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宫白云 于 2012-10-10 19:15 编辑
《当代诗人》杂志社访谈
提问：江 野（《当代诗人》诗刊主编）
回答：
吴投文(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张立群（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 王士强（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博士） 张厚刚（聊城大学文学院博士）
1、“风雅颂赋比兴”是中国古体诗词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意境与格式高度融洽的古典诗歌上可谓相得益彰。若用在新诗上总会使人感觉到牵强附会，中国古典文学底蕴和西方形式表现手法形成的中国诗歌使西方诗学理论批评的解构主义望而却步，那么中国新诗经过长期的发展与探索是否已经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新诗理论和批评？又或者达到作品与理论同步成熟的必要条件有哪些？
吴投文：中国新诗的发展与探索不尽如人意，百年新诗似乎并没有产生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顶尖诗人，也就是那种足以代表中国文化和艺术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广泛认同的标志性诗人。当然，中国新诗可能并不缺少在世界上产生区域性影响的重要诗人。这说明中国新诗还没有达到真正成熟的形态，还没有形成能够充分彰显出民族艺术个性的基本范式。新诗理论与批评面临同样的问题，与新诗的处境息息相关，两者其实是互为一体的关系。自新诗诞生以来，新诗理论与批评就一直面临着很大的历史压力。这种历史压力主要来自于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断裂，不管如何为新诗辩护，这种断裂是客观存在的，是特定的历史语境施加于新诗的命运。时至今日，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似乎仍未改变，认为新诗是一种用现代汉语写成的西方诗歌，是一种行迹可疑的文体。从新诗的现状来看，很大一部分文学专业人士对新诗的了解非常有限，甚至几近如无，一般读者对新诗的隔膜和无知，更是触目惊心。在即将迎来新诗百年华诞的时候，新诗的边缘化呈现出进一步加剧的态势，新诗的这种尴尬处境确实引人深思。新诗的处境也折射出新诗理论与批评的基本问题，新诗的症结可以在两者的互动关系上找到某些深层原因。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新诗与新诗理论批评同源共生，两者具有共同的起源语境，也面临共同的问题。新诗理论与批评在与西方诗学接轨的基础上另起炉灶，它所依靠的基本理论资源具有明显的移植性特征，而其民族诗学内涵显得非常薄弱。中国古典诗学的基本命题在新诗理论与批评中被悬置或移除，尽管中国古典诗学作为一套学术话语仍然自成体系，在学院体制里得到专门性的研究，但对新诗写作和新诗理论与批评基本上不再产生直接性的影响。新诗理论与批评的话语模式与中国古典诗学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文化底色，这也是新诗理论与批评至今仍然水土不服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新诗理论与批评至今尚未建构出自身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新诗理论与批评还远未形成独立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理论批评形态，似乎也远未发挥堪与新诗创作产生良性互动的效能，其中包含着诸多复杂的症结，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清理和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的新诗理论与批评是重要的历史关节点，在总结近百年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应该有一个新的起点。至于新世纪新诗理论与批评的基本症结，也应该在新诗发展的整体性视野中进行诊断和纠偏，从对新世纪新诗理论与批评的症候分析中，也可以把握其发展的基本路向。在我看来，新世纪新诗理论与批评的症结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理论原创层面的多维度缺失；其二，艺术审美层面的主体性迷失；其三，价值评估层面的伦理性困境。新世纪新诗理论与批评的基本症结，应该在新诗发展的整体性视野中进行诊断和纠偏，从对新世纪新诗理论与批评的症候分析中，也可以把握其发展的基本路向。
张立群：这应当是一个时间沉积的问题，正如中国古体诗词可以形成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新诗发展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如果将百年新诗分成现代、当代两段的话，那么，现代诗歌史确有朱自清、废名、袁可嘉等形成自己的理论，其中，废名的诗歌理论主要建立在对中国文学的认识上，他是现代文学史上少见的不依赖西方诗歌理论资源的诗人兼理论家。比较现代，当代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并未沉积更多，而80年代以来的新诗的理论和批评又因为时间原因而沉积得不够，不过，正如我们今天看现代诗歌史一样，加以时日，80年代以来的新诗理论研究和批评会得到历史的承认。
由时间的沉积看待“作品与理论同步成熟的必要条件”，我想优秀的诗人、公认的作品、一流的研究者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由此比较新诗与古典诗歌的历史，新诗还是短暂了一些。而对于新诗研究是否客观、公正，能否与作品创作同步成熟，这不仅需要历史的沉积、时间的检验，还需要沉积过程中良性的语境和诗人、理论家的共同努力。
王士强：中国新诗虽然至今尚不足百年，但其创获堪称伟大而丰富，已形成自身的传统，这种传统既有异于中国古典诗歌，也与西方诗歌迥然有别，有着自己独有的特色。但另一方面，处身“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由于社会动荡、政治高压等的原因，一个世纪以来人们的精神与思想多处于漂泊无定、暧昧不明的状态，缺乏稳定的价值观支持与充分的艺术创造空间，艺术生产力并未得到真正的生长和释放。再者，作为诗歌载体的“现代汉语”其出现的历史还很短暂，从语言形态上来说也并未达到成熟和稳定，而且其被政治话语深度侵蚀和绑架，其发展可能性严重受限，所以，我觉得中国新诗离真正的自由状况、成熟状况还很远，现在不过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而已。惟其如此，更凸显了诗人的责任与光荣。
张厚刚：“风雅颂赋比兴”对于中国古典诗歌来言，既是一种诗歌观念，也是一种创作方法。但如果套在中国新诗的头上，就成了刻舟求剑、附会牵强。对于中国新诗的创作和评论，其效用非常有限。因为中国古典诗歌与中国新诗无论是所秉持的哲学态度还是创作所使用的语料上，都有极大的不同。比如天人合一的观念已被人道主义所取代，现在又有了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主义，再比如古典诗歌的“文人情趣”，在现代诗歌中也遭到厌弃。当然这里面牵涉到诗歌的审美转型，即从古典的审美到现代的审美再到当下的出现了后现代质素的审美，其形态、标准、功用都发生了显著变动。古典诗歌适应了农耕文明、宗法社会的审美范式，中国新诗（尤其是当下诗歌），面临的时代和以往大不相同，人的存在感开始飘忽难定，人的精神上的整体性渐渐被碎片感取代，体验生活的方式和关注的焦点都发生了位移。以致于“风雅颂赋比兴”那一套，已经不大顶事了。当然，“风雅颂赋比兴”对中国新诗仍然具有很好滋养作用。
中国新诗每一步的发展中，其理论和批评总是如影随形，理论总在参与、推动了诗歌创作，其作用不可抹煞。但是新诗理论多是拘囿于一时一地一派，是诗歌的“局部性”真理，如果说现在已经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新诗理论和批评，从学理上讲，我看还没有。这将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过程。
中国新诗作品与理论同步成熟的条件，我认为诗人、诗歌评论者，需要达成审美的现代转型。诗人、评论者由于受到传统的干扰、意识形态的干扰，其理解世界的角度常常掺入“非诗性”因素，理解世界的角度需要调整到诗的状态。
2、作为中国新诗的前沿观察者与研究者，你认为在“百花齐放”的形式外，新诗创作者们必须保持一致的地方是什么？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曾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区分了“外部语言学”与“内部语言学”，其中提到了语言系统的“固有秩序”作为语言艺术的诗歌表现手法，从语言学的视角出发，新诗理论和批评在“细读”一首诗歌的价值时是否存在共通的地方呢？
吴投文：新诗在形式上的实验和探索确实是多种多样的，说是“百花齐放”，至少表面上看来是如此。不过，问题可能也在这里，新诗的“内部问题”大概在形式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可以说，新诗的形式问题是缠绕新诗发展的一个基本症结，很难绕过新诗的形式去谈新诗的“内部问题”。实际上，新诗之“新”这个名头之所以难以去掉，恐怕主要还是形式之“新”没有获得一般读者的广泛认同，诗人对新诗之“新”在形式上的体现也存在理解上的巨大差异。就形式层面而言，时至今日，诗人不可能达成哪怕最脆弱的共识，这是新诗写作的活力，也是新诗写作的陷阱。在严肃的诗人那里，对写作的尊重和维护诗人的尊严是一种动力，此外，诗人必须保持一致的地方恐怕没有，对规范的反叛似乎是诗人的本能。在不同诗人的认识中，新诗本体呈现出不同的侧面，似乎新诗从来就没有一个面向所有诗人开放的“正面”。
新诗鉴赏和研究中的“细读”是一种有效的阅读和研究方法，尤其对有难度或晦涩的现代主义诗歌更见效果。不过，在具体的文本细读中，情形非常复杂，不同的读者和研究者由于切入诗歌的角度不同，恐怕也难以找到相应的交叉点，并不一定必然具有“共通性”。“细读”实质上是一种在理论层面上展开的研究性阅读，有时会与读者或研究者的真实感受存在一定的距离，形成一种阅读中的“假象”，因此，“细读”并不一定总是真实可靠，也不一定有什么“科学性”或“客观性”，也就很难说得上有什么“共通性”。另一方面，“细读”的适用范围有限，对所选的材料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并不是所有的诗歌都适用“细读”。尽管“细读”在文学教学中有其可行性，但在事实上，有时一首诗经过教师详尽的“细读”后，学生反而会陷入更深的迷惑之中。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体会，有时读一些诗歌“细读”方面的文章，反而摸不着头脑，更加糊涂。我倒以为，诗歌阅读中的感悟至为重要，要尊重自己的直觉或直感，所谓悟者自悟，这与读者的灵性和悟性大有关系。尤其是对有神秘意味的诗歌，实际上是说不得什么的，只有靠自己慢慢去悟。“细读”的繁琐和牵强附会也是一个弊病，往往会使读者感受不到诗意和诗美，这大概也是造成读者畏惧诗歌的一个原因。
张立群：首先需要表明的，我并不是中国新诗的前沿观察者与研究者。出于研究和工作的需要，新诗研究只是我研究范围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吧。对于新诗，我之所以还能保持一定的敏感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曾经写过并发表过一些诗，至今，我有时还将以前没发表的诗拿出来改一改。之所以说这么多，是想表明创作者一旦担负起诗人的称谓，就会有自己的某些观念。以我为例，很常时间内，我喜欢说诗歌应当是“真善美”，这里面隐含的问题是过于注重技巧，会使创作陷入到千篇一律的形式主义甚或怪诞一路的泥潭。但现在，我觉得“真善美”也过于笼统。如果进一步剖析的话，真应当是真情实感，诗还是应当从内心出发，有真的、纯粹的生命感；同时，真还应当提升到一种境界的层面，惟其如此，才能抵达善、美，才会让技巧有更为圆熟的空间。此外，诗人在写作时必须对待自己的创作保持一种真实，如果你对自己的创作表示认同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有诗意的文字，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分行的自由体未必是诗，诗应当有内在的结构和韵律。当然，此时说诗，已涉及到创作伦理和文体辨别的问题了。
至于后一个问题，我想应当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吧。新诗理论和批评在“细读”同一首诗时会有术语、角度重复之处，但评论者的个性会使具体的解读存有个性差异，因而，我相信“共通”，但更肯定“个性”。
王士强：我认为新诗创作者们应该保持一致的是“保持不一致”，也就是说，诗人应该保有独立性，发扬个性，与权力、体制等庞然大物拉开距离，“不团结就是力量”，实现个体的创造。现在的诗人，表面上有个性的多，真正有个性的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体制的力量太强大了，同时也反衬出个人主体力量之弱小。但对作为时代良知代言者的诗人来说，如果不能对此种状况有所警醒、有所反抗，反而是削尖了脑袋挤进腐朽的权力体系之中以求多分得一杯羹，那么其存在的价值、合法性何在？所以，我觉得现在诗人们的问题不在于“保持一致”的地方太少，而相反其实是太多了。
“细读”对于诗歌批评、诗歌理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只是细读的水平、准确性如何。现在优秀的诗歌仍然缺乏细读、缺乏阐释、缺乏卓越的读者。卓越的读者与卓越的作者一样，同样是稀缺、可遇不可求的。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对于“细读”的要求有侧重点的不同，但我认为其共同之处更多，因为只有将内部与外部、文本与人本、审美与政治等因素较好的结合起来，才是合格、有效的细读文本。
张厚刚：新诗的创作者们保持一致的地方在于：必须关怀人类，具备天地精神，必须尊重诗，敬畏诗。
中国新诗的解读与索绪尔“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的分类，有共通的地方。把诗置于“艺术品”的位置，封闭在审系统内部，凸显其审美品质，这是“细读”一首诗的本分。这和索绪尔的“内部语言学”有共通之处。
但诗，乃至于广义的文学，不可能仅仅是呈现为“艺术品”，作为人类的精神创生物，它的社会性是显而易见的，它和其作者外部社会环境如民族、宗教、历史、地理等因素血肉相连，难以分割。
3、文学批评家洪治纲在《个性与文风》一文中说：“毫无疑问，文学批评也是一种创作。只不过它与一般的文学创作有所不同，必须注重科学性，突出批评家理性的审美发现。对原作品进行内部的升华与再创作使读者更近一步的品尝诗歌醇香的酒液似乎已经成了诗歌批评家们的责任。”我注意到其中所说的科学性，这个科学性是否就是新诗批评的秩序和准则——新诗理论呢？
吴投文：在文学研究中，科学性和审美发现是否可以兼容，我觉得倒是一个疑问。在诗歌鉴赏和研究中，大概没有“科学性”的位置，需要突出的恰恰是审美发现。科学与艺术相敌对，几乎是没有办法调和的。新诗批评和研究固然有自己的秩序和准则，但那是一种精神的秩序和准则，似乎不需要“科学性”这个多余的客人。新诗理论如果片面强调所谓的“科学性”，那无异于引狼入室，自寻绝路，是不可能有什么建树的。新诗理论要回到艺术的真实处境中来，把精神现象作为归宿，充分容纳人文性的含混和神秘，这是科学所力不能及的领域，也不能以科学性作为评价的标准。新诗理论的秩序和准则应该是一种最高的自由，在自由中限制多余的部分，剩下的就是最恰当的部分，这大概就是新诗理论的内核和实质。
张立群：洪先生所言的科学性，应当指学术规范，理论研究及批评的客观、公正。文学批评自然不可与文学创作同日而语，这是因为文学创作更注重形象思维，文学批评更注重理性思维。文学批评需要的是以准确、深入的分析，让读者更为具体地了解深藏于文学创作之中的妙处。新诗理论经由文学批评拓展而来，是理论化、系统化了的诗歌批评。笼统地说，新诗理论以及新诗批评是以科学性为秩序和准则是没有问题的，科学性应当是一切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共有特征。但反过来，在理论化的过程中，科学性不能完全替代理论应有的系统性、开放性等特征。而且，似乎很多读者都不喜欢那种死板板地理论，因而，在讲究科学性之余，如何生动、活泼、充满趣味的叙述，也是更为完美地实现科学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王士强：在我看来，新诗理论并不是比新诗批评更高一级的存在，它们只是所面对的对象和所要处理的问题有所不同，新诗批评更多面对个案、面对当下，而新诗理论更多是面对宏观、普遍性问题，两者各有侧重、互为依托、互相借鉴。“科学性”对于新诗理论与新诗批评来说均属题中应有之义，科学、公正、准确、客观是其最低的同时也是最高的标准。当然，科学性对于诗歌而言不是1+1=2，也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它有更多“科学”所容纳不了的因素，人文性、诗性、审美特性等应该是包含在上述“科学性”之中的。
张厚刚：科学性，是新诗批评理论的一个基础。但并不是唯一的，再者，诗歌批评中所说的“科学性”，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性”。诗歌批评的科学性，我理解为更多地是批评程序、评论逻辑的科学性，也就是一个诗歌评论者，你评价一首诗，判定其审美价值，是好是坏，必须是根据诗本身做出的，再者就是，评价的操作推演得符合逻辑。
但诗歌批评，更重要的是评论者的审美感受能力，缺乏对一首诗的审美感受能力，其他都谈不上了。遗憾的是，不少的评论家似乎并不太注重诗歌的审美感受力。
4、网络时代的出现使诗歌和诗歌批评都或多或少出现了审美上的疲劳，临屏的诗歌批量生产和快餐式的诗歌批评是否损坏了中国新诗？随意性、娱乐性的诗歌创作中真的能产生出值得阅读的作品吗？诗歌创作者是否应该有意识地提升诗歌创作的难度呢？
吴投文：临屏的诗歌批量生产和快餐式的诗歌批评确实是一大毒瘤，对新诗危害甚大。说到底，这是由诗人和诗评家的不负责任造成的，缺少严谨的艺术精神。诗歌写作的速度应该慢下来，不是说慢就一定会写好，但慢会带来更多的停顿，
可能会使诗人变得更加自由和敞开，这其中包含着诗人对自我的限制和发展。从另一方面来看，不能说随意性、娱乐性的诗歌写作就完全不能产生值得阅读的作品，但几率确实很低，要看运气和诗人自身的功底。以娱乐的态度对待诗歌写作，在网络写作中非常普遍，不值得忧虑，这些泡沫总会自生自灭的。不过，对真正的诗歌写作来说，难度是一块试金石，诗人应该有意识地提升写作的难度，这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而是诗人的本分。
张立群：网络诗歌及批评是一柄“双刃剑”，对于这一现象我过去曾持批评的态度，但现在我不持这样的态度了。网络诗歌及批评泥沙俱下，在很大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网络文学的整体现状。这里，既有文学生产、消费的问题，又有真实反映当代中国文学期刊发表机制、生存环境的问题，还有写作本身的大众文化权利的问题。因为网络诗歌及批评真实地反映了当代中国诗歌的现实，所以以损坏中国新诗的结论来评判它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说法。显然，我们应当允许同时也无权干涉任何一个写作者的创作，只不过这些创作如今被摆到网上，被人们更为清晰、迅捷地看到。可以肯定的是，在频繁地发帖、即兴的临屏创作中，肯定会有值得一读的作品，这是因为批量生产、快餐式的批评，或者是随意性、娱乐性的创作只是网络诗歌及批评的整体特征或只是现实特征，它不能涵盖全部的网络创作，很多诗歌网站具有很高的品位，点击、下载、援引甚至是被正式期刊选发就是一个明证。网络诗歌及批评需要的是时间的沉积特别是粘贴者的自律，进而形成良性的网络空间。
不过，从网络诗歌及批评的现状，我们确实应当看到，诗歌创作者需要提升诗歌创作的难度。这里，“难度”不仅包含深远的意境，也包括追求“真实”过程中的技巧，还应当指诗歌创作不断精进、超越的过程。
王士强：网络的出现不但对诗歌有重要意义，对整个人类而言都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一件大事，它所具有的平等、快捷、分享的“民主性”特征其价值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这应该是我们讨论网络诗歌的一个前提。批量生产、快餐式的写作的确是这个时代诗歌的重要问题，但是其根源并不在网络，网络说到底是一个工具（虽然是一个伟大的工具），最根本的还是在人本身，这个时代就是一个批量生产、快餐化、追求速率的时代，许多的诗人被同质化了，随波逐流，丢失了自己。
随意性、娱乐性的诗歌写作绝大多数当然只是这个时代喧哗而空洞的泡沫，只是制造一种繁荣的假象，但并无意义，“不过是浮云”。诗歌写作是有难度的，写作者应该对诗歌心存敬畏，应该尊重诗歌写作的难度，不断砥砺自己的思想与诗艺，如此才可能成为一位真正的诗人。当然，这种“难度”是内在而不是外在的，不应一味追求语言的陌生感而使得诗歌佶屈聱牙、不知所云，晦涩的诗歌可能是完全没有难度的，直白的诗歌也可能是高难度的，关键的问题在于作品有没有包含真正的艺术发现与创造，有没有强烈的艺术张力与魅力。
张厚刚：网络时代使得诗歌和诗歌评论“爆炸量”出现。但这并不会损害中国新诗，反而会增加好诗出现的几率。
好的作品和随意性、娱乐性没什么关联。诗歌史上，有很多诗歌都是即兴的、随意的状态下完成。比如顾城的《一代人》，就是迷迷糊糊的状态下写就的。
诗歌创作者不应该有意识地提升创作的难度，这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在诗人那里，诗自己为自己开辟道路，像水为水开辟道路一样，我们不可能想像让水为自己的爬行增加难度一样。
5、目前诗歌批评广受诟病的地方是只评不批，在对诗歌组成部分“文字”的系统扫描之后与其进行内部的对话，做出公正的批示。似乎很多诗人对此显得耿耿于怀，是出于对自己的不自信还是中国人常说的面子问题？
吴投文：目前制约诗歌批评的因素很多，其中人情是一大要害。人情批评盛行，诗人和诗评家都是受害者，这是当前诗歌生态不正常的一个重要表现。实际上，目前并不缺少有眼光的诗评家，而是缺少对诗评家的宽容和理解。诗歌批评广受诟病的“只评不批”不能只由诗评家来负责，我倒觉得诗人要负大部分责任，由于诗人的不自信，当然这也是面子问题，他们很忌讳真诚的批评，只乐意诗评家说“好”，不乐意诗评家说“坏”。在这样的情形下，诗评家往往很纠结，他们想说一些真话而不能，有时只好流于敷衍，或者言在此而意在彼，明眼人是应该看得出来的。目前的诗歌批评看起来缺少信誉，归根到底是诗人的创作缺少信誉，真正容得下批评的诗人并不多见，很多人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暴跳如雷，就大言不惭地指责诗评家不懂诗歌，那一副歪嘴确实令人厌恶。作为一个当前诗歌的观察者，我真诚地期待诗歌创作与批评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相互之间有真诚的理解，这才是一种正常的诗歌生态。
张立群：“只评不批”确实是目前诗歌批评界一个问题，而且，不客气地说，也是学院派批评的一个通病，它的极端表现形式是“边评边夸”。对于此，诗人们耿耿于怀是可以理解的。客观地看，当代诗歌批评者由于学养等先决条件，对诗歌作品进行整体的解读、分述几个方面一般都不成问题。批评需要客观、公正，批评者往往不愿担负“捧杀”和“棒杀”的称谓，因而，“只评不批”绝不是缺乏能力和自信心，这种现象如果一旦涉及“面子问题”则应当考虑到“写作者/批评者”的双重关系及其更为复杂的利益关系。当然，这里所言的“面子”不应当作贬义处理，也许用批评者的“身份”问题来概括更为恰当？而其中诗人与批评者之间的交流问题也同样应当成为一个重要方面。似乎这样讲下去会越说越复杂，不过，我还是期待“只评不批”的现象能够得到改观，而这，不仅是一个真实的问题，还有一个性格气质和勇气的问题吧！尽管，我这样回答，同样有点重复“只评不批”的逻辑。
王士强：诗歌批评存在的问题与诗歌创作所存在的问题同样多（如果不说更多的话），它是当今堪称恶劣的诗歌环境与文化环境的一部分，甚或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总有一些人勉力维护着这个行当的尊严，这很难，但总归是有那么一些人在，就像无论境况多么严苛，总归是有一些优秀的诗人在那里一样。诗人对诗评家耿耿于怀很正常，就像诗评家也经常会对诗人和时代的诗歌状况心存不满甚至牢骚满腹一样，所谓爱之深责之切，他们之间既是朋友，又是冤家，既互相挑刺，又互相推动着往前走。
张厚刚：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看作是诗歌批评的“有效性”问题。
当下的诗歌批评的毛病在于“诗歌批评”变成了“诗歌表扬”。丧失了诗歌批评的“科学性”，这种诗歌批评对于诗学理论的建构意义也就不甚了了了。这是诗歌批评中的“人情关系”因素的掺入，导致的批评失效。
还有一个问题，有些诗歌评论者对诗歌的评价，没“把诗当诗”，取消了诗和其他类型文学的区分，这样的诗歌评论从业者的专业技能是不过关的，操作起来，只能哈哈呼呼，笼统地说一起，挑几个显眼的词儿，解释解释，发挥发挥。要不就再谈谈诗歌的产生的背景呀，诗人的家世交游呀，以至于什么民族呀，历史呀，等等等等，看起来也蛮“郁郁乎文哉”，可就是没说到“诗”。这样的诗评家如果不自信，倒也没什么，可怕的是“自信满满”，也搞得一些诗人产生错觉，认为诗歌评论也就这么回事，耿耿于怀也就难免了。
6、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出现过很多的诗学主张，它们带着必然出现又带着必然结束，是否新诗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会导致一个诗学主张的出现。如果让你为21世纪的中国诗歌提出一个理性的、包容的、能推动新诗发展的诗学主张，在你心里它必须具备哪些条件？
吴投文：要确立诗学主张的有效性其实并不容易，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一些诗学主张之所以昙花一现，就在于有效性的缺失。需要注意的是，新诗每一个发展阶段并不必然会导致一个新的诗学主张的出现，诗歌创作并不一定和诗学主张捆绑在一起，两者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说实在话，我不能为21世纪的中国诗歌提出“一个理性的、包容的、能推动新诗发展的诗学主张”，我也不知道必须具备哪些条件才能提出一个新的诗学主张。不过，诗评家需要有真诚的热情、有敏锐的眼光、有开阔的视野，才有可能取得创新性的成果，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提出新的诗学主张的一个前提？
张立群：新诗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会导致一个诗学主张的出现，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时代变化，诗歌写作反映时代，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诗学主张。至于让我为21世纪的中国诗歌提出一个理性的、包容的、能推动新诗发展的诗学主张，并谈谈其必备条件，我想我只能勉为其难地说出：21世纪诗歌应当是有节制、有质地、有难度、有生命意识和文化品位的个性化、风格化的语言之歌。
王士强：中国新诗史上迄今已经出现很多的诗学主张，但真正有效的为数并不多，得到公认的更是几近于无。与其提供具体的诗学主张，不如讨论可能的、理想状态的诗歌氛围、环境，有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诗歌的健康发展自然是值得期待的。在我看来，它至少应该具有如下的特征：自由、多元、开放、以人为本、语言之美……最简单地，也可以说是百花齐放，我们说的当然是真正的百花齐放，而不是被允许、被改造、被设计的百花齐放，仅此一点足矣。
张厚刚：的确，中国新诗的每个发展阶段上，都会出现一定的诗学主张。一首诗的背后一定有诗学主张支撑，这些诗学主张有时候是大张旗鼓，有时候是隐匿不彰，甚至诗人自己都难以觉察，但仔细考索的话，还是能找到的。并不是新诗的创作导致的诗学主张的出现，而是诗学主张的出现引领了新诗创作的发展。
21世纪中国诗歌如果有其诗学主张的话，我认为它得融汇中国古典诗学智慧，达成现代诗歌的审美转型，重新思考人与诗的关系，安慰、滋润、呵护中国人的心灵。
转自吴投文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5960670101672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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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10 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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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11 06: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