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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道场
——《华语诗歌年鉴》代序
徐敬亚
八十年代中，我刚从北方到深圳。陆续见过几伙台湾诗人，印象中那些人都比较老，年龄大过我很多。身上穿着花花绿绿，脸上一片笑笑嘻嘻。那种闲适、舒坦的模样，与大陆诗人形象完全相拧。当时闯荡到深圳来找我的青年诗人们，一律粗野、狂妄、放肆。个个一脸愤世嫉俗的超越。我心想这样的台湾人也能写诗。
聊起诗，台湾诗人们却也十分兴奋，眉飞色舞。但说的话基本是谁的诗好，谁的诗更妙……奉承夸赞，圆润通达，毫不忌讳地互相恭敬。记得一位老诗人笑着说：我们这些人经常聚会，共同享受诗歌的乐趣。在台湾，诗就是一座茶楼……大家在这里喝喝茶聊聊天高兴高兴……这么多年，“诗歌茶楼”的说法，给了我非常深的印象。当年的大陆，诗歌正烽烟四起，你争我夺，血肉模糊……台湾人对诗的说法，对我来说是万不能接受的，怎么能对诗这样轻佻怠慢，甚至亵渎。
30年过去了。事情有点变。
资本意识的侵入，使中国大陆变成了一个宠大混乱的钱袋。工商味道徒增……诗歌论战消褪……政治围剿表面不复存在……日子变得越来越琐碎，越来越庸常，越来越混杂。当年我们心存的那些尖锐、凌厉、粗暴、警觉的意识，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地被腐蚀与消溶。中国的诗意，变得平缓、圆润、温吞——大陆现代诗几乎重复了台湾诗歌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由先锋到平实的过程。
30年过去了，不知不觉间，诗歌茶楼由台湾搬到了大陆。
一次在成都。朋友式的诗歌朗诵会。翟永明做主持。她羞答答地上了台，脸上一副莫名的不情愿。台下立刻响起一帮男诗人起哄式的叫好声喝闹声。翟的笨拙、矫情，甚至是无奈与尴尬，全都可爱可怜得恰到好处。今天想来，朗诵现场的上空，的确洋溢着一片“诗歌茶楼”式的欢快与愉悦。当然，当天朗诵的那些诗的内部还残存着诗歌大省特有的一股气，那是一股永远擦不掉的邪气，是台湾包括中国大陆任何一个省份所不具备之邪。
一次在深圳。送别青年诗人大草去云南支教。记得有谢湘南、莱耳、花间等十多二十几位诗人。席间几乎无人谈诗。说的全是身边琐细的事物或是普通话一样的公共话题，就像在茶楼喝茶说话。但大家却像泡坐在一座巨大浴缸里谈话，那缸中之水，就是诗。所有的谈话无不经过某种过滤，如同经过一面同样巨大的哈哈镜过滤一样。在那些另类的谈话中，日常的事物不止是现实存在过的，真实得成了另一种模样。它们变成了禅师身边的事物：扁担、水桶与山……当时我明显感到了一种时代的变迁：30年后，深圳这座城市里面的诗人，已不再激昂与疯癫，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全是生活链条中某个真实角色。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言谈平和，举止松弛，全无诗歌隐士做派，却更似茶楼散客。
最近一次在黄岩。盛大的诗歌酒席。席间有当地诗人、商人、青年、老年，还有官员等各业人等，另有外省州府区镇飞舟车马而来的几十号人氏……盛大的诗歌讨论会，嘴多时少，每人限定多少时辰，气息悠悠，情意争浓。我当时便立刻想到了“道场”这个词。没想到那道场竟从当夜上午一直持续到翌日子时。其兴奋指数胜于深圳道场，比美成都。虽缺少西南盆地群魔乱舞的妖风，也无深圳白领丽人的现代大都市淡定、闲散与漠然，但却如它的地域名称黄岩一样，温暖、淳朴、亲热，分手时甚至很多人不忍散去。那次的道场主题是诗人李建军诗集《拯救冬天》。具体拯救是什么和以谁为中心进行拯救似乎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都从中获取了一种聚会快感，甚至得到了一小部分的精神解脱与救赎。不是“茶楼”是什么呢。
“诗歌茶楼”的说法，是否成立？把诗人聚会降落到世人的常态举止，是否损害了诗？甚或构成了某种亵渎？
所谓的“诗歌茶楼”，正如天下各色茶楼一般，意不在诗，而在茶。众人相聚，念念诗，说说诗，似有似无，心不在焉。诗，只是个道具，相会相聚饮酒取乐，才是真正主题。这种诗歌游戏，或借诗取乐，是我八十年代断断不能接受的。
然而，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狗娘养的生活。
什么叫世风日下。什么叫荡然无存。什么叫太平乱世。什么叫逼良为娼。什么叫养家糊口。什么叫柴米油盐什么叫朝九晚五小公务员卡夫卡卡夫卡……卡。卡。卡。
是生活在纠正我们，还是生存在逼迫着诗歌。当太阳西沉的时候，自然万物谁能逃得了被那金光染得一片猩红并逐渐暗淡。
更大范围想，诗到底是什么。诗对于一个人的生命到底意味着什么。是诗大于生命还是生命大于诗歌。敬畏诗歌与敬畏哲学、敬畏绘画、敬畏音乐，甚至与敬畏心情、敬畏愉悦，或者说敬畏真实，到底有什么区别。当全中国几乎没有一个官方诗歌活动严肃真诚之际，当写诗成为逃避、收缩、成为对抗世界，成为自我拯救之际，当写诗成为精神成本最高而经济收益名利收益最低之际，当诗人再度成为某种精神患者而被世人忽略之际……我们还要不要写诗，要不要参加某一个煞有介事的诗歌活动。
我发现我自己在变。大约2000年前后，一直曾劝告很多朋友不妨把我们原有的诗歌观念做一个生命意义上的宽放。
事实上，人类诗歌的处境，越来越糟糕。
步步进逼的全球化工商浪潮，正在格式化着每个人的日常经验。而时间杀手般的科技信息化，正强盗般的不择手段地搜刮着每位诗人的时间表。以绑架每个人生存为手段的后工业文明，早已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块没有尽头的灰暗裹尸布。假如没有战争假如没有饥荒，包括诗歌在内的人类全部的艺术，只能越来越平庸越来越无味越来越苍白……
诗，早已不再是人类的箴言、圣经。诗人早已不再是斗士、英雄。诗，将越来越成为人类内心的呓语，成为越来越多现代人的精神避难所。正如王小妮说过的“诗就是我老鼠洞”。我曾在《现代诗，一种自我拯救术》一文中写过：“从诗与生命的关系上，诗已经成为现代人自我救赎的最简单易行的方式”。
在上述观念下，我发现我对普通诗歌写作态度越来越松弛。与社会上流行的林林总总之国政商党恶骗欺霸相比，那些曾被我无比轻蔑的沾带了某些世俗色彩的诗歌活动，反而显出了一种可爱的生命挣扎姿态。甚至成为一种抵御时俗的盟约与抗衡工商因素的精神祭典。对我们这些过去年代过来的人，我也常常把它们看做是对当年诗与生命关系过度神秘化的一种清洗与还原。
我的这一转变，无疑带有了“生命诗学”的倾向。
但，我内心里另一个坚定的原则，仍然高高地占据着我诗歌观念的最高点：那就是——真正的诗，是高贵的、稀有的、不可企及的——这是1988年某天我与大胡子孟浪两人喝完了酒共同说出的一句话。多少年来，我一直认定。这一点恐怕到死也不会改变。
我另一个不可改变的最高理念是：真正的诗人，必须是天才的、超常的。这样的人，大多以失去某些动物性生存竞争能力，或自我萎缩隐退为代价，才能在长久的保持某种非理性的临界状态下，与世界保持一种特殊的关系。
即使最好的诗人，与最好的诗之间，也远非定型因果。好诗永远属于妙手偶得，不可复制，不可期待，不可预设。
残酷地说，令常人绝望地说：诗的最高的闪光点只是依靠一代一代天才的个人推进。从诗歌历史的角度，更多的写作者只能充当天才的模仿与随从。只有天才，才能冲破人间的诗意封闭，把诗向刺破青天的方向拉高一步。而当诗之高峰凸起，普通人们的视野才随之陡然升隆。而当众人涌过来的时候，使平庸的高原推进并再次淹没峰尖时，诗歌便完成一次进化轮回。之后，再等待着、并将注定等待着，出现新的天才。
而最令人痛心疾首、难以辨别的是：究竟谁是天才？
真正的天才们，可能正痛苦地徘徊或浑然不觉地挥霍着时光，而假天才们却在自我误解中高歌猛进。
事情只能这样，诗只能在诗人们各自选择、各自认定的茫茫无际的准则下发展。
于是，在我看来，自认为不是天才的人们，不为文学史而写作的人们，仅仅靠诗完成着日常生存的自我拯救者们，把诗当成茶楼就茶楼吧。管它是茶楼、酒肆，咖啡屋，甚或是瑶池是天堂，管它是好诗劣诗高诗天才诗，带给语言以惊厥，带给生命以异常，我们便欣欣然自珍，足以对抗这金钱食人、信息食人、享乐食人的全球化魔咒了。
高贵、稀有的诗，留给真假天才们去玩吧。
道场，这个词显然好过茶楼（梵文Bodhimanda意译，音译为菩提曼拏罗）。原指释迦牟尼成道之处。后借指供佛祭祀或修行学道的处所，也泛指佛教、道教中规模较大的诵经礼拜仪式。如水陆道场、慈悲道场、天师道场等。中国古代诗人素有“诗歌道场”传统。“修禊”成为中国古代诗人雅聚的经典范式，如会稽山阴的“兰亭修禊”和扬州瘦西湖畔的“虹桥修禊”。修禊即道场。
我不相信加入世俗因素的诗歌活动注定伤害严肃的诗歌精神。我不相信在诗歌茶楼里诗的高深注定受到稀释。我不相信以最高成本写出最低名利的诗的作者们内心全部泛着世俗的波澜。我不相信诗歌道场的衣钵必然包含假行僧的奸笑。
那就开个诗歌道场和修禊吧。
本《华语诗歌年鉴》，算是呈给天下朋友们的一间白纸上的修禊、道场。
一年一度。
2014年5月18日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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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19 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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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19 15:08
发表于 2014-5-19 04: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