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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忍淹留 于 2016-5-17 20:09 编辑
中国新诗自发轫至今，其历史合法性似乎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新诗长期以来所面临的强势敌对与此直接相关，新诗的接受与传播往往伴随着强烈的质疑。在一般读者那里，新诗的文化魅力常常被淹没和消解在这些质疑之中，新诗艺术上的某些缺失被放大为一种先天性的文化匮乏。从新诗近一个世纪的进程来看，“新诗作为一个‘事实’存在的同时，也似乎一直是作为一个‘问题’而存在的厂‘事实’与‘问题’的纠缠始终是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一个解不开的扭结”。新诗的这种基本症结显露出其文化地位的馗尬处境，新诗“的现代性虽然凸显为一个醒目的文化标志，但本土化的技术路线实质学上处于空转状态，并没有落实为富有成效的文化行为，这造成一般读者对新诗的阅读很难唤起真正发自内心的激动。从新诗的发展现状来看，边缘化的态势在进一步加剧，在看似繁荣的表相下实际上隐藏着新诗发展的内在危机，读者对新诗的隔膜仍然是一个令人揪心的问题，新诗读者群的流失似乎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来看，新诗的处境基本上是一种循环性的起伏跌宕，在巅峰和低谷之间， 新诗得到的荣耀似乎并不足以抵消其所遭遇到的怀疑和指责。尽管这不能作为判断新诗成败与否的一个标准，但却可以促使我们反思新诗的发展路向，新诗所面临的“世纪之困”也许可以从中发现化解的可能性。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讨论李少君提出的“草根性”诗学主张，就会触及新世纪诗歌的某些症结，进而延伸到新诗文化的实践性层面，在新诗史的整体性视野中把握新世纪诗歌的发展路向，同时也可以呈现出这一诗学主张的理论价值及其内在缺陷，为新世纪的新诗理论批评提供某种参照。进人新世纪以来，新诗所受到的历史压力并没有得到缓解，而是表现为更复杂的形态，一方面，新诗经过上百年的积淀，新诗之“新”的艺术形式感仍未融人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血脉，新诗的艺术典范似乎仍未确立，一般读者对新诗仍然怀着潜在的拒斥心理，即使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读者群面对新诗往往也一筹莫展；另一方面，新诗之“诗”的诗意生成机制仍然处于探索之中，长期受古典诗词熏陶的读者往往难以克服对新诗的不适应感，新诗的“诗意”在古典诗词的对照下似乎显得过于贫乏，这使新诗很难作为日常读物进人一般读者的阅读视野中。“草根性”诗学在新世纪之初适时而起，与诗歌边缘化的总体趋势密切相关，作为一种应对新诗危机的补救方案， 可以在新诗文化的实践层面上强化新诗的民族性内涵，凸显新诗之“新”的本土化色彩，提升新诗在一般读者中的文化影响力。另外，新世纪凌空蹈虚的写作广泛蔓延，新诗与现实的对接实在也是一个问题。由于经济和文化领域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诗歌的生存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诗歌的文化身份被不断稀释和分化，在一种几乎整体性的狂欢追逐中，转化为拥有某种商品属性的文化附属物，这使诗歌沦为时代舞台上一个无足轻重却也炫目亮丽的点缀”。在这样的情形下，诗人的现实担当几乎无可逃避，这时期出现的“底层写作”受到关注，显然与此有关。“草根性”、正是由“底层写作”所带动起来的一种诗学取向，也是新世纪诗歌日益凸显的一个重要特征。“草根性”写作中的现实担当与艺术探索把新世纪诗歌引向一种“接地气”的写作追求，一部分敏锐的诗人意识到，在新世纪的诗歌转型中，写作的轴心已经开始转移，需要在多元化的诗歌格局中恢复中国诗歌传统中的现实关怀，重构新诗与现实对接的精神视野。这是“草根性”诗学出现在新世纪之初的总体性语境。
把“草根性”引入现代诗学范畴，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新诗草创期的胡适一代那里。草创期的新诗尽管普遍带有文白杂糅的痕迹和无法彻底去掉的贵族化气味，但新诗的先驱者却大都表现出贴近底层、同情“草根”阶层的创作取向，而对自己所寄身的阶层，则在与“草根”阶层的对照中，往往流露出疏离与反叛的姿态。这实际上是一种“草根”情怀，也是五四文学精神的表现。胡适的《人力车夫》、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周作人的《两个扫雪的人》、刘大白的《成虎之死》、康白情的《草儿在前》、朱自清的《小舱里的现代》等诗在新诗先驱者那一代人中算是有代表性的作品，由于阶层分化所造成的隔膜，诗人对人力车夫和叫花子等底层人物的同情也许显得有些勉强，但诗中所内含的“草根性” 视角却显示出现代诗学的新维度。新诗的先驱者对底层经验的吸纳与转化显示出悲悯的人道情怀，而由旧体诗词脱胎而来的新诗形式探索也显示出靠近大众趣味的努力，这对后来者的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同时期的沈尹默也写过一首《人力车夫》，几乎可以看作是胡适那首的副本，也是对民生疾苦的叙写，都可以看到古乐府的影响，因此，胡适感同身受地指出，“稍读古诗的人都能看出这首诗是得力于《孤儿行》一类的古乐府的”。胡适等人的诗歌尽管未免显得过于简单、直白，也不乏做作，但却显示出早期新诗贴近社会底层的“草根性”指向，其源头性意义不容抹杀。在某种程度上，“草根性”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基因，渗透在中国新诗传统中。几乎隔着一个世纪的时空，当“草根性”作为一种诗学主张摆上新世纪的日程表，实际上意味着在一种反思性的视野中，新诗的文化坐标面临重新定位，需要在新诗的世纪转型中寻找走出困境的契机。这大概是新世纪之初“草根性”诗学的风向标意义，表明新诗的‘危机需要在新世纪新诗文化的拓展中找到化解的途径。
“草根性”已成为新世纪汉语诗歌的一个关键词，围绕这一关键词，已形成“草根性”诗学的基本框架。这和李少君一系列文章的直接推动有关。2003年11月，李少君在常熟沙家浜诗会上提出“草根性”写作，《文学报》曾以“诗歌界呼唤‘草根性’”为题进行报道。随后，李少君发表一系列文章倡导“草根性”写作，阐述“草根性”写作的理念，这些理论文章主要有《草根性与新诗的转型》《草根性与新世纪诗歌》《诗歌的草根性时代》《草根性—当代诗歌上升的动力》《关于诗歌“草根性”问题的札记》等。他的这些文章眼界开阔，自成体系，对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状况有比较深人的观察和思考，而且在新诗史的视野中对照性地呈现出新世纪诗歌的独特形态和可能的发展路向。应该说，他用“草根性”这一关键词来覆盖新世纪诗歌的丰富样态，还是具有相当的概括力，从中可以发现新世纪诗歌在多元化的格局中所显露出来的强劲生长态势和其中隐含的危机。综观李少君的这些文章，也可以发现有一个逐步丰富和系统化的过程，对“草根性”的阐释和定位也有一个逐步深化和修正的过程。值得提到的是，李少君还积极地编选《世纪诗歌精选（第一辑）草根诗歌特辑》等诗选，在实际操作层面为“草根性”写作推波助澜，这使“草根性”写作在几年时间里呈现出一派蓬勃的景象。进人新世纪以来，新诗理论批评在总体性的芜杂中既孕育着理论创新的态势，也给人相对匮乏的感觉。这也是由新世纪以来诗歌的实际情形所决定的，同时也反映出新诗理论批评对创作回应的滞后性。李少君提出的“草根性”诗学主张可谓适得其时，对新世纪诗歌的症结和边缘化态势下可能的发展路向，具有敏锐的前瞻性和现实针对性。这也是“草根性”诗学引起较大反响和争议的原因。
在李少君那里，“草根性”诗学是与新诗的转型联系在一起的。新诗的转型实际上是一个老问题。几乎新诗的每一次求新求变，都包含着转型的内在诉求，但新诗的发展又始终伴随着潜在的危机，在新世纪面临更复杂的情形，新诗的转型需要一种内在动力的助推。在李少君看来，这种助推力就是“草根性”写作，“草根性”是“当代诗歌上升的动力”，“当代诗歌应该完成其草根化、本土化的进程”。他注意到，在新诗的整体进程中始终受到几种痼疾的困扰，一是新诗的难懂，很多诗人故作高深；二是很多新诗缺少诗意，显得功夫不够，手段比较单一；三是新诗缺乏亲切感，难以亲近，很难触及一个现代人的内心深处。这些都使一般读者敬而远之，或不屑读之，因此，“有广泛影响的诗人或广为流传的诗歌非常之少甚至几乎没有”。他对此感到忧虑，发出这样的追问：“新诗内部的真正现状到底如何？新诗到底蕴涵怎样的危机？新诗到底存在怎样的深层的问题和发展障碍”应该说，他的追问是大体符合新诗史的实际情形的，实际上也没有超出人们长期以来对新诗的各种指责和质疑，但他的眼光也表现出特殊之处，就是在追问之后能深入到新诗发展的症结中，提取“草根性”作为一个有效的视角，去透视新诗的世纪转型，并试图在两者的内在关联中寻找化解新诗边缘化的可能性途径。
在“草根性”写作的话题后面，实际上隐藏着由各种矛盾因素纠结而成的新诗发展路向之争。李少君试图用“草根性”写作激活新诗的世纪转型，他把“草根性写作”作为“诗歌边缘化”总体趋势下的一个最佳优化方案，认为这是新诗转型的必由之路。在他看来，“草根性”写作应落实在这样四个方面：“一、针对全球化，它强调本土性；二、针对西方化，它强调传统；三、针对观念写作，它强调经验感受；四、针对公共化，它强调个人性。”这里所提到的四个“针对” 和四个“强调”，归结起来，就是“草根性”诗学的具体指向。从这一诉求出发，“草根性”写作实际上被规约为新诗世纪转型的一条最佳技术路线，在这一主张下的写作不仅要求跟进现实的深刻变化，要求诗人具有处理“中国经验”的言说能力，而且要突破新诗长期以来形成的既定范式，把“本土性”、“中国化”转化为一种卓有成效的写作实践，要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实土壤中去寻求新诗变革的可能性途径。作为一种总体性的要求，“草根性”写作应该显示出一种指向“民族”、“传统”、“本土”、“草根”的风格追求，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避免同质化的写作，确立一种充满民族化、个性化，融化诗人经验感受的本位写作。
李少君意识到，“新诗是先天不足的早产儿”，“新诗一诞生就显得僵硬、机械，缺乏艺术本身具有的自然的自由的美感，更缺少活泼生动的本民族气息。即使是穆旦这样具备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写起新诗来仍不自然，无法施展，或者干脆借助翻译的便利优势直接从欧要美诗歌中照搬拿来”。因此，他对“草根性”诗学的定位实际上是一种民族化的本位诗学，特别强调新诗的“中国性”和“原创性”，认为“新诗也应该逐渐本土化，完成其自然而然的转变”，但这一转变却至今仍未完成，新诗与中国传统诗歌的“断裂”仍未完全弥合。李少君在谈到观念性诗歌与草根性诗歌的差异时说：“‘草根性’是指一种立足于个人经验、有血有肉的生命冲动、个人地域背景、生存环境以及传统之根的写作。”他把韩东与于坚的诗歌进行对照，认为韩东的诗歌是观念性的，而于坚诗歌的“草根性”却很明显，前者具有“伪民间”的色彩，后者则显示出个人经验、地方经验与中国经验的有机融合，是对传统之根的继承。究其根源，观念性诗歌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追逐西方诗歌的结果，是西方现代诗歌技巧与理念在中国跨时空的演习，而“草根性”诗歌则是“本土化”的结果，是从民族的传统之根上生长出来的，可以“打动一切有血有肉之人”。显然，在李少君的观察视野中，显示出一种鲜明的价值判断，新诗的转型应该植根于充分体现“草根性”的民族诗歌传统中。这正是“草根性”诗学的价值诉求。
从新诗史的整体视野来看，百年新诗已发展到一个紧要的关口，需要在转型中清理发展的障碍，对新诗发展的深层次问题重新进行反思，尤其是新世纪诗歌的症结也需要在新诗史的整体参照下找到化解的途径。新世纪以来的诗歌一方面在原有轨道上惯性滑行，诗歌边缘化的总体趋势并未得到改观；另一方面，由于新世纪以来特殊的文化情景，新诗的转型已经显露出一些新的迹象。按照李少君的说法，新诗已经进人“草根性”时代，对照新世纪诗歌的实际情形，这可能还胃只是一种乐观的预期，但也代表新世纪诗歌的部分真实图景。“草根探性”写作在新世纪的展开与多元化的诗歌传播格局具有直接而紧密的联系，最显著的变化是新媒体的深度介人，网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诗歌最主要的创作平台、发表领地和传播空间。互联网语境下的新世纪诗歌出现一系列的新变，不仅影响到诗人的创作情态和读者的阅读方式，乃至彰显出一种新的诗学意义。网络写作释放出来的芜杂与文化创造力带来新世纪诗歌的深刻变异，网络空间所提供的相对自由的写作环境是“草根性”写作得天独厚的条件，大量底层诗人、打工诗歌浮出地表，成为新世纪诗坛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由网络所推动的“草根性”写作对长期以来固化的诗歌秩序具有颠覆和瓦解的作用，显示出某种革命性意义，诗人的原创性动力得到释放。
另外，由网络所带动的地方性诗歌浪潮得以勃兴，“一个深处边缘乡村的诗人和北京、上海、纽约的诗人可以接收同样多的信息和观念，进行同样多的诗歌交流，并且，优秀的诗歌也可以在一夜之间传遍全世界，这一条件为诗歌的新的高潮提供契机”。这使诗坛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状况，有利于营造健康、良性的诗歌生态。新世纪以来，所谓的“外省”诗歌创作异常活跃，地方性诗歌群体日益壮大，在京沪之外，云南、陕西、湖北、安徽、广东、甘肃、海南等地的诗歌群体都有相当雄厚的实力，“外省”诗歌所形成的多样化形态和自由竞争，对新世纪诗歌中地方性经验的彰显具有实质性的推动意义，新世纪诗歌的“草根性”呈现出更丰富的样态。李少君指出，地方性诗歌浪潮“正形成一个良好的既互相激发又互相融汇的诗歌氛围，可以说是新诗九十多年来最好的时期。并最终推动当代汉语诗歌走向一个新的创造高潮”。诗人的地方性经验反映到其创作中，也使新世纪诗歌的风格形态呈现出“草根性”的精神底色和美学取向。网络空间对地域限制的突破，使新世纪诗歌呈现出更加自由开放的趋势，“非常适合诗歌天然地自发自由生长的特点”。这是新诗史上从未有过的景观，对新诗转型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地方性诗歌浪潮就其实质而言，是新诗“本土化”进程的重要体现，也是由“草根性”写作所主导的一股诗歌创新浪潮。在新媒体语境下，新诗的世纪转型与地方性诗歌浪潮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互动关联，李少君发掘出地方性诗歌中的“草根性”，正是基于对新世纪诗歌多元化格局的敏锐观察。李少君有一个基本判断，认为“当代诗歌正处于一个上升状态”，“当代汉语诗歌开始进人一种自然生长自由竞争相互融汇的良性状态”，原因在于有几股建设性的诗歌力量在推学动新诗的世纪转型，他归结为网络诗歌、地方性诗歌和“新红颜”诗歌。“新红颜”诗歌面临命名的困境，在范围上也缺乏清晰的边界，姑且不论。网络诗歌和地方性诗歌所显示出来的“草根性”诗学取向是新世纪诗歌转型的重要特征，表明在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多元化格局中，尽管诗歌内部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情形，诗歌面临更复杂的现实，但“草根性”写作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主导性的诗歌创新浪潮，新世纪诗歌的内在活力已经被充分激发，新诗的世纪转型已经具备充足的内部推动力。因此，李少君对新世纪诗歌的前景有一种乐观的预期，他认为，“新世纪以后，进入我称之为‘草根性’诗歌时代。进人诗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相互竞争的阶段。现阶段，诗歌追求及主张很多，呈现多种诗歌路径，风格日趋多样化，但互不买账。在这一阶段之后，经过一种自由创造与自由竞争，在大混乱之后，也许就会出现融合性很强的被广泛接受的大诗人和诗歌”。在他的乐观预期中，实际上包含着在新诗史视野下对新世纪诗歌的症候式分析，也显示出在新诗史视野下对“草根性”写作充满内在活力的肯定。在他看来，“草根性”诗学的生长在新诗近百年的累积发展过程中，已接近由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新诗的秩序与标准需要在新世纪的转型中确立新的有效性，新诗的创新效度也在新世纪的转型中面临重新调整的契机。“草根性”诗学对新诗既成规范的突破蕴含着巨大的创新能量，从新世纪诗歌所显露的种种迹象来看，“草根性”诗学所彰显出来的整体创新效应已成为新诗世纪转型的内在依据。在鱼龙混杂的新世纪诗坛，“草根性”写作显示出广泛而扎实的诗学基础，因此，新世纪诗歌的多元化格局所展示出来的真实处境实际上是诗歌“草根化”的深人进展，表明一种基本的诗学态势已经形成。就此而言，诗歌的“草根性”时代作为一种诗学预期，符合新世纪诗歌的基本走向，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百年新诗流变所蕴含的基本向度。
不过，“草根性”诗学在新世纪仍然面临暧昧的前景。聚焦“草根性”诗学的图景，也会发现其诗学指向的含混与边界的模糊。陈仲义敏锐地指出，“草根性”的提法，能够涵盖新世纪诗歌的某些现象，其中包含着一种颇具本土维度的诗学视野，但“某些内涵和外延的扩展，似乎使概念有点‘法力无边’，仿佛要把当下诗歌所欠缺的东西包拢过来，把诗学上所有重要的基质都给涵盖，以至于溢成更大范围的‘泛指’”。“泛指”确实是“草根性”诗学的软肋，特指性的模卷糊使“草根性”这一概念缺乏内涵和外延上的凝定性，很难避免理解和阐释的歧异。从李少君主编的诗歌选本《世纪诗歌精选（第一辑）草根诗歌特辑》来看，有些诗歌就看不出“草根性”，倒是流露出中产阶级的情调。在他的论文《草根性与新诗的转型》一文中，一方面把杨键、江非、雷平阳、沈浩波等人归于“草根性写作”，另一方面又把王小妮、黄灿然、桑克、树才、蓝蓝、潘维、胡续东等人归于“草根性写作”。这些诗人创作取向的巨大差异被消解在“草根性写作”这一共同的命名下，里面就包含着对“草根性”理解的歧异。另一方面，引起广泛关注的“打工诗歌”、“底层写作”却没有进入“草根性”诗学的视野，“须知打工诗歌的底层体验、经验，它的精神胎记、它的民间、它的泥土、它的顽韧， 恰恰非常符合草根的特质”。这种刻意的规避又显示出“草根性”诗学的某种封闭性。因此，“草根性”诗学在新世纪的展开实际上也包含着内在矛盾，这表明“草根性”诗学需要清除某些屏蔽，在更宏阔的视野下透视新世纪诗歌由多元化格局所催生的综合创新效应。同时，“草根性”诗学在新世纪日益复杂的文化情境下，其走向也面临更艰难、更诡异的选择。
在新诗史的视野中，“草根性”诗学显示出症候式分析的有效性，可以切入新诗“世纪之困”的深层症结之中。新诗一直存在一种草根化、本土化的内驱力， 新诗的历史进裎实际上也是向着本土化、草根化不断蜕变自新的演化进程。尽管这一进程也充满现代性的阻梗，西方中心话语现在仍然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魅影，但立基于本土传统，排除移植性的文化烙印，始终是一种基本的诗学取向。就此而言，“草根性”诗学在新世纪的走向符合百年新诗发展的内在逻辑，但在具体的操作路线上也面临选择的困局。新世纪日益复杂的文化情境对新诗的发展具有“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是诗歌边缘化趋势的加剧导致读者的进一步疏离，新诗文化处于严重缺位的状态；另一方面，消费文化对诗歌的精心取舍又使新诗的“高雅”因素泛化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新诗的进退呈现出一种更为复杂的情形。实际上，新世纪诗歌学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被剥离的状态，大众仍然需要高雅文化的补偿，新诗文化中的“纯洁”和“髙端”因素可以充当临时的替代品，因此，新世纪诗歌一方面伴随着文化地位的旁落，一方面又表现为非常热闹的图景，呈现出繁荣的假象。新世纪诗歌这种诡异的情形，也显示出诗歌与时代的深刻关联，在时代的纵深地带，诗歌的文化角色虽然显得暗淡，但却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从中也可以发现在新世纪的总体性语境中新诗转型可能诱发的前景及其后果。新诗的困境由来巳久，转型已无可避免。“草根性”诗学在新世纪的展开既诱发新诗转型的契机，也是新诗转型带来的一个结果，其中包含的互动关系对于新诗困局的破解具有积极的建设意义。从更深层看，“草根性”诗学在新世纪暧昧的文化情境中延伸出一种纯正的诗歌精神，其走向是新诗文化的拓展和完善，也是在艰难的蜕变中实现新诗艺术的世纪跨越。
作者单位：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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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17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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