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俗的罪恶

许多余

庸俗的罪恶

                          文/许多余

我对台湾文学的熟悉程度，远不及电影和音乐。邓丽君甜蜜的歌声常萦绕耳畔；罗大佑低沉的嗓音丰富了我枯燥无味的青春；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是梁朝伟表演的最好的影片。随后因为电影，我进一步认识了朱天文和朱天心，读过她们的一些文字之后，我才对台湾文学刮目相看。

是的，我确实看低了台湾文学。娱乐化传媒力量以摧枯拉朽之势，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来自台湾的文学明星，诸如写言情小说的琼瑶、席绢，写心灵鸡汤的刘墉，写网络小说的痞子蔡和九把刀，写抒情诗的余光中和席慕蓉......还有狂傲无比的李敖——他们的作品我都不喜欢。要么语言空洞，煽情，虚假，要么粗暴，浅陋，让人生厌。

在大陆，为大众所熟知的台湾文学，几乎没有什么好作家好诗人，倒是漫画家几米的作品，反而打动过我。后来陆续接触到白先勇、郑愁予、邱妙津、骆以军、张大春、洛夫、周梦蝶、龙应台等作家和诗人的作品，才打消了我长期以来漠视台湾文学的偏见。

齐邦媛先生在八十五岁高龄之时，出版了三十三万余字的长篇小说《巨流河》，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创作力让人崇敬。她在书中详尽地记述了朱光潜先生在武汉大学用《英诗金库》为他们讲授诗歌的情景，再现了彼时学者庄严而神圣的风范。“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那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子弟，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着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深邃无尽的哑口海......”一个个动人的故事照亮未来。

我要重点介绍的就是这本书，杨照先生的《故事照亮未来》，它还有个响亮的副标题——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此书的简体中文版于2013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为四辑：国家为你做了什么，找到自己的风格，走出大词的泥淖，迈向聪明社会。

在这本时事评论集中，杨照先生以大量的史实故事（资料），简明而详尽地论述了“爱国”、“选举”、“政治和政治家”、“绝对真理”、“生命权”、“战争”、“民主”、“公民”、“记忆”、“身份”、“民族国家”、“基本价值”、“仇恨”、“风格”、“故事”、“陌生”、“多元”、“差异”、“歧视”、“博爱”、“影响”、“犬儒主义”、“慈悲”、“先知”、“逃避”、“开放”、“怀疑”、“法的精神”、“公共议题”、“大片”、“媒体”、“记者”、“权力”、“宣传用语”、“神圣”、“竞争”、“手段”、“专家”、“科技”、“语言”、“表演”、“口号”、“生活”、“抽离”、“政治图腾”、“冒险”、“现实”、“法律”、“制度”、“沉默”、“逆转”、“公平”、“节制”、“自主”、“礼貌”、“诚信”、“准确”、“根本”、“文明”、“态度”、“未来”等影响国家、社会、生活、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议题。

我从未见过行为如此准确、简洁、有力的评论文字。杨照的文章一改之前诸多社会评论作家充满情绪化暴力的尖酸和刻薄，而仅仅以引人入胜的故事（铁一般的史实改写），温文尔雅地阐述人类通往文明之路途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通往未来开放社会中“个体”所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很难得，大多数作家都无法在写作中控制自己的情绪，纪德不能，加缪不能，鲁迅不能......所有的诗人几乎都不能。即使有人在竭力控制，也往往显得勉强和压抑。不能，虽不能代表无能，但至少呈现出某种应对自我之时的乏力。可杨照的控制，一点也不显做作，甚至说轻松自如，在他的著作中，我看不到作者丝毫的个人情绪。

在《庸俗是一种罪恶》中，杨照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人民不堪战争的折磨，发动了革命，凯斯勒进入狼藉一片的皇宫，看到让他触目惊心的景象，不是被打砸破坏的房屋门窗，而是皇家的收藏——那些宣扬爱国主题的画、俗丽金亮的武士甲衣、勋章及杂七杂八的纪念品。

凯斯特在日记里写道，“在这种氛围里诞生了世界大战......对这些破坏，我没有一点怜惜之感，只有厌恶，因为我想这样的世界并没有被摧毁，相反的，这个恶俗的世界继续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无所不在。”

凯斯特出身富庶，又受过良好的教育，资助过很多作家、诗人、科学家和艺术家，爱因斯坦曾到他家与之长谈相对论，在20世纪初期欧洲文艺界和科学界影响甚大。一战爆发之时，凯斯特已经四十六岁，他抱着极大的爱国热情，主动请缨，在前线炮火中度过了两年，后来成为一个反战者。杨照分析说，凯斯特态度转变的关键，“就在于他实在舍不得文明的成就，以及创造这些成就的优秀人才。”随之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不懂得欣赏人类文明精华，无从明了文明成就之难得与可贵的领导人，才会愿意发动战争，为了追求战争的胜利，愿意投注所有资源，付出任何代价......将国家看得那么重要，把文化艺术看得那么轻，这种态度正源于庸俗。”

顺着这样的逻辑，作者提出一个震耳发聩的疑问，如果德皇和凯斯特一样，明了梵高、雷阿诺、塞尚、易卜生、左拉、罗丹、萧伯纳、普鲁斯特的价值，他还会舍得让战争摧毁这些人的生活，或摧毁他们留给世界的遗产吗？

哈夫纳在纳粹权力到达高峰之时，比较过两位具有群众魅力的德国政治人物——拉特努和希特勒。“他们都让群众的幻想发挥到极致，前者凭借的是令人敬仰的文化素养，后者凭借的让人无法望其项背的卑鄙下流。前者来自深邃的精神领域......后者来自连最低级的廉价小说也描绘不出来的渊薮——那是一个由小市民的暗室所囤积的霉味、流浪汉收容所、军营的粪坑和行刑室组成的阴曹地府，恶魔即自此向上窜升。”结果不幸的是，拉特努遭暗杀，希特勒迅速崛起成新独裁者。

据说，少年希特勒曾努力学习绘画，幻想成为自由艺术家，可因天赋不足而未能实现，随对文学艺术产生“仇恨”，依靠庸俗攫取群众想象。庸俗者对他们不能领略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成就容易产生妒恨。“因为庸俗，所以看不见什么是值得珍惜的；又因为妒忌和仇恨，所以破坏起来格外起劲。”

充满野心的政治家以“反智”作为基本策略，“将自己化身为幼稚的儿童与庸俗者的代言人，以此取得权力”——破坏的权力。庸俗如此可怕，杨照先生警示地指出，一战和二战，都与庸俗有关。庸俗是战争的源头。

在《故事照亮未来》中，诸如此类精彩的论述俯仰即拾。比如《公民意识》，作者阐述公民意识的来源，主要是因为对“政治道理的责任感”，“民主必须依靠大家超乎自身利害地‘过度’关心政治，甚至产生强烈错觉，以为自己的一票真能有所改变有所影响，民主才能依靠选举发挥效能。”而公民对政治的责任感，正是来源于某种幻觉，“不断放大自己的在政治上拥有的权利与影响。”

在《绝对真理》中，作者比对分析了小布什和林肯的信仰之路和就职演说，二者都讲到了上帝。林肯讲的是，“谦卑地面对上帝，时时怀疑自己的决定”；小布什拉上帝为自己背书，将自己要做的事包装成“上帝的旨意”——“反恐、战争、冻结人权、为富人减税......都是不该被质疑的使命。”林肯的上帝与民主没有冲突，但小布什的上帝充满自信，我行我素，陷入了民主的对立面。事实上，没有人能掌握绝对真理。

“别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问你自己能为国家做什么。”因为肯尼迪的这句话，美国进入爱国主义高潮。这一句话，在美国之外的其它地方，也很受欢迎。可1963年11月，随着肯尼迪遇刺身亡，以国家作为信仰的对象，将自我利益屈从于国家需要之下，已经愈来愈难以被接受了。取而代之地是，“国家为你做了什么”，“唯有弄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才有办法下定决心，相应于国家为我所做、所提供的服务，我能国家做什么，我又愿意为国家做什么。”

保持怀疑、思考的态度，以色列作家奥兹就是因为一次误会，在贝京演讲的现场发出巨大的笑声，而被祖父几耳光抽醒，逃离空洞的煽动性语言和国家主义。

印度圣者桑西塔说，“将自己用诗韵包起来，于是在接近火的时候，就不会受伤了。”在《神曲》中，但丁选择罗马诗人维吉尔作为他的导游，当他被恐怖和哀伤纠缠欲步不前，维吉尔催促他，“发呆看什么？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还有许多地方要看的。”

杨照说，“诗与文学，将特定的痛苦普遍化，让我们不只看到一桩事件的痛苦，一个人的痛苦，而去看众多痛苦，直到看见痛苦本身，这样我们才能回来理解自己、谈论自己......”

摆脱阴影的方式有很多种，但唯有拒绝“同质化的故事”，才可以让人“用文学将自身从现实中抽出”。唯有“不断追求好一点、再好一点”，未来才会变得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