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仰望天空与俯视大地 ——新世纪十年中国新诗的一个侧面 吴思敬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新世纪十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随着人们对精神需求的日趋强劲，随着网络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与网络诗人的成批涌现，一轮不温不火的诗歌热正在中国大陆悄然兴起。多元共生，众声喧哗是这些年诗坛的基本态势。一方面是消解深度、消解难度的快餐写作、听任欲望宣泄的低俗写作、浮泛地宣扬主流话语的的跟风写作……；另一方面是在寂寞中坚守的诗人在本真的、自然的、个性化声音中展现的新的姿态。这种姿态沿着两个方向展开：向上——仰望天空；向下——俯视大地。仰望天空强调对现实的超越，强调在更深广、更终极意义上对生活的认识；俯视大地强调对现实的关怀，对世俗人生的贴近。二者的指向虽有不同，但都是基于深刻的人性关怀。
一轮不温不火的诗歌热
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与大众文化洪流铺天盖地而来，诗歌受到的冲击是最为猛烈的。有些诗人一时之间乱了方寸，或下海，或改行，或以自己的写作迎合市场。但走向市场的诗歌鲜有成功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望、反思，诗人们终于明白了，诗歌不是属于市场的，诗人要想屹立在时间之流中，不能靠市场、靠媚俗。在一个物化的社会中，诗人的价值就在于坚守，坚守自己的信念，坚守自己的理想，坚守纯文学的底线。进入新世纪，正当不少人认为诗坛“萧条冷落”，诗人已经“边缘化”，甚或发出“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的谴责的时候，一轮不温不火的诗歌热却在中国大陆悄然兴起。这轮诗歌热不同于1958年民歌运动所发的政治高烧，不同于上世纪70年代末在拨乱反正形势下的诗歌复兴，也不同于80年代中期“第三代诗人”激情燃烧的实验。这轮诗歌热既不是由某种政治势力发起，也不是由青春期躁动所催动，而是在世纪初中国和平崛起的背景下，老百姓普遍解决温饱之后，在社会极需确立一种精神价值，人们又有着一种心理需要的情况下自然出现的。这轮诗歌热没有人振臂一呼特别发动，也没有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行为，只是在辽阔的大地上、在诗歌的作者与读者中潜滋暗长，因此它的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就更强，其具体表现可约略归结为如下数端。
第一、诗歌刊物的扩容与诗歌活动的活跃。
从建国到“文革”结束近30年间，我国仅出现过两家诗歌刊物，一家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诗刊》，由1957年创刊到1964年只存在了八年；另一家是四川作协办的《星星》，就更为短命，由1957年勉强支撑到1960年。新时期以来，公开发行的诗刊诗报增加到十余家，这在新诗史上已是前所未有的了。进入新世纪后，由于国力的大增，相关机构与诗人们有可能把部分财力投入到诗歌事业中来。企业家中的诗人骆英、阎志、潘洗尘等，大手笔地资助诗歌事业，不仅是由于他们的经济实力，更是由于他们有一颗对诗歌的爱心。在这种背景下，各诗歌刊物普遍扩版增刊。2002年起《诗刊》首创“下半月刊”，此后各刊纷纷效仿，双月刊变月刊，月刊变半月刊，一刊变两刊，甚至变三刊。还有一些诗刊是由原有的综合性文学刊物中派生出来的，如由大型文学刊物《江南》派生出来的《诗江南》。此外还诞生了由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诗歌辑刊，如《中国诗人》、《新诗评论》、《星河》、《中国诗歌》等。至于由民间诗歌社团或诗人个人自费印刷、内部交流的诗歌报刊，更如春草到处蔓延。进入新世纪的民间诗刊，在坚持了一种自由的民间立场的同时，无论是选稿、编排的质量，还是装帧、印刷、设计的精美程度，均改变了以往民间报刊的简陋寒酸的形象，完全可以同公开发行的刊物媲美。专门的诗歌研究机构，此前只有一家西南师范大学的中国新诗研究所。进入新世纪后，首都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安徽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国诗学研究中心”，这两家均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此外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新诗研究所，北京中坤诗歌基金设立了以研究中外诗歌为重心的帕米尔文化艺术研究院，一些地方大学也建立了自己的诗歌研究机构。这些机构，承担了有关诗歌的国家和省部级的科研项目，出版了有关诗歌研究的丛书，并组织了大量与诗歌相关的活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还与《诗刊》社合作在中国首创了驻校诗人制度，先后有江非、路也、李小洛、李轻松、邰筐、阿毛分别驻校一年。至于由各诗歌刊物以及民间文化团体策划的诗歌活动更是层出不穷。《诗刊》社发起的全国性大型公益活动“春天送你一首诗”从2002年起成功地举办了八届，遍及多个省市自治区，把诗的种子撒遍了全国数十个城市和地区。中国诗歌学会发起的“中国诗歌万里行”则组织诗人到城市、农村、部队和基层去考察、采风。由天问文化传播机构策划的“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的诗歌主题活动已在哈尔滨连续举行了四届。尤其值得一提的，新世纪有了国家级的中国诗歌节，先后在马鞍山和西安举行。两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则成了中外诗人的盛会。一些省市也办起了自己的诗歌节。至于形形色色的诗歌评奖、诗歌研讨会、诗歌朗诵会更是此起彼伏、络绎不绝。
第二、一度流失的诗人的归来。
当代文学史上的“归来的诗人”，通常是指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年代被打成“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在诗坛消失多年，而在新时期复出的诗人。而新世纪的“归来的诗人”指的是80年代开始写作，90年代下海，而新世纪以来又重新开始写诗的诗人。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洪流的冲击下，诗人不再居于社会的中心，诗歌不再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诗人很难因一首诗而成名，微薄的稿费无法维持诗人的生存，出诗集绝大部分要自费。“饿死诗人”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对诗人生存焦虑的一种切实的表述。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想追求市场效应的诗人，或直接下海经商，或改操可以带来经济效益的文学形式，诗歌创作队伍流失严重。然而到了新世纪，这些人中有一部分又归队了，重新开始写诗了。应当说，他们不是为了物质利益而回到诗歌的，因为他们或者已在下海生涯中获得了相当的物质利益，或者已明白了诗歌不会带来什么物质利益。在绕了一个圈子后又重新回到诗歌，这只能植根于一种深刻的心理需要。在他们心底里最钟情的、最热爱的、最放不下的还是诗歌，他们深切感到在诗歌中才能找到自我，只有写诗才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快乐。浪子回头金不换，这些回过头来的诗坛浪子，不仅对诗的热情不减当年，更重要的通过下海、从政等生涯，他们对人性的复杂、对生活的酸甜苦辣有了更深切的体验，因而他们的诗歌才能落尽豪华见真淳，别有一番风姿。这种独特的归来者现象，在其他的文学形式的作者中并不多见，足以说明诗歌的独特的魅力。
第三、网络传播革命的场效应。
如果我们把诗歌创作的物理环境和心理环境看成一个完整的场，那么网络诗歌的出现则极大地改变了这个场的效应。网络诗歌不仅是传播媒体的更新，更带来了诗歌创作主体的变化。网络诗歌取消了发表的门槛，模糊了普通诗歌习作者与诗人的界限，使某些青年诗人脱颖而出成为可能，从而彻底改变了专业作家控制诗坛的局面。按照福柯的“话语即权力”的说法，这实际上是对于诗坛固有格局的挑战和消解，是对诗歌界资源与权力的再分配，使诗歌进一步走上平民化的道路。网络诗歌写作给了诗人充分的自由感，他们以“个人”的面目出现于网络与博客的现场。与公开出版的诗歌刊物相比，网络诗歌有明显的非功利色彩，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淡薄，作者写作主要是出于表现的欲望，甚至是一种纯粹的宣泄与自娱。这里充盈着一种自由的精神，从而给诗歌带来了更为独立的品格。网络诗歌作者尽管身份各异，却都在诗之外各有谋生的手段，他们没有合同制作家发表作品的数量指标，也不怕长期不在刊物上露面而被读者遗忘。他们的写作更多的是基于一种生命力的驱使，一种自我实现的渴望，一种不得不然的率性而为。在网上写诗、谈诗，用鼠标和键盘寻找自己的知音和同道，寻找自己心灵栖息的场所，这已成为网络诗人生命的一部分。当然，也要看到，网络诗歌发表没有门槛限制，导致信息资源的爆炸与过载，某些网络诗作者滥用了网络提供的自由，不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情感，宣泄自己的情欲，出现了一批滥情、色情、品格低下的“口水”之作，制造了一批文字垃圾。针对网络诗歌纷繁芜杂、良莠不齐的状态，由高品位的诗歌网站对之进行删汰与梳理是必要的。
第四、面对灾难或重大社会问题，诗人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从古至今，各种各样的灾难就与人类相伴，因而也必然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一场突发的重大事件或灾难，常常会唤醒沉睡的良知与爱心。人们似乎是随着美国世贸大厦双子星座的倒塌这场巨大灾难而进入21世纪的。十年来，仅就中国大陆而言，从SARS危机，低温冰雪灾害，到汶川大地震、玉树大地震……在这一系列灾难面前，诗人没有沉默，而是比任何文学形式都最快、最强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面对2003年春天的SARS疫情，诗人康桥写出长诗《生命的呼吸》，以史诗般的庄严文字记下了这场特殊的战争，献给在非典时期被SARS的风刀霜剑所磨砺的人。而更重要的是，诗人们的探索并未局限于抵御SARS本身，而是由此思考到我们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些更根本的问题。诗人刘虹在沙斯肆虐期间写过一首诗，题为《人物·一座山——致抗“非典”英雄钟南山》，她不是一般意义上对英雄唱赞歌，而是从钟南山的身上悟出了诚信、公开与透明对一个社会、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重要。2008年汶川大地震不仅震动了中国，震动了世界，也给中国诗坛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波。大地震发生十几个小时后，网络上就广泛流传《孩子快抓住妈妈的手》，与此同时李瑛、屠岸、王小妮、王家新等老中青三代诗人纷纷抒写面对这场巨大灾难诗人悲痛的胸怀。诗人不仅用诗，而且身体力行参与救灾，祁人、洪烛、王明韵等组成“中国诗歌万里行抗震救灾志愿采访团”，奔赴灾区，冒着余震、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危险，他们是志愿者，又是诗人。这次地震诗歌，不只是达到全民的情绪宣泄的作用，更多地还有反思，特别是体现了人的价值高于一切的理念。5月12日发生大地震，第二天四川诗人梁平就写了一首《默哀：为汶川大地震罹难的生命》，在这首诗的最后，诗人写下了：“我真的希望／我们的共和国／应该为那些罹难的生命／下半旗致哀”。到5月19日，全国正式下半旗悼念遇难者。这就是诗人，面对灾难、面对生命被吞噬时做出的回答。他们站在时代的潮头，说出了当时人们心中所想却尚未表达或无从表达的心愿。可见，诗人对灾难这一主题的追逐，明显超出了这一主题本身，灾难改变了现实生活，与灾难的抗争则改变了我们的诗人。
仰望天空：通向精神的灵性书写
当商品经济大潮和大众文化的红尘滚滚而来的时候，也许低俗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所有人都去低俗，而应当有中流砥柱来抵制低俗。也就是说，有陷落红尘的人，就应有仰望天空的人。正如黑格尔所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毫无疑问，诗人应当是一个民族中关注天空的人。这里说的对天空的关注，不单是迷醉于天空的美，而是指能把个人的存在与宇宙融合起来那样一种人生境界。人生是一个过程，寄居于天地之间，追求不同，境界也就存在着高低的差别。哲学家冯友兰把人的精神世界概括为由低而高的“四大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是说一个人做事，只是顺着他的本能，这与动物界很接近；功利境界，是说他所做的事，其后果可以有利于他人，其动机则是利己的。道德境界，是说他为社会的利益去做各种事，所做的事都有道德的意义。天地境界是指一个人意识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他是为宇宙的利益做各种事。立于这种境界的人才算是“大彻大悟”，这也是最高的人生境界。《管子》上说：“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天即宇宙，宇宙是人所生活的大环境，人只有和宇宙这个大环境保持一致，才能领略到人生之美，宇宙之美，抵达人类生存的理想世界和精神的澄明之境。仰望天空便是基于人与宇宙、与自然交汇中最深层次的领悟，强调对现实的超越，强调在更深广、更终极意义上对生活的认识，让心灵自由的翱翔。
认识宇宙，也就是认识人类自己。人类在现实世界中受到种种的限制，生命的有限和残缺使得人类本能地幻想自由的生存状态，寻求从现实的羁绊中超脱出来。而诗歌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象征形式，是力图克服人生局限，提升自己人生境界的一种精神突围。伟大的诗篇都是基于天地境界的。曹操的《观沧海》，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就是因为它们传达了宇宙人生的空漠之感，那种对时间的永恒和人生的有限的深沉喟叹，那种超然、旷达、淡泊宁静的人生态度，成为诗学的最高境界。
在当代优秀诗人的作品中也不难寻觅出这种超然与旷达。晚年的郑敏曾说过：“写诗要让人感觉到忽然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如果我还在这个世界，就不用写了。”[1]进入新世纪后，她在《诗刊》上发表《最后的诞生》，这是一位年过八旬的老诗人，在大限来临之前的深沉而平静的思考：
许久，许久以前
正是这双有力的手
将我送入母亲的湖水中
现在还是这双手引导我——
一个脆弱的身躯走向
最后的诞生
……
一颗小小的粒子重新
飘浮在宇宙母亲的身体里
我并没有消失，
从遥远的星河
我在倾听人类的信息……
面对死亡这一人人都要抵达的生命的终点，诗人没有恐惧，没有悲观，更没有及时行乐的渴盼，而是以一位哲学家的姿态冷静面对。她把自己的肉体生命的诞生，看成是第一次的诞生，而把即将到来的死亡，看成是化为一颗小小的粒子重新回到宇宙母亲的身体，因而是“最后的诞生”。这种参透生死后的达观，这种对宇宙、对人生的大爱，表明诗人晚年的思想境界已达到其人生的峰巅。
可喜的是，不只是饱经沧桑的老诗人，不少由青春写作起步，而现在已步入成熟的中年诗人，也开始理解并神往这种与自然融合、与天地合一的境界。
蓝蓝说：“宇宙感的获得对于诗人，对于欲知晓人在世界的位置、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直至探求有关认识自我、生与死等问题的一切思想者，有着不言而喻的意义。获得宇宙感的诗人具有通过语言使这一切——内心和外部世界，眼前的存在与过去未来、生与死——变得透明，他的言说即是对无限世界的敞开，容纳他的想象力所能达到的任何事物的边界和精神的地平线。”[2]
杜涯认为，诗人应当“以人类悲苦为自己悲苦，以天地呼吸为自己呼吸，以自然律动为自己律动，以万物盛衰为自己盛衰，以时空所在为自己所在，以宇宙之心为自己之心。他心中因而获取了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力量：达于时空、与天地万物交融、与世界从容交谈的力量。他开始获得一种世界意识，以至宇宙意识：他进入了世界的核心，进入了万物，与其合而为一。此时的诗人，他的精神已遍及时空，触及万物，优游无碍，与世间万物呈足够的交叉关系、相容关系：包容于万物之中。”[3]
王小妮说：“让我们回想一下，现在的春夏秋冬一年里面，能有几个朗朗的晴天？如果一个人能在他自己的头顶上，随时造出一块蓝天，只有他才能看见的，是蓝到发紫的蓝天，这不是人间的意外幸福吗。有许多人说，他除了等飞机，三年五年里都没抬头看过天，他活着其实是个负数，是亏损的。”[4]
李琦说：“少年时代，我学过舞蹈。在我眼里，舞蹈老师简直灵异而神奇。她说，把手伸起来！伸向天空的时候，要感觉到手就在长……她还在指导我们在舞蹈中发现远方。她说：往远处看，眼里要有一个远方，非常美、非常远的远方……想起遥远的少年时代，我更清楚了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也越发理解了当年的舞蹈老师。她是那种真正爱艺术的人，犹如我真正需要诗歌。老师的舞蹈和我的写作首先是悦己的，是一种自我痴迷，是心旷神怡。现实生活是一个世界，舞蹈或写作是另一个世界。我们是拥有两个世界的人。现实生活里经历的一切，会在另一重精神世界里神秘地折射出来。实际上，只有在这个虚幻的精神世界里，我们才能蓬勃而放松，手臂向天空延长，目光朝远处眺望。这才真正是‘诗意地栖居’”。[5]
蓝蓝、杜涯、王小妮、李琦均是新世纪来很有影响的诗人。蓝蓝、杜涯的话直接表明了她们对天地境界这一人生最高境界的认同与向往。王小妮提出的在自己的头顶上造出一片蓝天，是用自己的语言方式表达了诗人企望一种精神上的提升。李琦从舞蹈老师那里悟出的“现实生活里经历的一切，会在另一重精神世界里神秘地折射出来”，实际也正是由现实世界向天地世界的一种延伸与超越。这些话不同于朦胧诗人的启蒙的宣告，也不同于80年代第三代诗人的语言的狂欢，其内涵的深刻与到位，反映了进入新世纪以来，年轻诗人的成熟。
基于天地境界的诗歌写作即是所谓灵性书写，强调的是精神境界的提升，即由欲望、情感层面向哲学、宗教层面的挺进，追求的是精神的终极关怀和对人性的深层体认。每一位诗人，因为所处环境不同、经历不同会有不同的人生经验，但这些具体琐屑的人生经验永远满足不了诗人理想与情感的饥渴，他渴望超越。灵性书写，就是诗人实现精神超越的一种途径。
卢卫平从小就有一种对天空的向往，这是母亲留给他的启示：“我四岁时母亲教我数星星……／母亲说世上没有谁能数完天上的星星／没有谁不数错星星／没有星星会责怪数错它的人／数过星星的孩子不怕黑夜／星星在高处照看着黑夜的孩子/母亲死后留给我的除了悲痛/就是我一直在数的星星”（《遗产》）正是母亲从小教导他的对浩渺星空的敬畏，他才写出了这首颇有深度的《在命运的暮色中》：
在命运的暮色中／一个盲人在仰望天空／一个聋子在问盲人看见了什么／盲人说看见了星星
聋子沿着盲人的方向望去／有星闪烁／聋子问你是怎么看见的／盲人说坚持仰望／就有不灭的星在内心闪耀
你听见星星在说什么／盲人问聋子／聋子说星星正和我们的患难兄弟／哑巴在交谈／哑巴的手语告诉我／星星将引领我们走向光明的坦途
这是一首带有浓重的寓言色彩的诗。盲人和聋子，他们尽管肉体的感官有缺陷，但他们依然能够凭心灵感官感应这个世界，这种特殊的感应能力是基于信仰与大爱：他们坚持仰望，坚持倾听，最终都获得了心灵的补偿。这是一种向上的灵性书写，强调的是精神境界的提升。
鲁西西也是一位善于从平凡的生活现象得出不平凡的人生体悟的诗人。1、2、3，这是今天幼儿园的孩子就认识的最简单的数字了，鲁西西却从中发现了诗：
让我先说说1吧，这是多美的第一天。
我不得不把1当作一个章节。
凡歌里有2的，这歌就不是孤独的。
当我说到2，我们就开始含笑，
因为有了爱情，就有了指望，
特别那爱情，是我们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3是众人，土地，是大多数，
这么多的儿女，果园，和香柏树，我爱他们，
但是没有感到心满意足。
这首诗题为《创世纪》，这么大的题目，鲁西西写来，却举重若轻。１、２、３是一切事物的起点，却通向无穷，通向永恒。诗人用三个简单数字架构全诗，这与老子《道德经》上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恰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正是中国诗人笔下的“创世纪”。鲁西西具有一种把哲理的思辨溶入到她的艺术知觉的能力，当她面对外部世界的时候，她所捕捉与描绘的意象通常与她内心的感悟浑然一体：
每天早晨，当我醒来，/都听见有个声音对我说：把手伸出来。/太阳光满满地，落在我手上，/一阵轻风紧随，把我的手臂当柳树枝。/还有那眼看不见，手摸不着的，/你都当礼物送给我。/我接受的样子多么温柔啊！
这首题为《礼物》的诗，表面上写的是清晨所见所感，却不同于一般的即景之作，人与自然是那样的谐和，充满了一种博大的胸怀和感恩的心念。
前边提及的郑敏的《最后的诞生》，是一位高龄诗人在面对人生大限到来之前的思考。但新世纪的中青年诗人，尽管距生命的终点还很远，却也同样对人生的终极发出了自己的追问：
老了，都老了/天上的风吹去流云/像吹去从前的欲望/暮色徐徐降临，亲爱的老婆子/我要挨着你睡了/如果死了，你不要摇着我的尸体/哭到太阳升起/将我埋了吧，埋在/自己的地里，并恳请/土地将你也收去/我们一生热爱土地/死了，就让我们的白骨/赤裸裸地搂着/一万年，还爱着
（江一郎：《老了》）
我老了拄着拐杖把走过的路重新走了一遍/粗心时犯过的许多错/无意中伤害过许多人/快进棺材了才知道全是我的罪/趁现在还有力气说话/小草啊秧苗啊刺槐啊恩人和仇人啊/我要一一找到你们/捧出真实的泪水郑重道歉
（徐俊国：《道歉》）
百年之后当我们退出生活/躺在匣子里并排着依偎着/像新婚一样躺在一起/是多么安宁
百年之后我们的儿子和女儿/也都死了我们的朋友和仇人/也平息了恩怨/干净的云彩下面走动着新人
一想到这些我的心/就像春风一样温暖轻松/一切都有了结果我们不再担心/生活中的变故和伤害
聚散都已过去缘分已定/百年之后我们就是灰尘/时间宽恕了我们让我们安息/又一再地催促万物重复我们的命运
（大解：《百年之后——致妻》）
“百年之后”，是早晚谁都要面临的，但是在消费时代忙于生计或享受的芸芸众生，却无暇也不愿去面对这个问题。诗人们却认真地思考了，或则要把刻骨铭心的爱持续到另一个世界，或则是在对自己一生的错误表示忏悔，或则是感到宽慰，因为“时间宽恕了我们”，万物将“重复我们的命运”。这是面临生命终结的一种冷静的达观，对生活在碌碌红尘中浮躁而不知自拔的当代人不啻一剂良药。
俯视大地：关注弱势群体与日常经验写作
仰望天空体现了诗人对现实的超越，但这不等于诗人对现实的漠视与脱离。人生需要天空，更离不开大地。终极关怀脱离不开现实关怀。能够仰望天空的诗人，必然也会俯视大地。新世纪诗歌中的现实关怀无所不在，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中渗透着强烈的人文情怀，另一方面是强调日常经验写作，让诗歌具有一种平常心。
一些在八九十年代有影响的先锋诗人进入新世纪后，写作重心出现了变化，开始把眼光投射到社会的弱势群体身上，用内心充满人文关怀的光芒去照亮世界的暗处。翟永明的《老家》和沈浩波的《文楼村纪事》，均触及了河南农村由于贫困而卖血的令人震惊的情景；王小妮的《背煤的人》和蓝蓝的《矿工》，则透过矿工的匍匐的身体、浑浊的眼睛揭示出他们在黑暗中的灵魂；荣荣的《钟点工张喜瓶的又一个春天》和尹丽川的《退休工人老张》，写出了底层的艰苦生活对劳动者造成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戕残。而诗人们关注底层的生活状态，不是仅仅停留在底层生活场景的展览上，而是把生活中的原生态的东西加以提炼，予以意象化或象征化的处理，从而使平凡的场景和意象散发出诗的光芒。“卖肾”，光听到这两个字就会让人心惊肉跳，诗人却对这一残酷的悲剧场景予以意象化的处理：
一只微弱的萤火虫要出卖它的一半光亮/一只艰难飞翔的小鸟要出卖它的一面翅膀/墙的表情木然/我走出医院的大门/又是春天了啊/春天里两个字刺疼我的眼睛/春天里的一只肾已经或就要离开它的故乡？
（丁可：《卖肾的人》）
社会上的黑煤矿、黑砖窑吞噬过多少民工的生命，诗人没有直接描写这些血淋淋的场面，却抓住了“捕蝇纸”这一意象：
捕蝇纸上落满苍蝇/这些黑苍蝇/这些没有户口的苍蝇/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梦想中的山珍海味/因为一张纸就咫尺天涯/我数不清还有多少苍蝇在前赴后继这些乡下的苍蝇/他们至死也难以明白/这纸上的液汁看上去像蜜糖/怎么一沾上就是毒药
（卢卫平：《捕蝇纸》）
由于跳出了对现实中民工遭遇的具体描述，“捕蝇纸”这一意象的后边就凝聚了深厚的悲剧内涵，不仅是对当下的中国的，而且是对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类似社会现象的概括。
在对弱势群体的描绘中，重要的还不只是写出他们生存现状以引起社会的关注，而在于对弱势群体精神状态的开掘。这是诗人对一位像“牛一样拉车”的老人的描绘：
这个在烈日下，低头喘着粗气/牛一样拉车的/有人告诉我/是英雄
这个裸着上身，无比酸臭/皮肤比焦炭还黑的/有人告诉我/是英雄
这个瞎了只眼/面部表情像非洲木雕/丑陋，又那么悲苦的
这个咬着牙齿/小腿肚子剧烈颤抖/被一车如山重物/死死压着的
——我分明看见，分明看见/这是一个不堪重负、而又强硬地/忍耐着，不吭声的最贫贱的老头
（江一郎：《英雄》）
诗人在这位老人身上看到的是异乎寻常的重负，异乎寻常的坚忍，其外在的丑陋与内在的英雄气质构成的强烈反差，令人慨叹不已。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进入新世纪后在打工者群体中也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诗人，郑小琼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东莞的打工妹曾有这样的对打工生涯的描述：“我在五金厂打工五年时光，每个月我都会碰到机器轧掉半截手指或指甲盖的事情，我的内心充满了疼痛，当我从报纸上看到珠三角每年都有超过四万根的断指之痛时，我一直在计算着，这些断指如果摆成一条直线，它们将会有多长，而这条直线还在不断地、快续地加长之中。此刻，我想得更多的是这些瘦弱的文字有什么用？它们不能接起任何一根断指。”[6]正是郑小琼目睹断指的疼痛感，直接激发了她写诗的冲动：“我知道，我体内原来有着的某种力量因为指甲受伤的疼痛在渐渐地苏醒过来。它们像一辆在我身体里停靠了很久的火车一样，在疼痛与思考筑成的轨道开始奔跑了，它拖着它的钢铁身体，不断地移动着。”[7]于是她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你们不知道，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剩下喧哗，奔波/加班，薪水……我透过寂静的白炽灯光/看见疲倦的影子投影在机台上，它慢慢地移动/转身，弓下来，沉默如一块铸铁
（郑小琼：《生活》）
我转身听见的声音，像一块块被切割的铁/圆形，方形，条状……我无法说的铁/它们沉默，我们哭泣，生活的铁锤敲着/在炉火的光焰与明亮的白昼间/我看自己正像这些铸铁一样/一小点，一小点的，被打磨，被裁剪，慢慢地/变成一块无法言语的零件，工具，器械/变成这无声的，沉默的，喑哑的生活！
（郑小琼：《声音》）
这是流水线上打工者的痛彻心肺的呼唤！联想到近年来深圳富士康员工连续出现跳楼事件后社会各方的诘问与思考，可以发现郑小琼早在几年前就已经用诗歌深刻地揭示了人在资本的重压下已经工具化，沦为机器的附属品的残酷现实。
实际上，进入新世纪，关注弱势群体不是一两个诗人的个别行为，而成了新世纪诗歌创作的一种明显的趋势。李少君是较早关注这种现象的诗歌编辑，他编选了《21世纪诗歌精选·草根诗歌特辑》，推出了王小妮、杨键、黄灿然、雷平阳、江非、卢卫平、田禾、江一郎、辰水等25位草根诗人。他还撰写了《草根性与新诗的转型》一文，认为“这些具有草根性特点的诗人们，也正在暗暗地汇成潜流，逐步浮出水面。”[8]柳冬妩则对打工诗人的情况做了认真的调查，在其《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关于“打工诗歌”的白皮书》中这样评价打工诗歌：“‘打工诗人’的写作恢复了写作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张力，恢复了文本与来历性经验的直接联系。……他们真正地用他们的信仰、心灵甚至忍辱负重肩负起写作的旗帜时，也许他们的声音在世俗的狂风中细若游丝，但却让我们觉得弥足珍贵。”[9]
关注弱势群体的写作不仅牵涉到诗人的写作倾向，而且关系到诗歌的内在质素。历史并非滋生幸福的土壤。诗是哭泣的情歌，大凡留传后世的伟大诗篇，都不是为统治者歌舞升平、为豪门描绘盛宴之作，而恰恰是与底层人民息息相关的。这绝非偶然。底层总是与苦难相伴，而苦难则往往孕育出动人的诗篇。伟大的诗人都有一种苦难意识，这里不单有对社会生活的苦难体验，更有诗人在精神上去主动承受苦难的一种人生态度。夏济安说过：“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耶稣基督在荒野里对魔鬼说：‘撒旦，走开！’这些都是两位教主生命中的大事，从那时候开始，他们悟到了‘道’，他们有了自信。这种内心的动作，应该和释迦托钵乞食，耶稣治疗麻疯病人这种外界的动作一样重要，甚或更为重要。”[10]这段话也可以理解为，如果没有释迦托钵乞食、耶稣治疗麻疯病人那样身历苦难，如果没有他们那颗博大的爱心，也就不会有他们得道时的“悟”。对诗歌之“悟”，似也可作如是观。
当然，作为诗歌，关注弱势群体的写作不应只是一种生存的吁求，它首先还应该是诗。也就是说，它应遵循诗的美学原则，用诗的方式去把握世界、去言说世界。伟大的诗歌植根于博大的爱和强烈的同情心，但同情的泪水不等于诗。诗人要将这种对底层的深切关怀，在心中潜沉、发酵，调动一切艺术手段，用美的规律去造型，达到美与善的高度谐调与统一。也许这才是关注弱势群体的诗人所面临的远为艰巨得多的任务。
新世纪诗人的现实关怀，除去表现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外，还表现为重视日常经验写作，让诗歌贴近世俗人生。
荣荣在2003年《诗刊》第6期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让诗歌拥有一颗平常心”；蓝蓝也写过一首诗，题目叫《让我接受平庸的生活》。我认为，这两个题目不仅代表了荣荣和蓝蓝，也代表了新世纪以来相当一部分诗人写作的一种姿态，那就是摒弃浮躁，摒弃急功近利。这既是对80年代以来青年诗人中普遍存在的“先锋情结”的反拨，同时也是在消费时代诗人的一种自我保护。由80年代起步的诗人都曾经过那么一个阶段，你“先锋”，我比你还“先锋”；你“第三代”，我就“第四代”、“第五代”……。由于纠缠于先锋情结，迷恋于时间神话，使有些诗人在层出不穷的诗歌实验和追风写作中迷失了自我。新世纪的诗人，对这种情况不约而同地进行了反思。侯马说：“我就是要做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在场者，做一个彻头彻尾的当下历史的创造者和见证者，我要代一代人，首先代我自己，活着，感受以及表达”。[11]陈傻子说：“写了许多年的诗，受了许多观点的蒙蔽，曲曲弯弯走了许多岔路，前几年才明白，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是，自由，自然，自在。”[12]王小妮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说过一句话：“生活不是诗，我们不能活‘反’了。我们要先把自己活成一个正常人。”[13]对王小妮而言，她最看重的是自由。她要按自己的本性去生活，去写作，“无声地做着一个诗人”。路也主张写细微而具体的日常生活，她批评那些远离生活的诗作：“一个诗人不该把自己架空，跟看不见摸不着的未来呀岁月呀流浪呀马呀月光呀荒原呀梦呀心中的疼呀黑暗呀永恒呀搅和在一起，我害怕那种诗，在那种诗里生命大而无当，连谈一场恋爱都那么虚幻，没有皮肤的触摸的快感，仿佛爱的对象是万米高空上的云或者峰顶上的雪莲——写诗的目的难道是为了离地球越来越远，而离火星和天王星越来越近么？”[14]她的诗纯情，自然，她喜欢通过具体的事物来展示其生命的底蕴。她的《单数》，从身边事物出发，写尽了一个单身女人的心境，是当代女性诗歌不可多得的佳作。荣荣则以女性最熟悉的厨房生涯为题材，写出了一首《鱼头豆腐汤》：：
用文火慢慢地熬/以耐心等待好日子的心情/鱼头是思想豆腐是身体/现在它们在平凡的日子里/情境交融合而为一/像一对柴米夫妻/几瓣尖椒在上面沉浮/把小日子表达得鲜美得体/当然鱼最好是现杀的/豆腐也出笼不久/像两句脱口而出的对话/率真直白本色/最耐得住时间和火/身在异乡时鱼头是个故己/豆腐像心情落寞/别上这道菜啊否则/有心人会将餐桌上那种吸溜/误认作抱头痛哭声
一道寻常的菜，两种普通到极点的事物：鱼头和白菜，经诗人精心的调制，竞成了一首颇有特色的诗。你不能不佩服诗人的眼光，她偏能在最琐屑的生活中，在一般人认为最没有诗意的地方发现诗意。这也正印证了荣荣的诗观：“这么些年的坚持，是缘于内心对诗歌的热爱，因为这份爱，便特别喜欢那种由心而生的随意的诗歌，自然的诗歌，技巧总要退而居其次……”。[15]
日常经验写作，是要把诗歌从飘浮的空中拉回来，因此更需要诗人有独特的眼光，把掩埋在日常经验中的诗意发掘出来，要在灵与肉、精神与物质的冲突中，揭示现代社会的群体意识和个人心态，让日常经验经过诗人的处理发出诗的光泽，让平庸的生活获得一种氤氲的诗意。滚铁环，这是王家新儿时与许多孩子共有的人生经验，多年以后他对这一游戏有了新的体悟：
我现在写诗/而我早年的乐趣是滚铁环/一个人，在放学的路上/在金色的夕光中/把铁环从半山坡上使劲往上推/然后看着它摇摇晃晃地滚下来/用手猛地接住/再使劲地往山上推/就这样一次，又一次——
如今我已写诗多年/那个男孩仍在滚动他的铁环/他仍在那面山坡上推/他仍在无声地喊/他的后背上已长出了翅膀/而我在写作中停了下来/也许，我在等待——/那只闪闪发亮的铁环从山上/一路跌落到深谷里时/溅起的回音？
我在等待那一声最深的哭喊
（王家新：《简单的自传》）
在诗中，滚铁环不再单纯是一种寻常的游戏，而被赋予了象征内涵。滚铁环的男孩，就像不停地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样，为了理想永不言弃，这也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写照。在这个滚铁环的孩子身上我们看到了诗人对诗的钟爱，对诗人使命的理解，以及把诗歌与生命融为一体的人生态度。
日常经验写作，重点不是写生活琐事，而是写人，写人的精神、人的命运，自然要以人性为基础不可。进入新世纪以来，诗人们进一步展开了自觉的人性的探求，尤其表现为对人的生存权利和人的尊严的渴望和呼唤，坚持诗的独立品格，坚持开掘在普通人身上展现出来的美好的情操。这是一位“７０后”诗人笔下的父亲：
我出门望了三次，天黑尽了/父亲才回来/背上背着个背兜/背兜里装着个猪食桶/他耙了田，在离家/五百米远的地方伺候他的那些猪/饱食了最后一顿才满意归来/作为一团移动的黑影/他从竹林下边一点一点上来/显得特别巨大
二十五瓦灯泡的光照下/桌子上放着一条烟/两瓶酒/他说烟太贵，酒太淡/你把我当外人了
（金轲：《父亲！父亲！》）
这是一首唱给父亲的深情的颂歌，标题中“父亲！父亲！”两声急促的呼唤让人感受到对父亲的强烈思念。但诗歌正文却不是采用这种呼告式的抒情，而是展示了父子会面这一系列极有生活气息的细节。父亲的身影“从竹林下边一点一点升上来／显得特别巨大”，这既是实写父亲越走越近的感觉，同时渗透着对劳动者父亲的礼赞；父亲的话则朴实木讷得让人感动。再看另一位诗人的作品，题目是《羡慕》，羡慕什么呢，原来是在比萨饼店所目睹的一个小小的场面：
有什么特别的事在我身边发生了吗？/一对乡下来的年轻夫妇/围坐在圆桌旁，吃比萨。/我看见那男的，每切一块，就分一半/给那女的。他们一直这样，/默无声息地分着吃。/最后的一块，已经蒜头那么大了，/那个男的还是切了一半，给了那个女的。
（鲁西西：《羡慕》）
在特定的场合，一对农村青年夫妇之间的温馨的爱感动了城市中的年轻的女诗人。于是，不加修饰，不加评论，让生活自身呈现出来，便造就了一首颇有人情味的诗。可见离开了人性的诗，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更不会引起他们的共鸣。优秀诗篇，总是以展示美好人性为指归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0936800101ek7p.html
|
发表于 2012-11-4 16:13
收藏
分享
发表于 2012-11-4 1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