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我不会地震来了写地震，
台风来了写台风
我情愿太阳出来写爱情，
春天来了写历史
李亚伟，1963出生，重庆酉阳人，当代著名诗人。1983年毕业于四川南充师范学院(西华师范大学），为“莽汉”诗派创始人之一。代表作《河西走廊抒情》、《中文系》、《豪猪的诗篇》等。1993年下海经商，常年往返于北京和成都间，兼任餐饮文化公司老板与出版社总编辑。
震后问答录
诗歌又不是捐款，都争着往外掏，灾民要吗？
羊城晚报：您认为诗人与现实，与时事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像这次雅安地震，您也运送物资去到灾区，非常积极地入世，但有些诗人是隐世的，不太关心外部世界。
李亚伟：我相信，这仅仅和个人性格、经历有关。不同的性格、社会经历不仅会影响人的诗歌状态，也会影响到人的生活行为，并最终决定他们的世界观和写作路径。
羊城晚报：您认为诗歌在多大程度上承载着社会功能？“5·12地震”那会儿，一下子出了非常多关于地震的诗歌。您会写这样的诗吗？
李亚伟：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傻瓜混子乱玩一气。我不会地震来了写地震、台风来了写台风、车祸发生了写车祸、肚子痛了写疾病，我情愿太阳出来了写爱情，春天来了写历史、被美女秒杀了写命运。诗歌介入社会有多种方式，但这种现场方式介入是最差劲的。来什么写什么，现炒现卖，诗歌又不是捐款，都争着往外掏，灾民要吗？老百姓要吗？只有部分给自己假设了任务的习作者需要，一些借鸡生蛋的机构需要，官僚的文化部门需要。这类写作方式和我们的语文教育有关，喜欢命题作文。
但我承认，诗歌承载着社会功能，而且承载着强大的社会功能，只不过它是深沉的、神秘的、谦逊的，深沉得看不见摸不着，神秘得难以定量，谦逊得拒绝统计。诗歌不是物质，它不可消费，不可以用来应酬，清楚了诗歌这样的内涵和品质，才能体会到做诗人的愉悦，才能体会诗歌真正的力量。
今年，李亚伟50岁，仍在写诗。
今天，恰是“5·12”汶川大地震的五周年纪念日。在刚刚过去的四川雅安地震发生第二天，李亚伟运送救援物资从成都去了灾区，而不是写诗。
他20来岁时写的那首《中文系》，“中文系是一条洒满钓饵的大河/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早已成为中文系学子张口就来的“经典”。
作为80年代“莽汉”诗派的代表人物、最有名的地下诗人之一，李亚伟的诗歌早期多以在酒桌上朗诵的方式传诵。直到2006年1月，花城出版社出版他第一本诗集《豪猪的诗篇》。
而到了今年初，《羊城晚报》花地编辑部联手各界专家学者推出“花地华语文学榜”，李亚伟则凭借新作组诗《河西走廊抒情》位列“2012年度诗歌榜”榜首。上月13日，第二届中国桂冠诗歌奖组委会又将“桂冠诗人奖”颁给了李亚伟。
于是羊城晚报记者作了如下采访，听李亚伟酣畅地讲述，忙碌与沉潜、诗意与生活，如何在他身上跌宕。
壹我们要吓唬一下文青“好孩子”
●诗人相互认可对方为“地下诗人”是一种殊荣
●1986年，我们认为文学造反的任务已告一段落
羊城晚报：“莽汉”诗派是当代诗歌史上备受关注的诗派之一，当初成立的情况是怎样的？为什么1986年又会解散呢？
李亚伟：“莽汉”诗派成立于1984年1月，算是“今天派”之后最早有点流派样的诗歌团体。主要成员有万夏、胡冬、马松、二毛、梁乐、蔡利华和我，这些人中，一半大学刚毕业，一半还在上大四，成立诗派的主要目的是我们非常想要和传统诗人相区别。
胡冬最先提出要写“混蛋诗”、“阿Q诗”、“妈妈的诗”、“好汉诗”等，万夏将其综合为“莽汉诗”。这种团队式的写作方式有很强的针对性，主要是反对主流文艺刊物上常见的“假写作”。我们并不反对“今天派”诗人们的写作，但我们认为“今天”被文艺刊物和大众阅读添加进了“伤痕”和文青的调料，所以“今天”被朦胧了。
我们认为那会儿的主流诗人是不会写诗的，我们要吓唬一下他们。“朦胧诗”的写作被文青们学习成了“梦”、“小花小草”、“眼泪”等好孩子的玩意儿，我们要吓唬一下这些孩子。那时，所有的文学作者都好像知道什么是诗歌，我们要捉弄一下这些自信的文学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
“莽汉诗派”在成立两年后的1986年解散。原因很简单，继续玩流派觉得枯燥乏味，随着“86诗歌大展”的发生，我们认为我们文学造反的任务已告一段落。且我们每个人的写作都很独特，虽然我们当时都只有二十三四岁，但每个人都很勇猛不羁，不可能写成一个模样的诗歌，而独特才是诗歌创作最可靠的路径。
贰诗歌可以被享用，但不能被消费
●刚放下计算器就谋篇布局笔走龙蛇我绝对做不到
●诗人得到了一个很爽的精神玩具，还不用花钱
羊城晚报：从80年代开始写诗至今，你的诗作数量并不太多，整个90年代基本没有写诗。那十多年，诗歌完全离开了你的世界吗？
李亚伟：90年代我在北京做图书出版，由于生意有一个艰难的学习过程，其间要写作诗歌是很困难的。一个人对自己各种能力的了解，在年轻时是不怎么清楚的，我中途也写过诗，但当时感觉很难锲入。
2001年，我专门用一个整块时间写了《东北短歌》试笔。后来才明白，我在写作上并不具备放下折扣、码洋就可以押韵、抒情的禀赋，刚算完成本、放下计算器，就谋篇布局、笔走龙蛇我绝对做不到。我的创作很缓慢，要整块的时间和清净的空间，真的像种庄稼一样，需要时间和气候。
羊城晚报：读您的诗歌，完全想象不到您还当书商、开饭店，一点痕迹没有。您把诗歌看做是“在天上飞”，挣钱糊口是“在地上走”？
李亚伟：没办法呀，这是所有诗人和艺术家一生都不能回避的问题，他必须养家活口。艺术家成名后，他的作品还可以被消费，变成很多钱，但诗人想通过诗歌赚钱，基本上就很惨。诗歌从来都与钱无关，因为诗歌历史以来就不是商品，不是消费品，它可以被享用，但不能被消费。
我们知道的中外大诗人都有升官发财或是养家糊口的社会职业。王维、苏轼、白居易等大多数诗人，都以当干部来养家。杜甫等人失业后，生活就有点问题。李白、孟浩然等不干活，那是因为他是富二代。国外的诗人也一样，很有名的诗人退休前都在大学里教书挣工资，或者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工程师，有的做官员。
诗人绝对都是很普通的人，是教师、职员、军人、工人、医生、商人等，是这些人中多了一份爱好的人。而且，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诗人很划算，因为诗歌是一种很奢侈的享受，诗人得到了一个很爽的精神玩具，还不用花钱。
羊城晚报：我好奇的是，一边是繁乱而浮躁的生意，如何还能在内心保持写诗的灵感和源泉？
李亚伟：我想起在宋朝，从范仲淹、欧阳修等开始，到诸如苏东坡、王安石等，很多诗人一生都在动荡的政局中折腾，有的是军事专家,有的熟谙经济、税收，有的进行教育改革。他们各有所长、精于业务，并且在职业上各执己见，与对手死磕，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还写下了那么多的佳作。我认为，诗歌那一块是人生命中的特殊空间，浮躁是人的暂时状态，美好是人内心的恒久方向。
叁写作范式不断改变，我属于“游牧民族式”
●《中文系》并不能代表我后来和现在的创作水平
●强扭的瓜不甜，强迫写作是诗歌犯罪
羊城晚报：看了您其他诗作后，发现《中文系》其实并不能代表您的写作水准。您自己对这首诗的态度是怎样的？私下最喜欢的作品是？
李亚伟：《中文系》是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写的，基本上是写实的。那会儿各大学的中文系差不多就是这首诗里的样子，诗中出现的人物甚至全是我中文系的同学。当然，大部分都是用的这些同学的绰号。
确实，它压根不能代表我后来和现在的创作水平。当年20来岁，肯定不会炉火纯青。但今天谈到它，我仍然有赞同这首诗的理由。比如，它是真心献给大学中文系师生们的，它在80年代上半场就不留余地地讽刺和批判了我国的大学教育。还有，它以一个较为完整的文本形式，大大地挑战了当时人们对诗歌形式的陈旧认识。
我目前不管私下还是公开，最喜欢的还是去年完成的《河西走廊抒情》，所有关注我诗歌的朋友无一例外都喜欢它。
羊城晚报：您后来写了不少关于历史的诗歌，跟您早期的诗歌相比有比较明显的转变，为什么？
李亚伟：写作肯定和生活有关，也肯定和阅读有关，更和这个人的思考习惯有关。我写作《中文系》、《硬汉们》等作品时，基本上还属于初生牛犊那一类，生活上生猛狂妄，知识储备上对西方现代文化痴迷，文化思考上不骂别人是傻叉神经就不兴奋。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年龄，与写作那些反叛、讽刺、充满挑衅的作品是匹配的。
诗人在他的不同年岁，会有不同的眼光、思考和趣味。作品一直不变化的诗人，我认为只有两种：一种是总的创作时间短的人，还有一种就是思想单纯或者懒于思考的人。
羊城晚报：《河西走廊抒情》是从哪年开始写的？为了这组诗您专门去河西走廊实地走了大半个月？
李亚伟：《河西走廊抒情》在2005年写了开篇4首，后来因为别的事情耽误，这一耽误就到了2011年春。我不甘心又变成断章残句——因为1992年我曾立下宏愿，要写100首关于辛亥革命到文革的“革命的诗”，反思东西文化大交融背景下中国人的生命状态，名字叫做《红色年代》。后来因为生计要去挣钱停了下来，只写出了18首，一直遗憾。所以，这次铆足了劲儿要完成。
2011年春天开始再写，写到15首的时候越写越难，我突然明白：再写下去，就属于强迫写作，属于强奸诗意。我一直认为，创作应该是愉悦的、生动的，强扭的瓜不甜嘛，强迫写作是诗歌犯罪。
于是，当年秋天，我放开了书桌前正在夹紧的二郎腿，去兰州河西走廊上晃悠了一大圈，坐下来完成了后面的部分。待后来做完《河西走廊抒情》第二部分《签注》时，时间已是2012年。前后总共七年，但其实真坐下来闭门写作，也就二三个月而已。
羊城晚报：《河西走廊抒情》这组诗涵盖了太多东西，历史，生死，爱情，国家，政治等等，无论是语感，还是意象，跟您此前的诗歌都不太一样。
李亚伟：有些诗人，一生抒写的诗歌形式变化很小，甚至可以不变。但如果他是一个在不断进步的诗人，作品中的情绪和境界肯定有逐级的升华，这种升华就是变化。有些诗人写作范式不断变化，这有点像精神迁徙，为的是采摘和自我养育，为的是命中的呼唤，是为了寻找生命中的重大答案。我属于后一类，游牧民族式的。
肆读不懂的诗歌，读者暂时可视为差劲
●如果连“懂”这个汉字都不尊重，诗歌也绝不会尊重他
●计划今年找地方闭关完成一部“现实作品”
羊城晚报：您说一直希望诗歌能被尽可能多的人读懂，甚至像写论文似的在长诗后面附录了注释，当然，您把它称为“签”。可是，对于诗歌来说，读“懂”有那么重要吗？也许更多人只是享受“读”这个过程，但说不出所以然。
李亚伟：我一直希望诗歌能被尽可能多的人读懂——包括不爱读书看报、也不喜欢上网查阅资料的读者。所以在写作《河西走廊抒情》的过程中，我把思路所触及的一些材料、部分诗句出现时一些可有可无的景象甚至某种关联一一罗列成条，呈现于后，以使我的创作思路和行文手段得以暴露，尽量将晦涩亮开，尽量将玄虚坐实。我不认为这是注释，我把它看成是我创作每一首诗时隐显其中或紧跟其后的无形的书签。所以我不把它叫注释，而叫签。
诗歌只有好诗和差诗两种，没有别的诗歌。我可以帮读者说出他喜欢某首诗歌的所以然来：被打动了，或者被这首诗的智慧征服了，这就是好诗，这就叫基本读懂了。除此之外的诗歌，包括读不懂的诗歌，读者暂时可以把它视为差劲的（当然，读者的水平会影响其判断），以免浪费时间或者被欺骗。
诗歌和音乐一样，不喜欢的作品，不管作者和舆论怎么吹嘘，千万不能强迫自己喜欢，否则自己相当不爽，容易变成装逼犯。一个诗人，它如果连“懂”这个汉字都不尊重，诗歌也绝不会尊重他。我相信，晦涩的诗歌多半是发生在诗人的幼稚期或老年期。诗歌的工具是什么？是文字，文字的基本用途是什么？是表意。足矣。一个年富力强、脑子没进水的诗人他在写作中一定有自己多方面的探索和追求，但刻意追求让人读不懂，肯定有欺哄吓诈、装神弄鬼的嫌疑。
羊城晚报：现在有新的写作计划吗？比如类似《河西走廊抒情》这样的？
李亚伟：有啊，我正在写宋词和唐诗的细读文章，也就是我个人怎么逐字逐句阅读、欣赏和思考唐诗宋词的。写完之后可出两本书，因为很细，所以很慢。诗歌方面也有一个计划，从我见识的中国当代经济、政治、生活的个人角度出发，写一个作品，计划今年找地方闭关完成。如果说《河西走廊抒情》是历史的，这个就是现实的，当然，肯定也是关乎历史的。
伍好时代是悄悄来临的，是在普遍看空时来到的
●口语化促发诗歌语言生命感，并克服了它不能精致表达思想的限制
●由朦胧诗肇始、在80年代成型的口语诗歌是宋词之后又一个汉语诗歌生长的巨大平台
羊城晚报：我留意到，第二届“中国桂冠诗人奖”给您的颁奖词是：“他差不多独自一人完成了现代汉诗全部蜕变的艰巨任务：彻底摆脱了新诗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羁绊和牵扯，如翻译语体的痕迹或古典诗思的残留；在口语化促发诗歌语言生命感的同时，克服了它不能精致表达思想的限制，使现代汉诗终臻完境。”您认可这个评价吗？
李亚伟：上述说法是批评家郭吟提出的，这是批评家对我大方的褒扬，真做到很难，但这又何尝不是新诗探索百年来中国文化又一次逐步探明的目标之一呢？
闻一多先生认为唐诗是经过汉魏六朝数百年不断积累的历史结果，台湾的蒋勋先生也说，唐诗是怎么诞生的？是汉魏六朝的文学实验以及与世界文化的充分交流，中国文化在多方面做足了准备才出现的，当时，与西域、印度、罗马等在物质、音乐、宗教等文化上的交流积累做足了，才使得唐诗的诞生自然而然。
“五四”迄今，中国对西方文化、物质的引进和学习的范围、深度不逊于盛唐的状态，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这两个时间节点很相似。胡适、徐志摩、戴望舒、闻一多、郭沫若、“九叶派”、“今天派”等代表新诗经历了左、中、右的多渠道探索和准备。到现在，上述问题浮出水面，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艰巨任务。
羊城晚报：对当代诗歌的态度一直很两极分化，有人认为新诗前途堪忧，但我认为当代诗歌还是有相当多的好作品，您怎么看？
李亚伟：元明清三朝以及西方浪漫主义时期，文化界没有对诗歌前途担忧的局面，相反，中国初唐有，西方现代主义兴起时有。所以，我认为好时代是悄悄来临的，是在普遍看空时来到的。
何晶
|
发表于 2013-5-12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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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14 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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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13 09: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