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伯恩哈德：我痛恨你们所有人”

枣林放牛

我痛恨你们所有人”
: 仙妮熊
　　 在奥地利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的诸多身份中，最有名的大概要数“敌视人类的作家”。他的中文传记封面上白纸黑字触目惊心地印着：“我痛恨你们所有人！”
　　
　　关于获奖，最刻毒的说法是……
　　 无论你对伯恩哈德的作品有何评价，他都会嗤之以鼻——不光是嗤之以鼻，说不定还会恶毒攻击你的贫乏词藻、智性低下，以及你可悲的小资产阶级存在。伯恩哈德 的作品译成中文的还不多，常见的只有《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历代大师》（三联书店）。与当代德语作家三杰君特•格拉斯、艾尔弗里德• 耶利内克和赫塔•穆勒相比，伯恩哈德的国际影响力尚不成气候，尽管他一定会恶毒地咒骂这些所谓的德语名家只会耍些雕虫小技。
　　伯恩哈德专门写了一本《我得的奖》，痛骂奥地利艺术、文化与教育部长“对文化艺术一窍不通”，可能对教育也一窍不通，但“可能”他知道一些“牛啊羊啊…… 猪啊”的事情。当然，伯恩哈德对自己也有清醒的意识：“所有的一切都很讨厌，但我觉得我自己是最讨厌的一个。”
　　他得过很多文学奖，不过要么因为在颁奖词中污辱文化官员，要么因为污辱奥地利国民性，恶例太多，后来文学奖只把奖金和证书直接寄给他，再也不敢请他参加颁奖典礼。
　　他几乎每次都把奖金火速花光，一次买了跑车，一次买了豪宅，他觉得“胡乱挥霍是处理阿堵物的唯一可以接受的办法”。“我觉着吧，要是我想把家里已经完全烂 掉的防风窗全换新的，我就得接受那个奖，然后又得决定挪屁股去那个破沙龙接受颁奖。我老想，拿点钱能别那么大惊小怪么，一定得谈谈为啥拿了、从哪儿拿的， 这些狗屁反思虚伪得要死，所以我就从本地木匠那儿订了新窗……正常人都喜欢天上掉下来25000先令，不管谁愿意白出这么多钱你还不拿啊。可是行业协会应 该觉得丢死人了，资助个文学奖才出可怜巴巴的25000先令，他们当场拿个500万先令出来也没感觉的吧。”
　　伯恩哈德的粉丝看到类似的吐槽一定乐坏了，就像被他骂的人心里定会回骂他“杂种”一样。他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将来任何可能的奖项（包括诺贝尔奖）之后，爱说 风凉话的人就说因为他已经赚够了，不需要钱了。关于伯恩哈德的获奖，最刻毒的说法是引用了弗朗索瓦•欧容的《池畔谋杀案》中的一句台词：文学奖就像痔疮， 迟早每个屁眼混蛋（Asshole）都会得一个。
　　
　　无尽吐槽大师
　　 伯恩哈德的小说《历代大师》真正让人见识了什么叫无尽吐槽。对祖国奥地利，伯恩哈德可以说是“此恨绵绵无绝期”！奥地利国家、奥地利人、奥地利博物馆乃至奥地利的公厕都是他的攻击对象。
　　“天才和奥地利不相容。在奥地利，你得做一个平庸的人，才能有发言的机会，才能受到重视，得做一个一知半解、狭隘虚伪的人，一个绝对只有小国思维的人。真正的天才，尤其是杰出人物迟早有一天会被人以极不光彩的方式灭掉……”
　　《历代大师》的场景基本上发生在博物馆里，主人公雷格尔说：“那些整天卖弄所谓通晓艺术的人天天到这里来，用他们那些艺术史的胡说八道充塞参观者的耳朵， 他们每天赶着十几个班的学生经过博物馆的展厅，用他们那些喋喋不休的蠢话去毁掉幼稚孩子们的一生。研究艺术史的人实际上是消灭艺术的人，他们鼓唇弄舌谈论 艺术，直至把艺术谈论得寿终正寝……”
　　还有更狠的，是骂老师：“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博物馆，对学生的影响是毁灭性的，这些老师用他们那狭隘的教训，扼杀着学生在参观艺术史博物馆时心中对绘画及 其作者所产生的任何柔情和敏感。这些老师一般来说麻木、迟钝，会很快把学生心中对绘画艺术的感觉毁掉，不仅如此，他们带领的学生最终都将成为无辜的牺牲 品……老师毁学生，这是事实，是几百年来的事实，而奥地利老师尤其如此……”如果你神经坚强，能够坚持读下去，还会发现各种关于莫扎特、歌德、海德格尔等 历代大师的穷凶极恶的吐槽。
　　那么伯恩哈德自己对艺术到底什么态度呢？据苏珊•桑塔格儿子的前女友西格丽德•努涅斯说，伯恩哈德是个滑稽的“不与人分享的思想家”，他沾沾自喜于自己异 想天开的想法，认为他喜爱的每一本书、每一幅画或每一首乐曲，都是单独为他一个人创作的，且单独属于他一个人，而且他的这种“艺术上的自私”使他无法忍受 旁人欣赏或赏识他所崇尚的天才之作。
　　
　　
　　时代哀歌
　　 “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这是伯恩哈德最著名的名言。一个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人，很难再继续保持对人性的盲目乐观。一次愚蠢的战争已经够了，何况没 过多久又重蹈覆辙？各国都声称是为文明而战，狂轰滥炸、横尸遍野的时候还有什么文明可言？为了在战争中鼓励士气，政客们不断增加筹码，承诺战争结束后会有 一个更好的世界。无法兑现的承诺，只会让人更幻灭。
　　伯恩哈德曾这样写道：“我们站在所有历史中最可怖的领地上，一切都在向我们解释，我们却什么也不懂。我们倚仗词语，因为我们的无能令我们错乱，错乱又会令 我们绝望。这些词语只会感染、忽略、模糊、恶化、歪曲、玷污，使一切变得幽暗。”个体的存在似乎毫无意义，因为整个世界很快会被撕成两半。
　　所以伯恩哈德的作品，不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自传，都充满了无穷无尽对所有人、一切事物的憎恶。据说强迫症摄影大师盖瑞•温诺格兰德晚年的拍摄只是为了看是否还有任何东西值得拍摄，同样，伯恩哈德长篇累牍地痛恨一切可能也是希望探索痛恨本身。
　　的确，伯恩哈德的痛恨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悲哀。无穷无尽的不满、谩骂、厌恶、无聊、绝望，似乎是时代留给我们的唯一遗产。贫穷让你的生活备受煎熬，富裕一样 让你空虚绝望。过去的时代可以带给人们满足的东西，今天的人们不屑一顾。优美的艺术被世俗的商业拖下了水，崇高被解构成了理想化的幻影。人的自由意志被架 空，因为那“不可逃脱的框架”。你以为你选择了合适自己的服装品牌，直到约翰•伯格告诉你那都是品牌包装塞进你脑子里的幻象，你自以为穿出了风格，其实不 过是服装公司市场分析报告中的某一类“目标人群”而已。这是一个个体自我认知无限膨胀而实际功能无限渺小化的时代。
　　时代的永恒不幸正如伯恩哈德所描述的：“每个人都有他的路，每条路都是正确的。我想，现在有50亿人，就有50亿条正确的路。人的不幸在于他们不想走自己的那条路，总是想走别的路。”比这永恒不幸更不幸的是，人们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却没有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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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文学期刊观察：“我们都是伯恩哈德的财产”
崔婕
和祖国的非一般关系
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是个“愤世嫉俗专家”。2011年2月9日，是其诞辰八十周年纪念日，德国各大主流报纸纷纷撰文纪念，这看上去仿佛让伯恩哈德一下子符合了主流大众的口味。媒体们亦有意借助托马斯•伯恩哈德大打个性牌。各大报纸不约而同地拒绝味同嚼蜡、没有个性。《世界报》文学版面刊登的一篇文章无疑最吸引眼球，题目是《纪念托马斯•伯恩哈德八十诞辰？让我们来点给力的！》（Thomas Bernhards Jubiläum? Das machen wir groß!），文章通过小型剧本这个极好的创意、从标题到行文体现出的伯恩哈德式的讽刺和幽默，向这位有着辉煌成就的戏剧大师致敬。
对中国读者来说，托马斯•伯恩哈德还真算不上为大众所知。他出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奥地利，是个从未见过父亲的私生子，这样的出身似乎是上天给予他的原始“愤世嫉俗”的资本，一同赐予的还有把愤怒演绎到极致、发挥到癫狂的非凡语言天赋。
“奥地利是个低劣、糟糕的国家，无论朝哪儿看都充满一粪坑的可笑。所谓和蔼可亲的奥地利人其实是阴险、奸诈、实施卑鄙伎俩的大师。一个原本美丽的国家如今深陷进道德泥潭，变成了残暴的、自我毁灭的社会。” 啧啧啧，伯恩哈德在其作品《历代大师》里如此辱骂自己的祖国和同胞，任谁看到都会大为惊讶。这类不加任何掩饰的直白表述在他的作品里屡见不鲜。毋须从头开始阅读，随便翻到任何一部作品的任何一页，扑面而来的就是类似于此的、不可抑制的、絮絮叨叨的冷言冷语。
奥地利和奥地利人是如何惹怒伯恩哈德的？二战中，奥地利与希特勒统治下的法西斯德国同流合污，战后并无明确反省。奥地利人包括众多知识精英及各界名流，面对“可怕的腐朽与罪恶”却总能保持死水一样的沉默，这就是伯恩哈德轻蔑和敌视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心理根源。他怒不可遏：“你们让我恶心/我痛恨你们/我从来就痛恨你们/你冷漠无情/你极端虚伪/你们卑鄙无耻。”他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毫不留情地泼出“精神粪水”，甚至在临终前还不忘以遗嘱的形式再泼一次：“我特别声明，我不愿与奥地利国家再有任何关系，我不仅抗议今后任何一种形式的干涉，更反对在未来的任何时候，任何试图将我本人以及我的作品与这个国家相联系的行为。”但奥地利人仍旧认为他是二战后本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他的同胞、200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说：“如果伯恩哈德活着，最应该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他，而不是我。伯恩哈德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是他的财产。”
女总编与妇女解放
二月初，《法兰克福汇报》（FAZ）、《日报》(TAZ)和《时代报》(ZEIT)的文学副刊同时聚焦德国女人芭莎•米卡（Bascha Mika）。芭莎•米卡关注当代女性问题，在《女性的怯懦》一书中（Die Feigheit der Frauen）批评当代德国女性懦弱、愚蠢、懒惰，只会缩在旧的角色里自我陶醉、自欺欺人。
真是有趣：眼下德国由一个女人掌管，两位基民盟的女部长可以为了经济领域中女性所占比例的问题互相拍桌子。但芭莎•米卡还是举着她的新书批评德国女性不咋地，因为“大部分女性还没有跟上来，她们蜷缩着放不开脚步，放任自己安于现状的人生，她们对自己不负责任！”《时代报》文学副刊中一篇长达三页的相关报道用了这样一个标题“Mama mia!”(意大利语：我的妈呀！)；《日报》则形容她的这个命题很“陡悬”。当代德国女性多数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芭莎站则到了她们的对立面。她明确地告诉《日报》记者：这本书就是写给她们看的！芭莎•米卡提到了促使她写这本书的，是应邀在一所大学做关于女性问题讲座的经历。讲演的主题为“懦弱的女性”，她本期待能够以此激怒在场的女听众们，但现场没有出现任何反对的声音。
早在2006年，德国著名女主播伊娃•赫尔曼（Eva Herman）写了《伊娃的原则》（Das Eva-Prinzip），她认为女人应该温良恭顺，放弃与男人在职场上的角逐，回归家庭，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如果女人顺应自然天性，摆脱女权主义的荼毒，这个社会便会重归和谐。这本书前后共售出10万本之多，得到众多德国女性的支持认同。女人应该重回家庭、退回男人背后，是德国当代大部分女性对于女性社会角色的定位。
芭莎对“混沌女性”的指责多少带有恨铁不成钢的意味。这与其本人的经历密切相关：她生于波兰，长于德国。大学期间曾在多家报社兼职，后成为专业记者。1988年进入《日报》报社工作，十年后荣升该报总编，是德国首位跨区域性大报的女总编。这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和拥有成功事业的女性。但同时，一贯以自己为成功女性的样板和标准来批判当代女性，也成为她遭受质疑的主要原因。一位女总编有什么权力认为全德国的女人都有义务和她一样事业有成、出尽风头？

枣林放牛

伯恩哈德自述： 颁奖是以最羞辱人的方式贬损人

核心提示：托马斯•伯恩哈德是一个出了名的讨人厌的家伙，他这种讨人厌，他的固执，他的冷酷，他的尖锐，他的对人、对世、对物、对他整个祖国毫不容情的批判，是不是使得他能够跟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保尔成为好朋友的原因呢？又是不是他后来在他的一生的写作里面老是提到维特根斯坦，他非常喜欢他的哲学，认同他的人生，是因为从他的角度看，维特根斯坦那种与世界毫不妥协的性格，也是他自己的性格的写照，也是他该走上那条道路呢？
凤凰卫视11月30日《开卷八分钟》，以下为文字实录：
梁文道：我们昨天在跟大家介绍我手上这本书《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作者是奥地利最著名，也最惹人争议的一个大作家之一，当然已经故世了，就是托马斯•伯恩哈德。他是一个出了名的讨人厌的家伙，而他这种讨人厌，他的固执，他的冷酷，他的尖锐，他的对人、对世、对物、对他整个祖国毫不容情的批判，是不是使得他能够跟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保尔成为好朋友的原因呢？又是不是他后来在他的一生的写作里面老是提到维特根斯坦，他非常喜欢他的哲学，认同他的人生，是因为从他的角度看，维特根斯坦那种与世界毫不妥协的性格，也是他自己的性格的写照，也是他该走上那条道路呢？也许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看这本书里面他怎么形容他的好朋友保尔•维特根斯坦跟他的叔叔路德维希的关系，或者相似之处。
他说从根本上讲，他和他的叔叔路德维希一样，具有哲学头脑，他的叔叔路德维希反过来也与他的侄子保尔一样疯癫，这一位路德维希以他的哲学造就了他的名声，另一位保尔以他的疯癫，这一位路德维希也许更赋予哲学头脑，另一位保尔也许更为疯癫，我们相信这一位具有哲学头脑的维特根斯坦是哲学家，可能只是因为他把他的哲学写成了书，而不是他的疯癫。
我们认为那一位保尔他是疯子，因为他压抑了他的哲学，没有发表他、公开他只是把他的疯癫展示了出来，这两位绝对都是非同寻常的人，拥有非同寻常的大脑，这一位出版了他的大脑，另一位没有。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我们会对于天才的一些形容跟理解，好像我们常常讲天才跟疯狂是一线之差而已。正是在这方面，我觉得这本书是稍微我嫌他有点讲俗了。但是里面我们看到他自己的对世界的观察却能看到些许维特根斯坦跟世界的观察的一种相似或者相异的有趣的对照。
比如说我们知道维特根斯坦很喜欢在自然之中散步，但在这本书里面，一向冷酷尖锐的伯恩哈德他说，我绝对不是一个喜欢散步的人，我也不是热爱自然的人，不是懂得自然的人，但是他住在乡野间，朋友来访的时候，我总是做的使他们误以为我是个喜欢散步的人，是个热爱自然、懂得自然的人，我根本不了解自然，我憎恨自然，因为他会置我于死地。没有别的原因，我却是什么都喜欢，就是大自然除外，我觉得大自然阴森恐怖，对它的阴险、恶毒、冷酷、无情，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心灵上，我都有着深刻的体会，我怕他，如有可能就尽量回避它。他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话。
然后他又批评他的祖国奥地利，最猛烈的批评是来源于他要找一份很好的瑞士出版的德语报纸《南苏黎世报》，他说这个报纸你在葡萄牙、西班牙都能找到，但是有一回他为了要跟他的朋友保尔看上面那篇乐评，开车开遍大半个奥地利，就连萨尔兹堡都没有，于是他就说这不能不让我怒火中烧，更加憎恨我们这个落后的、狭隘顽固的国家，明明乡巴佬一个，却又令人十分厌恶的狂妄。
我们认为我们应该至少能够生活在一个找到《南苏黎世报》的一个地方，他又说起了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家族，这个富有的维特根斯坦家族不被认同，正如他们也不认同保尔的疯癫一样。然后伯恩哈德又评论，他说维也纳人当然不了解这个哲学家，他们甚至今天仍不承认弗洛伊德，这是事实，甚至没有真正的了解他，这是事实，他们头脑太愚钝了，维特根斯坦家也是如此，然后他又提到，他说他甚至厌恶这个国家厌恶到连德国出的报纸，德文他都看不下去，他觉得他还好小时候学英文、法文，能够看世界报，能够看《泰晤士报》，要是光看德文报纸他就完蛋了，那么至于奥地利出版的德文报纸，他的评价是他们只能够用来适合擦屁股而已。
他如此厌恶、痛恨、痛骂、批判他的祖国，他的同胞，他的民族，他一切的文化历史，除了音乐上面，他也许会欣赏一些，但是他的国家仍然颁奖给他，但是问题是，他经历过许多颁奖礼之后，他觉得这都是羞辱，所以后来他不再出席任何颁奖礼。
他怎么讲颁奖？作为一个世界举世知名的大作家，当然这是个小说我们知道，但是你不能不觉得这个小说写的太真实，就像伯恩哈德本人的自述一样。
比如说这一段，他说颁奖并非如我在首次获得文学奖以前所想象的那样会提高一个人，实际上是在贬损一个人，而且是以最羞辱人的方式，我想只因为每次我考虑到他能给我带来金钱我才忍受的住，我才走进市政厅的古老建筑，出现在各个礼堂里举行的无聊的颁奖仪式上，直到40这个年纪，我一直承受着各种颁奖仪式带给我的耻辱，直到40岁这个年纪，我都在那些市政厅里，那些礼堂里，让人在我头上拉屎、撒尿，这样说一点都不过分，颁奖是什么？就是往一个人头上拉屎撒尿，接受一种奖项啊与让人在自己头上排泄粪便毫无二致，我一直感觉颁奖就是可以设想的最大的侮辱，绝不是什么提高，道理很简单，每一项奖都是由那些外行颁发的，他们想要做的就是在你的头上拉屎撒尿，当你去接受这项奖项时，他们就逮着机会了，痛痛快快的在你头上排泄一番，而他们这么做也是理所当然的，谁让你低三下四的去接受什么大奖呢。
然后他就说到，我接受了各种各样的奖项，于是我把自己给悔了，把自己弄的成了卑鄙无耻之徒，成了讨人厌的家伙。
你可以看到，他说的话，当然我们会觉得很过分、很激烈、很极端，但是并不是完全不对，他在这里面展现出来的那种气质，跟他对他的朋友保尔的理解，跟他对自己种种的批判，都展现一种毫不留情的态度，正是在这个态度上我觉得他跟瑞•蒙克笔下的维特根斯坦是有相似之处，那是一种什么呢？
我们记得维特根斯坦在别人谈到怎么介绍他的时候，说他是个哲学家的时候，他跟他的一个好的女性朋友，一个房东太太就说到，就说我是一个求真的人，那这种求真，我们知道哲学是要求真，但大部分哲学家求真好像是书面上的、文字上的求真，但是维特根斯坦是在书面外、文本外，整个生活中，贯彻始终要追求真实。
同样的，伯恩哈德就算我觉得他对维特根斯坦的理解，我不知道是到什么程度，但是他这种真实是贯穿他的，正如他在维也纳，他最恨去那些所谓的作家咖啡厅，全世界的文人墨客到维也纳都在泡那个咖啡厅，看看那些文人墨客怎么聊天、打哈、有交际圈子，他觉得那里面空气污浊，看到那些人进来你无法好好工作，惹人厌恶，他厌恶这个世界，不是因为他真的是个很讨厌的人，而是因为他太要求真实了。

枣林放牛

伯恩哈德的“疯话”
云也退 自由撰稿人，上海
有一类文学作品，从头到尾充满负能量，查其根脉，至少可追溯到浪漫主义时代的乔纳森•斯威夫特，假如在《格列佛游记》里刨掉那些《镜花缘》式的奇想，剩下的就是对社会满坑满谷的忿忿不平；后来的卡夫卡、贝克特，都是书写负能量的能手，《等待戈多》里“幸运儿”那一大篇史诗般的神经错乱的独白，对每个戏剧演员都是一项终极考验；而我在读伯恩哈德的《历代大师》时，便不时默然出声，想象自己处在那样一个舞台上。
对“历代大师”的颠覆
《历代大师》整本书都是一篇独白，虽谈不上错乱，却已吹拂着将疯而未疯的气息。雷格尔，一个年过八旬的古怪老人，每天来到艺术博物馆，在丁托列托的《白胡子男人》画像下面一坐就是一天，就他所看不惯的事滔滔不绝地发表观点，其主体是对备受崇敬的文化名人——即“历代大师”——的颠覆：“所谓历代大师……他们都是热衷于制造虚假的人，他们巴结讨好甚至卖身投靠天主教国家，也就是说在艺术趣味上投其所好”；他们配不上后人给予他们的荣耀，而后人，也就是出于谋私的目的去抬高他们，炒红他们的作品，或者拿大师之名给自己民族的脸上贴金，种种虚伪的需要又催生了一批人，例如文学理论家、批评家、艺术评论家、收藏家等借此收名取利。
厄普代克曾说，接受过良好音乐训练的伯恩哈德是“为听觉写作的”，可惜经过翻译之后丧失殆尽，只能看到绵延在字句之间的情绪。雷格尔显然认为，关于文学艺术的虚伪是世上最可憎的虚伪，没有读过书，对艺术鉴赏一窍不通的人，只是因为他们能为作品买得起单，就成了价值的裁决者。各种“销售排行榜”莫不是在主张这一不公平的“谁有钱谁说了算”的规则，艺术品的价值高低，取决于其能在市场上取得多大的成功，脱离了营销术的艺术创作，反会遭到有关书生之迂的讥刺。
孤独而绝望的倾诉
雷格尔在一百多页的篇幅里持续不断、反反复复地批评有限的几种东西，让人产生“这人是不是疯了”的感觉：得是多大的怨恨，加上多么闲不住的性格，才能教一个人如此喋喋不休。正常人，至少人微言轻的平民百姓，都不敢过分地显示“众人皆醉我独醒”之姿，雷格尔却不然，他不惜暴露自己的病态，来轰击他眼里的所有病态；伯恩哈德写过的人物，大多都具有这种周期性发作的疯病，以一种“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心理，狂热地表达对人、对事、对现象以及最重要的——对国家的批判：至于这里面真实的厌恶和嫉妒参半，他是不在意的。
《历代大师》里的雷格尔只能抓住一个倾诉对象，所以，我们听到他的声音孤独而绝望。奥地利社会的疾病，几乎出现在伯恩哈德的每一部作品之中，1982年，他的另一篇半小说、半散文的作品《水泥地》问世，在其中，他借主人公鲁道夫之口抨击奥地利政治是“从波尔豪斯广场(奥地利联邦大厅)里散布出来的所有恐怖故事，一个半疯的总理正在详细地把半疯的命令下达给他的愚不可及的部长们，并且发布可怕的国会新闻，每天在我耳边吵吵嚷嚷，污染我的大脑，都来自基督教的伪善”。
然而，那些“半疯”的人给伯恩哈德发了很多文学奖。不管他是领取还是拒绝，在领取了之后还不停地发表牢骚，说颁奖是别有用心，抑或有官僚带着暴徒来砸场子(他写了一本骂骂咧咧的《我的文学奖》，叙说关于获奖的各种真实体验)，他自己毕竟也功成名就了。现在，人们来到维也纳，会发现伯恩哈德的名字常常同被他冷嘲热讽过的表现主义画家克利姆特、埃贡•希勒、柯柯施卡等人放在一起，因为表现主义艺术之紧张、内在喧嚣、过度情绪化的特点，跟伯恩哈德的风格也太匹配了点。
“然而让我还活在这个世上的正是他们”
雷格尔仅仅是一个喉舌，他喷吐着伯恩哈德的不满，不必承受伯恩哈德陷入的矛盾状态。不过，他到底还是发出了这样的表白：“说到发疯没有一个人比得上我”，“我是习惯的奴隶”——意指他的谩骂是一种习惯。很有意思的是，奥地利如此堕落、反动、保守，奥地利人，在伯恩哈德眼里都是一群“胆怯的机会主义者”，一个纳粹时代起就做帮凶、善于遗忘历史的民族，可伯恩哈德还是留在了这个国家：他有点恋上自己揭露的这些险恶的东西了，那些汩汩倾吐的怨言，出自法国小说家纳塔丽•萨罗特所说的“无数来自深处的纠结缠绕的运动”。他不能不疯，否则无法超解于这一矛盾；只有疯，才能证明他的批判有理。
人们传说伯恩哈德在奥尔斯多夫有栋私宅，是一座通体刷得漆黑的房子，这是因为他在1975年发表的作品《修改》里，塑造了一位思维怪诞的建筑师洛伊塔莫，给自己设计了这么一栋圆锥形建筑。它可以命名为“必疯堂”——人们总觉得，伯恩哈德写的每一个人，都能与事实中的他对应起来。雷格尔也是如此，《历代大师》或可改名为《“必疯堂”手记》。尽管如此激烈地轰击大师们的万神殿，他还是承认，他们是他本人生存的依托。“艺术史博物馆是给我保留下来的、唯一的庇护所，”他说，“为能继续生存下去，我必须到历代大师这里来，而且，正是这些我早就，可以说几十年来就憎恨的所谓历代大师，归根到底我最憎恨的就是艺术史博物馆里的这些所谓大师，或者说所有的历代大师，总之一切称之为历代大师的人，无论他们姓甚名谁，无论他们画的是什么……然而让我现在还活在这个世上的正是他们。”
南都供稿

枣林放牛

伯恩哈德的愤怒
　来自: 乜也     维特根斯坦的侄子的评论
　　维特根斯坦的侄子》，继《历代大师》之后，内地出版的第二本托马斯•伯恩哈德小说集。粗翻时，脑边响起咆哮体：不分段，有木有？！伯恩哈德把小说写成了抱团散文，但细读后再次震惊：他又把散文写成了乐谱，字句叠山，旋律淙淙。伯恩哈德说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读过就知道这话的意思，一开始驱赶你读下去的不是情节——也没有情节，不是思想——至少读第一遍时不是，不是主题——生存危机之类，不是咆哮——伯恩哈德太容易愤怒了，而就是口语化叙述的节奏感，如握鸟在手，它耸动柔转，你手痒心软。但坦白说，像大多数拿生存危机啊自我啊做主题风格上追求现代性的文学一样，读伯恩哈德需要点念力，甚至机缘，这或许也是其之所以在中国遭受冷遇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伯恩哈德实在太愤怒了，而且他的愤怒是欧洲知识分子需要的愤怒——需要不代表真正接受，是富足得无聊文明到寂寥的社会需要的愤怒，那是人类所有愤怒中的最高贵品种。看看我们四周：一部分贫穷无知；一部分人腐败、残酷、武断无理，一部分猥琐、媚世、非人，一部分人伪善无知。你读到这些评语时相信一定能一一对号入座，可当你翻开《俄国思想家》第170页时会发现，这是以赛亚•柏林形容1830－1840年间的俄国生活所用的词。我无意将我们的现实指摘为百余年前的西伯利亚境地，事实也没这么幸运，只是想说明伯恩哈德那种对生活中的伪善矫饰的清醒敌视和基于对真正艺术的决绝坚守而生的怒火，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高级了，太文明了。但是，换句话，如果想不用死便离开这龌龊现实世界，自修独善，伯恩哈德是个不错的去处，提前一个年代享受自我拷问和对绝对的任性追求。

伯恩哈德笔下经典“吐槽语”批注
——或关于《历代大师》虚构人物雷格尔

王西平

引言

     伯恩哈德活着的时候，世上再无伯恩哈德，伯恩哈德死去了，世上更无伯恩哈德。这位一生独立特行的奥地利作家，不，人类史上的灾难作家、死亡作家、社会批评家、敌视人类的作家、夸张艺术家、故事破坏者、阿尔卑斯山的贝克特……他时时创造着出格的艺术，自己也时时生活在夸张之中，他终身未婚未育，却爱上了一个比他大35岁的老寡妇——也许在他看来婚姻本身就是“可笑”的，是的，他与自身的问题对抗始终，也与奥地利官方死磕到底，他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公敌、刺头，却又是整个人类价值和良知的唤醒者。
读伯恩哈德的作品，阅读的经验不是由读者亲自创造，而是由作家先前设定，你只需自动滑入他的语言轨道，不在乎他讲了些什么，重要的是，你在他的语言迷宫里有一种“被算计”的感觉，但也不完全是，你随便在什么时候伸出手去，就能大把大把地抓回一些珍珠和金石……他的巨著《历代大师》既是独白式的小说，也是反艺术的集大成之作，整部小说从头到尾每一个字眼里咕咕地往外冒着讥讽的“沫子”，每一句每一行之间却又嗖嗖地充斥着吐槽的恶语之风。这么一部处处闪烁着智慧的书，如果你把它当作普通的故事书来读，岂不是令人耻笑，因为它根本没有故事！

搞艺术史的人

伯恩哈德笔下的虚构人物雷格尔认为，搞艺术史的人就活该用鞭子抽，这些人才是艺术的毁坏者。
批注：如果说政治史是个小姑娘，任人打扮，那么文艺史是个戴大沿帽的蒙面人，令人吃惊地显现出它的强悍性，搞艺术史的人都可以在帽沿的庇护下，让艺术与世俗媾和，最终收获一切卑鄙。所说说，何止用鞭子抽他们啊，应该实施“犬决”。

愚人的自由

人们时常看到的雷格尔坐在博尔多内展厅的长椅上，他说他一边思考，一边阅读，还不停地享用展厅服务员伊尔西格勒提供的水。可是人们看到他都会摇摇头，然后走开，幸运的是没有人去干扰他，也没有人驱逐他，因为所有的人，都给予他“国家所允许的愚人的自由”。
批注：在中国，愚人节是给健康的病态人过的，所谓愚人，永远是健康的病态人施予另一类健康的病态人的。而真正如《历代大师》中人们所说的愚人，他们应该拥有人类同等的自由，拥有同等的幸福，而我们没有。

完整与片断

雷格尔说，“‘完整’是何等的可怖，归根到底现成的完美是何等的可怖。”
批注：雷格尔的意思是，如何将完整拆解成许多零碎，然后只抓住其中一个零碎认真解读，不要长时间地集中地全面地陷入进去，这才是一个人的“高度”，也是你应得的“享受”。他说“这个时代作为整体早就使人无法忍受了”。那么，生活中，什么样的整体是可怖的呢？比如某个有组织的团体就是可怖的，一旦将它们一一击破，便可化解潜在危机。就艺术来讲，我们通常说达利的画是超现实主义的，那么这个“主义”便构成了达利的“完整”性印象，这也是可怖的，因为作为普通的欣赏者，我们的确不知道什么是超现实主义，无聊的人玩的无聊的概念游戏就像是一个无聊的黑洞，可是当我们看到达利作品中的“钟表”时，那么“钟表”就是从达利的“完整”中拆解出来的“片断”，如果你从这一片断中辨别出了时间，证明你找到了“高度”，往前进了一步。那么如何在“完整”中寻找“片断”，雷格尔的方法是：“在这部作品中寻找严重的缺欠，寻找导致完成这件作品的艺术失败的关键之处。”然而正是这种“缺欠”和“失败”，让我们喜欢上了达利，同样也喜欢上了蒙田，喜欢上了一切完整中的漠然无助、无可奈何、一筹莫展和杂乱无章……

一切都是国家的

雷格尔说：“国家认为，儿童是国家的儿童，于是也就与此相应地行动，几百年来施展其毁灭性的影响，事实上是国家在生孩子，只有国家孩子才被生到这个世上来，这是事实。没有自由的孩子，只有国家的孩子，对国家的孩子国家可以为所欲为，国家生育出这些孩子，孩子是从国家肚子里生出来，这是事实……”
批注：老师带领孩子，通常告诉他们：“必须是这样，就是这样”，雷格尔真是一针见血，因为公民是国家的公民，这是事实，公民生的孩子也是国家的孩子，这也是事实，老师是国家的老师，这是事实，老师代表国家行使国家的教育权力，打造与塑造国家人的形象，这同样是事实。作为国家人，只有回到家才是自由的自然人，作为国家人，上班了就是一个不幸的国家人，作为国家人，走在街上就是一个不幸的国家行人，作为国家人，死后也是一个不幸的国家人，因为作为国家人还要烧在国家的火葬厂里，埋在国家的公墓里，然后慢慢地让国家的土地吞掉。所以说，没有国家，你什么也不是。

国家委托艺术

雷格尔把挂在博尔多内展厅的画，“包括《白胡子男人》那幅画在内，通统称为国家委托艺术。”雷格尔一再说：“那些所谓的历代大师总是只为国家服务，或者为教会服务，结果是一样的，不管是为皇帝还是为教皇，结果是一样的，不管是为皇帝还是为教皇，为大公爵还是为大主教。”
批注：我从来不进某个所谓的国家大剧院，或者某个国家艺术馆之类的，只要冠以“国家”二字的艺术，都是雷格尔所说的“国家委托艺术”，一个国家委托的艺术自然是由这个国家委托的艺术家完成，所以我对这样的艺术家一点也提不起精神来，因为怀疑他们的艺术是否真正获得过自由。艺术家是国家体制内的艺术家，他们吃这个国家的皇粮，拿这个国家的奉禄，当然要给这个国家奉献艺术，并通过艺术来歌颂这个国家，歌颂这个国家的山川和河流，所以国家把这样的作品称之为国粹。而创造国粹的艺术家，就有权力获得国家一级（或其它什么级）艺术家的尊称，或国家津贴享用之类的“国宝”级待遇。不过与西方世界相比，没有任何信仰的中国艺术家只对自己的国家负责，而不为任何宗教组织负责。所以说，在我们国家，你很难想象到有哪幅名画是以纯粹的宗教形态流传下来，更多的，是因这个国家而流芳百世。而西方的宗教名画却比比皆是。

煽情与娇情

雷格尔说，“如果说施蒂夫特将高雅的文学变成煽情工具，那么海德格尔，黑森林山区哲学家海德格尔，则把哲学当成了廉价煽情的工具……海德格尔是所谓的哲学上的骗婚者。”
批注：奥地利作家阿达贝尔特•施蒂夫特的小说《晚夏》被誉为“净化策略的集大成之作”。然而雷格尔却将这种“净化”视为“煽情”，他认为施蒂夫特最擅长于拿“森林”说事，为此还不惜代价写出畅销的《深山老林》。同样拿“森林”说事的还有海德格尔，雷格尔称他为黑森林山区哲学家、穿灯笼裤的小市民、阿尔卑斯山前的弱智者、德国哲学的反刍动物、不断怀孕的哲学牡牛、哲学上的骗婚者、哲学市场上的叫卖者、德国人的拖鞋和睡帽哲学家……我倒认为海德格尔的娇情胜过施蒂夫特的N倍煽情，他在黑森林的家里，不是如雷格尔所说的完全被妻子热情控制了，而是让妻子坐在身边，给他织冬天所需的所有用品，而且还让烤面包给他吃，做拖鞋让他穿，过分地消耗他的妻子，使得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显得无比娇情。其实比施蒂夫特更煽情，比海德格尔更娇情的是那些“几十年如饥似渴地”拿“海德格尔”来填饱肚子的语言文学家和哲学家，可是他们吃到的却并非是一等货。

不幸的人

雷格尔说：“有思想的人从本质上说是不幸的人”。
批注：这句话不能理解为“有思想的人是不幸的人”，也不能理解为，人只要一思考，就会有麻烦(麻烦是不是上帝制造的)。此话意在表明有思想的人至少现在是幸福的，但从本质上讲，他的不幸存在于过去——也就是说，所谓的“本质”，应该是一个人在记忆深处的温软之所。

遁世者

雷格尔说：“为了逃避生活，我溜进了艺术。”
批注：对于一个敌视人类的作家来说，伯恩哈德写出这样的话并不奇怪。他在笔下创造了雷格尔，首先得保证他自己就是雷格尔。虚构人物雷格尔是一个热衷于发表的作家，但他把“为了逃避生活，我溜进了艺术”这句话说给一个只写作却从来不发表的人听时，表明人人都有可能借机利用艺术隐藏自己，并以此来表达恨世情绪。事实上一些人“可能患有恐惧发表症”，恐惧发表这一精神创作阻碍这些人发表任何东西。可是现实中却并没有真正的遁世者，因为任何一个生来赤裸死去赤裸的自然人根本摆脱不了“社会”这层厚棉布。真正的逃避绝不是溜进艺术却又热衷于发表，而是溜进艺术至死秘而不宣。

廉价的抒情

雷格尔说：“这里一只斑鸠，那里一只斑鸠，到处谈情说爱；这里伸出食指，那里伸出食指，太多的道德说教。”
批注：正如雷格尔所言，莫扎特也是这样，他的“音乐充满着衬裙和内裤式的煽情”，贝多芬所表现的，“又极其可笑的严肃”。如果说把一切人为的都视为廉价煽情的文明，那么这个世上就从来没有过文明。你说，我们的文明在哪里？

门外汉

雷格尔说：“艺术门外汉进到博物馆里，由于要看的东西太多，面前的博物馆成为了可怕的庞然大物。”
批注：有没有由于过度贪婪，而被艺术大餐累垮了的情况存在，有。门外汉潜意识中最容易充当行家，认为一切人类遗留的艺术都是美餐，都可以归拢到自己的餐盘之内大肆肢解，可是由于吞下肚后消化不了后果显得无比可怕，甚至有些东西压根吞不下去。我们常说，“唉呀，搞得人头都大了”，注意，头大了的人通常就是门外汉，他们之所以头大，不是由于头本身大或突然变大，而是他面对的事物变大了，但你又看不到它到底大在哪里？仿佛在迷雾里看到了一头大象，可是又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触摸。因此，雷格尔的经验是，应该像“门内汉”那样，最多只看一幅画，或一件物品后便匆匆转身离开。不过我认为雷格尔倒是忽略了另外一种比门内汉更门内汉的人，他们连一幅完整的画都不屑于看，而是只看一幅画中的一朵云，一根手指，一截枯枝，或一根头发，然后便匆匆转身离开。所以，我非常佩服那些经常手持放大镜观察事物的人，他们就是内行中的奇葩，他们认识事物的方式是永远从“小”着手，一头大象在他们眼里不是一头大象，而是由千万种生物组成的“庞然大物”，他们脑子里没有某种具象的概念。

大师的失望

雷格尔说：“一切我们仔细研究的最后都会让我们感到失望。”
批注：雷格尔拿歌德的诗开刀，说如果长久地研究，再也不会觉得那是多么了不起的诗行，最后会让我们越来越失望。看来一切陌生的完美被分解和瓦解之后，都会变得不那么完美了。这就好比我们读惠特曼，他之所以了不起是因为他有足够的精力把诗句写得比世界上最长的缠脚布还要长，但是这样冗长拖沓的句子却又让我们烦得受不了，久而久之，由他精心排布的诗学建筑在每一个读者有限的耐心下顷刻坍塌，以致最终毁了我们的兴趣。这不是惠特曼的不幸，而是我们作为读者的不幸。用同样的方法去研究莎士比亚，人们同样受不了他那过度煽情的句子。但是好处同样很明显，正因为让人受不了，却有更多的人以自虐的方式加入到了阅读、研究莎士比亚的大潮之中，他们不停地读，不停地失望，可又不相信这种失望竟然是由大名鼎鼎的莎士比亚的作品引发的，于是就不停地写关于莎士比亚作品的文字，试图从中找出答案，走出迷津，于是乎，庞大的莎士比亚产业形成了，舞台的、影像的，戏剧的、诗歌的，话剧的、音乐的……人们尝试用各去形态去解读他，走近他，可是恰恰相反，人们越走越远了，越走越失望了，越走莎士比亚越伟大了，而可怜的人们由于“丧失了单纯”和“愚蠢”而越走越不幸了。

艺术拯救一个人

雷格尔说：“看看这里这些历代大师，他们当然常使我们越来越觉深切感到没有用处，感到他们不过是在进行无助的尝试，希冀在这尘世上以其高超的艺术站稳脚跟，但尽管如此，尽管我们有时觉得艺术是多余的，尽管我们对它常出口不逊，但是把我们这一个人拯救出来的正是这被斥骂和批判的、常常令人厌恶的糟糕的艺术。”
批注：雷格尔就是一个占有思想者，一个不厌其烦的阐述者，这是我读《历代大师》最深切的体会，当然这也是他对自我的认定。妻子死了，雷格尔陷入了困境，于是选择了逃避，每隔一天就去艺术史博物馆，坐在那幅《白胡子男人》画像前面的长凳上发呆，间或研究、抨击那些大师。他之所以说这些大师没有任何用处，是因为大师们永远代替不了失去的亲人，即使他是何等热爱艺术和那些巨匠们。他说艺术具有拯救的功能，是由于实在容忍不了那些糟糕大师们的糟糕表现，才数十年如一日，不遗余力地践行他“破坏性”的抨击操守，以致于他渐渐忘却了自杀而意外地活了下来。从艺术的敌人特性中汲取生存的养分，恐怕只有虚构人物雷格尔了，因为现实中，却恰恰相反，更多的人则需要艺术的友情里来支撑生命的炫丽。

滥用的仁慈

雷格说：“没有哪个词语比仁慈更被滥用的了。”
批注：从两个侧面来理解这句话，一方面，对于实施仁慈者来说，老拿良心或上帝来作招牌，显现自我的优越性，或者说，以适当的施舍来掩盖其内心的罪恶；另一方面，对于代表底等阶层的被仁慈方来说，不要认为他们就是善良，单纯的化身，他们同样与代表上等阶层的仁慈方一样无耻，一样虚伪。得寸进尺、不知廉耻的时代标志在任何一个阶层的人身上都有体现。在雷格尔看来，“那保姆一点也不比所谓的统治者好”，他们也可以成为“统治者”。

枣林放牛

托马斯•伯恩哈德（1931一1989），奥地利最有争议的作家，一位真正富有个性的作家，作为德语文学最重要的作家，在70年代中期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编辑摘要
　　托马斯•伯恩哈德（1931一1989）是奥地利最有争议的作家，对他有很多称谓：阿尔卑斯山的贝克特、灾难作家、死亡作家、社会批评家、敌视人类的作家、以批判奥地利为职业的作家、夸张艺术家、语言音乐家等等。伯恩哈德是一位真正富有个性的作家。目光深邃，直面人的生存危机；笔锋锐利，穿透任何的掩饰和禁忌。确切地说，他是位夸张艺术家，擅长在无法讲述故事的边缘讲述故事，懂得用夸张使生存变为可能，以幽默使世界变得可以忍受。伯恩哈德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寒霜》、《历代大师》，剧本《鲍里斯的生日》等。他先后获得数十种重要的文学奖项，包括德国最重要的毕希纳文学奖、奥地利国家奖等。


　　伯恩哈德“曾是一个不幸的人，在经历了不测命运的无数次打击后，他一生不仅同自身的问题抗争，同时也和奥地利官方对抗。他艺术地强调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消极面，因此也引发了许多对他的不满和批评。不可否认的是，托马斯-伯恩哈德的贡献在于，他把奥地利从舒适享受的生活中唤醒，使之开始进行富有价值的思考。而这恰恰是艺术的众多使命中最重要的一个。”


　　伯恩哈德这位以桀骜不逊著称的“是非作家”，在欧洲尤其是他的故乡奥地利，曾多次因批判现实而引起轩然大波，1968年在接受奥地利国家奖的仪式上，他就毫不留情地抨击奥地利的政治和现实。在他1989年去世前立下的遗嘱中特别强调，他所有发表的作品在他死后著作权限规定的时间内，禁止在奥地利以任何形式发表。


　　作为德语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伯恩哈德一生著述甚丰，他的创作力之充沛也令人惊讶，他的作品涉及诗歌、小说、戏剧等几乎所有文学领域，被译成27种文字，他的戏剧在全世界各大主要剧场不断上演。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伯恩哈德先后获得数十种重要的文学奖项，包括德过最重要的文学奖项毕希纳文学奖、奥地利国家奖等。但他很快对这些奖项失去了兴趣，从此，他拒绝接受任何文学奖项，包括诺贝尔文学奖。他在70年代中期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最终瑞典评委会鉴于他对奖项的态度，决定避免去碰这个钉子。


伯恩哈德是一位真正富有个性的作家。目光深邃，直面人的生存危机；笔锋锐利，穿透任何的掩饰和禁忌。确切地说，他是位夸张艺术家，擅长在无法讲述故事的边缘讲述故事，懂得用夸张使生存变为可能，以幽默使世界变得可以忍受。伯恩哈德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寒霜》、《历代大师》，剧本《鲍里斯的生日》等。他先后获得数十种重要的文学奖项，包括德国最重要的毕希纳文学奖、奥地利国家奖等。

2经历

伯恩哈德“曾是一个不幸的人，在经历了不测命运的无数次打击后，他一生不仅同自身的问题抗争，同时也和奥地利官方对抗。他艺术地强调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消极面，因此也引发了许多对他的不满和批评。不可否认的是，托马斯-伯恩哈德的贡献在于，他把奥地利从舒适享受的生活中唤醒，使之开始进行富有价值的思考。而这恰恰是艺术的众多使命中最重要的一个。”
伯恩哈德这位以桀骜不逊著称的“是非作家”，在欧洲尤其是他的故乡奥地利，曾多次因批判现实而引起轩然大波，1968年在接受奥地利国家奖的仪式上，他就毫不留情地抨击奥地利的政治和现实。在他1989年去世前立下的遗嘱中特别强调，他所有发表的作品在他死后著作权限规定的时间内，禁止在奥地利以任何形式发表。
特立独行的伯恩哈德，以批判的方式关注人生（生存和生存危机）和社会现实（人道与社会变革）。文字极富音乐性，以犀利的夸张、重复和幽默，将人类境遇中种种愚钝与疾病，痛苦与冷漠，习惯与禁忌推向极端，向纷乱昏暗的世界投掷出一支支光与热的火炬。

3成就

作为德语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伯恩哈德一生著述甚丰，他的创作力之充沛也令人惊讶，他的作品涉及诗歌、小说、戏剧等几乎所有文学领域，被译成27种文字，他的戏剧在全世界各大主要剧场不断上演。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伯恩哈德先后获得数十种重要的文学奖项，包括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毕希纳文学奖、奥地利国家奖等。但他很快对这些奖项失去了兴趣，从此，他拒绝接受任何文学奖项，包括诺贝尔文学奖。他在70年代中期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最终瑞典评委会鉴于他对奖项的态度，决定避免去碰这个钉子。

枣林放牛

纪念奥地利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诞辰八十周年

　　夸张？不！只有夸张才是真实

　　1

　　“最应得诺贝尔奖的是他！”

　　1988年11月4日，托马斯•伯恩哈德生前最后一部剧作《英雄广场》在维也纳城堡剧院上演。之前，由于剧本的一些选段未经授权被发表，一些“先睹为快者”发觉，伯恩哈德在那些段落中对祖国奥地利发出尖刻极端到令人难以接受的斥责，这引发了一场毁誉交加的舆论风暴。伯恩哈德和导演克劳斯•派曼被加诸“自毁家园的辱国者”等罪名，甚至连当时的奥地利总统库特•瓦尔德海姆也不得不公开表示反对态度：“这个戏是对奥地利人民的粗暴的侮辱……”

　　在伯恩哈德身上，这并非个例。自步入写作生涯开始，这位极富个性的作家的讲话、文章和书籍就不断引起指责、抗议乃至轩然大波。1968年，在隆重的奥地利国家文学奖颁奖仪式上，作为获奖者的伯恩哈德在致辞时一开始便说“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接着便如他在其作品中常做的那样批评奥地利，说“国家注定是一个不断走向崩溃的造物……”，结果可想而知，颁奖会不欢而散。第二天报纸载文称伯恩哈德“狂妄”，是“玷污自己家园的人”。此后，伯恩哈德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是非作家”：1975年与萨尔茨堡艺术节主席发生争论；1976年惹恼了萨尔茨堡牧师魏森瑙尔；1978年撰文批判奥地利政府和议会；1979年，因不满德国语言文学科学院接纳联邦德国总统谢尔为院士而声明退出；同年指名攻击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1984年他的小说《伐木》因涉嫌影射攻击而被警察没收。1989年2月，伯恩哈德在去世前立下遗嘱：他所有的已经发表的或尚未发表的作品，在他去世后在著作权规定的年限里，禁止在奥地利以任何形式发表。

　　但这并没有妨碍这位“丑闻作家”的声望和作品不断获得认同。上世纪70年代，他就先后获得了包括毕希纳文学奖在内的数十种重要的文学奖项，他很快就对此失去了兴趣，从此拒绝接受任何文学奖项。他曾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最终瑞典评委会鉴于他对奖项的态度，决定不去碰这个钉子。2004年，他的同胞作家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获诺贝尔文学奖，在获奖演说中即表示“如果伯恩哈德活着，最应该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他，而不是我。”其实在很多场合，耶利内克都表达了对伯恩哈德的无上敬意，“他是奥地利文学的标尺，而其他人都是"其他"。无人能与他比肩。”德国文学批评界的头面人物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也说过：“最能代表奥地利文学的只有伯恩哈德。”

　　伯恩哈德去世后，以他名字命名的协会在他的故乡萨尔茨堡成立，在维也纳也建立了托马斯•伯恩哈德私立基金会，他在奥尔斯多夫的故居作为纪念馆对外开放。2月9日，是他诞辰八十周年纪念日，德国各大主流报纸纷纷撰文纪念，这看上去仿佛让伯恩哈德一下子符合了主流大众的口味。媒体亦有意借助他大打个性牌，《世界报》文学版面刊登的一篇文章无疑最吸引眼球，题目是《纪念托马斯•伯恩哈德八十诞辰？让我们来点给力的！》，文章通过小型剧本这个极好的创意、从标题到行文体现出的伯恩哈德式的讽刺和幽默，向这位有着辉煌成就的作家致敬。

　　“把自己的巢搞脏的家伙”

　　《英雄广场》的剧情发生在1988年3月的维也纳。伯恩哈德选择这一特定的时间，显然是为了唤起维也纳观众对五十年前希特勒出现在英雄广场上时，奥地利民众“必胜”、“致敬”的欢呼声的反思。这一天也是犹太籍教授约瑟夫•舒斯特下葬的日子，这位在二战期间流亡国外，战后才得以返回维也纳的犹太学者，因无法忍受身边潜在的反犹主义，从英雄广场旁的住宅楼上跳窗自杀。他的妻子坐在家里，仿佛听到民众在广场上对希特勒演讲发出的欢呼，因此昏倒身亡。而通过教授的弟弟之口，伯恩哈德对奥地利进行了激烈极端的抨击。

　　类似的冒犯和责骂，常常出现在伯恩哈德的作品中，矛头所向从国家首脑到平民百姓，从政府机构到公共厕所。不仅如此，他批判的锋芒还涉及已被盖棺论定的历史人物。在《历代大师》里，主人公是一位音乐评论者，自以为是兼画家、音乐家和作家于一身的评论家，但是80多岁了，却不被奥地利社会所承认，只能为英国报纸副刊写点文章。为了与平庸、麻木、愚钝和卑劣的世界划清界限，30多年来，他坚持每隔一天就到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的博尔多展厅。一直以来，他以为同这里的历代大师在一起才能生存下去。然而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完美和完整。如果深入地研究它们，就会发现他们的每一部作品都存在着严重的缺欠。藉此，伯恩哈德对包括歌德和莫扎特在内的大师们做出恶评。

　　当然，也偶有历史人物很幸运地没有被他归入此列。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就是一个难得的例外。伯恩哈德借《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一书中的“我”之口，称维特根斯坦是伟大的、持续不断令人激动不安的、具有颠覆性力量的思想家，感叹这样一位大哲却被其家庭称为叛逆，被社会视为疯癫，要正常地生活和科学研究只能离开奥地利。小说写的是一场友谊，是书中的“我”与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保尔之间的友谊，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却是对维特根斯坦的欣赏和钦佩。

　　如此种种，难免给人一种迷惑的印象。倘使把这些纯然等同于作者的思想见解，伯恩哈德的确当得起“不爱国”的骂名。事实也是如此，他极端的创作一次次刺激着奥地利公众和媒体敏感的神经，以至于长时间被视为“把自己的巢搞脏的家伙”。然而，换个角度看，伯恩哈德的责骂或许更可以看成是作为艺术手段的夸张，他尽其一生都在致力于以极端的艺术形象揭示极端的病态现实。正如他在《习惯势利》一剧中借马戏团团长的话所说的，“全部的事实就是，彻底的失败！”

　　“我决绝痛恨你们所有人！”

　　伯恩哈德独特的艺术观可以从他的成长经历中找到根源。1931年2月9日，他生于荷兰海尔伦，是赫塔•伯恩哈德小姐和木匠阿洛伊斯•楚克尔施泰特的私生子。伯恩哈德小姐亦为私生，故虽为作家约翰•弗罗伊姆比希勒之女，却随母姓。伯恩哈德的木匠生父不仅将母子两人遗弃，更从未认下自己的儿子。作家遂在姥爷家中度过童年。1935年，他的母亲结识剃头匠埃米尔•法比扬，次年成婚，随夫迁居巴伐利亚。他的生父则另娶，并于1940年在柏林自杀。少年伯恩哈德与母亲同住，但关系紧张，被送入工读学校。二战后，奥地利重新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伯恩哈德全家人被驱离，回到萨尔茨堡。伯恩哈德进杂货店当学徒，染上肺病，在维也纳的演艺事业因此失去前途，经由年长他37岁的寡妇黑德维希•施塔维阿尼切克的扶助，终于成为全职作家。

　　特殊的成长经验，加以经历了二战对欧洲的整体摧毁，使得伯恩哈德从一开始就以批判的方式关注人生。1957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世上和阴间》，成名作则是出版于1963年的长篇小说《严寒》：外科大夫委托实习生去荒凉的山村观察隐居在那里的他的兄弟、画家施特劳赫。这位画家因为孤独、失败和恐惧而充满了愤懑，于是便用漫无边际的谩骂和攻击来解脱。随着观察的深入，实习生越来越被画家的思路所征服，好像进入了他的世界。最后画家失踪在冰天雪地里。

　　随着创作的深入，对人世间的审视，令伯恩哈德愈加愤怒，以至于决绝如此：我痛恨你们所有的人！在后期的创作中，他的作品极尽怪诞的夸张，他艺术地强调奥地利的阴暗面，因此也引发了许多对他的不满和批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正是他把奥地利从舒适享受的生活中唤醒，使之开始进行富有价值的思考。事实证明，他执着坚持的与其批判对象势不两立的立场，对他的国家产生了积极作用：1991年，时任总理弗拉尼茨基公开表示奥地利对纳粹罪行应负有责任。来源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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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哈德：用愤怒唤醒对文学的敬意

谢晨星



▲在奥地利以及整个德语文化圈，伯恩哈德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资料图片）









▶托马斯•伯恩哈德作品《我的文学奖》、《历代大师》近日出版。 （资料图片）


深圳商报记者 谢晨星
世纪文景首次系统引进已故奥地利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作品系列，继《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之后，今年8月又推出《我的文学奖》、《历代大师》两部作品。
“奥地利的鲁迅”
托马斯•伯恩哈德在中国还是一个知者寥寥的名字，这与他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德语作家之一的“地位”很不相称。他的中国知音局限于德语文学研究、实验戏剧领域，和为数不多的纯文学读者群。而在奥地利以及整个德语文化圈，他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用2004年诺奖作家耶利内克的话说，“他是标杆，其他的都是‘其他’”。
“伯恩哈德的书最让我欣赏的，不是其背景或道德观。而是：我只要在那里，在那些书页里面，欣然接受他那无法遏止的愤怒，并和他一起愤怒，这就足够。文学引得我们像受到爱戴的作家一样暴跳如雷，它就是这样抚慰着我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这样评价伯恩哈德。卡尔维诺直言，“伯恩哈德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作家。”
对伯恩哈德的介绍通常离不开这么几个称呼：阿尔卑斯山的贝克特、灾难与死亡作家、以批判奥地利为职业的作家、夸张艺术家和语言艺术家。伯恩哈德有着与我们熟悉的大师鲁迅最投契的真性情，对自己、对外界的虚伪禁忌劣根性都毫不留情、率真到底。与他独一无二的文学成就一样引人关注的是，他一生与奥地利政府与民众的紧张关系。作为一个追求精神生活、对艺术精益求精的作家，他对奥地利社会的浅薄无聊深恶痛绝。伯恩哈德多年不遗余力地批判，到1988年11月《英雄广场》的上演达到高潮，奥地利从政府、媒体到民众对其一致讨伐，称他为“玷污家园的人”，而作为回应，伯恩哈德在不久后的遗嘱中宣布死后不在奥地利出版一个字。
疾病作为一种推动力反哺文学，古今中外比比皆是，但在伯恩哈德身上才算是达到了极致。他的主人公多半是带病之人，身患病痛却一心追求某种或艺术或学问或精神上的极致。聚焦于人类生存的困境及其抗争，加以艺术性的夸张和放大，制造出一种既是悲剧又是喜剧的效果，可以说，伯恩哈德把自卡夫卡以来的德语文学传统发扬光大，开创了一种他独有的“伯恩哈德派”。他用伟大的愤怒，唤醒我们对文学的敬意。
蔑视一切文学奖
伯恩哈德作品系列的译者马文韬告诉记者，伯恩哈德创作甚丰，他18岁开始写作，40年中创作了5部诗集，27部长短篇散文作品（亦称小说）、18部戏剧作品，以及150多篇文章。他的作品已译成近40多种文字，一些主要作品如《历代大师》、《伐木》、《消除》、《维特根斯坦的侄子》等发行量早已超过10万册，他的戏剧作品曾在世界各大主要剧场上演。
《我的文学奖》是伯恩哈德对他所获若干文学奖的回忆，以及颁奖典礼上的讲话稿的合辑。伯恩哈德是文学奖的常客，先后获得数十种重要奖项，包括德语文学最重要的毕希纳奖、奥地利国家奖等。但他很快就对获奖失去了兴趣，拒绝接受任何文学奖项。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最终瑞典评委会鉴于他对奖项的态度，决定避免去碰这个钉子。伯恩哈德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获得文学奖与否跟文学成就没有太大关系，更多和文学以外的因素有关，爱国、族裔、与权力和财富的勾结，甚至随机……当克服为了虚荣和物欲而接受奖项、接受随之而来的难堪与屈辱，伯恩哈德不再接受荣誉和奖金。
伯恩哈德在世时已经被视为大师，追捧他的人和批评他的人一样都毫不妥协，但如今，连曾经指责他“卖国”的奥地利官方也把他看作自己国家的一张文化名片。他影响了很多人，比如帕慕克：“我欠伯恩哈德一个人情”，比如耶利内克：“我们都是他的遗产”。据北京世纪文景媒体经理张天宁介绍，他们之后将陆续推出《英雄广场：戏剧三种》及新版《维特根斯坦的侄子》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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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哈德：“无法绕开的巨人”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5月27日08:43 光明网
　　“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典藏的历代艺术大师是不折不扣的天主教统治的卫士，是地道的伪虔诚的装饰工和油漆匠。”
　　“施蒂夫特（奥地利19世纪文学大师）不过是一个畏首畏尾的小市民，是一个善于记流水账的大管家，他枯燥乏味的笔写出的话每三四句就有一句是错误的。”
　　“海德格尔是阿尔卑斯山前弱智的、滑稽的小市民，德国纳粹哲学的反刍动物，一头不断怀孕的德国母牛，在黑森林排泄出一摊又一摊颇具诱惑性的俏货。”
　　“贝多芬的音乐不过就是轰隆作响，即使他的室内音乐也是愚钝的气势磅礴，与其说是音乐不如说是咆哮。”
　　“莫扎特的音乐，尤其是他的歌剧，庸俗肤浅，装腔作势，充斥着衬裙和内裤式的廉价煽情，让人无法忍受。”
　　“奥地利是个低劣、糟糕的国家，无论朝哪儿看都是一粪坑的可笑。所谓和蔼可亲的奥地利人其实是阴险、奸诈、实施卑鄙伎俩的大师。一个原本美丽的国家如今深陷进道德泥潭，变成了残暴的、自我毁灭的社会。”
　　……
　　



以上恶评出自于奥地利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的小说《历代大师》主人公之口，诸如此类的恶评在他的作品中屡见不鲜。比如关于奥地利二战后掩盖其与德国纳粹同流合污的罪行，从他第一本小说《严寒》（1964）起始，直至他去世前上演的剧本《英雄广场》（1988）他对此持续近三十年的批判达到了顶峰。剧中犹太人教授50年前因奥地利与德国纳粹合并而流亡英国，50年后在维也纳，不堪忍受对犹太人的排斥和仇恨而在位于英雄广场旁的家中跳楼自杀。准备举行葬礼的那天，教授夫人脑中无法排除来自英雄广场狂呼希特勒的吼声猝死家中。教授的弟弟在从葬礼回来的路上说：“谁也没有料到，今天奥地利人对犹太人的敌对和仇视，比战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奥地利，犹太人等于被判处了死刑，今天只要有可能，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消灭我们。”长期的、不屈不挠的、不妥协的挑战和批判，对于奥地利反省历史终于产生了积极影响：1991年奥地利总理弗兰尼茨基公开承认奥地利对纳粹罪行负有责任。1993年，在他访问以色列前，维也纳城堡剧院成功地在耶路撒冷上演了由著名导演派曼执导的、伯恩哈德的话剧《里特尔、德纳、福斯》。这在以前是绝对难以设想的。
　　但是《历代大师》这部小说的主题并非在于反思历史，而是关于坚持自我和克服生存危机，这也是伯恩哈德整个创作的主题。主人公是一位音乐评论者，自以为是兼画家、音乐家和作家于一身的评论家，但是80多岁了，却不被奥地利社会所承认，只能为英国报纸副刊写点文章。为了与平庸、麻木、愚钝和卑劣的世界划清界限，30多年来，坚持每隔一天就到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的博尔多展厅。一直以来，他以为同这里的历代大师在一起才能生存下去。然而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完美和完整。如果深入地研究它们，就会发现他们的每一部作品都存在着严重的缺欠。一方面他作为批评家无法忍受完美的和完整的事物，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对艺术作品，不可以去深入地研究它们，不可以去彻底地倾听、观看和思考，而是要保持其完美的面貌。他处于一种矛盾状态：颠覆完美和保持对完美和绝对的幻想都成为了他生存下去的前提。历代大师这里还是不是他的庇护所，他从事的艺术活动的意义何在？今天，艺术作品的价值已不再由于其个性和独一无二的品格而定，它是否能存在下去、流传开来主要不是取决于其价值，而是是否符合大众媒体的口味和文化工业的需求，是否能模式化和能否复制。于是，成为永恒的就不能是唯一的，唯一的也就不能成为永恒的。正如本雅明所说，艺术品通过复制丧失了光芒。书中主人公哀叹，维也纳在音乐方面衰落得令人吃惊，这里的音乐会，无论在音乐厅还是在音乐之友协会（即金色大厅）都没有具有特色的演出，您在这里听到的，可能早在汉堡，或者在苏黎世就已经听过了，维也纳音乐会上的东西越来越不值得去写了。既然艺术的个性和唯一不复存在，那么献身艺术不是也就不可能是富于个性和独一无二的生存方式了吗？直到他妻子的去世才使他恍然大悟，一切艺术，还有哲学，都构成不了他生命的源泉，都在关键的时刻抛弃了他，不管有多少精神大师和艺术大师陪伴他，都代替不了陪伴在他身边的这个人，这个独一无二的，因无法模式化和复制而不能被替代的人。他蔑视和痛恨一切泯灭个性的、固定不变的模式化和复制，一切墨守陈规和停滞不前，从文化艺术到国家及其各种各样的机构，都在他攻击之列，包括维也纳的厕所，这就是本文一开始那些恶评的来由。主人公其实并没有把自己置于批判的对象之外，他30多年来每隔一天必到艺术史博物馆这里来，到底是要做什么？他不无自嘲地承认，其实并不是来这里研究历代大师，而是因为这里适宜的温度和光线，他可以在这里看书和思考。这形成了他的一种习惯，正是这个习惯的力量，让他在他妻子去世后仍然坚持生活了下来。
　　《历代大师》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如伯恩哈德其他作品中的人物一样，为坚持和保全自我，远离社会和群体，将自己封闭在一个地方（在本书里是在艺术史博物馆里），为自己的受到置疑（包括来自自身的）和威胁的生存状况而感到恐惧，感到无奈、无助和孤独，甚而至于绝望。但是他不想放弃。他要起来与之抗争。本书也让人感到，作者通过主人公实际上也在思考和质疑他自己的人生追求，让人看到作者在怀疑离群索居、孤傲怪诞的生存状况，在尝试认识他人价值，以及敞开自己接近他人的愿望。
　　在小说《水泥地》中，主人公把撰写关于一位音乐家的论著作为自己的绝对人生目标，但是多年来始终没有能写出一句话，他怨天尤人、牢骚满腹，生活在郁闷、焦虑之中无法解脱。他偶然结识了一位女子，她的悲惨遭遇让他震惊，对这个普通人的关注开始改变着他的生活。他的小说着重探索人的内心世界，对人生和人性的开掘匠心独具。
　　

枣林放牛

伯恩哈德（1931-1989）于上世纪60年代以小说《严寒》登上文坛，随后他的作品迅速被译介到国外，受到欧洲乃至世界许多国家的关注。在意大利，文学大师依泰洛•卡尔维诺称伯恩哈德为世界最杰出的作家，西班牙甚至于称伯恩哈德为“西班牙最有成就的现实主义作家，最准确地反映了西班牙的现实”（伯氏常到西班牙渡假，他的一些作品的故事背景就是西班牙，对西班牙的现实有非常深刻的反映）。在法国，上世纪80年代巴黎戏剧舞台上演出最多的是伯恩哈德的戏剧。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伯恩哈德成为不仅仅是青年作家模仿的对象，相当多的作家为其吸引，甚至受其包容，以至于花费很大力气才重新找到自己。匈牙利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凯尔特兹承认，他的作品曾经或直接引用伯恩哈德，或在结构上模仿他的作品。美国作家威廉•加迪斯在2002年发表的小说《自动钢琴》中讨论了艺术在一切精神产品都可以复制的时代里的作用。他用反讽的语气“指责”伯恩哈德抢先发表了他的思想。1989年，在悼念伯恩哈德时耶利尼克说：“谁也绕不开这位去世的巨人，我们，是他的财产。”迄今为止，他的作品已被译成40多种语言。
　　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三联书店和友谊出版公司分别相继推出拙译《历代大师》和许洁的《伯恩哈德传》。许洁女士主要从伯恩哈德戏剧作品里对战争的反思和对人性的拷问入手，去解读这位奥地利上世纪最受争议、特立独行的作家。这两本书使中国读者终于可以比较深入地了解这位奥地利作家了。
　　《历代大师:伯恩哈德作品选》，[奥]伯恩哈德著，马文韬译，三联书店2006年11月第一版，22.00元;《伯恩哈德传》，许洁编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年1月第一版，58.00元
伯恩哈德：与文学奖有仇的大师
原标题：伯恩哈德：与文学奖有仇的大师

托马斯•伯恩哈德

书名：我的文学奖 作者：【奥】托马斯•伯恩哈德 译者：马文韬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5月
马文韬
“我蔑视文学奖，但我没有拒绝。这一切都令我厌恶，但最令我厌恶的是我自己。”说这话的人是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1931-1989）。伯恩哈德是奥地利著名小说家、剧作家，他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德语作家之一，也是“二战”之后德语文坛风格最独特、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他是厄普代克、卡尔维诺、桑塔格、帕慕克、耶利内克等文学大师所推崇的大师，也是一位“伟大的愤怒者”。
《我的文学奖》是伯恩哈德对他所获若干文学奖的回忆，以及颁奖典礼上的讲话稿的合辑。伯恩哈德是文学奖的常客，先后获得数十种重要奖项，包括德语文学最重要的毕希纳奖、奥地利国家奖等。但他很快就对获奖失去了兴趣，拒绝接受任何文学奖项。20世纪70年代中期，伯恩哈德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瑞典评委会鉴于他对奖项的态度，最终决定避免去碰这个钉子。
《我的文学奖》这本书不是小说，不是戏剧，这是奥地利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所讲述的他获得各种文学奖的经历，说得确切些，是他接受的部分文学奖。有一些所获奖项他没有写，还有些奖他没有接受。但是该书读起来让人感觉到既像小说又像戏剧，体现着作者那独特的叙事风格。 在娓娓道来的讲述中，有矛盾和冲突，有惊喜和烦恼，有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也有柔情似水的关怀。获奖前前后后的经历大多不同寻常，有的让人忍俊不禁，有的让人瞠目结舌，有的甚至跌宕起伏，峰回路转。
读这本书让人不能不思考作家和文学奖这个问题。
获奖使他由兴奋到反感
作家是什么人？不是圣人，不是伟人，而是在为争取有尊严的生存过程中，能以文学的方式生动地表达真实感受的人。文学奖是什么？是某机构对作家文学成就的评价和奖励。颁发文学奖的组织有两种，政府的和民间的，其文学奖往往以历史上著名文学家冠名，但实际上与这个文学家没有任何关系，就像伯恩哈德在书中所说，毕希纳奖与毕希纳本人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政府某机构的，还是民间的，他们对作家的评价，都不能不深深地打上某个具体评奖单位的烙印。文学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孰优孰劣，固然容易评定，哪个最佳最优，就很难说。真正公正的、让人信得过的评价是时间，经过时间长河的冲刷、筛选和淘汰，能够流传下来、仍然让人喜爱的才是真正优秀和经典的作品。如果一个作家对当下的各种文学奖过于感兴趣，那他必定失去自己写作的根基。
1963年伯恩哈德的第一部小说《严寒》问世，同年，就因此作品获奖。在随后的十多年间，几乎年年都能拿到奥地利或者德国的文学奖。
他的第一次文学奖让他欢欣鼓舞。得到消息后，他高兴得巴不得到市中心告诉见到的每一个人。
此后的大多数获奖的经历都让他反感，甚至恼火。比如1967年，他先后获奥地利国家文学奖和奥地利工业家协会颁发的安东•维尔甘斯奖。在颁发国家奖的典礼上，文化、艺术和教育部长竟说伯恩哈德创作了一部小说，故事发生在南海的一个岛屿上，听得伯恩哈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谈到作家简历时把伯恩哈德称为“在我们中间生活了一些时间的外国人”，伯恩哈德曾在一次颁奖仪式上被称为“女士”，看来对他的待遇在不断升级。这还不算，随后伯恩哈德致答谢辞，这是一篇泛泛的讲话，从哲学的角度提及人生、死亡、社会和国家，当说到“国家”这个词时，不是放在一种常见的卑躬屈膝的语境中，而是以批评和审视的目光，于是部长勃然大怒，朝他挥拳威胁，然后扬长而去，把礼堂大门甩得山响，其他人无不尾随部长迅速离开，把获奖者伯恩哈德和他的三四位朋友晾在大礼堂里。第二天，各家报纸纷纷报道作家伯恩哈德制造事端，有的报纸上的文章甚至说：他是一只臭虫，必须铲除之。接下来是奥地利工业家协会颁发的安东•维尔甘斯奖。伯恩哈德已经正式接到参加颁奖仪式的邀请，但不久又接到举办单位取消颁奖典礼的通知，而且未加任何说明。事后得知，原来上面提到的那位部长突然拒绝出席颁奖典礼，因为典礼的主角是“伯恩哈德先生”。既然没有机会在政府面前显示对文学艺术的资助热情，工业家协会也就不再愿意陪伯恩哈德一个人玩了。后来工业家协会以普通印刷品的形式，给伯恩哈德寄去获奖证书，并汇去二万五千先令的奖金。
伯恩哈德感慨，一个工业家协会，资产以百万、千万计，颁发的文学奖只有区区二万五千，堂堂的国家奖也是这个数目，仅相当于一个中级乡镇职员最低月薪。伯恩哈德说，他们不但不感到羞耻，反而在大小报刊上造势，大肆宣扬他们如何慷慨大度资助文学艺术，沽名钓誉。其实，他们应该为其卑劣行径受到抨击。
伯恩哈德参加颁奖典礼遭受的难堪、屈辱，使他从心里厌恶颁奖典礼。首先他得委屈自己穿上所谓体面的服装，规矩地坐在那里，听首长或官员张冠李戴、谬误百出的讲话，还要硬着头皮去听那些专家对他的作品所做的莫名其妙的分析。他还得坐在首长身边，听其在颁奖仪式上，因百无聊赖而发出的令人心烦的鼾声。
当评委使他更恶心
伯恩哈德对文学奖深层次的了解，是在他自己当了评委之后，很多文学奖的评委会是由之前一些获奖者组成。伯恩哈德在获得不来梅市文学奖后，曾作为评委评选这个奖项的下一届获奖者，两个多钟点的会议，都因一个人的提名得不到其他评委的支持而形成不了决议，最后评委已现倦意，隔壁餐厅的午餐饭香也飘散过来。这时突然有人从长桌上一堆书中随便拿起一本，并提议获奖者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了。于是两个多小时从未被提及的这位作者，就得到了评委几乎一致的通过，成为新的获奖者，而伯恩哈德多次提议的卡内蒂却因为是犹太人而遭否决，数年后卡内蒂不但获得了毕希纳文学奖，而且还戴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这样一些事实，让伯恩哈德对文学奖从反感到鄙夷，最终甚至憎恶起来。他在书中说，“在我欣喜雀跃地接受了尤利乌斯•卡姆佩奖之后，每逢再得奖，总觉得索然无味，甚至感到恶心，心中总有一种抵触的感觉。但是许多年里每逢有奖向我颁发，我都显得太软弱，不能坚强地说声不。我总是想，在这方面我这个人性格有缺失。我蔑视文学奖，但我没有拒绝。这一切都令我厌恶，但最令我厌恶的是我自己。我憎恶那些典礼，那些仪式，但我却去参加；我憎恶那些颁发奖金者，但我却接受他们递给我的奖金”。他又说，“今天不可能再是这样了。人已过四十岁了……”
1972年伯恩哈德获得弗朗茨•特奥多尔•乔科尔文学奖，他没有去拿那一万八千先令的奖金，而是让人把它作为对监禁者的救济汇给施泰因监狱。他在书中说，“其实这样做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此这般的所谓与社会福利相关的慈善行为，归根到底也并非没有虚荣的成分，自我美化、自我满足。让这个问题一劳永逸地不再出现，唯一的做法就是不让自己再接受荣誉和奖金”。
伯恩哈德的确这样说，也这样做了。只有一次例外。那是1976年，奥地利联邦商会因伯恩哈德在这年发表的自传体作品《地下室》向他颁发联邦商会文学奖。该书记叙了他年轻时在城边一个居民区食品杂货店当学徒的经历。伯恩哈德不把这个奖与他的文学创作联系在一起，而是与他的学徒岁月相关。颁奖典礼上商界人士不称他作家，而是杂货店学徒，他甚至于觉得自己是商界一分子，他们不夸夸其谈，在宴会上，伯恩哈德坐在商会主席身旁，面对着这位想当初自己满师出徒的考官，他竟动情地与对方畅谈起对他一生具有重要意义那段生活。
连诺贝尔奖都不想要
伯恩哈德不再接受任何文学奖了。1979年伯恩哈德退出达姆施塔特语言文学科学院，1980年在答记者问时他说，他只对写作感兴趣，他不参加任何协会，不当任何什么院和什么团体的成员，他只做医疗保险的成员。他再次重申不接受任何荣誉和奖项，包括诺贝尔文学奖。
也许人们要说，伯恩哈德为人不够厚道，用文学奖的所得购置了房产买了汽车，反过来还要对文学奖口诛笔伐。其实，他在批判文学奖的同时也在剖析自己，而且毫不留情，他在书中说：“我对金钱贪婪，我没有个性，我是一头猪。” 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他，获得文学奖与否与一个作家的成就没有关系。更多的与文学以外的因素有关。他蔑视那些总喜欢巴结权势的作家，他们甚至于早点喝一杯咖啡，或者去旅行度假都不用自己掏钱。他说，我们怎么能指望这些人会写出什么好作品来呢。


他说，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文学没有价值，只有低俗的逗乐在这里有市场。伯恩哈德在自由汉莎城市不来梅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说，“伴随着清晰的是寒冷的加剧”。今天的世界正在变得没有童话，没有幽灵，我们的科学和技术让世界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财富和权力的勾结日益明目张胆。这清晰让我们惊恐，在清晰中我们感到寒冷。想像和幻想行将消失意味着文学的末日，没有文化、没有文学艺术的世界是清明的，也是更加寒冷的。不少从事文学和艺术的人已经失去了自我，热心旁门左道追名逐利。一个真诚的作家，不会让文学奖干扰和左右他的创作，只有这样，他的作品才能温润人们的心灵，帮助他们抵御惊恐和寒冷。
（本文作者为伯恩哈德《我的文学奖》中文译者、北京大学德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奥地利伯恩哈德基金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