伦佑和蓝马合作撰写的《非非主义诗歌方法》。这些理论性文章力图告诉人们，“非非主义”是什么或不是什么。但我是一个不擅长理论思维的人，我看了这些文章还是不明白何为“非非主义”？我只是为文章里那些词语感到新鲜，并有完全的认同。尤其《非非主义宣言》，它带给我的激动不亚于当年的革命青年读到《共产党宣言》的那种感觉。 事实上，“非非”就是一场革命，语言世界的革命。它要求我们把所有被文化污染了的语言清洗干净，还原到它们本来的面目。比如“月亮”，它不应该再是“宁静”、“乡愁”、“浪漫”以及“爱情”的象征物，它就是天上的那个发光体。 很多讽刺“非非”的人说，你们又要超越语义，又要用语言写诗，不是要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吗？啊，“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好，就冲着这个讽刺，我当定了“非非”诗人，我要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而且，我知道，当我有一天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时候，我并不孤单。《非非》创刊号上，头条刊发了杨黎的《冷风景》。“冷风景”也是一个总题，在这个总题下，是《街景》、《小镇》和《红色日记》三首诗歌。凭着这些诗歌，杨黎已经提着自己的头发，从地面上轻轻地升了起来。 除了杨黎，我还在《非非》里读到了我喜欢的诗人的作品，他们是吉木狼格、小安、尚仲敏和梁晓明。他们的诗歌，也让我看到了“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可能性。   4 关于“第三代”诗人和诗歌 首先，“第三代”诗人这个称谓中的“第三代”不是一个时间顺序词，即：在它的前后，没有“第二代”和“第四代”相关联。“第三代”是针对一批诗人的特定用语，就像“垮掉的一代”一样，是一种意义表述，而非时间表述。 与“朦胧诗”不一样，“第三代”不是他人强加的标签，而是诗人的自我命名。据我所知，最早的命名者应该有这几个人，赵野、廖西、胡冬、万夏、杨黎。１９８４年，他们在成都相识，然后准备编一本刊物，专门刊发一批出生于６０年代，在校或已经毕业的大学生诗人的作品，比如四川的“莽汉”，南京的“他们”，刊名就叫《第三代人》，赵野和杨黎做主编。后来，情况发生变化，万夏扩大了选诗的范围，纳入了以北岛、江河、杨炼为代表的朦胧诗人，以及以柏桦、欧阳江河、翟永明、张枣、钟鸣等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宋氏兄弟（宋渠、宋炜）、石光华、廖亦武等为代表的史诗派诗人。刊名先是叫《现代主义同盟》，后来为了回避相关规定，更名为《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第三代人”的初衷，只作为杂志中的一个栏目得以体现。这也是基于当时形势的一个妥协，“现代主义”需要一个“同盟”。 “第三代”诗歌的特征在“莽汉”诗歌那里已经开始呈现，而围绕在《他们》刊物周围的一群诗人，即后来称为“他们”诗派的，如韩东、于坚、丁当、小海、于小韦等人的创作实践，也为“第三代”诗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特别是韩东提出的“诗到语言为止”，于坚主张的“反对修辞”，以及“口语化”写作，更在诗学上为“第三代”诗歌划出了边界，增加了“第三代”诗歌的可识别性，较之于“莽汉”的“为打铁匠、大脚农妇写诗”的口号更具体。而这时候的杨黎，“非非”还没有出现，他的诗歌理念及其趣味是倾向于韩东、于坚等“他们”诗人的，尽管他也是“莽汉”的好朋友，甚至还写过有点“莽汉”的诗歌。直到１９８５年，杨黎参与了周伦佑发起的“非非主义”诗歌运动，杨黎才有了“非非”诗人的标签。但在他的内心深处，是不认同（或者说不完全认同）周伦佑的“非非”主张的。“当时我在非非里没有真正的朋友”，这是他后来在谈起自己当年加入“非非”时说的话。他还是倾向于“他们”。也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力图在“非非”的格局里建立自己的诗学体系，这一体系得到了“非非”理论家蓝马的认同，也与“他们”诗派形成呼应。其核心理念就是“言之无物”，即后来的“废话”理论。   5 未完成的“先锋”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在思想上，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在文学上，是一个先锋的时代。思想的开放，不是说那个时代就没有对思想的压制，而是人们在压制中，愿意去思考，有追求新思想的欲望。文学的先锋，也不是说那个时代旧的文学观念和形式就彻底退出了舞台，而是一批新的诗人和作家，愿意去打破传统，有创新的勇气。以“第三代”诗人为代表的先锋诗人们，彻底挣脱了文学服务于政治，即“文以载道”的工具论束缚，让诗歌回到诗歌本身，以空前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尝试着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从而刷新了现代汉语语言。用李亚伟的话说就是，“现代汉语的成熟，从‘第三代’诗歌开始”。可以说，由于“第三代”诗歌的出现，旧的诗学体系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审美标准也随之而改变，陈词滥调的诗歌受到了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抛弃。 但是，上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先锋文学的实验步伐因种种原因停滞。如果说，这时候的先锋诗人和先锋作家在私下里还没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学理想，还在惯性似的做着自己的文学实验。那么随后汹涌而至的市场经济大潮，则令先锋文学彻底失去了其发展的时间和空间，真正终结为一段仅供回忆的历史。为了生计，诗人们纷纷“下海”，如《非非》几位代表诗人合伙创办了广告公司，“莽汉”诗人集体做起了书商。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诗群，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他们不仅没有散伙，还吸纳了新的成员，如朱文、吴晨俊、金海曙、鲁羊、李冯等。但是，他们这时候的创作重心，已由诗歌转向了小说。他们的小说并不以“先锋”为标榜，但实质上，其文学趣味和价值观都是与当时的文学氛围相抵触和背离的。终于，到了９０年代末，他们发起了一场以“断裂”命名的“文学起义”。 我认为，“断裂”是先锋诗人（韩东、朱文此时虽有了小说家的身份，但本质上仍是诗人）对现存文学体制发动的一次“自杀式”袭击。其结果是，那个体制，韩东所称的“庞然大物”，依然庞大，并没有轰然倒下，而是继续无所不为，无所不能地支配着体制与市场的运转。发起和参与“断裂”的人，则被体制彻底拒绝，包括一些昔日的朋友，也因为自身的利益所在，不愿意“自杀”，而与之决裂，至少是避而远之。 在９０年代末，还有一次事件值得一提，那就是１９９９年，在北京平谷县盘峰宾馆举行的一次诗歌研讨会，参会的诗人因所持立场不同，分化成“知识分子”与“民间”两派，彼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史称“盘峰论争”。 这次论争被人称为“自朦胧诗创作讨论以来，中国诗坛关于诗歌发展方向的一次最大的论争”，也是“前网络时代最后一次诗歌论争”。争论的起因是程光炜主编的一本诗选，《岁月的遗照》。“民间”一派认为，《岁月的遗照》这部诗选遗漏了很多重要的先锋诗人，就算选入于坚、韩东，也只分别选了他们的两首小诗，处于边缘地位。这是有意的忽略和排斥，是想以少部分主张“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一统江湖”，建立新的诗歌体制。看起来是话语权之争，或者如有的媒体直白宣示的，是权力之争。但实质上，在我看来，还是“诗学”观念之争。 但这场依托互联网而兴起的“先锋”运动，依然像８０年代的“先锋”运动一样，在将要深入的时候而中断（活跃的时间近一两年）。原因其实很简单，跟８０年代的“先锋终结”一样，体制与市场的双重合谋，以及诗人们在现实面前的自我分化（利弊选择），“网络文学”排除了“先锋”诗歌的存在价值，被更加通俗和媚俗的大众文学取代，被点击率和畅销取代。 一批在网络上开始写作的“先锋”诗人，如乌青、竖、张羞等，又退回到晦暗之中，继续着他们不合时宜的“小众化”生存，写诗成为一件自娱自乐的事情。 作者简介 何小竹：１９６３年生于重庆市彭水县，苗族。１９７９年考入涪陵地区歌舞团，任乐队演奏员、编剧。后移居成都，从事自由撰稿职业。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始写诗，曾参与“第三代”先锋诗歌运动，为“非非”诗派成员。出版有诗集《梦见苹果和鱼的安》、《回头的羊》、《６个动词，或苹果》，小说集《女巫之城》，长篇小说《潘金莲回忆录》、《爱情歌谣》、《藏地白日梦》，散文集《成都茶馆》、《喜马拉雅词典》等。   （该文为作者于今年６月在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孔子学院的演讲稿，有删节。） 作者：何小竹  编辑：NS  来源：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