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与海子，中国诗坛一对早逝的孪生天才，他们的肉身已经消失，灵性却永世长存。本书是著名诗人、评论家刘春继《一个人的诗歌史》后又一力作，对顾城与海子的人生和作品进行别开生面地描绘与阐释，复原了两个诗歌天才的忧伤面影和久违的文学现场。他把私人阅读体味公之于众，为的是展现顾城和海子的悠远影响，也表示了对纯粹心灵的向往。
顾城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1976年，忽然有一天，顾城对诗歌有了新的认识，不再一味地歌颂小花小草，而是开始了对生活和命运的思考。过了一段时间，顾城写下了一首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的短诗《巨星》：
在宇宙的心脏，燃烧过一颗巨星，
从灼亮的光焰中，播出万粒火种。
它们飞驰，它们迸射，点燃了无数星云。
它燃尽了最后一簇，像礼花飘散太空，
但光明并没有消逝，黑暗并没有得逞，
一千条燃烧的银河都继承了它的生命。
很明显，诗人在这个时候豪情万丈，信心十足，特别是最后两句，颇有北岛的悲壮慷慨之风。
与此同时，顾城开始了“疯狂”的投稿行动——把一大摞信封堆在桌子上，按照本子上的报刊地址填好，每个信封塞一两首诗，也不管这些杂志是国家级的《诗刊》、《人民文学》，还是省市级刊物，以及县区级的内部小报，只要有稿费，都一视同仁。给编辑的信也是复印好的，上面写着“编辑同志，寄上拙作，多多批评”等字样。
多年以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顾城回忆起了当年的“投稿生涯”，不无幽默地说：“我觉得这就跟玩儿电子游戏机似的，你这边儿诗往信筒里一扔，扔着扔着扔着，那边儿‘哗啦’来一张汇款单。这是实际的，就跟那个‘老虎角子’机似的，比较省心。”（陈力川《“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忆顾城与谢烨》）
在随后的两年中，顾城开始多方面地锻炼和深入地思考，终于在1979年4月，写下了几乎是当代诗歌中被流传得最为广泛的作品《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一代人》既是生动形象的诗歌，又是易于背诵的哲理名言，它与北岛的《回答》一起，代表了一代人“我不相信”与“在黑夜中寻找光明”的思想气质，同时也是“朦胧诗”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至今仍然是各种新时期诗歌选本的必选作品。
这首诗，以对残酷性的委婉揭露和对个人愿望的无畏袒露而获得极强的艺术张力。诗歌中，“黑夜”与“光明”首尾相连，相互联系又相互对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由此反衬出“我”这一代人对“光明”迫切的渴求之心。而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黑色的眼睛”，总让我想起冷冰川的版画，这画面，有一种刀镌般的深刻。从此，“黑眼睛”这个意象进入了读者视野，并成为顾城的个人形象标志。
1979年3月，北京西城区文化馆创办的《蒲公英》报第三期，在头版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顾城的油印诗集《无名的小花》中的诗作，排列在最前面的就是那首在水边沙地上写的《生命幻想曲》。因为顾城的诗，首印5万份的《蒲公英》很快销售一空。那一天，顾城买了一百份报纸，兴奋地沿街狂奔。
由于反响热烈，《蒲公英》开始分期选载《无名的小花》中的其他诗作，被称为“国刊”的《诗刊》也向顾城伸出橄榄枝，于当年10月发表他的《歌乐山诗组》。
1979年3月中旬，被安排在安徽省文联工作的著名诗人公刘读到顾城发表于《蒲公英》上的诗歌，认为是新生事物，值得重视，激动之下，提笔写了《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一文。公刘在文章中热情地肯定了顾城的作品的优点，认为，人们应该有承认年青的一代探索的勇气，也要有指出他们的不足的勇气，要关注他们的创作，不能让他们自生自灭。公刘的文章完成后，几经周折，发表在当年10月出版的《星星》复刊号上，随后被1980年《文艺报》一月号转载，并加了编者按。4个月后，谢冕在《光明日报》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由此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朦胧诗大讨论”。
此时的顾城已声名鹊起，受到了更大范围的关注。1980年7、8月份，《诗刊》在北京和北戴河组织了首届“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了顾城、梁小斌、张学梦、叶延滨、舒婷、江河、杨牧、徐敬亚、王小妮等17个青年诗人参加。“学习会”结束后，《诗刊》10月号以“青春诗会”为名推出专号，此后，一年一度的“青春诗会”成为中国诗坛最具影响力的活动品牌，被誉为“诗坛黄埔”。
这一届“青春诗会”历时1个多月，其时间长度和隆重程度堪称空前绝后，艾青、臧克家、田间、贺敬之、蔡其矫、李瑛、冯牧、黄永玉、高莽、袁可嘉等当时在诗歌界最有名望的诗人和理论家分别给青年诗人授课。很多与会诗人的命运因“青春诗会”而改变。据时任《诗刊》编辑的王燕生介绍，“青春诗会”后不久，舒婷就从工厂调到了作协，之后就被提为作协副主席；张学梦也从工厂调到了市文联工作，第二年就当了省作协副主席；叶延滨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就到了《星星》诗刊，后来一直干到副主编、主编，《诗刊》副主编、主编。
那次诗会，顾城是男诗人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他对诗歌的热爱和对朋友的真诚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的作者、诗人梁小斌回忆，当时的顾城个子不高，笑吟吟的，十分和善。第一次见面时，顾城背着书包，里面全是诗稿，风一吹，稿子满院子乱飞。而徐敬亚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诗会结束前，顾城专门装了一书包的梨送给在场的每个人，以示分离。顾城的父母还专门在烤鸭店请邵燕祥、王燕生、舒婷等10多个编辑和诗人吃了一顿饭。
海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001年，海子作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第一册必修教材，这一结果令许多诗人欢欣鼓舞。中国新诗发展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出现了大量优秀之作，而青少年却对现代诗越来越隔阂，不能说与教材中所选的作品老化、跟不上人们的审美需求无关。诗不长，姑且引用如下：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创作于1989年1月中旬，这是很多人心目中的海子代表作，它语言浅近优美，意蕴悠远，而且具有多种阐释角度，比如有人认为，诗歌中的“我有一所房子”指的是世俗生活中的房子，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里的“房子”指的是坟墓。对同一个词的两种理解方式，使这首诗的含义截然有别。
先看第一种。
海子的朋友孙理波曾于2009年10月7日在天涯论坛的“闲闲书话”专栏中写过一篇《“蔬菜和粮食”的由来》，谈论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创作背景：
1988年深秋，一天下午，我俩又如往常一样，去小区路口小店买东西，那时每天都有一些农民在路口设摊卖菜，有些放在板车上，有些席地而设，一边卖一边吆喝，一副暖暖地生活图景。我指着卖菜的老农对海子说，人家这才是生活啊。也许那时我们正在看《等待多戈》的缘故，海子发出他一贯的笑声，“嘿嘿，你对司空见惯的东西开始怀疑，说明你有荒诞感了”。在买完东西回去的路上，我们又在议论刚才的感觉，其实，生活本身不复杂，你看那老农，白天种菜、卖菜，晚上回去喝点儿二锅头，嘿，老婆孩子热炕头。我们似乎在那个时刻都意识到生活无需太多。不是否定我们平时一贯的思想，而是感到我们平时那么多的忧虑，与生命的存在、与生活本身有些“隔”。好像那时我们都感到，想做个“幸福的人”其实不难啊！
年末放寒假前，海子拿了几张稿子到我屋里来，对我说，“我把那天我们聊天的感觉写了一首诗，你看看”。三四张的稿子有十几段，我看后对他说：这首诗还比较轻松，不像有些诗，感觉就是血、刀与死亡。另外，我又说，看来你还是比较喜欢大海啊，因为，他以前告诉过我，在去北戴河之前，他从未看到过大海，因为向往，他在暑假时去了一趟离北京最近的海边。
我们现在读到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海子在初稿的基础上修改和删减过的，比初稿要简练，主题更突出。
由此看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写的其实就是海子的日常生活，以及他对大海的向往，并没有什么暗示性。
应该说，作为海子多年的朋友，孙理波的理解自有其道理。但是，如果诗歌仅仅是日常生活的平面描摹或转述，那么我们写一篇小散文，甚至用相机拍张照片就行了。我们知道，文学作品，特别是位于文学金字塔顶端的诗歌，是极其丰富和幽深的艺术，它不仅表现的是作者的生活面貌，更是内心的思绪，甚至是某种连作者也无法预知的潜意识感受。因此，从海子的人生历程和最终命运看，我更愿意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理解为一首忧伤的歌谣。诗歌里的三个词——明天、房子、尘世——有助于我们进入文字深处。
我们先来看看“明天”这个词。诗人为什么要“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而不是“从今天起”？显然是因为他的“今天”很糟糕，或者在他的意识里已经没有了“今天”。那么“明天”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指“来生”。
在诗人眼里，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首先，是无牵挂的隐逸者的生活——“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其次，是一个平常百姓的生活——像普通人一样“关心粮食和蔬菜”，“和每一个亲人通信”。这正好反证出诗人的难堪，他不仅无法逃离城市的重压，就连这些最普通的生活也没能得到。
再看看诗歌中的“房子”。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这首诗透露出的信息来看，“房子”实际上是“坟墓”的同义词。为什么这么说？大家再看看诗歌的倒数第二句“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只有不在尘世的人才会这样祝愿别人，对吧！有谁见过一个正常的人这样祝福另外一个人——“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的？
所以，综合这三个关键词的指向，以及海子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断定整首诗的基调是“苍凉”和“绝望”。诗人把自己在生活中无法获得的“灿烂的前程”、“有情人终成眷属”、“在尘世获得幸福”作为祝愿，送给了活着的人们，而他所需要的，只是一座面朝大海的坟墓。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是这首诗的关键词，标题里出现一次，内文出现两次。表面上是说自己能够葬在海边，实际上暗示的是诗人对自然的主动靠近。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说法来自于《海子诗传》的作者边建松，他认为海子写这首诗是为了祝福即将去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生活的前女友，诗歌中的“大海”其实就是指茫茫太平洋。
的确，我们可以从海子在1989年元月以后的诗歌中发现，“太平洋”多次出现，其中2月3日写的《折梅》一诗甚至想象过这样的细节：“太平洋上海水茫茫/上帝带给我一封信/是她写给我的信/我坐在茫茫太平洋上折梅，写信”。但是这种理解方式也比较牵强，“大海”和“太平洋”并不是1989年元月之后才出现在海子诗歌中的。即使从这个角度理解，也正好印证了上面所说的“绝望”的底蕴。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祝福，对“太平洋彼岸来信”的想象，都反证出了海子内心的痛苦。
○摘自《生如蚁，美如神：我的顾城与海子》
刘春 著
译林出版社
2013年4月 |
发表于 2013-5-19 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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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20 1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