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的命题——论周庆荣的“大散文诗”（之二）
文/老谷子
在动笔前，笔者想到了一句话：“为什么成千上万的散文诗作者、爱好者和大众都喜欢周庆荣的散文诗？其喜欢的根由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不好回答，因为这个问题不仅限于散文诗，也不仅限于文学，这个问题关系到重大的社会命题。关于这个重大的社会命题，在笔者痛苦思考了半辈子、特别是近些年来还未找到答案的时候，有幸相遇了出生于苏北的一个农民的儿子、著名散文诗人、思想者周庆荣。这里用“思想者”一词，或许读者没有想到，甚至认为有些过头，但笔者竟情不自禁地要郑重提出，因为这个词帮我们解答那个重大的社会命题找到了一些线索，并且它涉及中国文学的走向和本文要阐述的“大散文诗”的来源。
我们正处在一个精神空前浑沌、文化空前没落的时代，远远近近的春花春草被浓雾重重包裹，蒙胧的春意在压抑中抗争、生长；我们也像在一个黑暗的山洞里，大家争相举着火把，寻找着出口，然而大家不明白一个道理，火把越旺，出口越难找到。此刻，有个人高喊道：“灭掉火把”！寂静的一刻，仿佛一千年的时光，突然，前方一丝明亮的光划破了黑暗，大家欢呼雀跃，向光明奔去。想到这个虚构的情景时，笔者就暗示了周庆荣，他就是那个号召灭掉火把的人。
“冷静、客观、理性、布道”，是一个“思想型”诗人的综合体念，他胸怀全局、诗思万里、形于时空、寓意人际。周庆荣的散文诗透着一个“思想者”的理想，散发出一片普照众生的温暖的光芒。其意义深远，具有延伸性和永恒性。笔者认为周庆荣的散文诗是迄今为止中国为数不多的“大散文诗”。因为“我们意欲何往”这个社会、时代的重大命题，在周庆荣涵盖大文化、大思想的系列大散文诗中得到了指向。
周庆荣以《我们》、《有理想的人》等散文诗著作名耀中华，甚至有论者指出：周庆荣的散文诗是60后一代人的宣言。笔者并不认同这一结论，因为这个定论削减了其散文诗的文化价值，限制了广大读者的吸纳与感受。所谓大散文诗，是从文化意义上概定的，不受时间、人群、地域等框制。周庆荣的散文诗是符合这一条件的。
笔者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生人，最初接触周庆荣作品时，并不知道他的年龄，也没读过诸家评论他的文字，但是，仍然对他的作品仍能感同身受，仿佛这些作品是在为我们这代人代言，成为了我们的灵魂；我们这些比60代稍长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心灵深处的苦难与重负一下子减轻了许多，沉落于历史深渊的美好理念也得到了相应的复苏，牵着博大坚实的诗歌之绳，来到时间之河美丽的岸边。笔者曾将周庆荣的代表作给孩子欣赏，问她有无共鸣？孩子说：“这里面有不少是我们想讲而又难以讲出的东西”。一个80代后辈的感觉，充分说明周庆荣的作品已没了年代之分。是“我们”共有的精神财富。这只是笔者一己之见，诚望能与诸家切磋。
前面谈到一个思想型诗人的综合点、大散文诗的特性：“冷静、客观、理性、布道”，下面，笔者试着用周庆荣散文诗作些佐证：
朴素而冷静
“那么多有用的和无用的文字也没能用尽这个国家的墨水。黑黑的墨汁在纸面上渲染了夜色的沉重，究竟是怎样的一些力量让我独自忐忑？”这是周庆荣近作《我向往光芒的思想》中的开篇句，透过这简朴的墨迹，我们可明析作者一致以来对写作的态度，落在洁白的纸上的墨水是沉重的夜色，“究竟是怎样一种力量”？为何“忐忑”是独自的？这放大的个体的诘问，留给我们莫大的思虑。诗人不是一般局部的忧郁，他是朴素而冷静地对所有人的拷问：手中舞笔的人，你艺术、思想的视野在何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诗人们同出一辙的大忧患，总是不断地警醒着世人。
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就是充满斗争的历史，我们的祖祖辈辈握紧刀枪、攥紧拳头，为着光明和自由腥风血雨；近代、现代内忧外患，政治、文化、经济危机四伏，矛盾重重，竞争激烈。身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各代人，心中都有着美好的记忆和抹不去的痛苦。阵痛、压抑、释放、向往，成为新时代人精神领域的总体征象。人人都在思索、减压，寻找那片照亮心灵的光芒，那个号召熄灭火把的人说： “岁月悠悠，风雨如磐。感动或被感动都是因为一种真情，说服与被说服都是因为一种道理。有时，我们仍会攥紧拳头，因为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斗争；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张开手掌，选择交流和友谊。风吹来，把老歌吹远。”（《我们》）克制与宽容，“选择交流与友谊”，这是多么冷静的态度，这是多么朴素的道理！然而，就是在这看似最容易做到却又很难做到做好的事情上，诗人把它以诗歌的语境呈现于现代众人面前。你可以做到吗？忍让、宽容；来，让我们化敌为友、冰释前嫌；进来吧，打开一扇门，让我们坐下，饮上一杯祖传的香茗，相互一笑，握手言和，窗外的清风、阳光是我们共有的愿景。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图画，这是一种多么和谐的情景！这就是一个思想者、一个大诗人的使命。
一个时代有着一个时代的精神缺失，这些缺失往往叫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人们十分尴尬，这些尴尬又形成迷惘，逐渐酿成灾难发生的可能性。青草下的管涌，一旦被忽视，它将毁灭一个家园；阳光下的阴影，如把它当成黑色的花朵，就会改变人的意识。因此，需要正能量。需要一种冷静、朴素而善意的劝说和指引。这个任务就无疑落在了作家和诗人肩上。在一片浓雾的突围中，周庆荣足足思考了20多年，写出了《我们》，现在他仍在继续思考，甚至呼唤“哪里才有光芒的思想”？似乎这个答案是永远的未知，似乎找不到这个答案将是无尽的痛楚。
“我有一个闪亮的灵魂，它让我长期以来有勇气讲完黑暗里的故事。情节的开头关乎人的善，也关乎人的恶。没有一个真理能够定义什么是最好的开始。”
——《我向往光芒的思想》
人性的善恶是一切矛盾的终结吗？光有闪亮的灵魂去讲述黑暗里的故事是没用的。“最好的开始”起源于哪里？真理呀真理，你在何处？闪亮的灵魂不会退缩，再艰难再曲折，也要把你寻觅！
权利、利益、生存的法则阻挡了真理，要寻找、拥抱真理，首先要洞察现实真相，有力鞭鞑假恶丑。
“历史庇护实用的建设，一批人诓骗了光明，思想唱着流浪的歌，它仿佛黑暗中的蚯蚓，不长骨头的蚯蚓成为思想不能顶天立地的理由。”
“机器在起作用，我想找出它的位置。直到我深切地怀念祖先，祖先愧疚地默默无闻，因为他们没有让我世袭什么。对，那决定性的机器就在一群世袭的人的怀里。”
——《《我向往光芒的思想》
这里，我们不得不敬佩诗人大无畏的精神和勇气，其批判的锋芒犹如匕首般锋利、痛快和劲道十足。社会的尘垢、精神的萎缩，全部归罪于古老的沉疴。如此见解，街头巷尾，妇儒皆明，但有多少人又敢于以诗直谏呢？周庆荣做到了，因为他深知：不泯的良知是一代知识分子勇于担当的腰杆。
更进一步的问题：我们需要以怎样的姿态、怎样的行为参与时代、参与历史、走完人生呢？周庆荣用散文诗的形式对此作了艺术阐释，他认为，知识分子参与历史和时代的有力武器首推思想——富有光芒的思想。
“我知道这不是我热爱的世界应该的模样，我从乌云背后看到永远的蓝天的底色，任何压抑可以是夏日突然而至的暴风雨，雷声刺耳，但我不害怕。我不害怕，因为相信在我之外另有许多同样不惧怕雷声和被暴雨洗礼的人。
因此，能治病的思想是多么重要。”
——《我向往光芒的思想》
在离自已向往的美好世界很远的地方，诗人挺立着。他幸运地站在一块高地上，看到了蓝天的底色，乐观地相信暴风雨是种“洗礼”，而不是灾难，并强调“能治病的思想是多么重要”。而“能治病的思想”是什么？又在哪里？这就是信念产生的母体。我们有理由相信，伟大而崇高的信念，能让平庸、杂乱的思想得到梳理和提升，能让平凡的灵魂在震聋发聩后得到隆重的洗礼。
理性的布道
在笔者的感受中，周庆荣不仅是个“思想者”，也是一位“理性的布道者”。读他的文字，如同静静地坐在教堂，聆听圣主的教诲，随着庄严的钟声和扑扑远飞的鸽群，人的心灵也升入了远空，肮脏的污秽也荡涤而尽。
理性的布道，不是人人可为，需要巨大的抱负和仁慈的胸襟，以及至高的人生立足点，而想叫迷途的羔羊回到春天的草场，重新依偎于母亲温馨的怀抱，不是几句硬棒棒的说教和温软的鸟语可为，必须从理想上着手。诗人深谙亿万同肤色的兄弟姊妹，其痛苦、其烦闷、其浮躁、其梦想、其希望，只有用理想的光辉才能驱散心中的阴霾，从而唤起沉沦许久的热情。
“英雄们啊，请允许我不以高歌的方式再一次嘹亮你们。”
“只是我满怀期待，我风一样地行走，我原意称呼我所见到的每一个人，你原来还是个英雄啊！”
——《有理想的人》
记得诗人曾将土地上普通的庄稼都称为英雄，笔者深为感动，这是诗人对众生的尊重与鼓励，在诗人的眼里，英雄和大众是没有区别的，“我所说的英雄很可能仍在我们自已的历史里，或者，早已躺在我们熟悉的泥土，长成眼前那片红红的高梁”。诗人并没有用枯燥无味的豪言壮语来鼓动，也没板着面孔厉声训诫。而是理性地以形象的方式，感染人的思维与意识，给人们黯淡的心灵照进去些许温煦的光亮。一个人一个团体和一个民族一样，自信才是强之本，我们并非天生的蝼蚁，我们都是“英雄”，能主宰自身和世界的“英雄”。这样的自信，对一个庞大的群体将会产生多大的作用呵，恐怕是无法估量的。
在经济高速发展，而信仰和道德严重滑坡的当下，无人不忧心如焚，渴望改变。精神文化的救赎，势在必行，谁又有如此大的能耐？责任和大义摆在了知识分子的面前，我们无力扭转乾坤，我们可散发一种信息，清新温暖的风是另一种食粮，创造和给予胜造七级浮屠，“我不奉献谁奉献”？于是，诗人放飞出“理想”这只风筝，他希望大地上困惑的人们能跟着一起憧憬——
“望着天空，那一尘不染的蔚蓝呵，我渴望一生的境界，难道永远就是这样高高在上？怀念与梦想，这纯洁的灵犀，一个诗人躺在山谷，流放……”
201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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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21 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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