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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性写作笔记二则】
原散羊
神性写作：非圣灵降临的叙事
如果把此“神性写作”视为一种脱离开第三极文学运动的“生活在彼处”（或“生活在高处”）的文学趣味，那么我们就是在生活中忽视生活的本质，转而去寻找圣象诗意的灵魂荒芜的人，是不具备“神性”这一“实体共生”的人，也不会由此触摸到诗歌这一实体，因为实体作为灵魂内的大地，灵魂内的河流，是相通的，灵魂内的实体们水乳交融。诗意从来不是单身的，“神性写作”就是生活在此处以诗歌的实体创作去与诗意幽会。
第三极文学运动的性质
对于以“神性写作”为大前提的我们，必然因神性而宽容，宽容地看待善良的积弱；必然因神性而明确诗歌的前途，诗歌决不是走在“光明在前”的进化论的轨迹上，诗歌只是此在的黑暗和清澈，诗歌绝无未来；必然因神性而模糊，这里的模糊我另定为一个术语，它挑战清晰的价值判断却仍是一种价值判断，神性就是模糊掉人性中的明晰的党性，最终因神性的模糊而确立人本身的辉煌！叶芝在一首诗中写爱尔兰革命领袖帕内尔曾说过：
爱尔兰将赢得它的独立，
而你仍将敲你的石头。
我要说的是诗歌以神性必将赢得它的独立，而我们，第三极文学运动中的苦行僧们，决不要以为将得到什么，我们仍将以敲击语言的石头艰难度日，把生活进行到底。我们永远不会“生活在别处”，此在性的语言是神性写作不偏离艺术本身的拴住氢气球的那枚钉子。
南鸥在《价值，是支撑世界的最敏感的神经》中写道，“心灵的‘无限性’是现代人的一个根本属性，这种无限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由于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神性的消失；二是指人的心灵所受的前所未有的摧残、肢解和无家可归。”南鸥先生的话正向回味一下就是：心灵的“有限性”的确立是一种福祗，而“无限性”的心灵则是罪性的。其实何止现代人，任何一时代的人的心灵都是“无限性”的，都是一个巨大的荒芜的实体，唯有懂得苦心经营心灵的人方得心灵之“有限”。而这种心灵之“有限”我理解为是一种信仰力的作用。
诗歌本身并不足以构成一种信仰，杨黎在《灿烂》中提到他曾想过建立“诗歌宗教”，可见诗歌于他是起到一种宗教作用的——这就是问题所在，在国人历经浩劫而心灵从未“有限”且荒芜遍野之后，文学这种独特而绵老的文明工具不可避免地起到一种宗教作用（只是起到一定作用而已），但文学毕竟不是宗教，尤其是诗歌在1980年代的举世反响，都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热血的年青人对诗歌假以神道却发现它穿上龙袍不像太子，1990年代以来终于又必然地嗅到在新的可替代品——经济可能，于是对诗歌弃如敝履。所以应该还诗歌以本来面目：心灵的叙事。然后再去寻找南鸥先生说的“消失的神性”。
诗歌何以可能追寻消失的神性
周伦佐在《后极权锋刃上的先锋诗歌》中说：“第三代写作的特征是什么？是语言形式实验。虽然极端的反文化倾向曾使诗歌的精神内容失落，但它对诗歌语言问题的觉悟和对诗歌语言多种可能的探索，却为汉诗语言的可写性打开了广阔的天地。第三代诗既是人本精神的放逐，又是汉诗语言的松绑。”诗歌经过1980年代以来的轰轰烈烈的第三代诗歌运动，较之任何一种文体，在语言形式方面都空前广阔，以至于足以更高层次地追逐“人本精神”，足以重新装下“神性”。语言的实验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那么现在，诗歌这个在语言上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欲盗的火种显而易见。刘诚凭着诗人的敏感预见到了这个普罗米修斯欲盗取的乃是诗歌的“神性之火”：
经过了一千年又一千年，火的本质不变
有一千种一万种形式，燃烧的本质不变
——刘诚《命运·献诗》
在“非人的时代”展开神性写作
维柯把历史理想地分为三个时代：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相对应的文学样式就是神话、史诗和人的文学。然而维柯还是生的太早了（18世纪），现在的世界按流行的说法是已经步入到“后人类时代”了，人类时代的“后”也就是“非人的时代”——第四时代。神性被“非人的时代”逼退回人灵魂内部，层层结晶，成为人最具气质的灵魂内部的冰山，与潜意识的阳光迷离，那就是绚烂的人性的极光！诗歌写作的神性就是对于这些实体的触摸。
后草原叙事中的神性隐喻
既然一切都“后”掉了，那么我的内蒙古草原无论如何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后症状”，后草原的叙事也就不可避免地走上神性的隐喻道路，以期建立具有切肤之感的后草原地域文化。然而这一切都如我给王老师的信中所讲的道理一样，我只是把我的哈姆雷特从后草原中叫出来，给他一把蒙古刀，在2000年代展开复仇。内蒙古不再是一个地方，而是关于草和鹰的神性。
如果说神性写作是文学的第三极，那么爱刨根问底的会问文学的另外两极是什么？我抛开具体的文学暗暗地向内看看神性的实体冰山，然后悄悄地说：文学的另外两极是平坦。
神性无论如何在诗歌创作中要披着灵感的外衣，穿着灵感外衣的神性体现着诗歌作为主体的自由精神，它首先不是一种道德，而是自由性灵的不羁的飞翔，带有某种超脱的愉悦本质；其次，才是一种道德——那是因了诗人对自己的期许。
神性是否拒绝阐释
石头是否拒绝阐释？阐释出来石头是否与原石吻切？阐释出来的石头是否不吻切到如人所说“具有了新的生命”？还是先看看石头作为名词的功用，我说“石头”，你马上会把你见过的石头大体都在想象里过一遍，我说的石头未必就是你的“石头阵”的一块。此时的名词对于我是精确的，而对于受众的你却毫无精确可言。那么阐释是十分必要的，阐释的结果“如亲自眼见”。
好，那么我再问，爱情是否拒绝阐释？阐释出来爱情是否与原爱吻切？阐释出来的爱情是否不吻切到如人所说“具有了恨的生命”？发现用以上考察石头的方法有不妥之处，因为对于你我双方它都是不准确的。那就只好扩展地看爱情，爱情的周围是拉手、接吻、做爱、建立家庭、出墙、离婚等等不一而足。就是说具象名词石头经阐释而完成，抽象名词爱情却在阐释之外还须动作，而且阐释与行动互相作用，阐释出来的爱情还“具有了新的生命”。
神性写作需要阐释
刘小枫不断地摆弄着汉语神学的几张纸牌，满手都是梅花4。他一会说梅花4像红桃A，一会又说方块6本来就是梅花4。我只好对他说：我不管你什么牌，我手里的神性写作并非圣灵降临的叙事。他说：我也没和你玩啊！我仔细看看，原来我们不是在一个桌子上。
第三极文学运动就是要证明神性写作不在汉语神学那桌上。
第三极文学运动并不是一场新的启蒙运动，要是，也非“他者启蒙”而是“自我启蒙”，更不是李泽厚所抱怨的“蒙启”（就是遮蔽启蒙的意思）。真正的价值是自我价值，真正的崇高是自我崇高，第三极文学运动就是一场自我形而上的自我运动。
神性写作一直以来面临着语境的尴尬，神性是宗教的术语近亲，宗教强大的叙事语境以及心理强态，使神性写作一开始就不得不面对语境的改造问题。对“神性”概念浅泛的理解必然导致写作的泛宗教叙事化，这是我们要驱的鬼，而不是神性写作本身。在宗教诞生之前和之后，神性一直与我们的肉身同在，一直在庇佑我们，我们不必借助“万能的主”来完善我们的人性，我们只需借助自身的神性之力，即可在“非人时代”展开“重新发现大地”、“重新发现天空”、“重新发现自己”的一次性行动！之所以说是一次性行动是因为藉神性而栖居的人们必然一次性接近神性，而非千万次的赎罪忏悔，一次性是不犹豫的诚实和良知，一次性就是反对“白天作鬼，晚上忏悔”！神性写作的有效性就在于人们对于非宗教、非外在、非后现代的神性是先天具有而非后天技术性地获得的这一事实。先天具有无往而不具有一种人的骄傲，人作为人自己的骄傲，人共万物的骄傲！“先天具有”使神性写作者们先天具有最起码的心理共通性，这是我们肯定自身的人类抒情。
神性：启蒙抛弃的实体
启蒙运动之得是有目共睹的，比如，辫子可以剪掉，知道膝盖不是为帝王下跪用的；革命了，爱情要私奔才罗曼蒂克；共和，人民，阶级，民主，自由，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人血馒头吃不得也么哥哥等等，这都不用多说了，我只说点自己认为的启蒙之失，当然还得和本不相当的西方启蒙运动相比较。
中国启蒙运动是一次非常典型的“中国式离婚”，之所以说是中国式的，是因为：“如果说欧洲自由主义式启蒙运动是市民社会的思想变革，那么中国的启蒙运动面对的则是一个帝制结构的农民社会。市民社会的启蒙运动表达了个性解放和主体自由的价值诉求，因而自由主义的主题‘面对国家的个人’和‘面对教会的个人’，以及其信仰自由、经济自由、政治自由的社会改革目标，皆体现了个人主义的题旨。而被西方文明激活的中国启蒙运动，则并不具有西方市民社会的历史基础。半殖民地农业中国之现代化的课题，除了‘面对国家的个人’，还有‘面对列强的主权’和‘面对工业的小农’。质言之，中国社会的主体是阿Q式的农民，而不是英国的市民。因而中国启蒙的基本困难，即在于其匮缺自由主义现代性由以生长的欧美式市民社会的土壤。”①面对西方崭新的“现代性”，“这一由西方现代性激活的外源性的启蒙运动，与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之间难免具有深刻的价值断裂性。”②
西方的启蒙运动，是在宗教越过信仰的篱笆爬到邻居世俗权利家里结了个大葫芦，葫芦里卖什么药大家当然知道，到大家都不再买帐时就想“用理性的阳光驱散现实的黑暗”。中国的启蒙运动则是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开始寻找救国之路，进而发现国家这个身上每个零件都有问题，只好从每个零件“立人”开始。也就是说西方的启蒙运动，是因为宗教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非“人之性”，人们信仰不自由了，于是提倡人性，尊重人的情感，试图把人从世俗权利化的信仰（非理性宗教）的奴役之下的奴性中解放出来，开始“生活之宗教”，这就是蒙娜丽沙为什么笑一下就成代表作了，当然他们没有反对宗教本身，而是张扬理性的大旗。而中国的启蒙运动则是想把中国从亡国灭种的信仰之外的现实种种中解救出来，仁人志士抓住“现代化”的稻草，尤其是人的现代化，什么“新民”，“立人”之类，都是对一种理性模式的迷信。他们相信新知识、先进的技术和开阔的视野足可以带给人国家、种族和未来的幸福，这些似乎足以成为新的信仰。
马斯洛说过：人有一种内在固有的宗教式的需要。那么五四启蒙运动是否完成了人的这种“内在固有的宗教式的需要”呢？德先生、赛先生以“唯物”的姿态痛击一切腐朽之物时，也打击了人的信仰力，那些丛生在我们灵魂浅溪边上的神秘的苔藓，人类与生俱来的结构冲动，统统被刺上“唯心”的囚徒之印，幽禁起来，直至谈论这些都成为一种耻辱。德先生告诉我们一切是有因果关系的，科学可以解释一切；赛先生告诉我们民主就是少数人可以为多数人牺牲，他们需要时，任何一人都可以是少数人，他们是谁呢？就是我们用血肉喂养的国家的怪鸟！知识永远无法达成信仰，即使是科学的崭新的知识，都不能！也就无法完成“人的内在固有的宗教式的需要”。那么信仰何谓？是“以道德之身活在这世界上”，还是“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选择永恒的事业”？这似乎都是途径。我认为信仰即人的神性，即人对自己内在最高本质、向上的期待。神性与人性不同，我只能笼统地比较一下：神性是一种敬畏，人性是一种同情。光有同情是不够的，同情发生在悲剧之后；敬畏是一种预防。神性是一种常理之外的敬畏，人性是一种普遍的同情。人性有普遍的怯弱的一面，神性是人性中最具勇气的一面。或者，人性是一种常识，在实际生活中外化为道德和秩序。而我们灵的深处有一种被遮蔽的现实，抛开心理学潜意识说，这种被遮蔽的现实是个实体③，它需要呈现，它不会外化为技术的产物，因为它不是一种可把握的技术。它在每个人的灵内，我们每次灵感一闪，就是它的驱使。它有自己的历史，视为绵延不断的文明未尝不可，但当我们每次有表达的欲望而表达时，都会以这个神秘的家伙为非标准化参照（因为神性是不同一的），我们叫感受、经验、酒神的迷醉高蹈，其实是向它靠近，对它的倾诉，对它的触摸。说的玄学点，当诗人写诗时进入的迷狂状态是实体的自我表现，诗人觉得他们当时神灵附体，达维德·方丹称为“灵感的被剥夺”，意思一样：不是我们在歌唱，是人作为本质的暗潜的神性在表达它自己，实体以诗人为发声器，使诗人表达了自己最本质的东西；而诗人也不是被动的，是神性（人的最本质）和诗人共同努力为我们献上《诗经》、《神曲》、《海子的诗》、福柯等精神作物。
西方的启蒙运动是从神性被世俗虚无掉了后回到人性，我们的真正的启蒙运动却要先从老奴性到神性，然后才能到人性的路了，否则建立起来的只是牛肉炖土豆的“立人”和国家。但我们的启蒙运动直接奔到世俗人生的伟大建构，扫除人民脑中的一切“牛鬼蛇神”，知识对我们的伤害从五四就开始了。我们现在披满知识的羽毛，在现实中似乎价值多元了，但也正是价值溃灭的开始，似乎任何东西都不可靠了，都不足以慰藉自己的心灵，没有信仰的所谓价值多元只是伪价值的盛宴，吃好喝好穿好玩好是我们统一的价值普通话。我们敢仔细地想我们灵魂的事吗？为什么每次想一下都感到无比恐惧？灵魂的碗里我们没有一粒米饭！！人的最高特征是神性，这样才是有所超越的意义人生，我们可以不再恐惧内心的黑暗和死亡，因为我们通过信仰之手推开自己内心那个巨大的实体的神性之门。
注释：①② 《五四：未完成的启蒙》，高力克。
③海子首先提出“实体”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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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5 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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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17 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