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张无为 于 2012-4-30 11:33 编辑
延伸思考《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1979年，《诗刊》10月号发表梁小斌的诗《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表达了从十年动乱中走出来的一代青年的精神迷惘，被称为“新时期文学”代表作。这首诗的经典性意义是不容置疑的，也早有定论。许多诗家、学者的解读各有千秋，也都到位。在此不必赘述。
33年后，那个24岁的合肥制药厂学徒工已经早知天命，朦胧诗人也大多年过花甲了。那么，当年那枚钥匙找到了吗？他们的愿望实现了么？如果是没有找到，那么后来，他们又如何选择的！诗歌又是怎样的？当我们知道这些之后，未来又会怎样？……想到这里，我突然发现《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另外的意义与延伸思考的可能空间。
更有意味的是，梁小斌的诗虽然在当时已经显示出了鲜明、独特的风格，但他似乎不满足于既定的境界，并近乎一度在诗坛被遗忘中很快毅然地进行重新选择转向，走上另一条道路，实际上，朦胧诗人也是整体不约而同地“各奔前程”般转向的，这虽是历史的必然，也值得进一步深思。 首先，《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代表了朦胧诗共同的风格追求，自觉地运用象征、意象等手法，追求蕴含的丰富与效果的朦胧美，如该诗中，“钥匙”所包含的是最简单也最珍贵的东西，包括童真、诚实、爱、美、自由与家园等等。虽然“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烙上了时代符号与特定印记，但诗中本身固有的丰富可能性却是超时代的。而后来的发展事实也是不以人们（包括作者）的意志为转移的，整个中国诗坛不仅“钥匙”没有找到，人们大多也不再寻找“回家”的路，不再憧憬回家后翻一翻“儿童时代的画片”或“打开书橱”，不再真诚地“向蓝天发出爱情的信号”，甚至放弃了高贵的理想，圣洁的诗歌及“美好的一切”，大多数诗人似乎连诗歌都找不到了。看来，即使在今天，诗人当年曾经静静地思考的那丢失的一切，有必要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并且这不仅是个人化的，而是全“中国”的。 现在，“诗言志”的“志”没有了，“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兴高采烈地诋毁诗歌”(邹静之语)，究其实质，是泛娱乐化、欲望化的生活方式、网络时代的狭隘的平等观念和片面的解构本能，是有诗人无杰作的诗坛名利场现状，共同将诗歌弃之于浑浊不堪的泥潭或粗鄙的荒郊野外。相反，梨花体、羊羔体、口水诗却一次次兴风作浪，引起一阵阵轰动效应，诗歌简直成了名利场，成了KTV包房，成了米兰昆德拉的“玩笑”。 可见，钥匙及其象征意义依然是当今社会遥遥无期的期盼，既如此，梁小斌的这首诗就依然有标的价值。 其次，梁小斌至少在完成长诗《断裂》（1985－86）前后，其诗风即发生了明显转变。正如他在《诗人的崩溃》一文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必须怀疑美化自我的朦胧诗的存在价值与道德价值”，“必须识破法则！面对冷酷！历经真实！”，“当代中国诗界应该纵起真正革命的浪潮，摧毁温情脉脉的优雅的象牙之塔，扫荡象牙之塔中滋生的柔弱的幻想，使人与人之间的贵贱之分受到鞭笞，使诗人非诗人之间的界限荡然无存！而真正想崛起的诗人应该站在朦胧诗人之上，对他们所抒写的东西有所怀疑，决不能步他们的后尘。”这显示一个遭遇现实的严酷的人，对于诗歌如何超越现实的确有了清醒的把握。 那么，怎样评价诗人的这种变化？我以为，就社会发展而言，这种走向是不容置疑的，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得了，诗人这样选择的与时俱进由诗歌自身发展规律决定，谁背离谁就必然会被淘汰。不过，这种选择并不意味着是向与真理相反的方向挺进，而是寻求新途径以实现诗性回归的可能。一方面，娱乐化大潮一时没办法使人们的脚步停下来，那你只能在跟进中尽可能发挥良性影响力；另一方面，主体性的深化也必然促使诗人们以新视角观照世界语生命。不过，找回钥匙，重新回到单纯、美丽毕竟是永恒的理念，并且永远像前方的灯塔，虽然可望而不可即，却总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归宿。
最后，由前面的概括可见，我们必须确认，这种回归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圆圈，而是螺旋式的上升。就像梁小斌后来的诗歌风格那样，舍弃敞亮的歌咏式语调与清丽的轮廓，而平添了愈来愈浓厚的思辨意味与“寓言”特征，日常场景、口语化语言更地被置入诗中，表达的却是更具有思辨色彩的生命况味。而这一切既是诗歌自身发展的必然延伸，也是诗人追求自我实现不二选择。面对当下诗坛大面积溃退，简单地期盼与呼吁诗歌的纯净化是不现实的，就像面对社会从根性里反映出来的乱象，简单的号召学雷锋一样，不仅是隔靴搔痒，甚至留下笑柄。
不过，既然我们最终要追求的目的是天地澄明，那么，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一定会和朦胧诗一样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他们曾经是超越单一化、媚神化的大胆探险与挑战，现在应该是超越世俗化、粗鄙化的经典参照；既然他们是诗歌发展史上大跨度的里程碑，同样也会昭示并照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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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29 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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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30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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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30 17: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