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张黎 于 2012-11-13 09:36 编辑
古代玄言诗与当代新诗现状 作者：张黎
一个民族的诗歌发展，和我们单个人的生命发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间概念。这正如一个昆虫的一生和我们人的一生不同一样。时间，对于一个民族诗歌的发展，最小也应该是百年为计量单位的。所以，我们汉语新诗近百年发展的总成绩几乎为零，并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而且，这种例子在中国诗歌史中也是时常出现的，比如玄言诗时期、花间词泛滥时期和黄庭坚主张的“点石成金、夺胎换骨”时期等。我认为，和当前的诗歌历史时期最为相似的，理应是古代的玄言诗时期。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在中国文化史上，我们一共经历了三次外来文化的冲击：第一次是公元一世纪起的佛学；第二次是唐朝时期起的基督教；第三次是“五四”时期起的西方文化。第二次基督教的冲击，以失败最终宣告结束，并没有对我们的文化形成什么影响，所以总体上来讲可以忽略不计。而历史上佛学文化的冲击和我们当下西方文化的冲击则有一比，可以说，玄言诗的出现是佛学文化冲击初期的一种现象，我们现今的诗坛现状，则是西方文化冲击初期的一种现象。
虽然，对于西汉末年从印度来的第一次外来文化冲击，我们经过八百年后唐代慧能等人的成功改造，变成了中国的禅文化，变成了我们的一部分，完全融入了我们本土文化自身，渗透到了我们的哲学、艺术、社会和民俗等方面。但是，在印度的佛学文化传入初期，两种文化的不兼容性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诗歌作为一种最活泼最前沿的艺术门类，它也是最早最强受到新文化影响的，东晋时期玄言诗的出现就是当时这种新文化影响的直接结果。
下面，笔者就从四个方面来简单地比较一下古代玄言诗与当代新诗。
古代玄言诗与当代新诗的生成背景类似。在西汉末年由安世高引进的印度佛学，时至东晋已经有三百的时间，佛教的社会影响逐渐扩大，而且，在这个时期在汉代占有主导地位的儒家经学式微，社会极度黑暗动荡。这样，托意玄虚的士大夫们为了全身远祸，就往往将佛教和玄学结合，寄情山水，用诗歌来表达自己对人生的认识和超然的胸怀。于是，以理代情的玄言诗就成为了东晋时期的一种风尚，孙绰、许询是当时玄言诗人的代表。中国新诗产生于上世纪新文化运动的“五四”时期，由具有强烈西化倾向的胡适发起、倡导。中国新诗的产生缘起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国力的衰败、以及传统文化的式微。时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由于政治的原因，新诗的这种西化倾向，由朦胧派诗人北岛推向了极端，完全忽略中国传统的朦胧派诗歌也由此主导了中国诗坛三十多年。
古代玄言诗与当代新诗对新文化的强行嵌入、生硬模仿类似。不可否认，人类对任何事物的认知都是由表及内、逐层深入的。对于思维模式大相径庭的外来文化，我们的民族也必须经过一个漫长的认知阶段，然后才能逐渐地接纳、吸收、融合。晋代的玄言诗，处在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时期，我们当代的新诗，也处在西方文化对传统诗歌的冲击时期，所以，对新文化的热情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必要的过程。在这个必要的热情过程中，玄言诗表现出来的特点是以佛教的教义为诗歌的主要思想，内容古板、狭窄、晦涩，犹如深奥难解的哲学理论；而我们当代新诗的特点则是以西方的翻译体为母本，对西方诗歌技巧强行模仿、语言僵硬、意象堆砌，犹如不知所云的天外来书。
古代玄言诗与当代新诗都一样完全抛弃了传统诗歌的特点。虽然，晋代玄言诗和当代新诗的兴起，有社会诸多方面的外因，但是，传统文化的式微却是一个最主要的内因。而且，由于新文化的强势，以及人们对于新文化的热情，所以，无论是玄言诗的主盟孙绰、许询，还是新诗的创始人胡适、朦胧派的主盟北岛，都一律对传统诗歌采用了完全抛弃的态度。东晋以前，中国诗歌由《诗经》和《离骚》起源，有着“诗言志”、“诗缘情”的基本特点，叙述社会现实和生活实践、表达个人意见、抒发内心的情感是传统诗歌的主要内容，而玄言诗只以理论和山水入诗，完全没有了传统诗歌的基本特点和主要内容。五四以前，由于千年来禅文化的深度渗透，兴趣、神韵、意境这种灵性的审美，一直是中国传统诗歌的最终追求和最高标准。如果说，五四时期胡适提倡的新诗还有些许中国传统的审美成分，那么，到了北岛的朦胧派、洛夫的魔幻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各种主张，则一丁点中国诗歌的味道都没有了。难怪2007年北岛问“汉味”为何物之时，无人能答。
古代玄言诗与当代新诗都一样远离民众、远离生活、远离社会。从根本上来讲，诗歌只是人们传情达意的一种文字，这种文字是否能够让民众接受和喜欢，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满足了民众的心理。和汉代的乐府诗歌完全不一样，晋代的玄言诗基本上流行于士大夫阶层。士大夫尚清谈、好山水、善结交，从竹林七贤，到金谷园诗会诸友，再到兰亭会众贤，这些集哲学家与诗人于一身的魏晋名士，莫不是喜欢用抽象的哲思去阐发人生问题。尤其是晋中期，庾阐、支遁、王羲之、许询、孙绰、桓温、庾亮等辈起，以佛玄兼通的身份操纵文坛，他们不满足于在作品中夹杂几处玄理文句，变本加厉地把诗歌当作谈玄论道的工具。这样，其诗歌作品自然内容枯涩幽奥，殆与哲学著作等而无异。我们当代的新诗以翻译体为模本，对西方现代诗歌生硬模仿，以半懂不懂的西方理论衡量一切，以完全不兼容的西方表达和技巧来书写中国诗歌，诗歌作品自然就像一个个汉字组成的天书。这样，就不仅完全背离了传统，而且连新诗初期胡适反映现实的主张也完全抛弃了。难怪遭到了季羡林等老派学者的彻底否定，遭到了民众的厌恶，使得我们现代诗歌艺术边缘化。
钟嵘《诗品序》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世说新语·文学》篇：“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老》、《庄》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许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从西晋末永嘉到东晋末的义熙 ,流行近约一百一十年的玄言诗，后代所有的评论对其都是否定的，或认为其“理过其辞，淡乎寡味”，或批评其成为哲学的注释。可见，这种完全抛弃传统、远离生活、远离民众的诗歌，是一次失败。是一次试图简单地将新文化移植到诗歌的不成功尝试。
玄言诗和我们当代汉语新诗的生成背景和特点一样。玄言诗如此命运，我们当代汉语新诗的命运会如何呢？又会让两百年后的世人如何评价呢？
玄言诗是佛教文化冲击初期的现象，我们当代的汉语新诗也是西方文化冲击初期的一种现象。佛教文化经过后来中国人的成功改造，完全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融入了我们的文化，为我们的诗歌添加了新鲜和活力的成分。那么，参照佛教文化和玄言诗的发展，现今我们又该怎样看待西方文化，以及我们当代汉语新诗所处的历史阶段呢？
2012-11-11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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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11 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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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12 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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