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让大众说什么，大众什么也不会说。但诗的一抹惊艳就在那里，还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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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海子死后关于诗歌的论断》
作者：顾容子舒
中国新诗大概有一百年的历史，在这近一百年的时间里，80年代朦胧诗派的兴起，无疑是中国新诗最灿烂的时期，出现了一大批高质量的诗歌，和造就了一批诗人。而80年代过去，从90年代至今，我们很难说再有什么诗人，什么诗歌，即使是80年代那些名气很高的诗人，也很少听到有什么诗作了。舒婷改写散文，江河隐姓埋名，顾城早死，食指疯了，北岛还在漂......今天的中国，于诗而言，似乎是一片荒地，尤其89年海子的自杀，更给中国诗界蒙上一层悲剧色彩。
于是根据这种种现象，有人就大声疾呼：中国诗歌时代已经终结了，中国再没有诗人，回顾这二十几年的中国诗坛，要列举几个诗人来，可以说没有；要列举几首诗作来，回答也是没有。似乎诗歌真的消失了，连影子也不存在。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说中国诗歌时代终结的推断，中国再无诗人的推断就是正确的呢？答案是否定的，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也不断在转变，事物的更新，必然会给人们的思维造成冲击。如果今天的人们再去写什么香车宝马，纵横沙场，莺歌燕舞之类，那是不可想象的。古时候，这些呈现的是诗，有审美的力度，因为真实的生活就在那里；而大众娱乐时代的来临，人们生活节奏的变快，要人们去回归传统，写些像朦胧诗派的诗一样，那也是不可思议的。试问谁还愿意去参禅，而这种绞尽脑汁地体验又有多大意义。现实的物质生活，思维习惯已不容许这些朦胧诗有生长的地盘了。诗歌此刻的隐遁，或可说是在“酝酿”，正如一个人处于自我蜕变时，也是需要沉寂的。
94年中国正式步入互联网，这给中国诗界带来巨大冲击，高官富贵，平民百姓，各行各业，各民各族，都可以在这一片天地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客观地降低了诗歌创作、诗歌发表的门槛，只要稍有一点文字基础，会分行，人人都可以在兴致之余来那么几句，那些是诗么？你能说不是么？即使你敢说不是，可谁那么无聊？是不是诗歌暂不论，但网络时代的到来，诗歌大众化的趋势是不可逆的，而那些纸质诗刊便可算奢侈，存在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当年朦胧派诗人靠《今天》刊物的“发迹”，于今而言，简直是天方夜谭。
既然诗歌在大众化，说明写诗的人更多了，按理应当有更多诗人崛起才对，怎么反而没有了呢？网络时代的来临，其特有的参与方式造成了人们身份的多重性，模糊性，不说人的生辰年月，即便是性别也不一定清楚，一个人的马甲可以有无数个。一首诗歌的归属就可以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谁也不认识谁，诗歌是谁的谁也不知道，许多不确定的因素造成了“明星”出现的几率的小。
何况诗歌人人写得，人人会写，便不是什么稀罕物，且各种风格，各色杂陈，直把人看得眼晕，干脆各人局限在各人的领地，谁还管谁呢！
现代诗坛没有诗人，需要强调地是，以现代标准来讲，所谓“诗人”不过是一个称谓，一个符号，它的定义必将与传统“诗人”的定义有明显的区别。一个诗人的成长单靠他的诗歌质量肯定是不可能的，在这个社会，你没有点后台，没有点走动能力，即使有大才，也是行不通的。所谓“时势造英雄”，要不然就只能“走穴”了，靠出格来博取大众的眼球。这就难怪郑功宇诗名在外，“先锋诗人”的头衔不是谁都承受得起的，人家“走穴”功夫可见非同小可。
海子之所以能成为万众瞩目的那么一个人，被冠以诗人的名义，很大程度是时代的造就。更可以说他的死使他蒙上一层传奇的色彩，带给人们神秘感，有了更多可资民众“意淫”的“材料”，于是海子成为了诗歌象征，诗歌标志。今天的人来读海子的诗，如果不会去质疑他的诗作，那一定是有问题的。只不过这样做必然要面临一番唇枪舌剑，没有足够的资历、口才与智识，还是不要贸然行动，毕竟人家的名声在那里。
为什么海子生前的诗歌得不到重视，死后却声誉日隆，前面已提到过是时代造就，和他的死有莫大关系。其次，西川对其诗歌的收集整理和他诗歌本身的特点也有关系。但这些客观条件仍是次要的，更重要地是他在某种条件下“幸运地”成为一代人精神的寄托，诗歌的“代言”，这就好比仓央嘉措，虽然他的诗作不一定很好，名声却如是响亮，几乎盖过了西藏所有成名人物。这正是民间力量的体现，仓央嘉措具备了供人们“发挥”的一切条件，所以他理所当然地成了那么一个“诗人”。
过去到现在，都有一个关于诗人的论断：一个人即便写上一千首诗也可能不是诗人，而一个人写出一首真正的好诗足可称为诗人。则何训田写了《信徒》，何扎西姆多多写了《见与不见》，这两首诗不可谓不好，传唱度极高，但他们都没有被称为诗人，一个是歌词创作人，一个被叫做肇庆女子，而诗作真正的“受益者”却是与作品毫无关系的仓央嘉措，有多少人要为此顿足？
由此可见，“诗人”的水分有多大，而此时来强调“诗人”的出现有多大的意义也要遭到质疑。
如果按当下社会状况而言，真要有一个诗人亮相在大众眼前，实际的途径当是“造星”——打着各种知名纸刊网刊的旗号，大肆广告，诗作水平暂不论，但名声、围观度是一定可以捞到的，只要你有经济实力，和人脉关系。因为你可想而见，那些能在正规刊物上发表的东西，并不一定代表水准，反而准会有某些不为人知的“猫腻”的。但造“诗人”显然是愚蠢的行为，有这么大的功夫，造“散文家”，造“小说家”的回报要来的多。前不久不就有人打着“《小王子》迄今为止最优秀的译本”的旗号招摇过市，大造“翻译大家”李继宏吗？明摆着捞钱！
人类有个特点就是都会受到时代的限制，基本上绝少有人能够跳出所处时代，将视野超前地眺望未来。即使是当时的诗坛泰斗臧克家不也是不留余力地批判朦胧诗吗？所以海子生前籍籍无名，因为同时代人很难看到他的价值。今天人写的诗，好不好，答案有许多精品。问，在哪里，回答，不好说。谈论诗歌需要勇气，谁也不愿惹上“是非”，和人“吐口水”显得没有教养，甚至幼稚可笑。所以“诗人们”都藏起来自我创造，反正可以发么，没人限制，这诗人不诗人，佳作不佳作，有什么要紧呢，还是留给后来人去评说吧。
那么，这不是说“再无诗人”是正确的吗？当然不是，只要有诗歌，就有诗人。只不过时代在逐渐“抛弃”这个称谓，“诗人”都散落成虚拟的马甲，各种职业，“诗人”的身份在特定时代的模糊化，正体现了诗歌时代的“归位”，体现了诗歌的繁荣。因为最好的诗歌一定在民间，中国的诗歌传统源于《诗经》，而《诗经》最精华的一部分来自民间，它们有几首是有作者名姓的？民歌不需要作者，不需要归属的明确性，既然如此，强调一个诗人就是奢侈了。诗歌的功能本来就是净化心灵，调节情绪的，既然能够达到功效，又何必强调这剂药是谁开的呢？但如果时代需要了，“诗人”自然会出现，因为人们需要情感的寄托，需要那样一种事物去替代内心理想的归宿，正如造佛，造神一样。
中国诗坛必将存在下去，历史给中国新诗造成太多困扰，建立格律，提出传统，又打破格律，毁掉传统，现在又要重建格律，回归传统。而中国格律新诗的提倡，各种诗歌规范的探讨，微型诗论的建制，以及旧体诗词的革新等等，“诗人们”、诗家们背后的工作是不应当被忽略的。
中国诗歌一直在向下扎根，“诗人”也在“下放”，如果要提倡“诗人”，那你得下番功夫去概况，总结，搜罗，但这工作的好处没有，花的精力却是巨大的。话说回来，没有好处，谁又愿意捧红了谁？
当代诗词名家的出现，很大一部分要归功“无名氏”巨大的工作量，这需要过人的胆识、才情、鉴赏能力、声望等等条件。如若不是，你让大众说什么，大众什么也不会说。但诗的一抹惊艳就在那里，还在那里！ |
发表于 2014-7-20 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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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20 2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