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幽：诗歌，大众还是小众？

李龙刚

  很高兴又一次以诗的名义在秋天聚会，希望从此以后我们更加热爱秋天，热爱诗歌。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的普希金说过：“秋天来了，我的诗歌创作的黄金季也来了……”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诗歌：大众还是小众？
  去年这些时候，我对诗歌的本质特征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见解：诗是诗人的生命意向。今天，我想就诗的传播和文化影响谈谈我的粗浅看法。一直有一种主张认为，诗歌创作应该面向大众；而小众的诗歌写作，比如民间诗歌沙龙，基于共同诗美追求的作品以及二三友人间的赠答唱和，至今似乎还处于非主流乃至半地下状态。尽管小众诗歌创作常常有优秀诗人崭露头角，而且佳作迭出，但正统的文学评论好像从来就没有正眼垂注过这一现象；除非某位诗人的作品在爱诗者中间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或许会有评论家站出来予以肯定，于是这位诗人有幸由“小众诗人”而擢升为“大众诗人”。我这样说未免有些直白，但有相当一部分诗人的成名是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的。
  于是问题就出现了：诗歌创作是不是要把面向大众作为一个前提？抑或一首诗写成之后是不是要以“大众化”为准绳加以审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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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恐怕还得回到写诗的原始冲动来追究。诗人（包括曾经写过诗的人）怎么就想到了要写“那一首”？一般来说，是某种灵感的闪现而又为你于瞬间捕捉，或者是为某种强烈的情感所驱使的诱惑，并且几乎同时找到了一种极佳的文字表现形式——在那个不太长的时刻，你已全身心地沉湎在诗思之中，落在纸上，或敲在电脑桌面上，一首诗就呈现出来了。通常一气呵成的是好诗，我们称为“灵动之作”；反复推敲、“拈断数茎须”的深思熟虑之作，反而导致匠气十足。至于写成之后，出于理性的修改，则一般是对纯诗的损毁。大多数诗人的创作过程，是出于性灵，出于真诚，不为任何外在因素所左右，因而往往产生佳作。
  另一种情况，是因为感于世事的不平，不吐不快要代民立言。这类诗歌的写作过程先天地受到“理”的驱使，更多地诉诸于道义而非性情，即令写得壮怀激烈，但如果不能形成强大的公众意志，恐怕很难实现其初衷。事实上，道义问题在国家形成后，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治国者的意志所搅乱，他们把一个原本属于人学范畴的根本问题浅表化为急功近利的主张，使之从普世价值中剥离而被绑架于政治。中国皇帝诏书中“奉天承运”四个字就是把独裁者的作为解释成天经地义；造反者也说他们是“替天行道”，不过一旦掌权又成了“奉天承运”。天道人性被他们搅得一塌糊涂，诗人纵然一身正气、满腔悲悯，能够廓清这混浊的历史的天空吗？而且，由于中外文化传统的差异和审美差异，在西文比较容易做到的用诗歌来点燃公众情绪，在中国则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没有经历人本主义的启蒙，中国人有自尊但多数并未上升到独立人格的境界。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士大夫文化，文人是先知先觉，是金字塔顶层，像诗歌这样的文字尖端艺术，在公众中极少有人起而共鸣。我们看“五．四”运动中政治抒情诗一般的演说，抗日战争的所谓“枪口诗”，以及反抗“四人帮”的“四．五”天安门诗歌大字报，其所激发起来的，主要是青年学生和文化人。在中国，这些人加起来也还是“小众”群体，通过他们的间接影响，能够唤起良知为道义而抗争的其它阶层民众，也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以为以“大众”为对象的诗歌，在中国只在某些特定历史时刻发挥过一些作用。
  既然如此，要求诗人写作“大众化”，实在有些强人所难。即使提倡“大众化”的动机是百分之百的善意，但因为“大众化”追求的是社会效应，而社会效应主要由政治或社会思潮来主导，诗歌的情感内涵只有在与某种社会思潮相契合时，才会有一定程度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更何况大多数诗人并没有政治家抱负和思想家的理论素养，一定要他们在当下很配合地去“化大众”，那别扭的就不只是诗人，还有为配合而写出的作品，以及品尝玩味的读者。这是几十年来虽然一再提倡却并没有出现公认的经得时间考验的“大众化”诗歌文本的重要原因。
  或许有人会说，“大众化”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除了意涵还包括语言、情采、格调等等，都应该是大众易于接受的。但写诗和读诗的经验告诉我们，一首诗不是一架机器，可以任意拆开来分析鉴别；一首诗是一杯酒，纵然可以从酒中分析出上百种成分，但酿者与钦者都只追求闻香与口感，那是浑然一体的。品诗如品酒，好酒就是好酒，好诗就是好诗。而且，更多的情况恰恰是在刻意追求“大众化”时，失去了抒情主体的独特体验，失去了个性之美，这是写过诗的人都曾体味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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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新诗开创了前所未有的诗美追求多元化的局面。流派之多，审美意识之新奇，对其它艺术门类表现手法移植之大胆，有的甚至达到随心所欲，怪癖荒诞、罔顾阅读效果的程度。而这一切是在中国社会“思想大解放”的背景下发生的，是压抑太久的一次情感井喷，其中难免有矫枉过正的偏颇，但总体上不失为一次新诗的百花齐放。这个被誉为“现代诗潮”或“新诗实验运动”的文学景观好景不长，但影响深远。个性张扬的年代，产生了一大批小众诗人，他们打出旗号，公开自己的诗歌宣言；他们为了划清与传统新诗的界限而自称“第二诗界”、“第三诗界”，此后在不断嬗变中分化出更多的流派，这实际上是一个日益“小众化”的过程。他们从国外现代主义诗人和现代艺术思想那里吸收新的诗美元素，再从自我的生命体验和生活阅历中获得创作灵感。当是时，风云际会，乃至出现“一个诗人就是一个流派”的极端。直到今天，不独整个文学界难以忘怀，而且现代诗潮的余绪绵绵不绝，40岁左右的诗人，少有不受其薰染的。回顾那个年代，中国诗歌所呈现的，是波澜壮阔中的多声部奏鸣，有古筝、横笛、洞箫，也有小提琴、排笙和巴乌，甚至还有法国圆号和萨克斯。每个诗人都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怎么能够想象他们会获得众口一词的认同？
  还有，多元的审美追求也造就了多元赏鉴的读者，为他们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瑰奇而又深广的新诗宇宙，群星闪烁，璀璨夺目，较之于一个太阳、一个月亮，对于生命的映照，肯定丰富精彩多了。同样的事实是，多元的诗美追求也把爱诗者分割得更加小众化。首先是作者因诗美见解的差异而自成营垒，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从“朦胧诗”开始，关于诗歌的论战充斥校园和民间社团的诗歌刊物，稍后又展现于公开发行的有影响的诗歌报刊上，在诗歌创作百花齐放的同时，又有了诗歌理论的百家争鸣。而这一次的“双百”现象，因其源于民间自发而非自上而下的倡导，论战和观战的人均是自主而自由的，很少有非诗因素的介入，因而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智慧的大碰撞。这次碰撞的结果，是把中国新诗推向了一个新境界，在狂飚突进的躁动之后，归于平静的诗坛已不再有主流与非主流的泾渭之分，本真情感的多风格抒写成为常态，远离平庸追求厚重与深沉渐成总体趋势。相信现在的读者在诗歌品读上也是各有所好，而诗人写诗时也更加自信和自觉，诗人和读者共同构建了当代汉诗的新生态，那就是诗美的多元呈现。在我看来，多元是艺术的题中应有之义，趋于一统则一定是外力干扰下的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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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肇始的“思想大解放”，对于中国新诗的另一个推动力则是缘于“思想”本身，即诗人人本意识和个体解放意识的普遍化。随着西文现当代哲学（包括美学）思想的引入，敏感的诗人比其它文化人对人自身的解放有更浓厚的兴趣，一旦有所心得，便很容易产生写诗的冲动。原欲、通感、直感、幻觉、暗示、梦境通通入诗，于是我们便看到八十年代诗坛汪洋恣肆的盛景。思索的深刻很自然地对既有的文艺理论包括诗歌的评价体系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大一统的局面实际上很快就瓦解了，社会也开始承认包括诗歌在内的艺术创作是以个性化为特质的智力劳动，这是值得庆幸和肯定的中国文化界和中国文化本身的进步。
  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多数青年诗人把对社会的关注更多地转向了自身。而且这一次，由于生命视野的扩大，他们发现回归自我并非所谓躲进了象牙之塔，而是发现了另一个意义上的宇宙。诗人对自身的拷问使他们有了许多推已及人的新发现，关于人性，关于命运，关于自然，关于神话传说，关于宗教意识，关于现代文明，解构与重构……所有的观照都有了全新的视角和全新的解读，为了曲尽表现之妙，与之相应的便有了诗歌语言的创新，诗行的分节与断句，标点符号的弃用，词性的转换乃至整首诗在排列上的图案化等等变异。可以说，从诗的旨趣到语言形式再到文字外观，都已经到了光怪陆离的程度。我们不排除这其中的故弄玄虚和哗众媚俗，但我相信绝大多数作者是真诚严肃的。不要忘了中国历来就有的语言禁忌，这几乎成为影响所有文化人思维的桎梏，一些本来容易表达的意涵有意无意变得晦涩而飘忽，这也许是潜在的一个负面因素。不过，真诚和虚假是不难鉴别的，只是因为增加了阅读障碍从而缩小了读者群而已，这也是那个时期的某些诗作特别“小众”的原因之一。
  一方面，是思索的深刻而使诗思有无限驰骋的时空；另一方面，是思索领域和向度的千差万别造成彼此的隔膜。前者使诗歌有了难以穷尽的题材，后者又造成了流派和风格进一步的细分。中国诗歌的星空是如此灿烂，时不时还有一闪即逝的流星划过。当时究竟有多少人在写诗，没有人统计也无从统计，但在我记忆中，八十年代中后期专门的诗歌报刊几乎中等以上城市都有。记得徐敬亚、王小妮主持《深圳特区报》文学副刊时，出过一期“全国诗歌流派大展”，一共八大版，上面有名号、有主张的流派少说也有五六十个。这些流派的代表人物都是当时小有名气的诗人，应在百人以上，他们身后的写诗者不会少于千人。而最密集、最富生气的校园诗歌社团成员，肯定是十倍、百倍于这个数字。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这个看似庞杂的群体中，绝大多数又是自主自为的，“以诗的名义”是共同的旗帜。在这个旗帜下，他们惺惺相惜，或成为一个星座，或成为一团星云，或者就是独行侠式的彗星和流星，尽管其中有不少佼佼者，但他们无一例外的是“小众诗人”，有人甚至叛逆地宣称“只为自己而写”。
  当代汉诗在那一次的艺术创新和思想自由之后，确立了诗是诗人生命意向的美学见地。至少，我是这么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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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所有的文学史、诗歌史，包括诗人论、诗歌选集和有影响的诗歌作品研究，其共同的关注点都集中在诗歌艺术的流变上，而且力图寻找出与众不同的个性色采。在中国，从《诗经》到二十世纪初的白话诗，两千多年间，印数最多、影响最广的也就是《唐诗三百首》、《千家诗》这样的多人选本了。这些选本所针对的是蒙童，是未来的士大夫或曰读书人群体，相对而言也不是什么“大众”。而且，既是多人选本，内容风格各异，学子们虽然要“必修”，可是长大之后，涉猎渐多，审美情趣出现分野，“三百”也好，“千家”也好，留在每个人心中的不会太多，只会是各有所好的几首或数十首。因此，具体到每位诗人、每件作品，堪称终身粉丝的仍然是一个“小众”。博闻强记、倒背如流的记忆天才毕竟凤毛麟角，就是他们，能背能解未必意味着无一例外的欣赏和推崇。
  古人云：“诗有别裁，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圣人之言，精深理论的传播，可以有很多渠道和手段，而诗歌恰恰不是重要手段。诗的“别裁”、“别趣”，决定了它是通过情感的真挚直达读者心灵而起作用的。还是要借用纪伯伦的话“唯深哀与极乐能显露你的真实”，诗人从本真情感出发而表达的生命意向，就是诗美的最高境界。诗人用人性之美来唤醒人类的良知，人性之美是每个诗人从各自不同的体验中“悟”到的，其呈现的方式有无数种可能。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一定要借用一个概念来比喻诗的真谛，恐怕只有一个“禅”字能大体相近。“风格即人”，在无数种可能中，一位诗人所选择的方式只与他自己的风格有关，是极其个人化的，这也是诗歌写作“小众化”的重要内因。
  最后想说的是，认为诗从本质上讲是“小众化”的艺术，并不排斥诗的社会价值。诗不可能承担社会的重大使命，但它却关乎人类的大命运。所有的社会运动总是浩浩荡荡一阵又偃旗息鼓，历史学家总是对历史事件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但好的诗歌，无论时间多么悠久，无论空间多么辽远，它总被代复一代的人们传诵着，并且引起强烈的共鸣。这就是作为艺术的诗歌的魅力之所在：唯其“小众”，不求兼济天下，实则如空谷天籁，余音不绝。
  真正的诗歌不朽！
  真正的诗人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