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迁安阿紫 于 2014-2-14 08:51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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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x1 E: w8 n我是家里唯一的阿根廷人,父母和哥哥姐姐都是乌克兰人,1928年的移民。父亲是参加过1905年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这一点我很久以后才知道:那是1957年回莫斯科见两位姑姑和表妹的事情了,他们还住在父亲逃走前安身的小木屋;当时由于沙皇警察的四处搜捕,他不得不在俄国各地辗转躲藏,也不知道都去过哪些地方,最后才决定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抵达时已是1912年,逃脱了兵役。 9 y0 K$ ]! Q# i9 K
他先是用假护照去了热那亚,得知两个船讯:一艘发往纽约,一艘终点布宜诺斯艾利斯。驶向南美的船先出发,他头也不回地走上甲板,在阿根廷的首都一住5年。十月革命之初,他满怀希望地回国,因为那是一个各种意识形态争鸣的时期……很快,自由空间开始步步紧缩。
% l# E. v5 q. F/ O9 C0 z, \9 C 令他尤其失望的是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共产党并流放阿拉木图,靠近中国边境了。尽管不是托洛茨基分子,父亲仍然很敬重他……因此所有家人都持假护照移民,开启了全家使用假护照的传统。那时候我姐姐只有3岁。
8 A2 y+ m/ q3 j, E7 N- Q- W" o 父亲是铁路工人、木工,1928年带着我母亲和两个孩子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里,他继续干木工活,后来又做起小生意。妈妈以前在敖德萨学过医,她父亲是一位拉比,深居简出在一个犹太人小村庄,担任着维持邻里和睦的法官职务。他是用茶水和面包养足的圣人,许多年后我读20年代的美国诗歌曾见到犹太诗人口中茶和面包的影子。 9 p* p4 l( a0 K; A) u$ Y' T% I
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很远的比亚克雷斯波区长大。我生在那里,为了陪伴孤单的母亲急急如一道光芒降临,就像在分娩的艰难时刻让被爱的女子拥有了爱人的呵护。我的童年充满了各种未曾亲历的记忆,全都来自母亲神奇而可怕的讲述:一天,哥萨克人屠杀过后放火烧村,姥姥冲进火海抢救孩子,最终仍不幸失去一个。每当危险降临,外公总是取出一个装着18世纪羊皮卷的小箱子,开始诵念《创世纪》:这位拉比生那位拉比,继而又生另一位,他是名单上的最后一个。在威胁面前,朗读羊皮卷赋予他某种程度上的延续和幸存幻想。 9 P9 _( u( S. q
和众多俄国革命工人一样,我父亲知识非常广博:经济、历史、政治,就像现在称的“文化人”。我母亲热爱音乐,要求我们学习钢琴。 + z# R% u5 H/ u
他们从不把我们限制在“隔离区”,无论行动上或思想上。那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我选择了割礼,向欧洲正在发生的犹太人大屠杀致哀,但我并没有被强制灌输任何宗教教育,我记得很清楚,13岁那年生日我收到沙雷•阿列姆[1]的全集作为礼物。父母手头并不宽裕,他们省下每一个小钱,年年带我们去科隆剧院看一次戏。在那里,我听到第一流的歌唱家、见识到豪华的演出阵容。但与此同时,我们的街区生活却很紧张,处处能嗅到贫困和挑衅。
" v! X: b& v b D0 d0 I4 S( X 我爱上过邻居家一个小女孩。我喜欢她黑黑的膝盖,不自觉地从心里流淌出爱的诗句,带着初恋的韵脚。
5 f: e* L& ]3 p" }: {" i# C 她叫安娜,11岁。一开始我只是送给她阿尔马富尔特[2]的诗,就好像亲手写的一样,但见她笑得那么开心,我便开始努力尝试拿出自己的东西。 8 s/ ?% F9 a" s) {
从小我就熟知西班牙内战中共和派的一切故事,街上画满涂鸦,我们小孩子收集巧克力的银色包装纸,以为这样可以融铅为共和军造子弹。二战造成家里生计的困窘,还带来之后的一切:43年政变、贝隆主义出台、55年政变。毫无疑问,那些年里多事之秋的社会环境锻炼了我们务实的态度。
: m6 }/ P) N% S 我不记得写出的第一首诗是什么样了,但发表的第一首还记忆犹新。那时我们住在坎宁和贝拉,其实从很早、8岁甚至之前,我就读了很多诗。诗歌具有催眠的魔力,我一方面被那种声响所深深吸引,另一方面陶醉在不能领会的词语那无尽的神秘中。波利斯很喜欢看书,还有一些是俄文的,我在他的图书馆进出自如。 ; t2 {2 D5 V& } x Y2 G
11岁的我每当《红与黑》杂志到手就读得废寝忘食,因为上面有很多精彩的历险故事。每期有一个专栏讨论集邮,另外一个随机设置,我寄出过五六十张邮票企图讨好编辑,但诗总是被退回。后来有一次终于发表了,当然也是一首未竟之爱的小诗,大概说的是:爱情,永恒执着的幻梦,愤怒的命运将它改变。
# X" A. }8 t; h, O; X 有段时间我总是做奇怪的梦,反复长达两年之久:我是一个侍童,在宫廷中即兴赋诗。当然那些诗句在醒来时已经无影无踪,我在床头柜准备的铅笔和纸从来没派上过用场。
1 e* S$ t" H- z0 `6 H 12岁时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接着就发了两天的烧。家里有一个院子,尽头一道薄板楼梯通向哥哥的房间。每逢周日我会走到那边拿起书一口气从头啃到尾。那时读的主要是西班牙古典著作,加尔西拉索、克维多、贡果拉、洛佩•德维加……但我听到的第一首诗却是普希金的俄语作品:哥哥把他还记得的一些片段念给我,在那一瞬间,我突然发现了“天赐的诗意”。
x- P9 H |0 G9 N5 q 记得满12岁时父亲送给我沙雷•阿列姆的全集,之后我开始向阿尔马富尔特“偷诗”。
; ~9 Z" y! j2 c: K 父亲是一位如饥似渴的读者,而母亲继承拉比传统,对生活有独特的理解:贫困确然存在,这是事实,但人类精神并不因此停滞。我在一种共存的氛围中长大,学校里跟其他阶层的人打交道,但街区里从不自命清高:弹子房、女孩、手风琴、足球、米隆加舞[3],样样都能来。 我15岁就开始跳米隆加,那时候舞蹈让我着迷。博尔赫斯说探戈是一种走路的方式,我并不是要纠正他,但我觉得它也是一种交谈的方式:面对一个陌生的女孩,它是开始一场亲切对话的最好办法,之后便可以转移到其它方面、关于对方的各种问题。我相信米隆加是一场可以舞动的对话。
) B% I. i$ K( B# B" h 终于有一天,我开始自许为诗人,放弃了化学专业,然后我陷入爱情,放弃了一切。我做搬运工人送家具、卖汽车零件、最后通过发票发现了一条从铅笔到墨水再到打字机的道路。也许到电脑这一步我是迈不出了。
0 m! y5 L% B5 ]9 t. V6 K$ W; O 后来我进入《青年》杂志的圈子,那是一本50年代流行的刊物,小说家达马多,克龙达,诗人大卫•阿尔瓦雷斯•摩尔加德都被推介过。 - Z2 M" V4 Y5 r; }! F
一个人可能写作多年但从未想过发表,写只是满足一种抒发的需求,像我发表就是受到了一群朋友的鼓励,其中有赫克托尔•内格罗,胡里奥•C•西尔维安,迪•达兰多那样的诗人,但也有不写诗的。我们编了一本《硬面包》来自我发行,运作方法是先征集订阅,再用这钱来印刷,大家一起商定哪些书能出、顺序和其它。令人欣慰的是团队中没有出现争执,投票决定我的《小提琴及其它》首发,之后是赫克托尔•内格罗的。我们也开始组织公开的诗歌朗诵,那是55年政变之后,在“面具”剧院;我也因而有缘结识了劳尔•冈萨雷斯•杜尼翁,经介绍邀请到的贵宾。我们还在街区俱乐部、图书馆和各种不同地方朗诵。
9 o- G: D8 `# v. s7 o8 Y 我写诗完全因为懒,因为诗的好处就是字少:全篇短、诗行也短。不过我还是尝试过小说,甚至写到了30页,名字大概叫“诗人日记”,但都是闹着玩的。我也写过一本故事书,1967或68年的时候,但更多的是表达我为寻找诗意和语言做出的种种努力。我都不确定它们是否能称作“故事”,也许只能算一些小篇章,有些部分已经遗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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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 {# e5 {: v5 `) r/ P, x[1] Sholem Aleijem,1859-1916,以意第绪语写作的著名俄国犹太作家。
# m4 R" h: \" z- |3 R( O% K[2] Almafuerte,阿根廷作家Pedro Bonifacio Palacios(1854-1917)的笔名。
8 C- ]# {3 k* w% M" b[3] 高乔人音乐,吉他伴奏、节奏舒缓,后与同时流行在拉普拉塔河口地区的古巴哈巴涅拉舞、非洲坎东贝舞等民间舞蹈结合造就了举世闻名的探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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