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这样愚钝但对诗歌极有感情的人,很多方面的反应却都是滞后的。比如坊间诗人身份的分层次确认,是一直不知道的,后来才晓得这里边有不少“学问”。证明一个诗人的“成功”也好,“成名”也罢,居然有一种很时髦的册封法,叫“全国性诗人”,反之,则只是一个“地方性诗人”。有意思的是,常听一些说法,某某写来写去,硬是出不了头,N多年了,猴急鹉跳得厉害,但终究还是一个“地方性诗人”的命。
这个逻辑,其实并无新意,从地方起家,逐步做大做强,然后天下皆知,是为“全国”,哥姐什么都无所谓,在意的是影响力,说白了,就是“声名”。难道这就是诗歌成功者的“标签”吗?如是,那“标准”是什么?一个诗人,需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努力,才能从“地方性诗人”跃升为“全国性诗人”?
我琢磨了一下,涂抹了“符合”这一“标准”的途径——
一、写——发表——获奖——成名。这个路子比较传统,成名的速度很慢。关键是,“写”和“发”不一定匹配,而“发表”环节,则千姿百态,至于获奖,那就更微妙了,多少得讲点运道。光这一条里,就有道不完的“学问”,对于作品,“写”,只完成了其生命的一部分,必须通过“交流”或“流通”,才能为人所识,产生影响力。问题是,有的作者,只写不发,没啥圈子,因不“交流”,在别人看来,他(她)是没有作品的人,怎么可有“声名”?
小时候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说邻县一个乡村教师,写了很多作品放抽屉里,后被其女发现,偷偷寄给京城最权威的文学杂志,居然一炮走红,某时政杂志还破天荒转发了文学作品,此人因此而改变了命运,摇身成了位高权重的省作协官员。同一个人,作品还是那作品,发与不发,效度截然不同,说明了什么?世道人心,文学并不能免俗。这样的“幸运”在那个年代不算凤毛麟角。原因在于那时的刊物、编辑,普遍比较公正,少受功利左右。再说唐诗,现在家喻户晓的大诗人都登上过一本叫《唐诗三百首》的诗集,很显然,这就是一个让声名“晓喻天下”跳板。但如今翻阅地方文献的研究人士们时不时会发现一些名不经传的地方秀才,诗写得并不逊色,十分有才,为什么没得流传和红火?很简单,“交流”环节出了问题。那个时候,没有“云游”的资本,怎么“留得身前身后名”?
还有就是对待“交流”的态度,人各不同,有些人积极进取,有些人生性淡然,不说谁好谁不好,但若消极于作品价值却是一大损失。也亲耳听到一小有名气的诗人曾经是怎么“过来的”,坚持“写”是一方面,相方设法将写的作品和人一同推销出去,再运用本有的“聪明”广建人脉的策略确实行之有效,这见缝就钻,锲而不舍的成长历程在当今可谓成了一种“向上”的情势,不置可否。但往往是这类人极易“好了伤疤忘了痛”,耽于今天的功成名就而一味轻薄别人,不屑起步者的迷惘,早忘了自己曾经“猫腰行事”的卑琐岁月。但无论怎样,这一路所遵循的成名规律,应是当下的主流。他们深知如何突破“地方性”而摇身为“全国性”的局限,关键的几步棋,扎实稳健,故得手的多如过江之鲫,为数众多。
二、写——圈子——造势——成名。从社会学层面看,这个操作方式似乎值得表扬,与时俱进嘛。尽管职业操守依然坚挺在一些编辑心里,但事实是如今的编读体系已经积重难返,即使发了获奖了也大不如从前那样具有轰动效应。于是,一些诗歌从业者开始另辟蹊径。往圈子里钻,或新结朋党,为的是举旗扬声,强行夺人眼球。在写作的观念、姿态、行为、意识、路径、目标等方面产生覆盖性的“冲击力”,从而名震一方,再持续给力,用一些外在的活动的视觉的官场现形记的手段造势,最终突破“小圈子”维系的“地方性”,而走向广域的“国家级”。如此反复,诗人之大名,不成没道理。
三、写——办刊——聚力——成名。众所周知,自新诗潮的崛起,涌现了一大批为诗歌理想和纯真信念,与公开发行诗歌刊物并驾齐驱的“民刊”(包括网刊),不可否认,他们的存在,丰富了诗歌的形态,推动了当代汉诗加速向前的步伐,有力地维护了诗歌艺术的纯粹与尊严。长期以来,这类刊物,团结和激励了一大批致力于诗歌写作的好手,有的对发掘“潜人”、“隐士”功不可没。掌舵这类刊物的人,本身就“精怪”,他们对诗歌的理解与思考,深邃、超前。他们身居漠漠“地方”,却通晓天下“诗经”。这类人,精神可嘉,他们没因诗歌获得过什么“好处”,坚守越是“地方性”的就越是“全国性”的信念。至于身外之事,不曾记挂。
当然,由于风尚的影响,如今这个类别不再如早期纯粹。比如对抗性削弱,纯粹性滑坡,眼光也不再锐利,一些揭竿而起者,“全国性诗人”的目的是达成了,但却不如当初的“地方性诗人”那样让人敬畏。
不过,也确实有一批凭借实力让自己“全国性诗人”的标签货真价实的大家。比如昌耀、黄灿然、杨键等,但前提是,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地方性诗人”,当然,他们绝不乐意自己就是“标准”,也不可能就是这方面的标准。一言譬之,什么“地方性”与“全国性”是诗人宿命绕不开的黄河青山,对于真正埋头写作的人,不信这“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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