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底层书写与个体文化追寻
——杨克《石榴的火焰》的诗学新变
史习斌
在当代诗坛上，杨克是作为“第三代实力派诗人”和“民间写作”的代表性诗人确立其诗歌地位的。寻根文学、朦胧诗、第三代、诗歌边缘化与商品化、新世纪诗歌的多元并存与自处，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步入诗坛到现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诗歌经历的道路杨克基本都经历过。杨克的诗歌创作是执著而纯粹的，不同于其他双栖或多栖的作家，诗歌是他三十年来主要且根本的文学资本。八十年代的杨克的诗歌成就，主要是以“花山”和“红水河”为代表的文化寻根，以及根植于广西的大地书写；1991年杨克从广西南宁来到广州，开始了他的现代化都市体验和基于此上的城市书写，写出了《在商品中散步》、《天河城广场》、《石油》、《广州》、《火车站》等重要作品，十多年的探索使得杨克将都市商品的物质主义和与之相关的“城市诗”推进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新世纪以来，杨克的诗歌创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坚持着对都市生活的表达，但其关注的重点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传递出一些较为明显的新变信号。尤其是最近几年，杨克的诗歌慢慢走出了对都市商品的迷恋，而以其民间立场和个人写作姿态为切入点，不断拓展诗歌的题材领域和表达形式，以实现不同于以前的底层书写和文化追寻。新近出版的诗集《石榴的火焰》①正是这种新变的最好例证。
《石榴的火焰》是杨克近年发表的诗歌在大陆首次结集出版。全集虽未分辑，但诗作的编排自有侧重。《我在一棵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作为开卷之作，可谓奠定了全集的感情基调和艺术水准。全诗设喻精巧，形象生动，适度陌生化的语言中和了纯粹口语无法避免的韵味缺陷。这里的“祖国”并不等同于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而是着重指涉世居疆域的历史文化、饱经沧桑的土地和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诗人从石榴里看到的不仅有“微笑”，更有“苦”，有“无声的叫喊”：“我还看见石榴的一道裂口/那些餐风露宿的兄弟/我至亲至爱的好兄弟啊/他们土黄色的坚硬背脊/忍受着龟裂土地的艰辛/每一根青筋都代表着他们的苦/我发现他们的手掌非常耐看/我发现手掌的沟壑是无声的叫喊”。沿着这一道“裂口”向下窥视，“底层”苦难的生活细节和荒诞无奈的宿命一一呈现。在这里，杨克关注底层的写作姿态非常明显，这种底层书写的“痛感”自然比一味歌颂的“欢乐”要深刻得多。沿着这一路径游走，集子中不少书写底层的文本形成了一条明在的线索。《如今高楼大厦是城里的庄稼》再也没有《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那样的悸动惊喜，而是充满无奈的愤怒：“土地是国家的，国家是人民的/可似乎并不被高高在上的国家掌控/也跟为口腹忙碌的蚁民无关/一枚大印在暗地里把几个人的商机/盖得皇天浩荡/开发商是承包大户，贷款雇人耕种/种植能手依旧是农民，那些长工短工/戴上工人的安全帽/粮食不断涨价，政府和商人赚个盆满钵满/财富和政绩芝麻开花节节高”。这首诗的描述是精准的，判断是清醒的。官商勾结的房地产现实已经抢占了“主人”的地盘，使土地的“主人”不得不沦为“长工短工”，这种矛盾又如何“统一”呢？这是杨克和任何一个诗人无法解决的“难题”，但诗人的关注至少提醒权贵们还有一种声音存在着，这是底层的愤怒，更是时代的警醒。《有关与无关》通篇用反讽来结构“无关”的内容，在对国际大事件进行幽默的嘲讽之后，将镜头聚焦到国内的一辆大巴上：“前几天两个在长途大巴上咳嗽的民工/正是差点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人物的中国工人/他们被全车乘客投票表决丢进冰天雪地里/在这个国家 很多人装出跟民主无关/可有时他们不得不偷偷使用这个法宝/来对付那些比他们更弱小无助的人”。两个民工被全车人投票赶下车，这跟真正的民主有什么关系？“民主”在这里成了中上层欺压排挤底层人物的一块遮羞布，布后隐藏着的是夹在皮包里的“小”和人性中的“恶”。《钉子与铺路石》一诗中拒绝拆迁的“钉子户”与“开推土机的大叔”“对峙”的场景是中国各地千千万万拆迁事件的缩影，那些曾经“对着雷锋像宣誓”做一颗铺路石和钉子的大婶，在面对自己的家园被强拆的时候，小家与大家、现实利益与曾经的承诺该如何选择？“半空中的政府大楼/像蹲着的老虎/被屁股下这枚小小的钉子/一扎/疼得跳了起来”，从中国式拆迁的现实来看，力量悬殊的双方之间的“对峙”的最终结局是早已确定了的，因此，“疼痛”的远不止“政府大楼”，更有底层的严酷生存现实和他们的家园坚守难题！《大学生士兵——2008春运，广州火车站纪实》如题所述，是一个春运高峰火车站拥挤场面的纪实。在人紧贴着人的人潮中高举了十几个小时行李箱的中年旅客，在冻雨中执勤的被扔出的行李箱砸伤的19岁的士兵——一个武警学院的大学生，还有饥寒交迫挤踩着回家过年的黑压压的人群，都是杨克所关注的底层。这种对于底层生存世相的展示是原生态的，只需呈现就已足够。
杨克的底层书写的诗歌中，最震撼、最深刻也是最优秀的，当数《人民》。这首诗仅三节，第一节不动声色地展现了8种身份的社会底层人员：“那些讨薪的民工。那些从大平煤窑里伸出的/148双残损的手掌。/卖血染上艾滋的李爱叶。/黄土高坡放羊的光棍。/沾着口水数钱的长舌妇。/发廊妹，不合法的性工作者。/跟城管打游击战的小贩。/需要桑拿的/小老板。”这8种身份有的被漠视甚至遗忘，有的被正常人群隔绝，有的被排挤至社会边缘，有的被取消了存在的合法性，他们在政治权利、经济福利、文化层次、社会地位甚至人权保障等各方面都处于最底层的位置。第二节仍然是客观冷静的身份展示，只是展示的强度大为增加：“那些骑自行车的上班族。/无所事事的溜达者。/那些酒吧里的浪荡子。边喝茶/边逗鸟的老翁。/让人一头雾水的学者。/那臭烘烘的酒鬼、赌徒、挑夫/推销员、庄稼汉、教师、士兵/公子哥儿、乞丐、医生、秘书（以及小蜜）/单位里头的丑角或/配角。”或总称或单指，像竹筒倒豆子一样，一下子抛出17种各色人等，他们有不同的职业（有的没有职业）和地位，绝大部分仍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即使有的有较高的地位，但仍只是社会大众的普通成员。至此我们看到，诗人的看似冷静的展示背后其实隐含了选择的倾向，这些普通的大众理应是人民的主体，是国家的主人，但其生活遭遇和现实处境却又是莫大的讽刺，所以刺激了诗人更理智的思考——诗的第三节：“从长安街到广州大道/这个冬天我从未遇到过‘人民’/只看见无数卑微地说话的身体/每天坐在公共汽车上/互相取暖。/就像肮脏的零钱/使用的人，皱着眉头，把他们递给了，社会。”“人民”一词虽然有不同的含义，但在现阶段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政治话语而使用的，究竟哪些是人民，哪些不属于人民，也是由政治权力及其附属系统根据需要而圈定。可以说人民是强权的，同时又是失语的，尤其对于大多数没有话语权的底层来说，很多时候是被合法代表了。而且“人民”的外延是变动的，即使像学者、医生、公子哥儿这些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也可能从一种代表别人的“人民”变成另一种被别人代表的“人民”。《人民》一诗给人的震撼在于它通过入诗人物的有意选择集中呈现了底层的庞大与无奈，用一个个无声的特写镜头撕开了政治叙述华丽的外表，还原了底层社会生态的真实性和残酷性；《人民》又超越了纯粹的底层苦难书写，诗的第二节中学者、医生、公子哥儿等白领身份的嵌入就是证明，诗人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呈现，他还启发我们思考“人民”这一术语的多重含义以及这些含义之间的悖论主题，去揭示被一个话语体系遮蔽和掩盖的现实真相，因而这首诗又是深刻的。
其实在新世纪之初，杨克曾先后写下了一组关于人民的诗，除了这首《人民》，还有另外三首：《人民（之二）——伊拉克》、《人民（之三）——卢旺达或苏丹》和《人民（之四）——德国》②。这三首诗虽然取的是国际视点，但仍然是底层关注的典型文本，诗中渗透着对强者罪恶的控诉，记录了弱者被侮辱、无辜者被杀戮的悲剧现实，还有对随处可见的饥饿与赤贫的同情。可能正是因为这组诗独具的真实直接的勇气和直面现实的尖锐，使诗歌在发表和出版上遭遇了不止一次的阻碍。杨克2010年在台湾出版的诗集《有关与无关》中《一组诗再次摧毁我一部诗集》有较为详细的交代：“北方某出版社/《石榴的火焰》即刻付梓/社长临时决定召开社委会议/专门讨论我的诗集/——其中写人民的一组诗/难以判断有碍还是无碍//为了平安过年/不如少些忐忑/哪怕‘人民’根本就不会惹事/也只好决定让诗集胎死腹中//三年前我的另一部集子/‘人民’也被抽掉/好象拔掉口腔中的一颗疼痛的龋齿//张清华的30年选本/人民同样命途多舛//可人民须发不改/刊物的头条/林贤治编的选本 乃至《诗刊》编的选本/并未招致任何非议//南方的几家出版社/伸来援手答应出版/让‘人民’在冬日感到温暖//可我最终还是放弃了/我觉得非要再出一本诗集相当可笑/在网上随处都能读这些诗/而‘人民’却一再如此辗转 甚至‘无家可归’//顺手把其中一些诗作/给了潘洗尘的诗歌周刊/一本没有刊号的快递 让‘人民’容身/这一刻/心里一半轻松 一半无语”③。这首诗不仅仅是记述《人民》组诗出版不顺的遭遇，更重要的是在叙述的同时显现出一种不言自明的情绪，以及情绪背后隐藏着的作者的诗学立场和艺术态度，其间可以看出杨克对底层关注理所当然的认可和毅然坚持的决心。
杨克少年时代的生活经验和底层是沟通的。加之他长期生活在广州，一个底层蚁居的谋生之都，各式各样的底层人物就在身边，并不缺乏诗歌写作所需的底层的生活资源。底层书写的诗域开拓是杨克新世纪诗歌意义场的一个新变，此时的视点下移绝不像早期诗歌如《蝶舞：往事之三》对某一偶然事件中底层伤害的诗意美化，也跟郑小琼等“打工诗歌”诗人的写真式现场陈述不尽相同。杨克诗歌的底层书写是一种民间视野下的底层关注，“民间不是一个诗人的身份，……民间是诗人的精神立场和写作的出发点，是诗歌的在场。”④民间是对权力话语的消解，是先锋实验性和个人写作的独立性。关注和表现底层不一定非得要永远生活在底层，只要一个诗人的民间精神立场处于“在场”而不是缺席甚至对立，他对底层的关注就是有效的。细读杨克的诗歌，我们不难看出诗人博大的悲怜情怀，对权力话语的强烈消解欲望，对不合理现象的批判，对弱小事物和底层民众的同情。更重要的是，杨克诗歌的这种民间底层书写超越了自然主义式的苦难呈现，也不完全局限于对底层做现实主义的反映，他最大的意义在于能启发人们思考苦难的根源。杨克曾说：“很多年生活底层的经历，奠定了我的诗追寻存在意义的基调。”⑤这种“存在意义”的追寻正是一种对底层苦难单纯叙述的超越，是杨克一直以来追求和表达的都市化、商业化、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内容，可以统合在现代性的一体两面之中。这也正是民间底层书写不同于底层自身情绪宣泄和主流话语对底层情绪安抚的“民间”姿态的意义所在。
淡化商品叙述步入文化追寻，是《石榴的火焰》表现出来的杨克诗歌创作的另一个新变信号。
杨克的出生地广西和现居地广东都属于岭南地区，尤其是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广东更是岭南文化的重镇，所以，对岭南文化及其象征符号的阐释可谓杨克诗歌文化追寻的题中应有之义。《岭南》一诗可以说是杨克新世纪诗歌中文化言说的代表作。诗作秉承了杨克于客观展现中内蕴诗人主观情感的诗风，对岭南地区的地理环境、建筑风格、生活习俗、风土人情、地方民间文化、历史人物和事件、各路文化名人等做了全方位的展示，通过对有关岭南的大量文化符号的高频率散射，提炼出“先天下的岭南，纳百川的岭南，实干的岭南”的岭南地域特色和地方文化精神。孙中山作为岭南文化的一张名片，其身上附着着大量的历史文化能量，杨克的诗歌也在此投入了持续的关注。《孙文纪念公园》从一个公园的雕像出发引起诗人的文化思考：孙中山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领导辛亥革命“咔嚓剪掉帝制”，可后人却偏偏在孙文纪念公园竖起“根深蒂固的华表”来纪念他，这“无形的辫子”如何从人们心中真正剪掉，看来还真要“同志仍需努力”！《孙文西路》借“车夫”为连缀点，将“85年”后的“孙文西路”与“1925年”的“泰东戏院”联系起来，通过对比显出淡淡的文化缅怀，给人“国是路非”的历史沧桑感。《孙中山》从历史出发，以场面入手，截取武昌首义、黄花岗72烈士、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和最终积劳成疾病逝几个典型历史镜头，蒙太奇式地表现了孙中山先生身怀家国梦想而注定奔波、仓促的人生命运，孙中山的形象和人格精神可以看作对岭南文化的一个注解。《辛亥那年》则选取“文学社”这支辛亥革命的特殊力量为对象，以一个“个头还没枪杆高”的新军士兵的口吻，讲述辛亥革命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是革命历史文化诗意化的审美表达。
杨克诗歌的文化关注并不局限于广东甚至岭南，他的不少诗作将眼光投向全国各地的历史人文景观，看似是一些“游山玩水”的“观光旅游诗”，实则是在诗性体悟中对历史人文古迹文化资源的当代激活。《三苏园祭东坡》用近乎赋体的铺排来细数与三苏园毗邻的豪杰和化用苏轼诗词，营造出杨克诗歌中最为深厚的历史人文氛围。《东坡书院》写出了一群当代诗人造访东坡书院这座900年的“老宅子”时漫空传来“不耐烦”的知了声的复杂感受。《黄鹤楼》感叹着黄鹤楼屡次“寂灭又复生”的多舛与幸运，《己丑年夏日再登黄鹤楼》则虚拟“我”与李白、崔颢的“相遇”实现诗人的文化沟通和心灵交流。《谒香山普门禅寺观音祖庭》和《郎木寺朝拜》沐浴着朗照的佛光。《我对黄河最真实最切身的感觉》从一个四岁孩子的一句话中感受到作为“血脉”的黄河“与生俱来”的神圣感和震撼力。在这些诗作中，诗人通过对诸多文化名址的造访，唤醒了一个现代个体的文化感受力，复活了书院、楼阁、寺庙、江河等文化符号的文化功能。
诗人是创造文化和传承文化的使者，诗歌则是他们实现文化创造和传承的载体，古往今来无不如此。杨克作为一个当代诗人，在这一点上自然与历代中国文人的心灵是相通的，这种相通性正是古今诗人文化血液溶合的基础。《赴香港城大纪念杜甫千三百年诞辰戏仿杜诗》4节36行诗，改写和化用了28首杜甫的诗，用“戏仿”的形式将古代文化资源与现代生活情景结合起来，具有很强的实验性和阅读新鲜感，也有着颇高的文化浓度。《长相思》的那一次西安之旅实际上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诗人借一次“旅行”追踪到了唐都长安的踪迹和李白的遗墨。《新长恨歌》是对白居易《长恨歌》李、杨之爱的历史钩沉与个体解读，是传统江山美人文化桥段的现代演绎。这三首诗串联了诗歌唐朝的三位重要诗人，加上汤显祖（《涠洲岛》）、苏轼（《三苏园祭东坡》、《东坡书院》）、李白和崔颢（《己丑年夏日再登黄鹤楼》）等，恰好构成了诗人与古代文人的一次文化长谈。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文化寻根的浪潮中，杨克就写出了《走向花山》这样的作品，这组诗在杨克重要的诗集中都会选上，2010年台湾出版的《有关与无关》还将其放在卷首单独列出，说明杨克虽然身在商品气息浓厚、文化底蕴相对薄弱的广州，也似乎习惯和接受了“在商品中漫步”的生活节奏和方式，但他对诗歌的文化承担总是念念不忘，或者说是非常看重的。在《石榴的火焰》这部诗集里，占据重要位置的不再是城市广场、石油、电话、咖啡馆、时装模特、火车站、花园别墅、迪士高等现代都市和商业符码，而代之以书院、名楼、庙宇等历史文化符码。因而可以说，近年来逐渐走出商品叙述迷宫的杨克诗歌，在文化追寻维度上的企图和努力是显而易见的。如前所述，杨克诗歌的文化指涉并不首见于新世纪，但与此前不同的是，以《石榴的火焰》为代表的杨克诗歌的这种文化追寻，不再具有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浓烈的文化寻根味道，也并没有强烈的文化纵深追求的欲望，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面对历史文化根源所做出的诗意表达。作为“第三代”诗人的杨克十分看重这种个人的表达，他说：“个人写作姿态的确立，无疑是进入没有‘诗歌事件’的市场消费环境后，中国诗人最具意义的文化策略”⑥，用这种文化策略切入历史文化的根脉，“融入历史语境的同时强调个人写作的姿势，是要警惕重返‘集体意识’的齐唱，在新的多声部和弦中放开更为恢宏的歌喉。”⑦杨克的这种写作姿态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所以，无论是对名胜古迹的拜谒，还是对文化名人的书写，以及文化源头的追溯，都是一种独立的个体文化追寻。
（本文获“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财教【2012】140号）”支持。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学科共建项目“民族精神视域中的中国新诗”（GD11XZW1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杨克：《石榴的火焰》，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本文所引诗歌除注明外，皆引自此诗集。
②杨克：《杨克诗歌集》，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
③杨克：《一组诗再次摧毁我一部诗集》，见《有关与无关》，台北：华品文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
④杨克：《二十一个问题：回答一份书面采访》，见《广西当代作家丛书 杨克卷》，59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
⑤杨克：《与文学有关的片断》，见《广西当代作家丛书 杨克卷》，139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
⑥⑦杨克：《个人写作与公共空间》，见《广西当代作家丛书 杨克卷》，100页，101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
（作者为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作者通联：姓名：史习斌 就职单位：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研究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 职称：副教授 联系地址：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寸金路29号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52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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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24 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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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3-4 13:54
发表于 2013-2-25 06: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