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诗歌的幻想性与艺术书写的可能(摘编)
董迎春
当下汉语诗歌的写作发展的吊诡之处,正在于写作者对幻想的巨大漠视与幻想表达能力的缺乏,而生活的现实的幻想不过是现实的现实,与怀着惊奇与冲动的幻想,相离甚远。
对现实的幻想,恰恰呈现了当下文化的精神危机与生命的巨大虚无的气息。幻想属于真正的艺术家、艺术,同时也克服过于现实的人类精神空无与宿命论的生存危机感。惟其如此,艺术的幻象才爆发出活生生的现实力量,感染、提升那类具有阅读、鉴赏、沉思、选择能力的读者。
古今中外,关于想象的观点较为丰富。它成为作家重要的表达能力之一。
想象是写作者、读者必然的审美能力,没有想象力的诗歌无法成为真正的艺术作品,但是,当下诗歌发展的误区在于,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中,许多诗人拒绝想象力,提倡冷抒情,关注日常生活的零度叙事,这就引起当下诗歌表达上的困境,诗歌容易滑入扁平化、凡俗化、单一化、浅薄化的认知误区,与当下现代诗歌写作的表达可能渐行渐远,而艺术作品本身的艺术性的自我认同,在缺少想象与想象力表达能力的诗歌中被暂时搁置与忽视。
从读者角度来看,没有想象力的诗歌,无法形成作品接受中的联想空间,无法形成诗歌语言本身的内在张力。“要看透一个诗人的灵魂,就必须在他的作品中搜寻那些最常出现的词。这样的词会透露出是什么让他心驰神往。”[6]诗歌作为艺术中的最为主要的文体之一,它与艺术、艺术性的关联无法割裂的纽带就是由语言促成受众展开联想的审美空间。放弃审美的主体价值,这也就丧失了文学的自身意义。而想象、想象性正是深度审美体验能力的表现之一。
幻想,表现为一种想象力的能力。汉语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存着某种隐喻的结构。
在诗写中,幻想具体表现为冥想、沉思,通过语言去呈现诗意、诗性;对诗歌本体中诗性、文学性的追求,诗歌的语言自然附上了诗歌本身所必需的内在张力、艺术性。
缺少想象力的诗歌往往表现为语言平面化、呆板、缺少内在的节奏、韵律,缺少诗歌自身的神奇、新颖。当下诗歌对日常化、叙事化的过度强调,导致了当下现代诗歌书写想象力的匮乏,长期以往,现代诗歌就渐渐滑向了大众化、小趣味,语言表达的技巧也仅是语言层面上的诗味,缺少诗歌的深度蕴涵、无法打通语言与精神层面之间的艺术关联、无法生成艺术之诗的内心力量、艺术情操。时间是人间的心理期待,它与死亡、爱情、占有、失败、坦诚、焦虑、热忱、念想、幸福、美好……相关,它也诉说着存在的秘密与幻想的激情,持之以恒,但也冷酷无力。当一个习诗的写作者遭遇此种心灵体验时,时间在消失,所有一切“相关”仅是生命的根基,但并非终极,它们铸造了生命的诗性与可能。诗歌就是一种想象与想象力的召唤。在可能中促成你去想象某种画面,抑或有关生命的哲理的沉思,甚至纯粹语言自身的内在呼吸与节奏感……优秀的、经典的文学都是创伤性、审美性的体验与追忆。
幻想,是对现实的一种克服,诗歌的幻想、幻想性形成对现实、日常生活的有效增补。
诗歌本身无关政治,但诗歌却无处不是现实境遇的内心回声。再孤寂的幻想都是人间心灵所思、所想的现实投射。艺术一方面以“纯粹”、“美好”成就艺术,一方面也充满“嘈音”、“复调”丰富、灵动地表现艺术自身。写作者的清醒成为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某种表征,独立维系着自身最宁静的内心。而幻想正是对内心陪护、侍奉的最好动力、途径、果实与可能。诗篇赐予了这种对生活对立的可能,它创造了唯美的心灵空间,让读者不自觉地滑入诗景、诗思中去,在艺术的种种想象、联想中完成最终的文本生成。
幻想,是诗歌练习的途径之一。保持大脑里的语言思维也是缓解、疗救生命的孤单与忧伤的途径之一。一个优秀的诗人固然需要禀赋、才情,也无法拒绝孤寂式的沉思、漫游式的遐想。
当思想的元素、激情被点燃成诗歌的韵味、诗意的火种时,一首关乎美好、深沉的诗篇便如此诞生。正如那热闹、喧哗的声名带给许多人的动力、欢喜、荣耀、满足感一样,诗人更渴望心灵的清醒、思想的智慧。
诗人,从柏拉图的理想国被放逐之后一直到浪漫主义时代,一般缺失下面的、美好的形象,与颠覆、纵欲、反叛、忧郁、过于堕落、敏感的含义相关。但诗人的确也成就了人类思想版图中另外一面,如西方的但丁、歌德、艾略特,中国的屈原、李白、苏轼、海子一样,代表着某种深刻、智慧、诗意、热爱。
诗人西渡说:“在一个消费时代,写作,尤其是诗歌写作,是一种孤独的劳作。在这里,表达的自由是通过被遗忘的方式争取到的。面对时代的嘈杂和喧嚣,它是一声不那么响亮却坚定的‘不’。虽然微弱,却是我们拯救自身的一个有限的机遇。对那些寄生于写作的人们,它永远是在字斟句酌的严格约束中,表达对生命的刻骨铭心的爱。”[14]作为诗歌写作多年的习诗者,诗人热爱着诗歌正如他游离、拒斥那些来自黑暗的力量、游戏规则,他们在诗歌中获得了反思与欢喜的可能。语言提供了最好的心灵居所,供诗人通过语言抵达人类的富有幻想特征的家园。诗人像常人用语言去吃饭、对话,同时他们也在语言中与思想、艺术的情怀相拥而眠。这是现代诗歌的语言启示给诗人的荣幸与生命智慧。
诗歌与道义、信仰相关,也是一种抵达孤寂的形而上学(“死亡”)思索,触摸内心的真实的自我灵魂,由内而外地激起更多的生命空间予以思想的回声与艺术共鸣。这并非沉寂、沉默的东方美学,也绝非仅是西方的纯理性的哲理趣味,而是当代在互联网、地球村时代东、西方文化“一元化”时代(奥地利哲学家基尔克果的“或此或彼”的关系),一个习诗者如何面对自我、他者的世界性关系的审美判断。这些与诗相关,也与诗无关。也许是一首“冥想”的“小诗”,也是是一次情感练习、存在思辨,更是在深度幻想型的潜意识中,对深度现实的把握能力与艺术信心。它变成精神食粮,深深烙在诗篇、内心深处,“冥想”见证了诗性、庄严、热爱与静默,一首小诗的诞生,就是某种心灵事件的刻骨铭心的眷恋与深情。
从幻想到幻象,形成了诗歌表达的重要路径之一。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表达情思的媒介。汉语诗歌有着语言本身的特殊性、意趣性。中国古代诗性传统中讲究诗歌的蕴涵、韵味的美学理念。诗歌要完成的是最终成为一首诗,一个艺术作品。而现代诗歌中最为关要生成诗意、诗性的途径,在于诗歌提供一种想象或者联想的艺术空间,宋代梅尧臣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义,见于言外。”[18]写作者、习诗者在诗中写出了某种精神的困境,既有现实的投射,也有幻想的成份。诗意在这种现实与错乱中让读者展开想象。
幻想,也离不开孤独、独处的创作情境。“孤独”成为诗的悖论与永远的主题,既是醒目的艺术触媒,也指向活生生的否定事实。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仿佛在凝重的黑暗中尚存的点点希望,它悄悄通过叙说、缅想,最终切近生命中的欢喜与坦然面对各种裂隙。
幻想有助于形成艺术之美,强化艺术的接受效果。
写作者的身份离天地神人的会通、缀联,显然相离甚远。诗人在诗篇中不断、重复识别“自我”的回声与镜像,创造艺术与思想的过程,成就了习诗者的创作信心与自我身份。“身份不是孤立存在的,人如果面对的完全只是自己,可以对自己幻想成任意身份,那么身份就可以随意变化,但是只有精神分裂者在自己心中用不同身份传送并接收符号。”显然,习诗者、诗歌、时间、死亡均在“偶然”的运思中获得创作过程携带、衍生的“意义”。
诗歌就是这样一种迂回、神奇的艺术(对写作者而言),它在书写中完成反思与自我塑造、提升的可能,而读者亦同样在诗篇中操练心灵、产生情感共鸣。因为自在的、邂逅的灵感,“幻想”最终将促成某个思想主题的诞生。
幻想,作为人类的某种艺术动力,在人类的文明、文化演变中,成为某种思维成果,也是人类认识自我的某种可能。
重建诗歌的幻想、幻想性,有助于修复当下现代诗歌写作过于注重口语、日常性对诗性、诗意的伤害所形成的创作、认知误区,有助于恢复人类意识深处的诗性、诗意的自觉的文化诉求。当下现代诗歌写作中的幻想精神必然成为某种积极深刻的艺术形式,深化、提升现代诗歌的表达能力、深度,从而真正推动、影响当下汉语诗歌的理论建构与创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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