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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新诗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为使中国诗歌迅速打开局面求得生存与发展，向西方诗歌取经无疑是一条捷径。如何做到在取经过程中既充实和完善自己又不失掉我们自己的民族特性，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种取经是以牺牲民族特性为代价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条歧途，终将会撞到几千年累积起来的民族文化素养与民族精神的南墙。我所以提出这种观点是鉴于戴望舒先生的诗歌创作有感而发的。 戴望舒先生的诗简言之是主情的，这与以重知性为主的现代派诗歌是有一定距离的，其名篇《雨巷》便是如此。尽管他的诗借助象征性的意象避免了当时的通行直说喊叫的种种弊端，但他的诗歌特色在于其浓郁的抒情性是毋庸置疑的。更为重要的是，诗歌《雨巷》将古诗词的因素在现代诗歌中进行了十分成功的演绎，我个人甚至认为这很可能发展成为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向，即如何成功地在现代诗歌中自由地运用和体现中国古诗的元素与内容。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戴望舒先生中止了他的这种追求，偶一为之便断然终止了这种探索，这是很令人惋惜的事情。我个人觉得很有必要探究这其中的深刻原因从而为诗歌发展提供新的思维与借鉴。 蓝棣之先生在他的著作《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中这样评价道：“戴望舒写诗，是要把真实隐藏在想象的屏幕里，他的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他写诗的动机在表现自己与隐藏自己之间……由于艺术想象的需要，或者说是由于隐藏自己的需要，诗人常常借助各种形象或意象来抒情，这就产生了一种远距离投射感情的情况。” 应该充分注意这样一个评语：“远距离投射感情”。这使我想起了中国古诗的一种艺术主张：“思无邪”。古代中国人更长于在诗歌之中借助形象思维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不是直接地赤裸裸地宣泄自己的主张。可以这样说，西方现代诗人所指诟的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种种缺陷在中国诸多优秀的古诗词中抑或是浪漫主义诗歌中都是完全没有的，这就是古代中国诗人的高明之处。因为方块字的独特性，同时也因为我们民族这种独特的审美追求，使得中国古诗词摇曳多姿，富于风格多变之魅力，给人无穷无尽的情趣与享受。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想象其诗歌创作会在一种既定模式下历数千年之发展而始终不渝，将其潜在的美发挥到一种极致。只有古诗词做到了这一点。古诗词所以百读不厌，常品常新，归结于古诗词的博大精深，归结于它所具有的独特而高超的艺术魅力，归结为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代又一代中国诗人始终不渝的不懈努力，充分地发掘着中国语言文字的美，使得古诗成为恣肆纵横的汪洋大海。正因此，我从来不认为中国古诗是一种旧式的封闭的文化的窒梏。也许人们所极力要贬低的这种种“缺陷”恰恰成就了中国古诗臻于完善的魅力和美。在很多时候我都毫不犹豫地坚信这样一点西方现代诗歌所以怀疑旧式的抒情诗歌只是囿于西方那样一种特定的诗歌氛围而已，对于中国抒情诗歌来说并不一定适用。 总之，在主张“思无邪”的古诗人与追求“远距离投射感情”的戴望舒先生之间有着一种契合点。这也就使得戴望舒先生能自然而然地将古诗词的内容融入到他的现代诗歌创作之中去，使得“丁香空结雨中愁”成为回荡在《雨巷》中挥之不去的空谷足音。假使戴望舒先生能沿着这样的一条道路走下去，凭借着其卓绝的才华应该是能为中国现代诗开辟出一条具有我们这个民族特色的诗歌道路的，但是他却轻而易举地甚至于可以说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放弃作这样的追求而一头扎进西方现代派诗歌创作的怀抱之中。这是他的幸事抑或是不幸，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一而足。就我个人的意见这其实是中国诗歌创作之大不幸。 存在于当时的中国诗人之间的一种普遍认为现代诗歌是世界潮流，大势所趋，舍此之外更无其他途径。如果诗歌作其他追求，诗人们甚至会深以为耻。这可以从与戴望舒先生同时代的诸多诗人对他的《雨巷》所作的评价中得到部分的答案。 卞之琳先生在《戴望舒诗集序》中作了如下的评价：“《雨巷》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或者‘稀释’……用惯了的意象和用滥了的词藻，却使这首诗的成功显得浅显、浮泛。”应该说作为以现代派著称的卞之琳先生对这首诗的评价与这首诗在中国诗歌中的独特地位是很不相称的。这里面可能就蕴含着以下的潜意识：这首诗也许是一首好诗，可是因为它并不是一首现代派的诗就显得过时了，不能为这个时代所接受，起码是不符合现代诗歌的总体发展趋势与要求的。并不能说这种观点就一定囿于一种门派之见，不过卞之琳先生对这首诗的保留态度还是显而易见的。但我要强调的是一首诗既然是好诗并不会也不应该因为其是否是现代诗而有所改变。持这样的一种观点本身就是对诗歌的多样性，对诗歌的个性与自由的一种限制与扼杀。 戴望舒先生的挚友施蛰存的评价也许更能说明这个问题：“望舒在编他的第二本诗集《望舒草》的时候却把这首诗（《雨巷》删掉了，这是为什么？这就是说明了这首诗的时代（局限）性。……形式是自由诗体，但精神还是中国旧诗。戴望舒这首《雨巷》，还是继承了这个传统，不过他把‘雨’和‘丁香’用象征（隐喻）手法来表现，显得有点儿洋气。在三十年代初期，望舒已不满意他这一种创作方法。不满意的理由就是卞之琳所说的，‘显得浅易、浮泛。’从此以后，望舒的诗作中，不再出现《雨巷》这样的音调和低情绪。在《望舒草》中删掉了这首诗，标志着诗人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今天，我相信，十八岁到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一定还是爱好这首诗的，但如果他自己也写诗，到了二十五岁，如果还是爱好这首诗，那就说明他没有进步，无法进入到现代诗的境界。”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施蜇存先生的评价是并不公允的妄评，经不起时间与读者的考验。事实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戴望舒先生自诩的所谓进入到现代诗的境界的其他诗作都无法与这首诗相提并论，唯有这样的一首诗仍然为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所津津乐道。我们不能想象撇开了《雨巷》，戴望舒还能成其为戴望舒吗？当然，这一评论也道出了一个事实，即戴望舒先生对自己的这一首诗也曾采取了一种否定的态度。也就是说为了达到进入所谓的进入现代诗的境界，甚至不惜牺牲掉自己诗歌中最富个性与才华的因素，牺牲掉诗歌的民族性。 从戴望舒先生的诗歌创作中可以得出以下教训，一是什么样的诗歌道路才是最适合自己的；二是诗人是否或者能不能坚持走民族化的道路；还有一条就是对自己的诗歌如何评价及如何之定性。这其中任何一个问题处理不好对诗人来说都是十分致命的。 二 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会与戴望舒先生发生什么联系。只到有一天，山东的孔泠水小姐劝诫颇为自负的我说：“你总不至于认为你的诗比戴望舒的还要好吧！”我想她的这种比较首先是建立在我还远没有写出像《雨巷》这样的深具民族特色的诗歌的基础之上。是的，直到今天我仍然没有写出类似《雨巷》这样优秀的诗篇来。必须说明的是这样的诗其实是无法复制的，我并不能盲目地苛求自己。但是有一点我却做到了，那就是即便我没有像戴望舒先生那样的才情我仍旧在始终不渝地坚持着自己独立的诗歌创作，在尝试着为中国诗歌开辟出一条具有我们民族自己特色的诗歌道路来。我不会像戴望舒先生那样为了追求所谓的现代诗风格枉自牺牲掉自己的个性，牺牲掉民族特性。当然，我对自己的诗歌还是有清醒的认识的。我知道自己的长处，也知道自己的弱点。我甚至知道如何扬长避短，如何寻找捷径。我唯一害怕的是不能改变自己的环境，环境对人的限制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我并不能主观地忽视其存在。 重复《雨巷》是荒谬的，也是吃力不讨好的，我只能尝试着从另外的途径显示出诗歌的这种民族特性，显示自己的独特个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还是有一定斩获的。譬如我的诗歌《桃花依旧笑春风》和《歧路亡羊》，就有意识地借鉴了中国古诗的诸多因素。这样的两首诗在我的诗歌创作中具有十分显著的意义，标志着在现代诗歌中融入古诗的因素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自由的；标志着这一创作方法的成熟。我希望自己能沿着这条道路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诗歌来。当然愿望虽好，有许多事情也是不可强求的，至少我目前还没有类似的灵感。我只能告诫自己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努力，要相信触类可以旁通，每一条歧路上都能找到亡羊。或许自己只是走在歧路上，但还或许歧路才是最好的捷径。 做一个开拓者从来都是孤独的，尤其是像我这样的没有任何背景的开拓者。就像我在一首诗中所写的:“我的命运便是这风中的寒烟/愈挣扎便愈为扭曲支离破碎。”即使一切都是徒劳和枉然，至少我不会对自己感到失望。 三 说到命运和环境，我倒是想起另外一位美国诗人狄金森。当然，在与孔泠水的谈论中也涉及到这位诗人。这位美国女诗人差不多也是在一种十分封闭的环境中从事着自己的诗歌创作。她的诗有一种空灵的玄之又玄的味道，可能因为议论性的因素太多，形象感稍差了些，这在西方诗人是无法避免的。在中国那些优秀的古诗人那里是很少出现这种状况的。譬如唐代诗人罗隐便很爱发牢骚。但其牢骚都是建立在艺术形象之上的，所以其议论与牢骚并非空穴来风，而仍是可感可触的。像他的诗歌《蜂》、《柳》、《鹦鹉》等莫不是如此，其对现实的非议全寄托在这些动植物之上。所以我常常感叹也许只有中国的古诗才代表着诗歌的最高成就，是其他任何民族的诗歌都是无法比拟的。将古诗的内容移植到现代诗歌中是一个难题，当然这一困难也仅仅是相对于目前而言，终会有一代诗人天才性地解决这一文学的瓶颈，从而为中国诗歌开辟出一条全新的道路。 诗歌是一条充满挑战与否定的道路。否定他人，否定自己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事情。在这样的一条道路上充满了未知之途，盲目地追随潮流最终将被这股潮流无情地吞噬。 | 
发表于 2012-10-16 0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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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太公钓美人鱼，什么时候，等到八十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