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体的“解冻意识”
————有关生命自由的一点思考
“这就是世界结束的方式/不是一声巨响/而是一阵呜咽”。艾略特通过《空心人》一诗反映出了现代社会普遍的生存焦虑,精神的盲目空洞及自由灵魂的缺失,对人类的生存现状,艾略特深表绝望,一如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认为“人生就是在痛苦与空虚中摇摆”,倘若要永恒地摆脱苦痛,就应该彻底否认生命意志,甚至不惜断绝生命之源。可以看出,叔本华与艾略特的殊途同归,分别以哲学和诗歌的方式对关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不光是诗人和哲学家,我觉得每一个普通人对此都有过不同阶段的探寻。而在我近二十年并不丰厚的人生经验中,也曾无数次试图在滚滚而来的社会经验里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对生命有着独立思索的甬道,也零散总结出了一些个人观点,并打算在此篇文章里,进行第一次比较系统的总结。
早在18世纪,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康德就将世界二分位本体与现象,并认为人类的认识能力只能认识现象,无法认识本体。在哲学范畴里,事物的本体是不可认知的,世界也只是作为一种表象而存在,它的外在真实性由此遭到了人类的质疑。但大多数人当面临一个超越自己认识能力的区域时,就及时收回目光,遵循普遍的现实原则,将已知等同于真实,将一切未知空间都赋予“反存在”的乌托邦特色,于是,人性的产物——文明,便以一种类似于回升的力量又反过来同一化了人性,在一个“类体”越来越与生存合理性紧密相连的社会现状下,寻求个体意义实存的人犹显凤毛麟角。
可我始终认为,人生而无意义,意义不是人类生命里的必然结构,它不存在于生命本体内,只是作为隶属于生命意识的客观抽象物,是生命的生成过程里为了抵达灵魂峰值而给自身预设的一种超越的可能性,因此,对它的追寻最终使人类获得了生而为人的尊严。生命的能动需求就是一个不断创造可塑意义并恒久自我超越的过程,即使生命本质也无法借意义这个载体来认知,但每个处于“在世”状态的人都应该要有这样的自觉性。
这种自觉更需要发挥人的主体力量,需要生命体结构中“绝对的自由”。萨特认为,“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条件限制,不具备具体的规定性,即便是监狱里的犯人,他也可以进行意识上的自由选择,自由就是主观选择的行为本身。按照萨特的说法,人类生命结构里“绝对的自由”是连生命主体都无法将其放弃的生命构成物,它是无可辩驳的绝对存在。可在我们的感知里,自由时常是一种被束缚的抽象物质,当我们将各自生命融合进人类共体的最高成就——社会文明时,就意味着个体向群体的自然妥协,属于个体生命的自由显然会遭受强力压制。因此,我觉得萨特所说的“绝对的自由”是人类感知能力所不及的,它只存在于人类的认知逻辑中。而我们因科技文明普遍流失的自由意识也并非萨特提出的自由,这种自由在生命的感知世界中活动,它是相对的,没有一个可以抵达的极点,我们最终只能在追求永恒自由的过程中陷入永恒的荒谬。
在自由的类别里,一种是被我们生命所拥有却无法任人感知的“绝对的自由”,另一种是可以感知却无法抵达的“相对的自由”。为了克服生命体的这种消极结论,我们应该发挥主体的力量,让个体生命对外界保持敞开状态,让当下的视域与历史的视域发生创造性的有力融合,以出现新的并具有超越性的生命主体,这种焕发的生命体首先应该具备一种“解冻意识”,因为我们不可否认一系列生存的凝固现象,环境的凝固,思维的凝固,还是意识行为的凝固,同样不可否认自己正被置于一个条条框框遍布的文明世界,并以为感知中的自由是被外界环境扼杀的,可我认为这类自由不是努力争取来的可能结果,社会文明对它不具备决定性的影响。无论是感知的自由还是认知的自由都是生命里的必然构成物,除了死亡能够结束自由外,任何客观条件都没有能力剥离主体的自由,它们却可以通过一种更加隐秘的手段对生命个体进行压迫,并让我们主动放弃追求感知中的自由权利。我更愿意将自由看作是一种选择,选择就意味着承担选择的代价,可许多人常说自己是在努力追求自由,努力的这一说法等于拉开了个体生命与自由的距离,也否认了自由属于生命体的这一事实,伤害生命自由的尊严,并给集权压制自由的合理性做出了间接辩护。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机械迷城里,寻求当下的生存意义,就要认识到这些被冻结的现象,让个人的视界同时具有开放性与历史性,保持能动状态,把“解冻意识”作为生命活动的本能条件。尼采提倡的“酒神精神”就将生命意志看作是积极创造的力量,“要求个人站在生生不息的生命本体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个体生命,肯定生命的全体,就要肯定其中所包含的个人的痛苦和毁灭。”与其说“解冻意识”是生命自由的先决条件,倒不如说它自身就拥有自由的状态,即使对相对自由的追求注定是一个永恒的荒谬,生命主体向宇宙的无限敞开仍会为意义提供强有力的可能性,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依托生命自由运动的生成能力而获得的生之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