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的诗意追踪与诗学建构

访谈诗人中国

访谈诗人中国第一卷

序：对话中的诗意追踪与诗学建构

张德明


好友张后发来《访谈诗人中国》的书稿，告诉我即将付梓，嘱我为之写几句话。我知道他早在三年前就有访谈诗人的系列计划，经过这几年的努力，终于有了眼前洋洋二十多万字的重大收获。这是一次有组织的诗歌行动。它虽然不是单纯的诗歌创作，也不是纯粹的诗歌批评，但其难度并不比创作和批评低，因为这样的对话要想有效，诗人的挑选、话题的设计、理论的预制等都是至关重要的，随意的放谈和漫无目的的絮聒最后可能变成一种没有意义的扯淡。何况当下是一个功利主义的时代，许多人只在意对自我的一味凸显，只注重经营自己的个人作品集，对这种“对话体”的文本形式并不怎么高看，张后能坚持做下来，能笼聚诸多诗人来参与这次对话活动，这种行为本身就足以让人钦佩。我认为，这本访谈集，并不只是一次简单的诗歌行动，而是能显示出不凡学术价值的艺术工程，其学术价值在于，通过主持者和受访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和问答，张后引领我们对诗人的生活细部和生命深层处进行了真实而具体的诗意追踪，同时在访谈者与被访者双方的对话之中，某种富有理论性的诗学建构又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施。
在张后书稿里开列的诗人名单中，我看出了他挑选访谈人的细致与精心。从目录上看，受访的诗人一共有12位，分别是何三坡、车前子、潘洗尘、杨黎、伊沙、徐江、沈浩波、周瑟瑟、敬文东、刀（杨上）、李轻松、安琪等，这些都是当下比较活跃、也有一定知名度和典型性的诗人与诗歌评论家。这些受访者中有“第三代”诗人代表（杨黎），有中间代诗人代表（安琪、伊沙），有新归来诗人群代表（潘洗尘），有70后诗人代表（沈浩波），有新锐诗评家兼诗人代表（敬文东），有住校诗人代表（李轻松），其他几位也各有特色，都不是泛泛之辈。这些被访者大多在北京生活和工作，也有少数在外省。这些诗人平时因为各自忙自己的事情，亲自接受访谈大概不太现实，我估计张后主要是通过电子信箱的交流而与受访者展开对话的。即便是电子信箱的交流，也并不是轻松容易的事，对话前的诸多准备工作和对话后的整理工作，以及可能延伸的进一步对话等等，都需要访谈者付出大量的汗水与心血。我一直以为，每个优秀的诗人都是一个有着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的个体，选择一个诗人去访谈，就是选择了一个富有独特性的生命个体去走近甚至进入他的灵魂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比较赞赏张后对上述诸多诗人进行深入访谈所展现出的勇气和胆识的。
再细致阅读其中的访谈文本，我不能不说，其问题的设计是耗费了心思的。对话表面上看是一种轻松随意的交流方式，当两个人坐在一起谈论时，似乎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领域都可以涉足，什么衷肠都可以倾诉，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日常的对话因为没有某种意向性的预设，确乎可以天南海北地发散和敞开，但一旦对话需要带有某一思想意图和话语理想时，彼此的交流就不是那么随心所欲、天马行空了。这个时候的对话就需要设计，对象的了解、话题的选择、秩序的编排、目标的预定、障碍的清除，等等，都需要采访者在与被访者对话前周全地考虑，精心地设置。从张后的书稿中，我们能时时处处地发现他的用心。在与每个被访者交流之前，张后都从多种渠道了解了对方的各种情况，包括成长历程、诗学观念、代表作品、当下境遇等，在这一基础上，张后根据不同的访谈对象，设计了不同的话语路向，让每一个受访者在回答他提交的问题中都能充分敞现自我，展示个性。比如对潘洗尘的访谈，对话的起点设计看似漫不经心其实颇有意味，这是张后提交的第一个问题：“访谈你是一件很困苦的事情，因为这几年关于你的所有的话题，似乎都被先行者访谈遍了，我不知道还能否挖掘出一些新鲜的话题？我感觉自己的能力很有限，我就打一打擦边球吧，反正我的这个访谈主要是以诗人生活为主的，尽量避开那些诗歌文本上大是大非的老问题，聊些其他的不上纲不上线的‘八卦’闲话，我翻看了《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一书，我发现这上边竟然没有你？我从现有的一些资料上看，你早在1980年代初期就以大学生诗派的身份或大学生诗歌运动的身份冲在诗歌现场的第一线了，你怎么会在这本著名的‘红皮书’置身世外了呢？我找不到原因，你能帮我解开这个迷吗？”在这个问题里携带了许多信息，比如80年代诗歌大展与当时诗坛状况的出入、被访者与80年代校园诗歌的关系、80年代诗人如何看待当时的诗歌历史等等。我们知道潘洗尘在当代诗歌史上的意义是，他作为大学校园的重要诗人在80年代就已经向诗坛提交了不少优秀的文本，但80年代的一些关键性选本又未曾收录他的诗作，90年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因为某些原因曾离开诗坛，直到新世纪才再度归来，我习惯将他指认为“新归来”诗人群的领头雁。选择他来回顾80年代的诗歌历史，让一个写出了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诗歌文本但又被诗歌史遗忘的诗人出来说话，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对当年的历史真相加以还原的。张后设计的这第一个话题可以说是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直接切入历史场景，达到对过去时代加以深层次的审思与追问的目的，这绝不是随意抓取的问询题目。再比如对沈浩波的访谈，张后在其中设置了一个这样的话题：“我一直觉得你的诗歌也没有什么下半身的概念？我十岁就在胡同墙上写过类似这样的东西？王小丽你的乳房像宝塔，我要趁黑摸上你的宝塔……是不是我比较麻木？写点身体的特征和名称就下半身了？这不抬杠吗？那医院的妇科不是天天都下半身？也没什么大邪大恶的？我觉得你当年（2000年）抛出‘下半身’这个概念，完全是故意和某些人或某些集团叫板或抗争？比如我们年轻时候，梳爆炸头穿喇叭裤，是和传统抗争？试问如果以现在的年龄，历史重新演过一回，你还倡导‘下半身’写作吗？”这个话题中对“下半身”写作的提法表达了某种疑惑或者说疑问，这种疑惑与疑问其实代表了中国当代诗坛许多诗歌从业人员的共同思想倾向，人们当然很想沈浩波从沈浩波的自述中打探出他当初提出此概念的诗歌立场与心理动机。这或许也是沈浩波希望透彻讲述的一个问题，我注意到他的回答很长很细致，因为“有话要说”所以说出来就是“滔滔不绝”，通过倾听沈浩波的对话，我们对下半身写作的创作理念获得了新的理解与认识，也对其存在的审美合法性有了更多的认可。在张后设计的许多话题中，都与被访者的过去人生历程和当下生活情状息息相关，当我们面对这问与答的话语时，其实是在对诗人进行意味深长的诗意追踪，我们不仅因此而更了解了被访诗人的基本状况，也因此而对当代中国诗歌现状有了更为深层的了解。
对话是一种绵里藏针的文体，看似自由、散漫，机心缺如，其实观点深蕴其间，在不经意间给人持久的启迪和教益，这或许是中西最为重要的文化原典，如《柏拉图对话集》和《论语》，都采用了对话体形式的主要原因。张后的《访谈诗人中国》也是一部对话体的著作，访谈者在诗人的生长环境、人生阅历、诗歌营养、诗学理念、创作经验等方面布设疑问，对被访者进行了系统的问询和追踪，这些回答中其实包孕着有关诗人成长历史与新诗创作的关系、新诗创作的基本经验与方法、1980年代至今的中国新诗发展状况、中西诗歌的比较等许多诗学内涵，通过问答与对话的形式，这部著作也在一定意义上进行了具有学理深度的诗学建构。

王光景

欣赏，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