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赵卫峰 于 2013-8-29 11:22 编辑
我们为何要将诗歌分为南北：
对“南方诗”概念的观察
赵卫峰
一、“南方诗”命名的产生与局限
正如如楚辞与诗经之异，中国南北地域文化之别自古便反映于文艺并被有识者注意：“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魏征），“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焉。”（梁启超）1990年代，肖开愚刊于《花城》的名为《南方诗》文章中关于当代诗歌与南方的关系亦曾有形象的体认：“南方雾岚萦绕的丘陵地区，江河纵横、沟渠密布的水乡，和野兽出没的热带与亚热带丛林，都是滋生幻想、刺激想象力的强制性地貌……离你站立的地方不远处，视线被树或山坡遮挡，就产生了远方的感觉，所以对南方人来说，远方总是伴随在身体周围……南方诗人在陈述现实的时候，很少提供开阔的视野，浮想联翩多于观察，比喻多于比较”。类似的表述以地理（文化）为基础，细致而高温，主观而激情。世纪之交以来，随着当代信息及传播背景的变化，关于“南方诗”、 “中国诗歌的南方精神”的命名与研讨①亦屡屡出现，多数诗人对南方诗的赞誉多立足于历史文化的优越感，按各自的审美观、文本形式、语言创新对“南方诗”进行大同小异的理解，多未逾越前人之见。
总的看，“南方诗”的命名主要是江南与岭南（西南、东南和两湖区域并不关注诗歌是否南北的问题），一个牌子两个路子。表面上，前者更多地关乎文化传统再认知的问题，表达上较多文人气或平民味；后者则纠缠于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距离（调节）上，表达上偏重于市民性与通俗化。显然的是，意识形态的实际牵控与诗者本身对其不可避免的习惯性依赖，使得“南方诗”这一概念被人为地“独立”出来但同时又欠缺独立性和明确的主体性。
当“南方”只剩下一个直接的对比方位，虽然动态却不表明进步，更可能透露某种相对的封闭状态。在诸如此地与彼地的对比局限中，诗者（难免的）自慰与自恋、愤懑与顺从、藏拙示德与精神上的养尊处优习惯会在诗歌内部的“攀比”中拒绝更高更远层次的比较与提醒。为了证明“南方诗”命名的合理，论者必须虚拟主观“参照物”，其作用仅是将之作为自身诗歌进步的“证据”？而在“塑造”一个虚拟的中心（北方）的同时，综观众多智识者关于地理因素促生南方诗歌的“发达”（有地灵人杰之意）的观点，多强调了地理差异与人（族群）的差别，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意义、科学和诗性的呢？且这种对比易以偏代全，如从“对“民间”的偏激强调、对方言的盛赞、对区域文化的主观界定和对主流意识形态距离的模棱两可等方面，不难看到这一命题从开始就带有诸多中国文人如影随形的限制。
关于主流意识形态距离的辨识结果与诗者所处层次息息相关。在李建春看来，其“南北”观则对映了所谓“中心与边缘、国家责任与个人激情”的关系②，这是目前较受赞同者肯定的主要观点。近年来，在诸多诗歌民办报刊及网络上可见一些岭南诗人对诗歌指向“国家、民族、政治”之类的“沉重”话题采取了拒绝态度，倾向于诗歌应与“市井生活、个人、具体的事物、肉体、感官、人性的细节、正在发生变化的大地有关”，“是当代中国的精神写照，是生存现场和心灵现场的双重呈现。”③诸如此类，并将此视为“中国南方诗歌”存在的依据，而其实诗歌本就是“精神写照”，回望唐晋时空，不难看到精神世界由大到小，大自然具体地浓缩为一山一水的盛行，春风又绿烟花风尘，同样也是生存和心灵现场的多维呈现。
或可说“南方诗”观沿袭了上个世纪后期（可以脱离地理）的泛“民间”观，诗歌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成为诗歌价值的最大的判断标尺。在此惯性中，诗者经验与视野易偏狭小气并易在本能的妥协中与诗性、艺术等拉开距离；譬如曾被偏激地抬高的所谓“隐态”文本，多属常识的所谓“思想性”仿制和模式化诗歌标语，它们在一定层面上显出的光荣和激情掩盖了语言与审美的粗劣与平庸，并不能体现水平与高度。将与国家政治中心的距离作为“南方诗”成立的论据之一，亦存在判断偏差，难道珠三角区域的诗者会以为岭南之所以作为“开放”前沿的首要原因先是人而非地理因素？况且在今日时空背景中，地理距离并非真正的“距离”。而岭南“南方诗”观强调并为荣的通俗化及“日常性成分”亦值得商榷，“日常”本是处处皆有的“成分”，市井生活和商业活动在中国诸多区域同样由来已久，华北、京津及东北的市民性生活状态与语言的自在与活跃、聪明和乐趣、粗豪与大气同样众所周知。
“南方诗”与北方（古中国文化及诗文化传统、甚至是上世纪后期朦胧诗潮）的关连是明显的，如果将其多元的源头笼统归化于当下的地理范畴、一味强调优势、强调其独立生成，显然不妥。下面我们再对这一命名的主要依据稍作分析。
二、“南方诗”命名的主要依据及浅析
1）关于“民间”。“民间”实是中国诗歌独特又普遍的思想背景而不单是所谓“南方诗”独荣的标识。其内核实是“隐逸”传统。在动态的认知中，它“随时”延伸变化。通常，在“隐逸”传统的表达中“志”与“怨”或说是理还乱的“士”、“仕”情绪气息较突出，从这个角度看，对“南方”的强调体现了诗者对某种曾经的中心的有意的距离感，或说对主文化的偏移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对。这种实际上很复杂的“反”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诗歌表达的相对多样和实用化，比如偏重于日常关怀、诗歌本来功能（游戏、通俗、享受性等）的阶段性恢复及突出等；具体表达上，口语叙事、散文诗化及反讽手段等在传统审美路线外得到整合实践；在苏浙皖区域，则体现为外在的传统古风与现时的草根情绪的整合。我们要注意的是，持续的反的结果必然是矫枉过正。
“民间”概念如今似已“陈旧”，至少在表面上，后来由“民间、隐逸”向“日常、平民”的整合过程中，其进步体现在写作与人与环境的关连程度上。它后来主要分为两个板块：一是被新背景中个人性、私人化概念所包涵（并产生了变化）的人情、人性、人道色调，诗歌功能与以往比有明显偏移，教化与道德感至少在表面上渐被“文化娱乐”侵占，传统儒道、政教观念与诗歌的通俗、抒情需要因冲突而拉开了距离；也正由于“享受性”的加重，又易催生深隐的冷漠、自私和精神的平面化，使这类文本所体现的优雅逐步减弱，审美向度在对“文化时尚”和媒介的趋附中难免平面和平庸。二是在传统言志立言道路上的纵深延伸，这种延伸在当代时空背景里、在审美与表达上逐步复杂，具体如夹杂神性、宗教色调和玄学意味的文人味写作、所谓正统、隐态写作、翻译仿袭体等；其中，功利实用、政教倾向、知识分子式的清高、徘徊和临空蹈虚等都得到不同程度的翻扬强调。
“南方诗”其实也是“民间”概念的另种延续。它在反复的对传统审美、价值观若有所思若即若离的同时，更多体现了现时环境中的诗人心理及（身份、自识、边缘感及诸如此类）位置诉求；在浅层面上，一是持续了上世纪80年代文学边缘化后写作者的心理反映，二是将模式化的明道示德诗歌套路重新树为应该和光荣。其实民间倾向的有无与好诗在民间是平行的，并非诗歌与人的深度与高度的衡量标准。
2）关于“环境”。以“江南”为“中心思想”的“南方”是中国文化之一大象征。“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塞外江南、西藏的江南、陕北的好江南”等一串串字词映射的是对时光的美好记忆、想像与向往：和谐、富足、安逸、山水画、自然美、天人合一，亦即非常“宜居”或“小康”，令人自在和享受，适合生活与休闲——而与其说这是地理及物质环境结果，不如说这些外部条件最终成了某种文化及心理环境持久反映。今岭南则是另个层面，近三十年来紧挨港澳的它随着“下海”、“深圳”、“打工”等百感交集的字词、随着诸多实用的物质产物飞入百姓家而成为另种时光的象征，它的（以城市为主的）文化及心理环境尚在成型或新一轮整合的过程中，岭南式“南方诗”命名正是这过程中的正常反应。
由于政治、战争、自然环境变迁诸原因，晋唐前后东亚大陆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北方的游（畜）牧及农业文化向南方的农渔及耕织文化转移和融会，林业与海洋文化开始亦开始呈现，加之交通和人口移动原因，经济的相对富足（天府之国、湖广熟天下足、海上丝绸之路）促使了南方区域文化的集合与更新。中古及近现代的文化、政治、经济、文学等领域渐由“南方人”领衔主演，近30年来中国有成绩的诗人大多出自南方，这确实说明“地理”对于经济、政治、文化、信息等的作用是先决的——对于南方诗也是。
而昔日仁人贤士名流已然隔世，秦淮河上的桨声灯影也会因熟悉而不成为风景，一旦外部条件不再成为关注的内容时，诗者必将另有所思？故而“南方诗”新概念的产生从某种层面看实属正常——在这里，就有些遗憾：既有的优越的外部条件并非决定了诗与思的高超。当下南方多数诗者仍然未能与现实（物质）环境有机共融，身体在享受它，心灵却似对它忽视或排斥了，诗者似仍处在对优厚地理文化资源回收利用的初级阶段（这也有意识形态长期来的牵制和西方文化传统群聚而至导致的暂时性消化不畅原因）。相当数量的南方诗人的南方味道的创作颇像个人“情感苦难”总汇，类似“小令”、“民谣”的古典怀旧与悲怆仿佛与社会承担无缘，作者们并未有效从（情感的）共性中再次返回（情感的）个性？这表明新的现时环境中，“南方诗”对属于南方（区域）的思想资源的融通仍处在寻找之途？
与昔日“西部诗”相较，今日“南方”拥有着更新的由动态的文化信息、经济市场和地理环境构成的可参照和选择的“情感环境”或说诗歌环境，这也让它与“传统中国”的关系实际上更紧密的同时，更能动和可塑（实际上这也是“南方诗”命名出现的主要动力）。“南方诗”在如今的被重视和强调，与昔日“西部诗”一样，同样基于某种与时间有关的“变革”原因。诸如诗歌传播与民办刊物、诗集出版、诗歌活动与比赛等热闹非凡，明显的物质及休闲意味与消费特色，大约是昔日被动等待认证的“西部诗”与后来主动采取措施要求关注的“南方诗”的重要不同。前者正处于当时文学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受主文化、制度文化的推动催化成分较大，而置于信息传播时代浪潮前沿的后者在传播与文化信息观念环境中更能兼容并包，其自发性和互动作用更多。但“南方诗”概念与当代传媒的怂恿或合谋的依赖关系，使其期待认同和焦虑感较明显，结果又易泥沙俱下真伪难辨当局者迷。
3）关于地域。就“南方”而言其内部的地方（文化）差异也较明显。苏浙皖对水乡环境持续关注，园林气、文人味和文化怀旧感习惯较浓，文本具有“贴近”文学的优势；八闽地区对具体地理条件并不真正在意，重在精神情况的探究，这让这一区域不乏优秀的诗者；湖北区域则很现实（写实），倾向于对日常环境及其中“人”的种种情况的处理，尤重表达技巧，市民性强；滇黔地区则常将地理条件作为“兴”的铺垫工具，受阅读经验和制度文化影响较大，动辄就跃进到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关的层面，忽略或被现实所掩；三湘的表达多遵循传统路径，创新意识相对轻少；海南至今并未形成真正独具一格的“天涯”特色，其移民诗群力量单薄；而人多势众的岭南则因此良莠不齐，常忽视形式与表达的努力，着力于“思想性”建构，诗歌目的较复杂；总体看受意识形态影响很大的岭南与滇黔渝的艺术层次相对偏低。四川这一面积与人口均相对阔大的区域较特殊，从人口与民族、自然地理、文化艺术传承与交流、经济状况看，四川（广义说可是西南区域）很像一个浓缩的“中国”或另个紧凑的“南方”，明显的抒情特征几乎是四川诗人共有的精神标识。
——这种归类当然并不科学。我们同时也看到，当诗人对地域在意之时，往往会体现三个倾向：一是民间情绪或知识分子本能的透露；二是对自我也是对“人”的强化明示；这两者都需要一个相对的“地盘”立足，以实现关于世界、人、道德等普遍性问题探究的欲望，以及关于精神层面的独立与自卫的自豪想像。在过程中，不同作者与传统文化、主流意识形态、时尚流行文化体系的关系因人而异。三是对于诗歌地理性的表达。这可将之理解为是“一种行动上是文化的田野考古爱好，而在心理上它仍是个体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确认或期望的一种表现”。 ④这种期望也与当下文化态势有关，在全球化、全国化及当代传播背景中，文化的“差异”正日益被重视。
显然，从诗歌地理角度川人多会将自已视作南方而非北方或西部人，但我们又很难说四川诗就是南方诗，即使在诗歌气候炎热的上个世纪四川也并未出现“南方诗”意识，这不单是西南地区均属于北方语言系统的缘故。后来被归为“南方诗”范畴的四川诗人主要是文本带有浓厚抒情性质并且具有很传统的抒情特质的一类，有成绩的川籍诗人也属此类，如柏桦、张枣、翟永明、郑单衣、孙文波、宋氏兄弟、哑石等——如将他们以及后来的（成都）“人行道”群体的文本集中看，共性面是显然的：精致、深意、文雅、忧虑、知识气息均不同程度又必然地持续起伏……这是与传统文化非常挨近的抒情路线或说它本身是传统文化的一种主要表达方式。换句话说，“四川诗歌”明显成绩，特殊地理环境导致的“兼容并包”可谓最大前提条件。
成也地理败也地理？这可能导致“个体性”的莫须有。生长生活在同一地理时空的诗者在诸多方面是大同的，当强调“南方诗”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同株苹果树上挑选鲜明与饱满之一。这“之一”必然是“兼容并包”的集大成者——事实上如果诗人已“大”，他其实什么“方” 都不属于了，在其看来地理背景的有效性——应恰好体现在它被巧妙地忽略（消化），成为肉眼看不见的基础性远景，他从地域出发，在认真的发现与表达中，在后来他的与环境息息相关的美学理想、价值观、文化感肯定是超地域的。
以既是“西部”又属“南方”的“四川”看，这“天府”适宜人居人聚，这丰腴自在而敏感多情的身子更适于文化的插入与融通。这种反应当然在东亚大陆任一局部都可以发生，但必须的“地理”确是第一前提，“地理”这一容器的作用实是基础（教育），经济状态是必要条件，如此江淮、川鄂及今岭南区域也就有了优势：地理条件好，人多，移民多，三农基础厚实，经济相对富足，这使之更具有了对文化的吸收条件及整合可能，“中原传统”、“中心文化”背景在漫长而跌宕的传播时空中易于变化更新。
4）所谓“南方诗”。上述关于“南方诗”概念成立的几个重要依据在运行中同时又有明显的反作用，它们潜在且共性地贯穿在关于这一概念的辩证过程中。须指出的是，这里笼统归纳的关于南方诗的构成“条件”其实并不只对“南方”有效或只是“南方”所特有，它们几乎也是诗歌的共有条件。严格地说，并不存在“南方诗”这一概念。所谓“南方诗”，其实就是中国式山水诗（关于自然与现时环境的表达）与中国式抒情诗（关于人以及身心自我发掘需要的表达）的自觉整合（在此不赘，另文。），而这本身就是对传统的延续与对现时发生的更新和应该的实践。不可否认的是，山水背景与抒情传统由于优势的地理环境（直接滋养了心理）原因，在南方诗者积极的的思考与实践中得到持续发扬。地理（广义）推进了情感，主体性实现的可能也随之加大。尤为重要的是这使得诗歌显得更像诗，因为它保持了“文气”，更因它从拥抱自己开始，让自己首先成为一个“小环境”，“情感”在其中则像中介作用的空气（当然也就有清新潮湿污浊之别）。这个小环境与诸多层面和大小不等的外在的“环境”息息相关又相辅相成。
5）关于语言。“语言”似乎“南方诗”观最为有力依据。我们同时也看到，中南、岭南地区语言则是芜杂而被动的，并且在明显的模仿痕迹中带有语言暴力倾向。另方面，认真的进行语言创新实践江南才子接受和加工的“资源”与表达倾向他们实质上是兼容的，如陈东东、韩东、车前子、沈苇及潘维、余怒、庞培等；海子亦很能说明问题。换句话说，光以文本特征或效果看，我们并不能准确判断王小妮、蓝蓝、吕德安、西川、臧棣、张曙光等是否专属于南或北方。
“南方诗”语言的一个关键词是“方言”。方言意识同样是山水情感的另种延续，其效果亦取决于“抒情”的程度、倾向与技巧，真正使现实环境、心境和语言融会贯通并有效的是抒情。“抒情”促使了“山水”（环境与心境的表达）艺术化、人性化和生活化。这种实践一直进行在新诗过程中。当代传播如今让我们得以集中地看到口语俚言、俗语方言在诗歌创作中的大量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或玄或白或庄或谐或雅或俗，使乡土情绪、市井风貌、个人情感的在古今中外的复杂组合中交织共鸣，构成了当代诗歌的多样局面。就本文而言，中国语言音多变但“书同文”（钱穆）的特性使得“语言易变，文字守恒”（索绪尔）⑤——亦即方言最好的作用应是精神上的自我与环境的融通，其作用主要是基础性或辅助性的——其作用并不是有意使诗文本有南方味，而是使文本“可以”、“可能”地芜杂、陌生化、多维而更滋味。
语言的革新必然相对于传统而言，“南方诗”对语言传统采取的似乎不是“反”的策略或少有这种自觉，它其实非常在意与传统语言路线的契合或对古典的敬仰的唱和。这样的结果有时又会使写作的先锋性、现时感和影响力实质上的欠缺。
三、“南方诗”命名的原因及思考
1）命名的主要原因
地理影响与认同需要。地理（文化）确实能提供可以相互影响的精神舞台，这种影响逐步也就形成了一种（相对更新过程中的）“传统”。区域（文化）的识别及差异感可以提升主体对环境的更新认识。在当下，这种回味与反思包含了在新时空背景下对文化大同的反抗、对传统文化、时尚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梳理过滤，这是理解差异、融会自然、自由和自我的过程。而“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与中心区域的文学写作的差异，从创作者的情况看，就在生存体验上的差异。……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者都像是时间上的移民，处在人们所熟悉的环境之外，被置放在这册漫长巨著的末页。这真是一次耐心和毅力的考验，先入为主在所难免，书的封面、标题与目录不会有丝毫的暗示，它们甚至不是正文，仅仅作为注释而存在，是被省略和简化的一部分，有待确证和辨认，”⑥——这种需要认同的潜意识是文学界诗界的本能特色，它复杂地同时散射着理想主义、价值观、个体成就感、功利心理等诸多复杂的光线。
边缘意识与群体焦虑。边缘也是一种遗留或怀旧心态，是诗者对“环境”的留恋或再想像？“确证和辨认”虽然可以理解诗者对现时的进取习惯，但有时会被误识为达到入世目标的最后环节，因此当事人不得不先构置一个莫须有的中心或方向，在过程中、在“中心”之外，不时地进行（自我的）人文知识空间的拓展建设。综合近年来关于南方诗命名的论据看，这一概念较集中地反映了新的历史时期诗者芜杂的价值观，它既有精神贵族审美趣味、又有书生意气在内，在“草根”、“书香”、“隐逸”、“粗鄙”和“附庸风雅”的交叉展现中，其区域经济与文化优越感是很鲜明的。由此又可看到，群体在呈现自我时，需要借助反抗一个虚拟的方向或中心，因而又带有明显的地域歧视。这似有违诗之初衷，当属诗者 “经验”与“视野”阶段性困惑与局限所致？
传媒推动与时尚倾向。诗者对时空的介入、主导和指引意识或作用，与信息、传播时空的变化紧密相关，今天的传播与信息时空为“确证和辨认”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传播使诗外环境泥沙俱下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关于“南方诗”概念的呈现和探讨，适时地反映出当下诗者对“环境”、“世界”和 “我”及对文化差异的新一轮反思与体认——显然，无论作为原因或结果，这点无疑是最能让诗歌本身感到安慰的。
2）对“南方诗”概念的思考
诸如“南方诗、南方诗歌精神”等命名的分歧，可以理解为因地理（及经济政治情况）、习惯（山水与抒情传统的表达）的差别和诗者的关注点面和取向会有所不同，以及诗者对“环境”的看法与评价、与世界的关系及取得关系的途径的不同。这只是差异而谈不上优劣。
文化的继续、延伸和变化有一个过程，人文精神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并无必要强调地域（很多时候我们所言的“地域”仅是人为的“行政区划”）的优良中差。作为深远而现时的传统，山水情结与抒情习惯支撑的（现当代）南方区域的诗歌其实主要是起到了就地取材、结合实际、推陈出新、加以创造的作用。北方区域的诗歌虽然因意识形态原因而多“被动”，在艺术表达上多显平淡，但其内在精神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仍对传统诗歌精神保持了承继，并在相当程度上顽强地体现着诗歌的政治与社会功能，这些“指标”又恰是南方易忽略和需要补充的。有效的写作必然需要互助互动互通和互为因果；事实上有成绩的诗者就是这样进行的。
浓重的自给自足式的小农意识色泽外，南方诗浓厚的文人味道也是阻碍之一。“文人气”易成为习惯：自恋、自得其乐、或竹林七贤式的狂狷、或情绪化、对外界的关注和承担力度轻浅、或借现当代西方诗歌翻译体而显得入时的文雅、或模仿翻新古典、模仿时尚流行文化尘屑，复制自己——形式表达的问题其实也是思想观念的问题？不难看到，在“很南方”的江南区域，诗歌的“文化感”和“历史感”守成居多，这些感觉通常是现成的。“大上海”关于当代城市环境的诗歌实践未有大突破，“赣皖浙”诸多诗歌则多显得古今脱节或中西比重失调，对江南式古典抒情意趣的片断式的水眨眨的摹拟，多造成诗者个人情感的发泄而不在意于现实环境的灵活，甚至其语言的精美也多来自对古典的挪用。这种写作方向虽然是“很抒情”的，但易导致意义低微及审美重复。其实类似的“不适”随处可见，世纪之交以来，在赣粤桂川渝黔滇这一片土地上，除极少数诗人外，群体创作均呈现停滞状态，艺术创新与前瞻性不足；在这一片土地上，思与诗的墨守成规习惯多于创新，在强势的传播背景中，在对“制度文化”的习惯式的感性反应中，相当部分的创作实践更以倾向附和于“时尚文化”和功利实用为荣，并存在着对“中原”传统的承接断裂变化但又暂时未能建立本土和自我“传统”的尴尬状况。
南方历史地理及文化背景直接关连着并也可能牵制作者的情感、审美、哲思与艺术的判断，在精神诉求与艺术表达的相对大同背景中，个性与个体性仍是个难以解决的老问题。“南方诗”命题的关键是代表性作者与文本，苛刻地看，虽然“活动”与“媒介”的盛兴显示出特色并正构成可能的更新变化的基础，但广东本土事实上数十年来仍未产生有重要建树或纪念碑式的诗人，在今之江南，关于地理背景的感觉与表达绝大多数则仍停留于感性、复制层次，有价值的文本仍然只集中极少数优秀诗人身上（有意思的是，在这一片土地上，个体性的、“有成绩的”的诗人似乎都是站在与“南方本土”有一定距离的层面上的）。当把南方地区的诗人作品集中，不难看到所谓“南方诗”文本的材质、光彩、形态的大同，较突出的是大同特征是伤感悲苦底盘上的散文化、古典情怀（词、曲形式）的延续和挪用，许多诗人往往将诗歌复制成了肉感的、文绉的、脂粉水汽的、甚至青楼味的青春激情的东西，虽然个体的“抒情”目的是达到了。在这浙皖鄂区域较明显。审美的、艺术表达和精神方向的相似时常会造成艺术表达上不成功的模仿，当这种情况过度时，结果不言而喻。
“南方诗”命题的出现可视为时空背景下地理（文化）的自识努力，视为对“文化”的和而不同与寻找差异的思考。如果北方是以表层精神态势及制度文化为主，南方诗则是以农渔商文化为主体，由有闲知识者及精神贵族领衔主演的“在野”文化，这种“文化”其实又与制度文化有着难分难舍的关系，这几乎也导致了岁月变迁中的心理失衡，金陵春梦式的愤懑、传统心理的知识分子的无奈与仕绅没落气息遂难免反复呈现。这也是南方诗歌浓重的小农意识色泽和享受性能（如游戏性、通俗化、享乐主义及不时的反讽自嘲和隐逸狂狷意味）明显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便将北方诗视为“礼文化”，南方则似由庙堂向乡野的拓宽和递进，这是一种补充与安慰，一种“创造与更新”的自觉——这本是应该的诗歌所应该具有的精神，它是对自由、和谐、自在、安静的重视和对人及环境的纵深认识，而如今——南北文化的差异显然亦非从前的鲜明界线而更加复杂了，这就更需要诗者更加的认真与努力。
3）结束语
“南方诗”并非诗歌概念。肯定存在着栖居于南方的诗人，但从某种层面上说并不存在“南方诗”；“南方诗”这一概念无处不在又并不存在。它因“需要”而出现，是部分受意识形态影响的诗者的惯性产物。它不属于审美而是价值的。它须与相关的概念相比才可能“存在”和出现。也正是在与相关的概念相比后，可以看到，所谓“南方诗”实则就是中国化的抒情诗（广义），或说“南方”诗歌更多地保存了“中国”诗歌传统的关键部分，其优势是在对传统的保存与现实发生过程中不断有主动的变化与深化。并且这种变化是积极的、认真的，这同时也是生存（南方地理、物质与精神的相对保障与休闲）条件的结果之一。
当代中国诗歌主张、主题、主义的有效出现，总有着一定的时间与空间原因，它们的出现至少有“进步”的愿望。就“南方诗”而言则显出貌似行进中的“退步”，如果将这种诗歌的划江而论视为固步自封似乎言过，但当前和以后诗歌要解决的，恐怕确实不是这种“安内”的问题。可以理解的是，当诗人强调“南方”时，在意的实是文化传统的回望或对“传统”的新的希望？关于它的思考，适时地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下诗者对“环境”、“世界”及“我”的反思与体认？由于这一概念的“产生”有着特殊复杂的历史和现时原因，目前的研讨仍未溢出（广义的）地域文学范畴，而其出现与其说依托特定地理及历史文化，不如说是对意识形态及主文化的某种惯性的反依赖或拘束。这几乎在实质上取消了“南方诗”可能的先锋潜质。由此亦可见“南方诗”这一命题的成效和认知度与命名者本身对精神秩序的要求和整理状态是同步的。
言及此，我仿佛远离了“武术”而局限于“南拳北腿”孰优的争执？或许我们更该留意的是，在当下及后来，在“全球化”“全国化”了之时，该如何认识昔日与如今的“南方”，在“南方化”之时，又该如何认识“和而不同”的“我”？或许这内在的危险才是所谓“南方诗人”最需解决的问题？……或许，我始终就未触及最根本的问题：本是同根生，我们把一块土地分为南北是为了什么？
（2008年于贵阳煤粑场）
注：
①南京现代汉诗论坛对话•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南方精神•安徽和县•南京评论网•2008•4
②李建春•北与南，时间与身体•贵阳•诗歌杂志•2006•4
③相关观点散见于2000年后各诗歌民办报刊与网络
④赵卫峰•地方性•北京•作家出版社•当代诗观察•2008•12
⑤韩少功•现代汉语再认识•未刊稿•2006•12
⑥韩子勇•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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