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评奖小风波

瑚图灵阿

                  新诗评奖小风波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初，真是诗歌的“黄金时代”，略通文墨的青年似乎都爱写诗。“诗界”动向，往往成为或大或小的社会热点。
　　1983年，由中国作协举办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获奖作品（1979-1982）”，因中国作协的权威性再加“首届”，更是分外引人注目。经过为时不短的评选，由评委会投票，最终公布了评选结果。奖分二等，获奖诗集共十部。一等奖七部，分别为：《归来的歌》，作者艾青；《祖国，我对你说》，作者张志民；《我骄傲，我是一棵树》，作者李瑛；《仙人掌》，作者公刘；《在远方》，作者邵燕祥；《流沙河诗集》，作者流沙河；《曾经有过那种时候》，作者黄永玉。二等奖三部，分别为：《山的恋歌》，作者胡昭；《绿色的音符》，作者傅天琳；《双桅船》，作者舒婷。
　　此结果甫一公布，立即议论纷纷。本来，诗无达诂，是好是坏主观性甚强，诗歌评奖如无议论不但不可能，反而有些不正常。但是，这次引起人们议论、疑惑的，主要不是哪部好哪部坏，哪部应得未得或者哪部得而不应得，而是开始公布的规则只说评优秀作品奖，并未说要奖分二等。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一二等奖却是“一反常态”的“倒金字塔型”。大凡评奖，总是等级越低获奖者越多，等级越高获奖者越少。而这次评奖，一等奖有七名，而二等奖则只有三名。显然，其中大有文章。不过，议论归议论，一直无人出来解释说明，谁也无可奈何。
　　几十年后，作为当事人之一的邵燕祥先生终于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评选首先由初评小组大量阅读、提出入围作品，在此基础上，评委会的委员们经过认真阅读、讨论，最后投票，选定了上述十部作品。大功告成，众人如释重负，非常高兴，在向作协领导汇报的同时，立即在第一时间向获奖人通报恭贺。
　　不料，此时即有“热心人士”给中国作协的上级主管部门写信，指名道姓说像舒婷这样年轻的作者，如何与艾青这样的大诗人并列？原信谁都没看见，是由作协一位分管诗歌评奖的书记传达的。他同时传达了作协的“上级”的指示，要求重新考虑评选结果。
　　这个要求，使评委中包括冯至、公木、严辰这样的“老同志”感到诧异，很难照办。这三位不仅是德高望重的老诗人，而且从官场重视的政治资历上说，也都是“老资格”。冯至是作协副主席、中共作协党组第一副书记，公木、严辰都是“老延安”。其实，评委会深谙中国“国情”，对获奖排名已经做了调整。如果按实际得票排列，舒婷将名列第二，评委会考虑到“中国特色”，基本采取以资望为主兼顾年龄的原则，将她排在倒数第二。现在，“上级”要求舒婷不能与艾青并列，那就只能将舒婷撤掉了。但如此一来，“那将置评委会于何地？置民主与公平的原则于何地？”这时，有人提醒，评奖结果已经告知获奖者，外地的已经电报通知，事实上已经在一定范围传开，“如果粗暴改动，影响难以估计”。
　　最后，在那位作协书记的主持下达成妥协：即更改规则，将此奖分为一等奖和二等奖，以“拉开老诗人和新作者的距离，拉开有‘定评’和有‘争议’的获奖人的距离”。然而，具体排座次却并不容易，如按通常评奖一等不能多于二等原则，那至少排第六、第七的流沙河和黄永玉也要被“硬拉下到二等奖，总是师出无名，说不过去”。最后的结果，就是从第八名开始为“二等”，造成“二等”反大幅度少于“一等”的反常结果。（邵燕祥：《岁暮忆胡昭》，《南磨房行走》，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86页）
　　不管怎样，大家都以为此事就此结束。没想到的是，风波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更加严重。正在社会上议论纷纷之际，有香港媒体火上浇油，不仅讲了违反原先规则突然奖分二等、且是不合情理的“倒金字塔”格局，更重要的是道破了舒婷得票数第二这个事实。这可非同小可。
　　于是，作协那位书记又奉命前来布置清查，查是什么人把评奖工作的机密泄露到境外。一时间，凡与此有关的人员都成为清查对象。但真正一查才发现，有可能涉嫌泄露此国家机密的人员实在太多。初评小组成员、评委会委员、曾经进出会场的服务员、随身照应老评委的家属、向作协领导汇报时党组面员、书记处其他成员、作协其他门类文学奖前来并报的负责人，甚至所有这些人的亲朋戚友也都应该是怀疑对象。好在此时毕竟已不是“文革”时期，对如此众多的“怀疑对象”不可能以“关牛棚”、“隔离审查”、“办学习班”等手段“集中审查”。结果，清查对象紧张一阵之后，此事也只能不了了之。这也可以算是时代进步的标志之一吧。
　　虽然不了了之，心有余悸的邵先生由此得出一个“最大的教训”，那就是“要远离机密”：“在我们这里，既视‘暗箱评奖’为当然，难免什么琐事都上了密级。一个文艺奖如此，其他可想而知。从此，我就决心不看任何标明‘内部文件’的东西，很快也就不再听任何其他所谓‘内部传达’，这样庶几可免于‘泄密’之嫌了。”（《南磨房行走》第186页）
　　与历史上的“大事件”相比，这场风波小而又小。不过，小事一桩反映出的“特色”却非常典型，更说明这特色确已“深入骨髓”。如：从来不乏出于种种原因，向上级打小报告的“热心人士”；而且，这种小报告往往一打一个准儿，上级总爱相信。再如：缺乏规则意识，虽然事前定好了规则，然而一旦结果不如己意就临时更改规则。虽然投票，但又不公布投票具体情况，仍习惯暗箱操作任意变动投票结果，对“选票”缺乏起码的“尊重”。还有，什么琐事都要上密级，以“保密”为由拒绝公开真相……
　　当然，这是三十年前发生的事情。从那时到现在，一代人的时光已经过去，这类“特色”肯定大有改观——少有“打小报告”者，即使偶有“小报告”上级也不会偏听偏信；遵守规则、坚持程序公正、尊重并公开选票等等，想已成为政治文明的准则和全社会的共识。


注：此文来源网络

肖振中

第一次知道还有这档子事。感谢瑚图灵阿诗友发贴。{:soso_e181:}

迁安阿紫

读后，都难免这样：原来如此！
问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