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云：进行时态的癫狂
杨昌文 左云
[前言] 左云是谁？放眼当今中国诗坛，恐怕没几个人认识他。他是陌生、眼球忽略品、无名的孪生兄弟、民间中的民间、滴滴撒撒的一滴。但这样为左云定位显然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草率行事。左云作品呈现出来的驳杂、前卫、怪诞、调皮、决绝、自信，令人目眩、疑惑、迷惘、叹息。他完全不顾读者的情绪及接受力。他走的是一条孤寂的实验性的诗歌写作路线。他的癫狂状态下的行进，是其实力和想象力碰撞语言爆出来的璀璨火花。我想邀请你和我一道去欣赏。这令人无法漠视的风景，长此以往的勇气，值得我们付出一点点的关注。
只有在写作中，我的状态才有点“癫狂”
杨：左云兄，你好！终于逮住你了。我有一些问题想要找你聊聊啊，或许某些问题还有那么点“八卦”，你可要有心理准备哦。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写诗？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初恋让我学会了写诗”。呵呵，你呢？
左：好吧，聊聊。你真能搞，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你的“前言”是一面“哈哈镜”。哈哈，我被你装进了这个镜子里。生活中我不“癫狂”，只是喜欢喝点酒，写点文字，看点书，很简单的一宅男，哪怕醉酒后，也是很乖的睡觉，背对老婆睡，一怕醺了她，二是以防自己手脚变长。只有在写作中，我的状态才有点“癫狂”。
“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写诗？”——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实际情况是，我以前，1990年吧开始写诗，断断续续写了六、七年，后来断了。2004年后直到现在，算是没怎么停过。现在，好像又不知道怎么写了。
杨： “哪怕醉酒后，也是很乖的睡觉，背对老婆睡，一怕醺了她，二是以防自己手脚变长。”呵呵，这样的回答挺配合我的“八卦”呀，我喜欢听，听了后觉得你挺体贴的嫂夫人的，细心到这个份上，很感动人。但我觉得吧，你对“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写诗”这个问题的回答有点简单，还无法满足我的一颗八卦的心。记得我当年开始写诗歌的时候，是因为暗恋，一下就被美丽的她照亮了，一首一首地为她写情诗，却不敢寄给她。我想再问的是，在你的诗歌之旅的出发地，有没有出现一个美丽的她？你的第一首诗歌是爱情诗吗？给我说说你的第一首诗吧。
左：我的第一首诗歌我都不怎么记得了，连同那些早期的日记、青春期写作（当然包括所谓的爱情诗）也早已散佚了。我记忆中较早的是90年代初吧，我浸在顾城、海子、戈麦的诗歌氛围里，还有就是合肥的《诗歌报》，我学写了一些诗，而这些诗后来也没保存，只记得每一首诗我都要写7、8天甚至更长的时间，不知道怎么把握，每首诗都打草稿写了二三十张信纸，然后其中的部分草稿又与另一首诗的某个部位粘巴在一起，从早到晚枯坐在桌边磨叽，边抽着平嘴大江、良友什么的，一天下来烟屁股两烟灰缸，那时我身边一位写诗的师、友都没有，只有父、母亲在身边絮叨：别搞坏了身体，别搞坏了身体。我那时身体特棒，天天长跑10公里左右，要是现在，早写死了歇。搞了几年下来，我实在不堪忍受那种生理和心理的疲惫，突然有一天产生了结自己生命的强烈冲动，写了一首诗，至今还记得有几句是这样的：“葬火在洗/葬火在洗//骨灰盒里/我顶着你的红盖头”。后来，就中断了。不知这算不算我的诗歌之旅的出发地——起源于非生命的生命感受。
那时候，我内心里就有点不屑于“谈恋爱”的倾向了，哈哈，双向多边的单恋出现在更早的高中时代，那是1986、87年的事，我写过林觉民“与妻书”似的情书，但强烈的害羞像一堵锈死的铁墙，终究没寄出去，也用蝇头小楷竖体格式写过一封封情书，也不管对方回不回，就是写，又练书法又练文字。
杨：朦胧诗。《诗歌报》。青春年少的诗的冲动与轻狂。我们的记忆是如此雷同。和你一样，我也是写着写着，突然就不写了，一停笔就头十年，再次拣起诗歌的时候，人已老。不再为爱情写，为生命中的疼痛写。你呢？是什么原因，让你2004年后再次开始？诗歌对你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左：其实，停顿的那段时间，乱读书的习惯没丢。后来偶然有幸认识方文竹，受到他的鼓动，以及网络的触动，尤其是在不解诗歌论坛，他们严苛而真诚的批评，一下子让我进入了久违的诗歌写作状态。
诗歌对我来说，是生活本身或者是身体的呼吸了。写诗让我变得清醒而自足。是写诗本身让我感受到一个人如此卑微与渺小，他的幸福是小的，他的丑陋是小的，他的骄傲是小的，甚至他都耻于说出自己是孤独的，没有多少人配受“孤独”的封号。
杨：我记得你好像有诗歌作品，在不解诗歌论坛被推荐。我读《左云自选诗集》时也感觉到你的部分作品里有来自不解的影响。你是怎样看待这些影响的？
左：是的，被严肃而友好的推荐过。我认为一个写作者不受任何影响是不可能的，也不诚实。（我从来不相信矢口否认受到影响的天才的存在，但我相信他们在独特的环境下孕育出来的天分——从一开始就成为了“自己”。）但这是好的影响，也是很焦虑的影响，当然我受过的影响很多，包括新小说派、垮掉派、语言哲学、一些当代艺术观念的影响。影响的过程先是暂且悬隔来自自我的性情、观念、经验之类的东西——有意识的尽量做到“腾空”，然后接触、理解、反复咂摸，总之是观察与体悟似的学习吧，这个过程充满着趣味与挑战。
杨：嗯，余华曾经在他的一篇随笔（《胡安﹒鲁尔福》）中这样说过：“文学中的影响就像植物沐浴着的阳光一样，植物需要阳光的照耀并不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阳光，而是始终要以植物的方式去茁壮成长。”他认为一个作家在写作中受到其他作家的影响恰恰是为了使自己不断地去发现自己，使自己写作的独立性更加完整。我很赞同你对影响的看法：“腾空”，然后“接触、理解、反复咂摸”，最终目的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使自己找到自己。那么，你又是如何摆脱这些影响的？
左：我是个后知后觉者，对一些事情总慢三拍反刍，影响受多了，自然出现大致的比较、鉴别，我的写作经验是，不是摆脱某个派别的单纯影响，而是自然而然，综合你所受到的诸多影响的营养，同时，直接面对自己的性情与认知区域、面对自己当下的生活地理，疏离出一个个体的语言艺术形态和叙事艺术空间的抽样。做到了这一点，也许你就不会与任何人比了。有句话不是这样说的嘛：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煨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当然，这个过程很漫长，也许没有终点，或者我走不到终点，慢慢走，路还长。
杨：左云兄，通过这么多年的诗写实践，你认为诗歌到底是什么东东？我知道，这个问题问下来，一百个诗人就会有一百个答案。我想得到的是你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你心中，是如何定义诗歌的？
左：从创作论上说，诗歌当然是语言实验的极致艺术。它几乎是所有叙事艺术、图像艺术、哲学、各科知识相互闪电般跨界的最基本也最富奥的母本。从本质上说，诗歌是一个生命体。
杨：你能就这个话题，更深入地谈谈吗？为什么你要说“诗歌是一个生命体”？有人说“诗言志”，有人说“诗，永远是生活的牧歌”，而我早期学写诗歌时，我是把诗歌当着了“情书”。面对这样的差异，你是如何理解的？
左：我说“诗歌是一个生命体”，请不要理解为“诗歌”与“作者”之间是等号关系。有的好诗，比如见诗如见人的那种性灵之诗，只是“诗歌是一个生命体”这个命题中的函项之一。我更针对文本的活性，它的语言建构与拆解的本体来说的，它的活性体现在它被不同的读者阅读时，而形成的不同成长，一首诗需要读者再度创作的参与来完成它。这就是“文本活性”，所以诗是“未完成的”、“谜”一样的生命体。说白了，一首诗要经得起各种解读，或者就不解读，就让读者与之遭遇时，产生陌生而新鲜的冲击不也很好玩吗。诗写出来，大众都叫好，或者好处、妙处是那么明显，全都在面子头上，这样的仅仅以打动读者、编辑为能事的“好诗”放眼诗坛，是不是太多了 。“诗言志”是革命家、政治家的事，不关我事；“把诗比成牧歌”是闭着眼睛说瞎话、意淫者说的，也不关我事。我们永远也回不到写《诗三百》的那个民谣时代，那是真正的民间，诗人都是佚名，现在的民间等同于官方的江湖版或者主流的市场版。要说“情书”——那是私密之件，就“私密”来说，还是有点类似于诗的，我的极左言论是：现在只有私密之诗还有点看头。
我就是个漏洞百出的人
杨：作为你的诗友，我一直在关注你的诗歌写作。那本《左云自选诗集》就放在我床头，不知读了多少遍。读你的作品我很享受。可以说，能让我读的入心入肺的诗歌作品不多，你的诗是我的菜。我一向认为，一个诗人他有什么样的诗观，就会写出什么样的诗。你认为呢？我觉得一个诗人的诗观对他的写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问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诗观？或如何保持我们的诗观的先进性（或曰先锋性）？
左：谢谢兄弟之谊，你的鼓励让我产生多种一点菜的念头，呵呵。是的，观念很重要，诗观从诗本体建设的角度说就是一种语言观念。但更为复杂的是，诗观的背后站着诗人的认知，基于社会角色身份的生活经验和价值观念，以及知识结构形态、储备、思考视野等等，所以，人们的诗观千差万别，形形色色，有很多大而无当的所谓“诗观”与诗风马牛。
作为一个写作者，让诗回到诗。不要附加什么责任、道德、批判之类的立场。这些立场都是社会人的层面，公民的层面上的事情。诗人就应该让诗回到诗，就这么简单。请注意，诗人首先是社会人、公民，他们自有担当，但远不是把诗降格为工具要诗去担当人去担当的东西。其实，一首诗歌的语词选择和风格早已露出了一个诗人总体认知和基本意识形态的蛛丝马迹，是不言自明的东西，如果过多强调诗以外的那些高调的东西，那我真的实在是无话可说。你说如何保持先锋性，我也没啥好说，一是永远独立思考；二与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生活保持疏离，这样庶几能做一个清醒的观察者与批判者。我觉得无论是学者还是诗人，都要与政府与官方与主流文化立场、通俗媚俗的市场力量所倡导的流行性趣味持有异见，对自己身上的自觉与不自觉的妥协、圆滑持有憎恶，这才是真正健康的多元化——多元化的当代，多元化的个人。三是练气，练真气。也就是知行合一。不要一方面批判，私底下又与批判的对象苟合同流，说实话，这很难，很多人都在妥协，是非对错夹缠不清，包括我，都是灰色人。这令人沮丧。我只能做到对因自己肉身的脆弱而引起的随波逐流保持警惕、批判和耻笑。四是不做一个狭隘的人文主义者，多接触点科学与自然世界。五是保持你自己的“失败”，放弃以有损人格独立、委屈自我艺术观念为语境的诗坛人缘政治，让语言去梳理一个个体、一个普通国民的真实境遇。
杨：我觉得你说的“很多大而无当的所谓‘诗观’与诗风马牛”一语中的，这一点是任何一位诗人在写作过程中都要警惕的，不能在这样的观念里“耗费自己可贵的精力和热血”。我更感兴趣的是，你这里所说的“从诗本体建设的角度”这一特殊的切入点对“诗观”的观照。我想问的是，你觉得作为一个当代先锋诗人，我们如何理解“诗本体建设”对于我们写作的意义？你觉得“诗本体建设”涵盖了哪些必要的元素？
左：“诗本体建设”需要那些独特的持续性写作文本给我们的启发，一切都深藏于写作——语言实践（理论文本、诗文本）的内里。要有一种前瞻性的意识自觉写作的动力和激情，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写诗的人可以有一千条理由不写了，你都不写了，还谈什么。写作只是一个癖好，写下去不需要任何理由，也没有理由。“诗本体建设”涵盖了哪些必要的元素？你这个问题问的，想要我写论文吧。甚至都不是“写一篇论文”就能讲清楚的事，还是免谈，我也谈不周全。还是那句话，关于“诗本体建设”，相较于30岁前或者更早出名而后就基本熄火的诗人，我更相信那些60岁以后还保持文本活力、独立思考和学术前沿的诗人。这样的诗人在中国实在太少了，我估计十年、二十年后会多起来。
杨：是的，“诗本体建设”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探讨清楚的一个大问题，有待于有心的诗人或诗学理论家去细致地研究总结。我很赞同你这样一说“一切都深藏于写作---语言实践（理论文本、诗文本）的内里”。诗本体建设的历程中，写才是硬道理。实践出真知。诗歌写作，说到底应该就是语言实践。我想请你谈谈，你如何看待诗歌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据我了解，你一向对语言哲学有着浓烈的兴趣，我想知道，语言哲学与你自己的诗歌写作有着什么样的渊源？或者说，语言哲学对你的诗歌写作有着什么样的启示（或影响）？
左：你的这些提问，我怎么感觉是个“善意的陷阱”，呵呵，只要我回答，就落入了“知识”或“知道”的言筌，回答的再缜密、再系统也会漏洞百出。再说，我就是个漏洞百出的人。兴之所至的读书从来没系统。其实，诗，会远远将这些“料”抛在后面，诗或“感觉”会把你的这些积淀的料“漂白”（有的人说“综合”）——就是让语言哲学范畴里的东西踪迹全无，但受过语言哲学训练的诗人，他诗里面对语言（语义、语用、深层语法、分行、分节、节奏、甚至标点符号等等）敏锐而立体的把握，或“破坏的误用”而造成的“奇幻”世界，非纯粹的艺术专注莫办。——而这一层面的“秘密”只是隐秘的蛰身于看起来或平易自然或跳脱残阙的诗句中，语言的秘密大部分就是“没有秘密”，它在一瞬间，只向“时间”和与时间一样牛逼的“未来读者”开放。它不是“料”的二级语码系统。诗歌的语言分蘖把它带向自身的未知——我们无法把握的所在（包括这个“嘿社会”），文本没有意义，正如这个世界，无所谓有意义没意义，它只存在着。意义只是细胞，分裂、断裂、移植、嫁接、置换、异质、变异——当然，这些手法不可能用在同一首诗里，而是概括，你不会误解吧，只是对后现代文本的概括.
杨:俗话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你对诗歌与语言之间关系的洞悉、把握、理解是非常值得我细细揣摩和学习的。在阅读你的诗歌作品的同时，我也一直在关注你的诗歌理论。我在你的诗论《零星的言语》里读到你的这样一个观点“诗不表达诗”，它和你在这里和我谈的“诗人就应当让诗回到诗”似乎都在强调“诗本体”的重要性。我感觉，这样的认知好像是你的诗歌美学观念的核心。它使我想到了“纯诗”这个概念。你是怎样理解这个概念的呢？
左： 别耸我，我哪有那么‘厉害’。 还是那句话，让诗回到诗，回到语言（世界）中。其实，我不喜欢“纯诗”这个欧洲泊来品的老概念。我写瓦雷里，里尔克那样的东西？写得再好都是盗版。说点题外话，几乎所有的诗人（我也是）都有这样一个癖性，喜欢通过一两个“概念标签”建立自己的语言城堡，这既可爱也让人尊敬，如果他真的建立了自己独到的艺术空间的话，同时那种国王似的心态也令人厌烦，我就有点厌烦自己。那种掌握专业似的骄傲、傲慢如果太盛了的话，真的就毁了自己向更大的艺术空间迈进的可能性。但大众的好为人师的胡说挑逗往往又迫使诗人像傲慢的斗鸡或保持自负的沉默。我时常提醒自己：要罢黜自己，包括罢黜自己的作品，永远做一个新人，不要想着哪天能抬头，只顾低头走路。
杨：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的意思，你所指的“诗不表达诗”，就是说“诗”这一本体从其本质上来探究，就是要剔除“表达”，诗一旦表达，就不纯。表达更多是“非诗”的一种倾向。”让“诗”回到“诗”，就是要在“诗”中剔除一切“非诗”的因子？诗人所有有价值的努力正是体现在这方面，是吗？你能就这点，多说几句吗？
左：哦，这里面存在着很大的误解。我记得当时说“诗不表达诗”是基于我自己这么些年写作经验的总结和整理得出来的一种尝试性的思路。这样吧我用排除法，一，这句的意思不是“要剔除一切‘非诗’因子”，相反，诗完全可以有非诗的东西在里面；二，不是“诗一旦表达，就不纯”的意思，我说的是针对我当时写作的一种自觉吧，什么自觉呢，就是作者不利用诗做主观的表达，尽量客观，用中性一点的描述式语言，在你选择词语时形成你的言语，让语词本身发光，在它们的质地之间产生缝隙、跳跃或语词现场的布局和编织，来呈现一个可能的世界，“诗不表达诗” 涉及到怎么写的问题，也就是说，呈现是更复调的表达（这时候的表达已是在读者内心的回应和二度创作的问题了），那个文本放在那儿，是文本在邀约，在说话，而不是诗人在多嘴多舌，让作者的声音盖过了文本本身的声音；三是我当时提出这句还有一个自觉，就是不写让没有受过多少语言训练的大众一看就叫好的诗，前面我已说过，那种浮皮的“好”实在是太多了，没有‘根’，什么根呢，就是认知还不健全、深透的人怎么能选择好词语、组合好词语？只知道跟风模仿，早被早期的所谓经典选本或者官方编辑的口味下发表出笼的“好诗”同质化了，在模具里被“塑型”了还不自知。我拒绝写那种“让人一看就叫好的”东西，我宁愿写“差诗”----差异、差别、偏差的。自己给自己吹嘘一下，也不是吹嘘，我的诗的好，那些官刊编辑看不出来，就让他们看不出来才行。当然，我的诗从总体上看，在真正的地下写作者中、私密写作者的高手中也就一般的水平，还行，这是我给自己的定位，好诗多了去了，比我写的好的也多了去了。
杨：听你这样一说，我感觉到你这里提出的“复调的表达”和“文本的邀约”这两个观点很有意思。从这两个观点出发来阅读你的诗歌作品，让我更加深入地理解了你的写作。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两点正是你判断一首诗歌作品是否是“好诗”的标准？或者，你认为在诗歌写作实践中，我们是否要确立 “好诗”的标准？
左：其实，类似标准性的东西就在那儿，很客观的不需要谁去确立。说实话，我挺反感这种人为的“确立”。这种“标准”我认为不是量尺寸的标尺，不是标准件的标准的意思。“标准”这个词很不准确，毋宁说是一个大的诗歌语境的“槛”或语言（世界）的观念要“过关”——也不准确，是一模糊化的东西。我不认为能仅仅依据“复调的表达”和“文本的邀约”这两点就能判断出一首诗是“好诗”，我说这两点只是一种写法，蛮有意思的写法。有人就反对这种接受美学的东西，比如苏珊.桑塔格还有武汉的诗人小引，挺有趣的。我觉得最明智、民主的做法是：不要“为诗”确立“标准”，那样太自不量力，只会引起无谓的争吵和口水。你可以“为你的诗”确立具有自觉意识探索的“走法”，那只是提醒你自己的写作，对朋友或读者，他们看了有启发或部分认同，就很好。
杨：那你在前面说的“好诗多了去了，比我写的好的也多了去了”，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参照系来判断的？目前，放眼当下中国诗坛，你喜欢的诗人有哪些？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认知而喜欢他们？这些你喜欢的诗人，对当今汉语诗歌写作究竟有什么样的贡献？能就这些说说吗？
左：“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参照系”和“基于一种什么样的认知”这两个问题我还是拢聚在一起回答吧，要说参照系我想引用一下罗伯.格里耶说的，他正好说出了我想说的：“准确地说，在文学中我所感兴趣的是布朗肖和雷蒙?卢塞尔，他们既不是靠读者的数量，也不像现在传说的那样是靠他们占据的媒介地位来赢得大众。他们的作品在所谓的文学中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位置，然而，我欣赏的正是这些作品。当我开始写作时，我感到自己注定处在这沉默的、严肃，而艰苦的以及半秘密的状况中。”我的参照系就是“他们的作品”，但是要想发现他们的作品对于我较难，我总是想试图接近这些秘密半秘密的作品。他们不会对“当今汉语诗歌写作”有什么贡献，他们是另外的谱系——在对人类的艺术有贡献这点上，他们中的更优秀分子是最靠谱的。
杨：呵呵，左云兄，这个访谈进行到这，我想“绕”你一下：你前面说，你“挺反感”人为地为诗歌“确立”一个标准，可是，我却在你的诗论文章《零星的语言》里读到你这些文字-----“一首好诗就是这样，它要么挑起读者挑逗起读者进行二度创作式的解读欲望。尽管阐释会造成对一首简简单单而又迷幻重重的语句排列的星际般的诗行物质，产生指手画脚的伤害和因误读的干预或精准的剖析，而使这件具有谜一样迷人气质的艺术品处于索然无味的险境。要么，它就让人闭嘴，沉潜于静默，连面部扩散开的会心的一笑也是过于喧闹的。”-----我觉得，这似乎就是在为你心目中的“好诗”树立一种标准。你觉得你这两种观点是互相冲突的，还是有所补充、发展、完善的？或者，正是这样真实地阐释了你自己内心不同时段的思考，而让我读到了一个真实的、去伪饰的、甚至漏洞百出的，在诗歌实践中一直处于“未完成”状态的你？
左：你记错了，呵呵应该是《零星的言语》。不矛盾也不冲突。没人确立我怎么走，我在《零星的言语》里确立我自己的诗歌写作的道路选择，这里面当然包含一种“自信”——写作中途的自我确认。跑长途的当然要进“中转站”——加加油，喝点啤酒什么的，思考一下来路和去路等等。《零星的言语》没有“越界”的企图——企图对诗歌界的现象指手划脚，我不想那样做也毫无必要。所以我的题目标为“言语”——那仅仅是我的言说——一份语言的个体抽样，是从我所观察的语言区域、语言现象中产生的没有系统的语言再思考。
我说的“漏洞百出”是指原生态人生这个范畴的（我不是笛卡尔、黑格尔，建立了哲学体系别人说有漏洞）。承认“漏洞百出”总比自我修辞式的欺骗、自圆其说来得要舒服、放松一点。许多的“大声疾呼”不是大声疾呼的事而是要靠行为来完成，我尤其不齿于仅通过驱使语言，在道义上的谴责、发难，对什么良知的呼唤而获得自我优越感，甚至其实质只是为争抢话语权。太没救了。很刻薄是吧，这点上我也没救。再说一点，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来“大声疾呼”的，你得首先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比如甘地、鲁迅、林昭，扯远了。
诗就是诗。正如哲学智慧就是哲学智慧。海德格尔个性与政治立场上的自私与拙劣，并不能改变由他开启的智慧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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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23 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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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23 23:29
发表于 2012-4-24 0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