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朱湘投江是殉情还是对家绝望?
2014-04-28
朱湘(1904－1933)，字子沅，原籍安徽太湖，生于湖南沅陵。现代诗人、散文家，被鲁迅誉为“中国的济慈”。父母早逝。1920年入清华大学，参加文学社活动。1922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新诗，加入文学研究会。
与饶孟侃、孙大雨和杨世恩并称为“清华四子”。翌年被清华开除。1924年和刘霓君在南京举行婚礼。此后专心于诗歌创作和翻译。1925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夏天》。同年回到北平，次年再入清华学习1年。自办刊物《新文》，但只发行两期。1927年出版第二本诗集《草莽集》。此年9月至1929年9月留学美国，先后在劳伦斯大学、芝加哥大学、俄亥俄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等课程。回国后，应聘到安庆安徽大学任英国文学系主任。1932年夏天去职，飘泊辗转于北平、上海、长沙等地，以写诗卖文为生。因生活窘困，愤懑失望，于翌年12月5日晨在上海开往南京的船上投江自杀。
这是1928年朱湘在美国念大学时，给妻子刘霓君写的一封家书也是情书。看看他们当初夫妻是多么恩爱，思念是多么强烈！但又有谁知道，若干年后他们竟会因为家庭琐事，因为经济困难，闹得不可开交，甚至让这位“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天才诗人活不下去了，而要投江自绝，成了“三闾大夫第二”！
霓妹妹我的孟母：
正月初六的信同相片收到。我真说不出欢喜。你那封信写的真好。我以前要回国，并非为了对你疑心，你知道的，我向来不曾疑心过你。你信来的时候，我正写信给彭先生说你在上海怀着小东受了多大的苦，我如何的爱你敬你怜你。我自然要毕业才回国，博士大概不考了。我想年后夏天一定回来，刚好在外国三年，如今已过去半年多了。我回家后春夏天一定回来，刚好在外国三年，如今已过去半年多了。我回家后一家要好好的作些书，一方面地教书，让你面上光荣，让你同小沅小东过一辈子好日子。我如今对你同小沅小东的爱情实在是说不出的浓厚。我一定要竭力的叫你们享点福。我想在外国的这两年把英文操练好，翻译中文诗作英文诗，以后回中国也照旧作下去。这不单名誉极好，并能得到很大的稿费。将来运报好，说不定我要来美国大学教授，你真要来美国呢。（不必向别人说，怕的万一不成功，落人笑话。）你说你肯在梦中来陪伴我，这是再好不过的呀。你是要坐飞机呢，还是要坐轮船呢？都好。从前我听到一个笑话，说一个乡下人听到别人讲世上最快的东西要算电报，他说我的妻子在几千里外，我想看她，不如把我一电报送到她那里去罢。你要是肯由电报打来美国，那更快呀。还有一件事要小心，你哪一夜来美国要早些时候用无线电告诉我，我到了长沙，你来了芝加哥，那不是反来错过了吗？那张相片我看了说不出的欢喜。说来有趣，从前我是长头发，如今我的头发被剪头的不知道剪短了许多，你的头发变长了。这真是夫妇一对。你的面貌虽然极其正经，像教子的孟母，我看来你的脸还像一个女孩的，一点不显老。小沅那调皮的模样，将来长大一定聪明的。你看他那像是笑又不像是笑的嘴，抬起来的眉毛真是一个活泼精神的样子。将来小东你们三个一定要同照一相再寄给我。我回家后要好好教小沅小东读书。我决定自己作些书给他们念。小沅很胖，我很欢喜。小东你务必请奶妈，不然我不定不依。我本想早些回家看你同小沅小东，不过我在罗伦士学校白念了半年书，来芝加哥，因为是很大的大学，只插进了三年级，要两年毕业。不过我想自己译些中文诗作英文诗，只好等后年春夏再回家了。这两年半让我们多通些信，好容易过去些，你的信里可以多讲些你自己同小沅小东的事情，如若我们自己的房子这半年之内能够搬进去住，那是最好的。不然还是照法，我很想知道。我这就写信给稚庄。不过认内说不了多少什么话。要等你回信后，我才能详细的写信给他。住在亲戚家里，如若他们不肯收房租饭钱，那是决不可以的。另有给憩轩四兄同季眉妹夫的信。上海的钱你一收到就写信告诉我，省得我记挂。 沅
爱情婚姻家庭悲剧三部曲（上）
那是1933年12月5日，一个初冬的清晨，大概是6时许，从上海开到南京的客船“吉和”号，就在船快要入港（采石矶附近江面）时，一个穿着简陋、清瘦憔悴的青年男子，年仅29岁的青年诗人朱湘，伫立在甲板的边沿，一边饮酒，一边吟诗；猝然间，他往前一跳，投入滔滔长江，当即亡命浪底，尸骨无存。据目击者说，他自杀前还在朗诵德国诗人海涅的诗作。在他身后，留下苦命的年轻的妻子，与一对可怜的幼小的儿女。
据说，他的那张三等舱的船票，是亲戚接济的；而他手头的那瓶酒，是妻子打工所得。
一个诗人死了，这本不是什么大新闻。然而，这位被鲁迅誉为“中国的济慈”的诗人，是在生活潦倒、爱情无望的境况下，手持海涅诗集和自己的诗作投湖自尽的。而他的那些牵扯人间烟火的诗歌，在冬日的清晨里也变得冰凉了 尽管满是爱情的味道。
《广州日报》上有一篇幻影的文章说：
朱湘是位才子，在清华年纪轻轻的他便已文华了得，《晨报》、《小说月报》等知名刊物上都有他的作品出现。18岁的年纪，却有着与年纪相反的情绪，这也许是每一个诗人的命中注定。“蜻蜓红的绿的小的大的；都好看，都有掠微波的薄翼。荷叶半卷的全开的；都可爱，都是蜻蜓的小绿伞。”小时候的那句诗歌，还历历在目、恍如昨日。一个大男人讲起话来，居然如此细细碎碎、柔情似水，怎能不吸引女孩子的注意和倾羡呢？
新文学自诞生至今已历90余年，而新诗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功绩尤不可没。而在新诗诞生初期数十位可圈可点的诗人当中，有人认为有4人是缺一不可的，他们是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和朱湘。就诗的风格而言，郭沫若的诗如不羁的烈火（但精品极少，且大都限于早期），徐志摩的诗若璀璨的宝石，闻一多是澎湃的江河，朱湘则好比无暇的美玉。还有人说，朱湘是上世纪20年代清华园的4个学生诗人之一，与饶孟侃、孙大雨和杨世恩并称为“清华四子”，后来与其他三子成为中国现代诗坛上的重要诗人。这些观点虽然还可以商榷，但也足以说明朱湘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与地位。
朱湘曾经慨叹过人生有3件大事：“朋友、性、文章”。但由于他抑郁、孤傲和乖戾、偏狭的性格，友情和爱情都最终成了镜中之花。最后留给朱湘短短29年人生历程的，就只有了诗。朱湘对诗的钟情，可以说已经到了全身心地痴迷而无以复加的地步，早在清华时就忘却了一切。后来赴美留学，为了诗更是全无顾恋；甚至连学位也不屑一顾，毅然决然提前回国。朱湘说：“博士学位任何人经过努力都可拿到，但诗非朱湘不能写。”
朱湘在清华的同学梁实秋说他是个“神经错乱”的人，性格孤傲、偏激、敏感。不过，就他写给妻子的106封书信来看，却没有半点自负和萧瑟之感。且不说文字的清丽、幽雅，就是这丈夫对妻子的款款深情，亦足以使人常常潸然泪下。可以想像，假如没有爱情的惠泽，那他真的是灵魂飘散，没了自我。而现实，恰恰印证了“假如”。
朱湘2岁那年，母亲因病离开了他；10岁那年，父亲也跟着离开了人世。他是由哥哥养大的，却因为彼此年纪相差太大，有些隔阂和代沟。可想而知，他的童年该是多么的孤寂，更别谈凡人享有的慈母父爱了。后来，他便开始写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并渐渐在当地文坛有了些名气。这时，一位女子的出现，搅乱了朱湘平静的读书生活，她便是两年后成了朱湘妻子的刘霓君（她原来不叫这名字，挺土气的，后来与朱湘结婚后给她改的）。
说起来，他俩只是由双方家长指腹为婚，按理并没有什么感情基础可言。朱湘从懂事起，便极力想摆脱掉这场包办婚姻。父亲去世以后，他才在去清华上学的空挡躲过这次“劫难”。在北平，大哥前来探望他，兄弟两人就一阵客套地寒暄起来。突然，他竟发现了站在角落里的刘霓君。刘霓君大胆地望着朱湘，诉说着她在报纸上读到的朱湘的诗歌，言语中流露出崇拜和爱意。但是朱湘打断了她的话。因为，她已经惹怒了他。
冲动的朱湘断然离去，只留下旅馆里的刘霓君，独自伤心哭泣。他回到学校后，把摆脱这桩包办婚姻的希望就寄托在赴美留学上。他认为，离家远了，时间长了，刘家便会自行解约的。但就在这个时候，他竟见清华学堂里贴出了开除自己的布告，而此时距离留美仅剩半年时间。他因为抵制学校早点名制度多达27次，受到这一处分（此前已被记了3次大过），也是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
后来，有同窗好友试图为他游说，但朱湘自己拒绝了。他说：
“清华的生活是非人的，人生是奋斗的，而清华只钻分数；人生是变换的，而清华只有单调；人生是热辣辣的，而清华只有隔靴搔痒。至于清华中最高尚的生活，都逃不脱一个假，矫揉！”
在1923年冬日的寒风中，他离开了清华园，离开了北平，只身来到上海，开始将大部分精力倾注在新诗的创作上。
朱湘刚到上海不久，便在大哥的口中得知刘霓君也来到了上海。大哥告诉朱湘，刘霓君的父亲不久前去世，兄长独占了家产，她只能一个人跑到上海来找工作，希望自己能养活自己。这个情况激发了朱湘的同情心，他觉得不管婚事成与否，去看望一下刘霓君，也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1923年冬日的某天，在外滩高大的西式建筑群的映衬下，整个浦东显得破旧衰败。朱湘穿过由几间旧房构成的厂区，来到离房不远的一排工棚区 这是纱厂的洗衣房。他一看刘霓君在这个洗衣房洗衣，还有低矮的厂房和各种气体冒出来，心理开始发生变化。两人见面，却是长久的沉默。最后，刘霓君冷淡地对朱湘说了声：“谢谢你来看我。”但朱湘却一个劲地摇头，她只好慢慢转过身去，低着头走回洗衣房，消失在白腾腾的雾气里。
这一刻，在与刘霓君的婚姻问题上，朱湘开始动摇。黄浦江的江水在寒风中静静地流淌，朱湘冲动地赶去向刘霓君表示，他愿意接受这份由旧式婚姻演变而来的爱情。他在安慰刘霓君以后，又快步拉着她离开纱厂宿舍，并决定与对方马上结婚（一说他们是在南京举行婚礼）。从厌恶到同情，从同情到相爱，朱湘的情感世界发生了彻底的逆转，以至于爱到至深。
这是1924年初，年轻的夫妇俩住在上海宝山。有一个说法是，婚后不久，由于两人性格、文化的差异，一封书信曾引起刘霓君的猜忌，两人的感情过出现裂痕。
翌年他们来到北平。1926年朱湘再入母校清华学习1年，拿到了毕业文凭。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非常器重朱湘，说他“绝顶聪明”。所以尽管过去开除了他，但现在又给了他一次机会。
在此前后，刘霓君为朱湘生下了一对儿女，女儿叫小东，儿子叫小沅。
然而，这场戏剧式的婚姻，在若干年之后，因为生活的贫困而遭遇到巨大的挫折。
结婚后，朱湘进入诗歌创作的高峰期，创作了大量优秀诗歌，不久后又出版了他第二部也是最成熟的一部诗集《草莽集》；并与闻一多、徐志摩等人一起在《晨报副刊》上创办《诗镌》，发表诗文，成为“新月派”代表诗人之一。其实，他的思想气质、文学风格，与“新月派”其他人是迥乎不同的。
1927年9月，朱湘留学美国。但脆弱而敏感的他，因为无法忍受外国人对自己的歧视戏弄，激发了其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他频频转学，先后在威斯康辛州劳伦斯大学 芝加哥大学和俄亥俄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等课程。他幻想回国后开“作者书店”，使一班文人可以“更丰富更快乐的创作”。
在此期间，朱湘给妻子刘霓君写了106封情意绵绵的书信，寄托自己的异国相思之苦，成为朱湘与刘霓君亲密而又有点苦涩的情感生活的重要见证。其实，这些信除了称谓略显亲热，并没有多少甜言蜜语，并没有卿卿我我，有的只是日常生活的关照叮咛，夫妻间的体贴呵护，至今读来仍使人倍感温暖和亲切。
爱情婚姻家庭悲剧三部曲（下）
留学生活进入第三年后，因为经济拮据，考虑到家庭负担太重，朱湘未能完成学业、拿到学位，便提前于1929年9月回国，先是来到安庆担任安徽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 这是他一生中有的一段富足生活。但不久后，因为校方拖欠薪水及对学校的一些现象不满而被迫辞职。这时候，朱湘与刘霓君生下了两人的第三个孩子，取名再沅。由于失业，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
诗歌创作，对于此时的朱湘来说，不要说闲情逸致，连养家糊口都勉强，完全是过分的奢侈。有一次在武汉大学，朋友邀请其参观图书馆，问是否有新作出版。只见诗人脸上露出悲凉的表情：“新著诗稿数种在长沙妻子身边，还没有接洽到出版社。”
“贫贱夫妻百事哀”。不久，他们的小儿子夭折（再沅未满周岁，就因为没有奶吃，哭了7天后活活饿死 这很像“诗圣”杜甫诗中描述自己生活的悲惨情景。），刘霓君开始怨恨丈夫的无能，夫妻关系逐渐恶化，婚姻已近崩溃，爱情亦杳杳远去。
他们时常发生口角，甚至打架，把家具、摆设砸碎，待和好后再去买一套新的回来。家庭不睦，反复无常，缺少温情，无法给心灵一直流浪的朱湘提供稳定和安宁的归宿。
之后，朱湘辗转飘泊于北平、上海、长沙、武汉、天津、杭州等地谋职求薪，由于性情孤傲，得罪了不少人，四处碰壁，只能依靠写诗卖文为生；可最后，连诗稿的发表都越来越困难。此时他罹患了脑充血病，加上事业和离家的精神折磨，文思已大不如前之敏锐精进。各报刊又大都是刊出文稿后才支付稿酬，往往杯水车薪，远水不解近渴。到1933年冬天，暂居上海的朱湘，穷困到只剩了一堆书籍和自己亲手写下的那些诗稿，近似乞讨，而内心却越来越充满愤懑与失望。
这位曾经穿着笔挺西服、深情高傲的“海归派”大学教授，后一度住在黑暗狭小的码头饭店里，穿着旧棉袍，有时竟闹到身无分文、受尽侮辱的地步，被茶房扣留行李，押着腆颜去找友人，低声下气地借钱以还旅馆欠账。这对于清高孤傲的诗人来说，是多么沉重的嘲弄和打击！
见丈夫整天守着诗稿无事可做、坐吃山空，刘霓君便托朋友帮他找了一份工厂里的临时工作。但遭到“生无媚骨”、不肯接受嗟来之食的朱湘的拒绝。只会写诗作文的朱湘，因为把诗歌看得与生命一样重要，因而与曾经患难与共的妻子之间矛盾越来越深。
朱湘根据我国古代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创作的长诗《王娇》里写道：
“他还历历记得那时的妻：/一阵红潮上来，忽睁眼皮，/接着喉咙里发响声，沉寂--颤摇的影子在墙上面移。/三十年的夫妻终得分开，在冷雨凄风里就此葬埋；/爱随她埋起了，苦却没有，/苦随了春寒依旧每年来。”“妻子去了，女儿也已归阴，/我在人世上从此是孤零，/这样生活着有什么滋味？/等着罢，等我与你们同行！”
这简直就是他本人与妻子的悲剧故事的“翻版”！
在离开人世的前一晚，朱湘用口袋中仅有的一些钱（这些钱据说还是亲戚接济与刘霓君打工所得），拿出一部分买了去南京的船票和一瓶酒，剩下的则买了一包妻子平日里最爱吃的饴糖。
江上的雾气已经消散，但寒风依旧。面对滚滚东逝的长江，朱湘纵身跃过船舷，淹没在冰冷刺骨的江水中。这一年，他还只有29岁，风华正茂。
朱湘自杀后，不少人反映其妻刘霓君不久便削发为尼（其出家之庵是在长沙市图书馆旁边号称“平地一声雷”的一条小巷内的“斗姥阁”），遁入空门，从此再无音讯；一双儿女则被迫送了别人（一说是被送入了南京的贫儿院）。
而据赵景深、柳无忌、罗念生等人的说法，是她并未出家，但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只好靠缝纫和刺绣来维持生活”。后来，她的女儿小东“嫁给陕西一位共产党员刘文德，就由他来赡养霓君一家”。小东截肢后，到上海安装假肢，还曾在赵家住过。小东和刘文德生了一双子女，名叫刘健林、刘健兰。小沅的长子朱细毛也由刘文德抚养。“小沅于四川某高中毕业，在一个小县的村学教书，难以糊口。”但是“后来刘霓君与女婿闹翻，她到云南昆明去住。大约小沅本来是中学语文教师，被 四人帮 打到矿山去工作。刘霓君仍以缝衣和刺绣为生。她很想在昆明公园附近建立朱湘的衣冠冢和纪念碑，愿望没有实现。”到1982年，“小沅已去世，他的儿子有白血病。刘霓君也去世几年了。朱细毛写过回忆录”。
为纪念朱湘，1934年12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朱湘致刘霓君的106封情书，书名定为《海外寄霓君》（200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孤高的真情 朱湘书信集》）。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鲁迅致许广平的《两地书》、徐志摩致陆小曼的《爱眉小札》、郁达夫致王映霞的《达夫书简》、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湘行书简》等，都被视为现代情书文学的经典。虽然作者的风格各异，鲁迅的冷静、徐志摩的缠绵、郁达夫的热烈、沈从文的深沉，均各擅胜场。而朱湘的这些书信，足可与他们媲美。朱湘生前并不打算公开这些情书，因此，我们今天“偷窥”之下，一个真实的不加伪饰的朱湘，便活现于眼前。时至今日，这种委婉动人的古典式加西方式的情书，已成绝唱！
浅析诗人自杀之谜
一个人自杀轻生，总有他一种情势的急切逼迫，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尤其是一个诗人的自杀。当他作出这个最激烈的行动时，我们要考虑到这并非疯狂下的错乱，而是一种深思熟虑，一种诗人的预谋。中国自古是诗的国度，但两千多年前，屈子自沉汨罗后，整个古典时代少有诗人采取如此激烈的形式。相反，从近世以来，诗人自戕倒不绝如缕，王国维、朱湘、海子、顾城等相继自杀。作为一种诗人的自杀，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现代现象。流亡诗人布罗茨基在评论曼德尔施塔姆时说过：由于一种奇怪的原因，“诗人之死”这一说法听起来总是比“诗人之生”更为具体些。
现在谁也无法明了，朱湘在投江自沉时领取的，是何种秘密。如同王国维之殁，朱湘之死多少给中国现代精神史投下了一道难解的阴影。越是那种难以言明的、晦暗的、极端个人的、不合常理的现象，就越难以被我们所接受、认知。朱湘因而成了一种见不得光的怪癖，不是让人可怜就是让人可笑，总之就是不能被理解。
朱湘和他的死（诗），仿佛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精神的诸面相：既有慈悲者，也有刻薄者；既有叹“苦命”的，也有说“严肃的狂妄”的，甚至诬其为“神经病”。此外，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社会打击、家庭失衡、生活艰难 种种说法都有。
清华老同学梁实秋猜测是因为他性格怪癖，“朱先生的脾气似乎太孤高了一点，太怪僻了一点，所以和社会不能调谐。”“应由他自己的神经错乱负大部分责任，社会上冷酷负小部分责任。”看来，连同是才子的他，亦未必真正理解朱湘“孤高的真情”。
同是清华老同学的闻一多感叹：“子沅的末路实在太惨，谁知道他若继续活着不比死去更痛苦呢！”
好友、学者柳无忌称朱湘是“诗人的诗人”；并认为，不为写文章，“也许子沅不会这样悲伤的绝命”。
女作家、湖南老乡谢冰莹断定，朱湘自杀“是为穷”！确实，朱湘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的经济窘困。但这是主要甚至唯一原因吗？
曾是安大同事的女作家苏雪林发出这样的疑问：一个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幸福一下子捣得粉碎？为什么要脱离安适的环境，走上饥饿、寒冷而又耻辱的道路？对此，朱湘自己的解释是“向失望宣战”。只是，宣战的结果是输得一塌糊涂。
朱湘死后被鲁迅称为中国的济慈。其同窗好友罗念生说：“英国的济慈是不死的，中国的济慈也是不死的。”
余伟文认为，朱湘自杀“完全是受社会的逼迫”，“正是现代社会不能尊重文人的表现”。
何家槐认为，混乱的社会“使他没有生活下去的勇气，使他不得不用自杀来解决内心的苦闷”。
罗皑岚不明白：“朱湘虽不是见面向人问好的交际大家，难道竟无一个朋友？”
还有人说，五四时代是一个自传的时代。朱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又一零余者、多余人、失败者，是诗人钟鸣所说的那种“旁观者”。他之死，是死于一个渐趋圆滑、势利、浮纨的“强人时代”。
朱湘之死，开了中国现代新诗人自杀的先河，引起当时文坛的深切悼念和一场大讨论（先倒是热闹了一阵子，但不日便忘记了他，大家仍各去经营自己的）。诗人自尽被赋予了多重含义，一时间成为文学专栏的头条。较多的说法是《申报》提出的“黑暗对知识分子的戕害”。作家陈鹤祥甚至著文呼吁，朱湘之死，应给所有不愿向恶势力妥协的人以警策，“那就是要更加顽强地活下去”。也有人赞叹他是用生命谱写诗歌。苏雪林就曾说：“生命于我们虽然宝贵，比起艺术却又不值什么 我仿佛看见诗人悬崖撒手之顷，顶上晕着一道金色灿烂的圣者的圆光，有说不出的庄严，说不出的瑰丽。”她还认为，他的3本薄薄的诗集，是拿性命兑换来的。
如此讨论来讨论去，反倒是他的诗作被人忽视了。以至于后人周良沛在编纂《朱湘诗集》时不得不建议，与其讨论朱湘是新月诗人，还是爱国诗人，不如先读读他的全部诗作。
如果不是死后《石门集》的出版，几乎无人了解朱湘内心的苦闷。“我弃了世界，世界也弃了我 给我诗，鼓我的气，替我消忧。”在诗作《我的诗神》中，他这样写道。对于朱湘来说，没有了爱情，灵魂将无处安放。这颗敏感、脆弱和不成熟的心灵，只好寻找一种方式来永远解脱。
当然，孤僻、脆弱、阴柔、决绝、敏感、狂狷、清高、刚正 这些是诗人典型的性格。这样的天才，在哪个时代都很难被接受，从屈原到朱湘，诗人的命运大抵如此。可是，如果一个国家与时代，把异端的思想家、另类的诗人、狂傲的艺术家全逼到无法生存的地步，那么，这个国家与时代也就要完蛋了。
不过，这世界并不是绝对的精神世界，诗人有权选择失望、落寞、死去，正像活着的人有权利追求幸福。这是人生的太仪两极。
但更可惜的是，诗人所在的时代，今天已不复存在。按照当代诗人西川的说法，写诗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特别是在消费主义、流行文化、商品经济、物欲功利泛滥的时代。而走在朱湘年少时曾与其他文学青年畅谈诗作的清华园，人们不再看到手捧诗集的学生；他们大多在背英文单词、“国考”试题，为考GRE和托福或国家公务员而努力。打开“水木清华”BBS的诗歌版面，搜索朱湘、清华四子也毫无结果，倒是一个请网友帮孩子取名的帖子十分热门。大半个世纪前，这所园子里萌生的诗人、诗派和诗意，似乎已随诗人的离去而渐远渐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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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29 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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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29 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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