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地上的坚守：青海当代诗歌印象

肖振中

毕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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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中国诗坛上演怎样沸沸扬扬的纷争，处于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的青海大地上，诗歌的芳香依旧弥漫。作为一个大时代下生存的背景，青海诗歌不可能不受整个中国诗坛的影响，当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先锋诗等一浪高过一浪的创作旋风此起彼伏时，青海诗人们的创作也必然会受到波及和影响。但令人欣喜的是，相对于整个中国诗坛来讲，青海诗人们在独特的地域风貌、生存背景和文化建构下，以一种创作上的坚守使诗歌更多地保留了一种精神的重量与艺术尊严，甚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庄严和有效地维护了当下中国诗歌美学上的生态平衡。这块高地，因为被历史长时间地判定为中心之外的边缘之地，因而很多时候它都是不被人关注的，而正因为它的不被关注，恰恰使这块土地上的诗歌保存了更为独立的精神。这块经济不怎么发达、地域不怎么占优势的地方，因了它的寂寞与封闭，反而使诗歌在这块土地上长久地散发出浓郁的芳香，同时也使青海诗歌葆有了高原独特的韵味与生命魅力。

　　随着青海诗坛最耀眼的一颗星的陨落，昌耀在人们无尽的慨叹中并没有将整个青海诗坛的热情带走。相反地，他立于边缘之地，以对现代物质场景中人类异化生存的反抗为前提，继而在远离这一中心的边缘----民间场景或边地民族场景中寻找自己精神源头的坚持与文化选择上的捍卫，使那些曾经与昌耀同在，对其敬仰抑或与之比肩的创作者和新成长起来的80后诗人都在他不随波逐流、卓而不群的诗歌品格中看到了青海诗坛更高的追求与希望。而正是这份希望，使他们长久以来自觉坚守着一种高度，在雄奇、高邈、博大、精微中塑造着青海这块高地上的诗歌。

　　第一代诗人的诗歌风格，被人们概括为宏大叙事的抒情方式。也就是说，诗歌总是基于一些宏大、抽象或者具有永恒意义的词汇，对历史与社会总是力图做整体和规定性的描述。基于这个基调的创作，这一时期青海诗人的创作也大多继承和延续了这种诗风，但不同的是，由于生存背景的不同，青海诗坛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这种规律性创作的作品，而且其中也不乏一些佳作。作为30年代出生的老一代诗人，除以险拔峻峭、质而无华为创作特点并一生为诗的昌耀外，秋夫和白渔也是值得一提的诗人。秋夫和白渔他们生活背景虽然相似但不同的人生经历使他们的诗歌具有了不同的风格。秋夫作为撒拉族作家文学史上的开创者，他的诗歌不仅从一个民族的歌者出发，渲染文化观上的寻根意识和对本民族的深沉之爱，更以整个人类的思索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比较。尤其在他长达23年的劫难之后再度复出，他的生活与思想经历了双重磨砺后，他对生活和生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于是，我们在他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思考的大量诗作中看到了他内涵深刻而丰富、语言奇崛而铿锵有力、想象独特、意境幽远的创作风格。他就像一位从深远历史走来的沧桑老人，用他饱经风霜的身躯以诗的语言穿透着青海高地以及撒拉这一民族厚重的历史。而白渔的诗则明显有着浅显易懂、轻松明快的特点。相比较于同时代的创作者，他的诗题材丰富，手法多变。在他的一部分诗中，文字中更多流露出的是一种对生命的热爱，是对生活于高原这片土地上万物的赞美，在他的笔下，长江、黄河等江河源头蕴涵的美是那样的不同寻常和让人向往，情感细腻温婉，语言淳朴自然而又雍容典雅。而在另外一些主观色彩较浓厚的诗中，他又表现出对人生最率真的体会，借江河源头的万千景色抽象出超凡脱俗的理性境界，从大自然的资质中领悟做人的精神，提炼出深刻的哲理，诗显得雄浑凝重而又飘逸隽秀。

　　像开了闸的水一样，诗歌这块神圣的秘境一旦被打开，其精彩纷呈就会源源不断地得以展示，何况是在一个曾经涌现了数不胜数的伟大诗人和杰出诗歌作品、具有悠久灿烂诗歌传统文化大国的背景之下。随着老一辈诗人们前进的步伐，青海诗坛这块领地上也迅速成长起了一大批诗歌创作者，他们或延续朦胧诗派的诗风，或继承西部边塞诗的特点对其进行再倡导和发展，或在各种诗派的影响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创作视角探索诗的另一种道路。总之，无论是诗人的数量，还是他们的艺术素养，以及诗人内部的群体结构，都出现了推动新时期青海诗歌创作走向历史深刻性与艺术风格多样化的趋向。尤其是出生于50年代末和60年代的大量诗人的涌现，不仅使青海诗坛在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而且也使传统诗歌在“现代性”的影响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青海诗坛上，出现了风格多样、富有个性的大量诗作。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有风马、马丁、马钧、班果、梅卓、胡永刚、马海轶、宋长玥、异才等。

　　风马是较具个性的一位诗人，尽管他现在的创作大多已转向小说创作，但作为青海诗坛繁荣时期的创作者，其成绩是不容忽视的。风马的作品往往在一种游移的状态和飘零的心怀中以富有内在力度的意象和语言表达着他的思考，诗歌节奏轻捷而明快。读他的诗，我们常常能感觉到一种永远在路上和永远在追寻的诗歌背景，可以看到他静守内陆高迥，寻找诗歌本质乃至生命本质的骑士风度与坚守态度。因为他的坚守与执著，我们又在他许多的诗中窥探到了他富有现代意味的表达，尤其是在审视与处理一些本土性素材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技巧与现代性色彩的特制，更使他的诗在一种超越时空的意境中散发出光芒。作为撒拉族文学中崛起的第二代，诗人马丁一开始就以家园守望者的姿态出现，自觉匍匐于本民族深重悠远的历史长河中，在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的相互碰撞和交织中，探寻深层的民族心理，并使之张扬为人类共同的心灵历程。他大量运用高原本土与本民族熟悉的事物作为诗歌意象，通过最熟悉和最深情的事物表达着自己的精神守望与家园意识。一方面他以实实在在的家园入诗，另一方面他又在想象的彼岸建构他美好的家园。本土性因素与现代性经验的巧妙结合，使他的诗别有风骨，冷竣、峭拔、悲壮、深沉中展现了整个撒拉这一民族所特有的气质与美。可以说，他在诗的守望中以民族的歌者唱响了自己的理想。擅长文艺批评的马钧大量阅读经典的收获就是他一贯的睿智，他常从宏观的视角去关照人类自身的痛苦与缺陷。他的诗作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他的睿智与理性使他的诗常常暗含一种锋芒，往往在平淡见真的描绘中以一种潜在的幽默近乎于调皮似的指点江山，却往往能使人一点就透。他的诗意象丰富、语言凝练、意境深远，并且富有哲理。

　　班果与梅卓是这一时期藏族诗人的主要代表。基于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由此产生的亲切感体验，他们始终怀着深深的民族之爱和虔诚的文化认同捕捉着潜藏在生活实践后面的本族人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既而在优美的故土家乡的美景中将藏族文化的浪漫激情和凝重底蕴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同时，他们也在现代文明的气息中感觉到了本民族所要面临的种种问题，于是，在他们的笔下，我们不但领略着一个民族的古老文明，同时也看到了作为本民族的他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所要做出的抉择。因而，他们的诗中有了困惑、有了沉思、有了更为深远的了望。班果驾驭诗的能力可以说是相当强的，无论是什么内容的诗，他都可以娴熟地运用相对的写法与技巧，笔墨多样，风格也多样。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诗大多在看似不经修饰读来却觉恰如其分的语言中，以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折射出他饱满而深沉的情思，在虚幻与真实的巧妙结合中显现大气与流畅。无论是长诗还是短诗，无论是抒情诗还是史诗式的表述，他都能用纯熟的语言形式刻画出奇异之光，在远古文明的怀慕中寄予新事物诞生的力量，使时代氛围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浑然成为一体。梅卓是青海诗坛中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她主要致力于小说创作，但作为敏感多情的女性，她的诗也从另一方面显现了她在文学领域的才华。梅卓的诗在固守的民族本真中有着强烈而浪漫的诗意追寻和自由的灵魂展露。她真情铸造的璀璨世界是个充满磁性的艺术天地，奇美的话语世界，神秘的遐想空间以及充满灵性的思维都使她的诗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深刻的魂魄。就她诗歌所表现的思想来看，梅卓既不是风花雪月的歌者，也不是社会寓言的书写者，而是游弋于历史和现实之间，将生命皈依于文化、理念倾注于诗情的民族文化张扬者和肯定者。她的诗语言优美隽秀、意境清韵悠远、诗风空明玄远、情怀神秘浪漫。读她许多的诗，就如同在与一个神秘的信仰者对话，往往会有参透的喜悦。

　　胡永刚、马海轶、宋长玥、异才是青海诗坛目前比较活跃的诗人，他们的诗同样也就不可避免地贴上了现代诗的标签。胡永刚在对仗的长句运用中给我们展现了一个非传统意义上的诗人，而马海轶是一个思考型的诗人，是在现代主义的庇护下找到心灵出路的人。马海轶擅长运用现代性视野来长久地凝视自己的家园，在想象、隐喻、象征和抒情中追求简洁有力的修辞效果，在中外经典的穿越和故土的回望中运用自己的机智将丰富的寓意进行展露，语言简洁有力、意境深远而富有哲理，往往是隐喻背后还能咀嚼出深意。更为重要的是，马海轶他从不怀疑自己在诗歌创作上的浪漫主义立场，他以敏锐和活跃的思维执著地穿行在自己复原的诗歌梦想中，运用理性的认知和感性的展露在冷静和深情中表现出自己的人文关怀。宋长玥的诗则更多地流露出一种高原境地的悲壮与心灵孤独者的守望。他常常将自己置于一种“青海男人”的意境中，寻找着一种心灵上的共鸣与精神上的守望。他的诗是一个男人的心灵秘史，是他浪迹青海的生命原相，也是他游走在神话和现实杂糅之地的浪漫写意。他的诗善于从大处着眼，凝望和观照人物或事物的整体精神状态。大气中有悲壮，沉稳中有厚度。

　　纵观以上诗人的创作，无论是长句的大量运用、还是经典的无意流露，抑或是孤独者的守望与冷竣的审视与思考，这一时期的诗人们都以现代性的视野对个体价值和人类终极命运给予了深切的关注。也许风格各异、风骨别样，但对于整个青海诗坛来说，他们在诗歌领域的长期坚守尤其是在整个诗坛提出种种质疑的情况下依旧执守在诗歌园地并笔耕不辍，使诗歌在这一时期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这对于青海诗歌能在今天的文坛依旧可以占有一席之地是功不可没的。正是这种执著与坚守，也终于让我们欣喜并快乐地看到了昌耀这颗星在中国诗坛上的耀眼光芒。

　　第二代诗人以他们的敏感与敏锐捕捉到了最现实和最前沿的东西，无论是曾经风靡一时的朦胧诗，还是与传统诗意较劲的现代诗和后现代诗，他们都在这一时期禀承了中国诗坛大的发展趋势，使青海诗坛出现了多元探索的繁荣期。这一时期的诗人们在青海诗坛显示了他们不可动摇和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他们作品中出现的对个人命运的感伤和对集体主义意识的批评、怀疑以及对个人价值的强调，都体现了他们对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平衡与统一的追求。

　　中国当代诗歌经历了一个辉煌的80年代和喧闹的90年代之后，被人认为是沉淀边缘的年代。但无论如何，谁也没有阻挡住第三代诗人成长起来的步伐。随着文坛轰轰烈烈的喧闹和后现代色彩的笼罩，继第二代诗人之后，青海诗坛也成长起来一批出生于70年代甚至是80年代初的诗歌创作者，即第三代诗人。他们的作品，强烈地带有后现代思潮的色彩。他们一改诗作者含蓄委婉的表达方式和讲究锤炼语言的态度，以犀利的言辞或直叙的白话以完全不要传统表现手法的诗在青海诗坛赫赫而立，这与中国诗坛发展到第三代，即“拒绝宏大叙事，热衷于生活细节的描述或者微观叙事；拒绝永恒、抽象的概念，只对当下、日常、瞬间的心理生理状态进行描述；拒绝集体主义观念和权威，强调个人价值并认为事物的价值应由个人或多元主体认定，而不是集体或权威；拒绝历史和文化的约束，只把自己当作一个自然人。”的整体发展方向是完全一致并且是衔接的，但它又和中国诗坛喧闹的背景是完全不同的。青海的第三代诗人用他们一贯的坚守以不同以往的表达使很多所谓对诗失望的人开始对诗、对先锋有了新的思考。这一时期青海的创作者主要有郭建强、马非、韩涛、张正、衣郎、西原等。

　　郭建强在诗的创作中显现了他非常理智的一面，无论是对本土素材的运用，还是寻找一种熟悉和简单之后的隐在经典，他都表现出一种常有的冷峻与精致。他一方面积极追求西部诗歌的某些特质，表现出一种雄奇、大气的美感，另一方面又由于受现代诗派的影响，在诗歌的表达上转入一种内省，不断对我们生存的状态以及生活给予深切的关注并提出问题。如他对现代诗所言：现代诗人的意义不在于他的天真，而在于经受风霜雪雨后能否依旧歌唱。他的使命在于传达生命的灵动与抗争，并让这种感觉穿透时间的硬壳，呈现出无穷的连绵性。虽然是现代诗，但在他和韩涛的诗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一种古典的意绪存在，情感充沛而不乏理性。张正的诗，语言直白而通俗，但用意深远，我们在他看似最平淡的言语中能咀嚼出他内心的矛盾与沸腾。他不讲求对诗句的刻意锤炼，喜欢信手捻来，如数家常却能一下敲中人心。衣郎作为生活在高原上的又一世居民族——土族，在他彩虹故乡的深情凝望中成为了这个民族的代言人。在他笔下，故土家园的一切让人怦然心动，城市与家园的距离让他有了更多的思考。于是，在他醒目地勾勒着土地的色彩和行走之人的身影时，作品中很少有那种单向度的宏大抒情，而是在一种凝望中赋予诗思辩的、推理的意味。他的吟唱沉郁开阔，语言具有生命的质感。作为活跃在诗坛的新秀，他一出现就能如此驾轻就熟地把握诗歌意象与诗歌走向，其对诗歌的敏感还是很让人刮目相看的，尤其是他诗中所表现出来的超越他年龄的一种气度更是值得肯定。 80后的西原，在诗歌创作上如同衣郎一样给人以意外，单薄的身材和年龄丝毫不影响他在创作上的激情肆意，大量温情背后的诘问与思考使他的诗在表现上有了一种内在的厚度，使读者从诗中感受到了一个年轻的歌者在承担诗意以外更高追求的忧与痛。

　　与其他几位的诗相比较，马非的诗可能是最另类最先锋的，因为他的诗中不仅找不到青海这块土地上的大山大河，而且在语言上也是用口语来表达自己诗的所有内涵。马非的诗，无论短或长，弥漫和充斥其中的全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生活，没有虚构、没有假想，有的只是生活的片段。因为实在，因为真切，很多时候马非的目光并没有刻意停留在这一个或那一个，而是很自然地投射到自己身边最熟悉最不容易引起他人注意的人和事物上，这就使他的诗完全以浓厚的现实感取胜。如果诗一定要讲究语言的美，那么循着马非诗的足迹，我们也许会感受到几许失落。因为在他的诗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零言碎语，是不经过修饰和雕琢的原味语言，他所诉说和表达的都是几近于白话甚至于在有些人看来是庸常化的毫无创作难度的表述。但我认为，基于情感力度的庸常化语言，他并非就是庸俗的代名词，相反地，更接近于大众通俗的语言不仅能让读者感到一种亲近的意味而且其后的韵味也是耐人寻味的。

　　马非那充满现代感的诗行,所展示的恰恰是诗人开阔的内在视野和冷静的现实思考。可以说,马非是善于用内心的冷峻去击碎生活中貌似美艳的风景的。马非的诗虽然明显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深刻和厚重,但就其真、就其闪耀的个性之光以及由表及里的一种揭示和蕴涵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思考着的诗人。而难能可贵的是，他思考但并不沉重。因而我们在他轻松、随意的行笔中感受到了他明快而爽朗的诗心。马非的诗,正是浮出于众声喧哗之上具有陌生新质、却能在熟悉的日常生活中轻易地抓住你或我的诗。

　　高原独特的文化背景滋养了各民族诗人，也使他们以诗的名义对自己的民族和家园进行了歌唱。因而当我们循着诗的足迹观照青海这片高原大地时，发现诗歌这种文体在这里以一种超大的容量蕴涵了汉族、藏族、土族、撒拉族等各个民族的文化特性。同时，它以一种包容性和开放性保持了当代文学与中国当代社会现实的同步性，并以高原特有的地域背景形成了青海诗歌独有的审美特征。尽管诗歌屡屡遭受批判和质疑，既而使诗歌的现状与前景看上去似乎有些窘困，但老中青三代诗人在寂寞中对诗歌心灵领地的坚守，尤其是除以上论及的诗人之外，还有许多行吟在青海大地上的诗人和民间诗人在诗歌领地中的辛勤耕耘，使我们深深感觉到，在青海这块高原大地上，有许多像西绪弗斯那样，不断地推石上山的人，他们是诗坛的中坚和脊骨，也是诗坛的骄傲。

　　也许有人会说青海诗坛与中国诗坛同样迈步走过这么多年，但青海诗人的坚守并没有造就出几个青海诗坛伟大的诗人，可我要说，一片不被关注的土地、一块不被期待的领地，一个昌耀，足以振奋在这片土地上将自己奉献于或是打算将自己奉献于这一领域的所有跋涉者，同时也足以打破曾经鄙视这片土地的人们惯有的骄傲。诗，在这个时代也许可能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流行，但我认为，基于对我们的内心和灵魂的关注，诗歌作为一种文化、一种精神的主要表现形态，在整个世界和人的心灵深处，她不仅会顽强地滋长，弥漫，渗透，而且其旺盛的生命力必将会产生巨大的召唤作用。（来源：《大西北诗刊》2011年五周年纪念刊。　民刊《大西北诗刊》（前身为《大西北诗报》）创刊于2006年7月,主编为知闲、旱子、单水、南岩、陈就等80后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