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摩之洞”的思想“至乐”

妙手丹青

按：从思想中找到快乐，思想随之快乐；从思想中找到痛苦，思想随之痛苦。思想本无快乐与痛苦，全是找到的。

“达摩之洞”的思想“至乐”

         ----中国哲人李泽厚、刘再复侧影

                    

张梦阳



    少时读《庄子·至乐》篇，就萌生一个疑问：“人生在世什么是最大的快乐？”当时在有“文学家摇篮”之称的北京二中就读，学校文、史、哲氛围浓厚，以艰苦朴素著称，师生之间都是谈学习，谈文章，谈思想，绝无谈吃谈喝、炫富显贵、追求享受之风。恩师韩少华先生就经常穿着条补钉裤子，在大食堂就餐，当时又是男校，清一色的蓝制服、黑棉袄，绝无娇声艳色，所以我以为能像韩师那样用优美的文字表现自己的所感就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后来在大学里经过“文革”的磨砺，又在农村学校经受了艰苦的摔打，我长久陷入困惑与沉思之中，进一步感到思想才是最重要的。好的文字必须包含深刻的思想，如无思想，再好的文字也是苍白的。所以给自己列出了座右铭：



     思想之乐，乃人生最大快乐。

    思想家之境界，乃人生最高境界。



    我尚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此生是成不了思想家的，然而我“终生不渝对思想和思想家的向往”。

    什么人才是思想家呢？我不断探讨这个问题。但长期以来只是从书本上仰视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在实际生活中很少亲身接触。2006年底在上海拜见了王元化先生，深为他晚年仍然不停的思想探索所感动，觉得这就是思想家。写了《思想家的铜像》一文，刊登在当年12月15日文汇读书周报“书人茶话”上。遗憾的是相谈时间过短，2007年又错过与元化先生再谈的机会，不到半年先生就与世长辞了。

    幸运的是2012年7月25日至8月2日，我再访科罗拉多高原，与李泽厚、刘再复先生相处一周，才更深入地亲炙了思想家的风范，感受到了“达摩之洞”的思想“至乐”。

    再复把他和李泽厚先生当下所处的环境比喻为“达摩之洞”，说道：“据初唐僧人道宣《续高僧传》记载，禅宗东土第一代大师菩提达摩，当年‘善明观行，循扰岩穴，言问深博，遂从而出家……’他的确经过一番面壁的功夫，而且是在‘岩穴’里。远离喧腾的‘岩穴’帮助达摩把思想凝聚，也帮助他穿越精神的隧道，一直到达内心最深的地带。达摩是个大隐，无论在江湖山林，还是在街头闹市，他都可以有所修，有所悟，哪怕是在宫廷之中与梁武帝对话，他的心灵也不会被富丽堂皇的殿宇所遮蔽。借助‘达摩之洞’这一意象，就是督促自己坐下来好好读书、思考，即‘坐定’以修，‘坐定’以求。我相信‘定’即‘慧’、‘慧’即‘定’的说法。达摩一坐就是九年。没有面壁十年的功夫，哪有中国禅宗的草创？我和李泽厚先生一起，生活在‘象牙之塔’中，正像在‘洞’中面壁的达摩，不过我们面对的‘壁’是洛玑山。”
　　我环视他的书屋，见书满四壁，南面墙上的书架上，整整齐齐排列着再复五年来的新著：《红楼四书》、《双典批判》、《师友纪事》、《人性诸相》、《高行健引论》、《李泽厚美学概论》、《读海文存》　……出书已达第九十九种。写字台上摆着一份刚刚收到的Cambria　Press的祝贺信。出版社祝贺他的英文版《红楼梦悟》得到国际性《中国研究书评》的高度评价，称之为“有趣、迷人，富有启发性与吸引力的解读”。另一专著《双典批判》的英译本也很快就会问世。
    翌日傍晚，我又随再复拜访了李泽厚先生，与先生在家里阳台上亲切地聚谈，先生温存地微笑着，如一尊沉厚、稳重的石像。他与再复的长篇对话录《告别革命》中有一句箴言：“会欣赏思想也是一种幸运。” 我恰恰是一位幸运者，欣赏到了思想家的思想。当提到李泽厚先生提出的“度”的哲学范畴时，听到了这样的谈话：



        李先生沉思片刻，悠缓地说：“讲‘度’就是反对走极端。”李先生的晚年  创若干哲学大范畴，“度”是其中的一个。在他的论述中，这个“度”，便是把握中道。这不是概念，而是实践，是主观对客观的把握。它不是语言，而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带有历史本体性。

    再复补充说：“左、右两种极端都是深渊，‘度’让我们避免落入深渊。我和李先生的《告别革命》讨论的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并不否认以往暴力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只是不赞成把‘暴力革命’看作历史的必由之路。这也是为了避免落入‘极端’

的深渊。”

    李先生点点头，肯定地说：“所有哲学建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释现实和为现实的发展提供思路，我提出的历史本体论和对于历史合理性的‘度’的重视，归根到底就是强调选择改良是目前中国最为合理的政治方案。”(见拙文《再访科罗拉多高原》，载2012年8月31日文汇读书周报5版特稿)



     我听了二位先生的话，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深切感到人必须有思想。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也在于思想。一个学者如果没有思想，再用功也只能生产垃圾，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初看到的廖冰兄的一幅漫画《自嘲》。画的是一个蜷缩成一团的知识分子，看来原来是被囚于罐中的，如今罐虽已被打碎，他却仍然保持着囚禁在罐中的姿态。一听到《告别革命》的书名立刻跳起来反对的人，除个别另有用心者之外，很多人是在所谓“革命”的思维窠臼中蜷缩得惯了，虽然惨遭“革命”之苦，但内心深处仍然视“革命”为唯一“圣物”，一旦有人提出“告别”就神经过敏，非反对不可，生怕再被打入“反革命”的地狱。这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固定化的思维结构”在做怪。《国际歌》里有一句：“让思想冲出牢笼”，我们应该大胆冲破“牢笼”，开拓自己的思维空间，跳出过去的思维窠臼，以天马行空的大精神多方面、多方向地想一想，不要再在惯性思维的跑道上滑行了。

    我很想与李先生尽兴长谈下去。但先生到底是八十二岁的老人了。9点多，再复拉我告辞。路上，再复告诉我：李泽厚的哲学具有体系性与原创性。所以真正进入了世界哲学史册。美国诺顿公司2010年出版了一部　《诺顿理论和批评选集》，是甄选、介绍、评注从古典时期至现当代的世界各国批评理论、文学理论的权威性著作，入选的篇章皆出自公认的、有定评的、最有影响力的杰出哲学家、理论家和批评家。第一版由艾森特·利奇主编，出版后好评如潮，很快成为全世界各地大学最流行、最重要的批评理论教材之一。本年内此书即出第二版，仍由艾森特主编，并请其他六位世界级教授参编。此版收入一百四十八位著者的一百八十五篇作品，始于古希腊的高尔吉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终于美国女学者朱迪丝，号称“最全面深广”、“最丰富多彩”的选本，成为理论和批评的“黄金标准”。编者在《前言》的开头自豪地宣称，第二版最重要的特色之一是选入四位非西方学者的著作，包括中国的李泽厚、日本的柄谷行人及阿拉伯和印度的各一位哲学家。此书卷首排列两个目录，其一按著者的生年排序，其二按理论和批评的类别排序。在第二个目录中，李泽厚的名字被分别列举于三种类别之下：美学、马克思主义及身体理论。其中美学一类最引人注目。此类仅仅收入十三位学者，几乎全是声名赫赫的大哲学家，包括休谟、康德、莱辛、席勒、黑格尔等。李泽厚是其中唯一的非西方现当代哲学家。在著者评介中，编者称：“李泽厚是当代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奇观！他所发展的精致复杂、范围宽广的美学理论持续地值得注意，特别是其中关于‘原始积淀’的独创性论述。”
　　哲人都是孤独的。李先生深爱他的孤独，从来不喜抱团、扎根，不做风气中人、潮流中人。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从众声喧哗中，一语而出众人惊。经过数十年的孤独面壁，形成了他庞大、切实、富有原创性的哲学体系。他晚年为了保持宁静，已经婉拒了许多采访。今晚能和再复一起与我做这样随意的聚谈，是极为稀少的。真是三生有幸！我已经很满足了，不敢再打扰了，只是在再复的“达摩之洞”旁的小屋中，一边凝望窗外的洛基山，一边回味他们的谈话，品读他们的著作。
　　7月29日上午，再复突然来到我的小屋说：“明天上午十点，李泽厚先生来，要在波德的中国饭馆请你吃饭。”一时间，我真的有一种“受宠若惊”之感。
　　30日上午，李先生开着一辆红色的轿车，和夫人一起准时来到再复家门口。我赶忙迎出去，见他穿着牛仔裤，黄色黑花短袖衬衣，很有精神，像是六十开外的人。再复曾私下告诉我：这位大理性主义者是很准时的。我看了看手表，果然是十点整，一分钟都不差。
　　饭馆的菜肴很美，但我竟吃不出味儿来，因为觉得能与李先生和再复一起聚谈，比吃什么都美……两位先生站立在精神的高原上，“温和而又坚持，思想之丰富，如霞之绚；软语之温存，如霞之暖”。
    饭后分别，我随再复和菲亚回家休息，久久不能平静，始终沉浸在欣赏思想的欢乐中。下午4点，再复准时外出散步，我也随去。5时许回来，菲亚告诉我们：“李泽厚先生来了，拿着本书，兴冲冲地找再复。见不在家就朝你们散步的方向追去了。”我和再复连忙去追，但没有找到，只好又返回家中。

天色昏黄时，又听李先生在门口呼喊，再复赶忙迎接。李先生却不进门，只在门口交给他两本书，兴奋地说了几句就回自己家了。

    再复回转来对我说：“李泽厚这位哲人又发现什么思想线索了。”把李先生给他的书交给我说，“这是李先生自己的《<论语>今读》，这是他刚读完的《维特根斯坦传》。他发现他在《<论语>今译》中对‘太初有为’的解释，维特根斯坦也说过。让我帮他查查歌德《浮士德》中又是怎样说的。”

    于是饭后，再复顾不上休息，就到他的书斋中查阅绿原译的《浮士德》。我回到他们安排的小屋中翻看李先生读过的两本书。

     这两部书都是精装的，很厚很重。我从《<论语>今读》第129页看到李先生对“太初有为”作了这样的解释：



    4.24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译>

    孔子说：“君子要说话迟顿，做事勤勉。”

    <注>《朱注》谢氏曰：放言易，故欲讷；力行难，故欲敏。

    <记> 在《论语》中，孔子多次反对“佞”、“巧言”、欣赏“木讷”等等，似与今日西方哲学以语言为家园、为人的根本大异其趣。也许这就是“太初有言”(《新约·约翰1.1》)与“太初有为(道)”的区别？“道”是道路，在儒学首先是行为、活动，并且是由人道而天道，前者出而后者明。歌德《浮士德》说：不是太初有言，亦非太初有力，也非太初有心，而是太初有为(act)，似颇合中国哲理，即有高于和超出语言的“东西”。这东西并非“言”、“心”、“力”，而是人的(在浮士德也许是天一上帝的)“行”：实践、行为、活动。《论语》全书贯串着的正是行为优于语言的观点。这样才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而塑造出健康的人性，这便是儒学基本精神。正是它，才能不同于纯哲学。一般哲学并不如此要求，只有宗教才要求人的行为必需符合教义。在儒学，它发展为“工夫即本体”的深刻的哲学命题，宋明理学大家尚能时时警惕自己，使言行合一。但其末流以至今日的现代新儒家就未必如此。现代新儒家使儒学为纯课堂的思辨哲学，已失去本应有的准宗教品德了。



    原来李泽厚先生在《<论语>今读》中用“太初有为”的观点解释了孔子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最近他又读《维特根斯坦传》，看到维特根斯坦也引用过“太初有为”一语，引起了浓厚兴趣，联想起歌德的《浮士德》，要找出“太初有为”的话与之对照。手边没有《浮士德》，就请再复帮他找。

    我又翻阅李先生读过的《维特根斯坦传》，见这部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长达六百二十四万字、672页的大部头厚书，有不少折页和夹条，书中屡有重点划线。看来书的主人是逐页逐字细读过了，第582至583页画出了着重号：



      ……维特根斯坦的论述的着力之处，是使哲学家的注意力从语词、句子上移开，放到我们使用它们的场合中去，放到赋予它们意义的语境中去：



    我是不是越来越接近于说，最终不能描述逻辑？你必须察看语言的实践，然后你就会看到逻辑。



    歌德《浮士德》里的一句诗概况了他的态度：“Am Anfang war die Tat”(“太初有为”)，维特根斯坦赞赏地引用了这话，而且也有理由把这话视为《论确实性》的题铭----实际上也可把它视为全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题铭。



    看到这里我有些明白李先生为什么那样兴奋了。

    第二天再复起得稍晚，起来后睡眼惺忪，像是熬了夜。询问，他有点儿歉疚地说：“翻阅《浮士德》到半夜，竟没有找到‘太初有为’的话。”

    午前他只好把《浮士德》拿到后边李先生的家里，请他自己再看一看。到了下午4时许，忽然接到李先生的电话，我从旁听到他孩子般欢喜的声音：“找到了！找到了！！是在上册‘书斋’一章。”再复拍拍头说：“噢！我尽在下册找了，怎么能找到。”连忙跑到李先生家里，好一会儿才回来，捧着《浮士德》让我看，原来第33页写着这样的诗句：



    ……我们要学习珍视超尘脱俗的事物，要渴慕只有在《新约》中才燃烧得最高最贵最美丽的“启示录”。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古本，怀着至诚的心情试将神圣的原文翻译成我心爱的德语。(打开一卷，着手翻译)上面写道，“太初有言！”这里给卡住了！谁来帮我译下去？我不能把“言”抬得那么高，如蒙神灵开导，就得把它译成另外一个字。那么，上面可是“太初有意”了。第一行得仔细推敲，你的笔下不能操之过急！难道“意”能够实行和创造一切？我想它应当是“太初有力”！可一写下这一行，我就警觉到，还不能这样定下来。神灵保佑！我可有了主意，于是心安理得地写下：“太初有为！”



    我看了不大理解，再复给我解释道：“李泽厚先生之所以这么兴奋，是因为他在《<论语>今读》中讲解了‘太初有为’之后，还不断从历史本体论的角度进行思考。昨天看到《维特根斯坦传》里有关于‘太初有为’的话后，就联想到这个问题，从《浮士德》、维特根斯坦等多方面论证儒学首先是行为、活动，不是太初有言，亦非太初有力，也非太初有心，而是太初有为，即有高于和超出语言的‘东西’。这东西并非‘言’、‘心’、‘力’，而是人的‘行’：实践、行为、活动。《论语》全书贯串着的正是行为优于语言的观点。这样才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而塑造出健康的人性，这便是儒学的基本精神。”又说李泽厚先生八十有二了，仍然手不释卷，读的多是英文书；不停思考，思考的多是“人类走向”的大问题。他经常在书斋面壁，一言不发，穷根溯底地思索人类和宇宙的根本性难题。有点儿像鲁迅在《出关》中描写的老子，好似木讷的“呆木头”。其实，先秦诸子中只有一个人最具精神定力，这就是老子。他有一种不为世事沧桑所动的定力。当时诸子们都非常繁忙，为了说服君王和传播自己的学说，常常到处奔波，连孔子也是坐着牛车在崎岖路上东西颠波。只有老子具有无可动摇的定力，所以他《道德经》五千言，才写得如此精粹、精辟、精深，这正是精神定力的结晶。老子产生于禅之前，但后代学人却喜欢把‘庄禅’连在一起说，觉得老庄与禅宗的思想方式相通，也就是说，老庄身上早就有一个“达摩之洞”。李泽厚先生的夫人马大姐非常理解和尊重先生的思考与治学习惯，从不打扰，只是一心一意地把房间拾掇得雅洁、明净，将饭做得香软、可口。相夫教子，尽职尽责。李先生风趣地说：从没有看过舞蹈演员的夫人跳舞，夫人也从来没有看过他的书和文章。俩人各做各事，互不妨碍，相安和谐。李先生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别看他在书斋面壁时，淡定、木讷，但他前几年在波德城洛矶山脉开车穿行时，竟然以海德格尔的激情创下飞奔四百公里的纪录。当马大姐埋怨他时，他竟为自己的记录兴奋不已。因为海德格尔哲学占据着他的头脑，海氏认为一切都可能是虚假的，唯有死亡是绝对真实的。知道死的必然，才能把握充满偶然的人生，在有限的生命时间中努力进击，不断在思想探索的路上获得真知，也享受思想的“至乐”。

    第二天，是我在科罗拉多的最后一天，分别之际，随再复、菲亚和李泽厚、马大姐在游泳馆会面。年过八旬依然穿着牛仔裤，黄色黑花短袖衬衣，腰板挺直，更有精神了。我觉得他是为在思想岩层的钻探中又有所获而感到极为快乐。

    是的，通过“达摩之洞”，可以和人类最精彩的灵魂相逢。所谓“相逢”，就是思想要点的共商与共鸣。人生的大愉悦就在这种相逢之中。《庄子·至乐》篇实质上讲的就是人的快乐就在人对本体之物的彻底感悟中。只有达到物我同化、主客消融、身心合一的人生在世的绝对之境，在虚空、无我、我空的前提下，才能做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始终者为友”，从而感到思想的“至乐”。

    在李、刘二先生身边，我也亲身体悟到了思想家在“达摩之洞”的思想“至乐”！



载自《传记文学》二〇一三年第一期

书剑飘零

翩然若童。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