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诗歌点击（王彦明/赵卫峰）

赵卫峰

2011年中国诗歌点击
王彦明　赵卫峰

　　年复一年，无休止的延续中，太多并不清晰的变化与重复需要观察、体认。在审视中，我们能否读到历史些微的痕迹？我们知道，以一个年份，来强行割裂写作者的写作，藉此关照诗歌写作征候，依然显得粗暴。再者，一年有限，分裂出的任何枝叶都显得微小。
　　在此，我们只是尽可能选择一些点、线以进行纵向的呈现。
　　诗歌的2011，依然是驳杂与混沌的也是傲慢与偏见的，在自足自乐中，诗歌没有大的改观，个人性写作展现的仍然是一种匮乏无力的局面。
　　但任何微小的迁移，都可能是种新的动力与生长点，些许绿意盎然的叶芽，已足以让诗歌在必然的遗憾中，有所欣喜，和祈盼：
　　新的春天已经到来。


●网络

　　王彦明→
　　从宏观的局面看，诗歌的论坛时代随着乐趣园的关闭、和“树”型论坛的相继转换为传统的社区型论坛后，似乎基本宣告了结束。
　　相伴而生的是博客和微博的崛起，尤其是后者在2011年成为巅峰，以其迅疾的传播方式，成为一种新的抒情表达工具。
　　信息技术化的时代，个媒时代，两者的契合，使得诗人亦不能免俗。多媒体在网络介入诗歌，是不是可以推动诗歌的一场革命？

　　赵卫峰→
　　这当是一种新的开始。可以说是诗歌归入大众视域的新一波普及，是运动。每个开始总是有其必然原因的，诗歌网络传播的形式变化，促进了雅俗的合流，更对语言的激发有良好作用。可以算是一种革命——除非我们非得要定义革命是那种“轰轰烈烈”的那样。
　　另一方面，诗歌论坛的变化也是一种自然融合，由小到大，比如诗生活（也已改为社区论坛），以它为航母般依托，链结承载了一些诗歌友情论坛，有早已就很重量的如文学自由坛、不解、终点、翼等；也有后来的诗林、汉诗等，它们的出现，继续体现着“纸本”与“网络”相辅融洽的传播状态。

　　王彦明→
　　2011年，是微博强势崛起的一年，新浪、网易、腾讯、搜狐与天涯等门户集体性操作，很大程度上助推了“个媒时代”的到来。微博最大的优势在于其运转快捷，受众方式在于关注，并且自动呈现。当然相伴而生的驳杂，与缺乏过滤，使得诗歌只能是部分的呈现。相对而言，几个相对集中的诗歌推介微博值得我们关注。这些微博，在传播推广诗歌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此方面，首推伊沙在网易开设的“新世纪诗典”，可以说这是《文友》杂志“世纪诗典”的延续，推荐诗歌类型和内容，都相当可观。诗歌作品大多为新世纪十年诗作，是一次集中筛选与个人审视。“诗歌神马的”，是沈浩波和旋覆的诗歌工作室的网络版，在新浪和网易都设有微博。作为微博推介肇端，“诗歌神马的”在挖掘诗歌和推广诗歌方面，做得细致到位。两者对谈的方式，给诗歌的推动以更大的空间。“现代诗物语”是诗人徐江在网易开始的专栏，从诗歌宝库中，寻找矿藏。这个微博主要走精品化路线。呈现的现代诗严格按照徐江的现代诗标准。思路非常清晰。
　　此外还出现了利用微博直播诗歌朗诵的事情，出现“海啸体”在网络平台的蔓延。这些内容说明了网络对于推动诗歌的衍进，是极为重要的。也许影响力有限，但是还是让我感知了这份力量在隐忍中发展。

　　赵卫峰→
　　如上述，“个媒时代”的到来为什么“依然” 是伊沙等领衔主演呢？且似乎还有所成效呢？
　　或许这种成效“依然”是局部的。同时我以为诗人及其微博的出现（它当然属于文艺微博大军的一个小小部份），很大程度可以调节诗人的“生活”，它的作用其实更多地集中在此。或说它的作用，其实仍只是充当诗界信息的一个及时捷径罢。
　　说到“个媒时代”，我以为博客才是重要的。虽然太多的诗歌博客并不出新，所谓信息越多越失效，要准确捕捉、阅读有效的诗文本有时挺费力，大多博客成了转载器、文摘报、目录党——这似乎一个小提醒：掌握了尽可能的传播工具，不等于与诗歌关系更近一层。


●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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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刊与所谓“官刊”，和网络共同构成了诗歌的有效图景，其作用不容忽视。2011年的民刊形式更加复杂，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而成熟的民刊，还是那么几家。大的格局，没有因为新出现的民刊而得以改观。民刊的芜杂性，反而越发展现出来。部分民刊的倾向和定位，实在让人无法接受。很多民刊主持者，还是要保持一颗纯正的良心，才能使刊物正常运转。如果民刊可以成就诗歌地位，那么民刊就都成了诗歌枪炮了，还写作何用？
　　民刊的美学诉求和价值标准，应该在当下成为一种更为严格的自律。2011年的民刊阵营，让我关注的有如下几家：《后天》《诗歌杂志》《滴撒》《野外》《红色玩具》《葵》《白》《本地》《奔腾诗歌年鉴》《靠近》……对文本的严格要求和对自我气质的独特定位，是他们共同的特色。相对于这些民刊，还有很多在设计、策划等方面更为出色的民刊，但那些民刊在文本上宽度和放任，让人心疼不已。面对没必要的纸张浪费，我们唯有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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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的民刊是值得思考。网络化了，民刊的意义如何更新？
　　但是民刊确实还在。
　　或许当下民刊的一大作用是有效的集中、集粹。这应对了我以前提到的，民刊先是广义的诗歌“草稿本”（有个现象最能证明这个概念：许多诗人以民刊起步，但创作简介中一般不会提民刊，虽然他们也知道这不是编辑水准的问题），然后由公刊从中撷采合适的，而现在这种情况有所变化，不只是民刊们先后以出版的形式插标面世，而是在这过程中民刊们自己主动过滤，以诗为本地选粹。这是与敞门入场的诗歌网络最不同之处，《奔腾诗歌年鉴》最能说明这点。
　　除你所注意到的外，这一年，我收到的《诗建设》、《不解》、《大象》、《太阳》、《活塞》、《野外》、《文本》、《大西北》、潘洗尘《读诗》、《诗歌EMS》系列、以及你所编的《天津诗人》等都令人耳目一新。
　　还有另一种集粹，《中国诗歌》一年一度的《2011年网络诗选网络诗选》继续面世；在《诗歌月刊》之外，《中国诗歌》亦推出民刊诗选，它说，“让我们一起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这个召唤让我想起，民间的声音，是否只存在于民刊？民刊的声音，就是、都是“民间”的？
　　民刊确实还在。也表明诗界的层级仍然还在。民刊的意义当然还不仅如此，有句话叫“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民刊”确像“营盘”，虽然诗人、读者自由选择，各取所需，虽然评论家们两面通吃，两头讨“好”。
　　冬天的岭南通常是温暖的。深圳的“词场-诗歌计划”如期举行，一本本民刊静悬于中国的经济特区，于无声处，令人欣慰：诗歌与当代艺术在相互介入。


●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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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集出版，从来都是诗歌传播不可或缺的模式的部分。消费时代，诗歌阅读式微，诗集的出版依然以自费出版为主要格局。在这种近似自慰式的出版形式面前，有两面镜子，显得干净异常。
　　第一个是70后书系的出版。主编臧棣。这套书系，可以看做是对70后诗歌的一次全局性检阅。更为重要的是，在诗歌出版的冬天里，它让我们看到了微弱的火光。在诗歌出版方面，我们期待燎原之势。
　　第二个是小出版的趋向成熟。这是所谓的正规出版不容忽视的“敌人”。由于出版机制和文学市场的问题，诗集出版成为许多诗人不屑的问题，也致使许多诗人的作品得不到有效的梳理、展示和存档。这个时候，小出版的发展是契合文学发展的需要的。伊沙、余怒、徐淳刚、杨典、阿翔、管党生、朵渔等人的诗集都是由小出版策划和经营的。
　　在一定程度上，小出版可以视为是民刊的一种自律与规范化。有独特的美学标准，有宽阔的选题视角，有相应的市场和营销方案。小出版已经逐步走向成熟。当然很多小出版依然葆有民刊的痕迹。比如《不是》，比如《现代汉诗》。大多数小出版已经有自己独立的运作模式了，不是出版基金不仅继续承办《不是》，同时在出版上，涉及艺术的各个领域，出版方式也在不断创新。
　　这几年接连出现的，坏蛋，副本，黑哨，联邦走马，都以其独特的审美视角，引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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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诗集的出版是国家的事，当然也体现出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也包括观念。而今，事实上无论渠道如何，诗集数量中至少有80%以上属于诗人个人行为。如今，对大多数与公费拨款、基金支持、课题帮助无关的诗人、业余评论者来说，出版诗书，以及编制民刊，这类常令时光无奈与慨叹的行为，仍像是与风车作战的个体精神习俗。


●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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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本，是什么？责任田，自留地，还是一种精神寄托的展示？
　　2011年的选本市场依然广阔，出版社运作的套书选本与自费出版的地方性选本，使之显得波澜壮阔，多少有些“虚假繁荣”的味道。
　　在传统意义上的选本上，我看不出新意。乏善可新，选稿日趋简单化，世俗化，缺乏有效的审美立场，和宏观的把握。相较而言，张清华的“春风版”选本，一直以前倾和向下的姿态，让我关注。宗仁发的“辽宁版”，现在以组诗的形式出现，也算是一种拓展吧。王光明的“花城版”具备了更强的谨严性，基本选择的诗歌还是从主流期刊出发。韩作荣的“长江文艺版”也属于非常宽泛的版本，有很强的可借鉴性。扬子鳄论坛曾经出版了一本《我喜欢的诗歌》，虽然算不上严格的年度选本，但是也是一种诗歌选本的试验。目前看来，是一种很好的尝试。
　　地方性选本最让接受不了的就是“大杂烩”和“一锅端”。很多选本缺乏合理的辨识，甚者把选稿权交给了投资性的商人，这种所谓的选本，没有美学标准，没有统一的方向和独特的策划，更多的是关系和人情，自我的膨胀在里面引领。这应该也是败坏读者胃口的一个重要原因。
　　编选者的眼光和立场非常重要。
　　有三个版本相对不错。《21世纪贵州诗歌档案》，其主编赵卫峰、颜同林均为评论家，故其有效的归类，合理的布局，拒绝了跟风赶潮式的乡土抒情，这些都让这本地方性选本改变了我对贵州诗歌的旧有印象。
　　另一选本是《陕西诗选》，伊沙与黄海主编。这个选本是新世纪十年的总结，将先锋性与在场作为基础，以文本的质量为核心，很好地检阅了近十年的陕西诗歌，呈现了陕西诗歌梯队的纵度。
　　《汉诗·湖北诗选》这个选本呈现的基本都是比较成熟的作者，编选者选择了从刊物向选本过渡的方式，其严格性是一本选本所不具备的。
　　此外，一些刊物也打出年选的招牌，但是是否有“年”和“选”之心，则是另一回事。在一种职业习惯的惯性冲击下，刊物编选的年选在标准和眼光方便，都值得思考，有待商榷。
　　那些成功的案例，它们也并非标准，但是可以看做是一种成功的范式。

　　赵卫峰→
　　无论何种选本，只要是以诗为主、为本，就体现了一种认真，一种责任，就基本是成功的。还有就是“发现”，绕开名字，光顾诗歌本身，宗仁发及其“辽宁版”颇值得称道。除上述外，湖南《湖南青年诗选》、山东《21世纪中国最佳诗歌》及一些局部的网络诗歌选本亦可圈点。
　　《中国诗歌:2011年网络诗选》把诗歌网站、论坛，博客、微博的诗作采集为一，目录让人联想。如头条吕布布组诗标题为“波澜”，阿西的评述标题为“等时间安静下来”，这是否巧合地意味着某种“衡”的诉求呢？其实先锋也是一种“衡”与“不衡”间的阶段状态。没有永远的波澜，也没有永远的安静，诗与人生皆如是。接下的“特别推荐”则包括了魏菡等90后的诗歌，学生味，“诗无邪”？……
　　一个连续性选本如果没有新观念、新名字、新作品，是可悲的！观百花洲出版社《2011年中国诗歌排行榜》，目录名字多“著名”，著名的诗人的意思也就是每个名字都代表着、联系着一种环境或背景但不一定是诗歌环保的。干吗不弄成“诗人财富榜”或地位榜？同时，这一选本里的80后诗人只有几个，这一年的80后诗人就这几个？我怀疑这位叫谭五昌的编者是否有精力和兴趣去发现——因此我不妨偏狭地猜测这种选本的出笼，是以人为主，凑诗作数。类似的选本更多地反映了编者的浅躁、低档和钻营于诗歌人际趣味的习惯，“排行榜”成了吃果果的排队榜。这种编者不是活在诗歌中，是活在诗人中，不，是活在别人中。换言之，也是那种活在职称与名谓中、死于虚伪的梦想里的全身每个毛孔都透溅腐朽小农意识味的寄生虫爬虫之类。（这当然只是我个人观点）。

●特朗斯特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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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位老先生的名字的译本，我们不必纠结，毕竟名字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很多人为他冠上“中国诗人的亲戚”的名号。两点前提是，诸多中国诗人通过李笠先生结识了老先生，另一点是先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也体现了我们的“信息”相对更进步了，不致于人获奖了才一窝蜂围观的情况。
　　此外，大家比较关注老先生的写作数量。天才不是不存在，只是训练与实战的区别在于，前者关注过程，后者关注结果，而我们显然太在意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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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奖对中国文学的意义是且只能是参照、借鉴。东方汉语言文学及文化演进与西方终是大不同，标准也能裁定和量化，可以说，至少在目前看来，中国诗歌或汉语诗歌获诺奖的期待依然模糊和渺茫。
　　诺奖意义还有，它的每一次，都会让人们对“翻译”重新关注。

●《中国新诗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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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地说，不应该把这个内容作为一个独立的关键词谈及，毕竟它也属于2011年选本的一种，由谢冕总主编，姜涛等主编。但是因为它的“中国”性和广受关注性，成为一个新的关键词并不为过。
　　这个选本范畴很大，厚度、跨度都显得极为强悍，而且自称“革命”：“ 《中国新诗总系(套装全10卷)》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诗学挑战，这也是对中国传统诗学质疑最为深切、反抗最为彻底的一次诗歌革命。”姑且先不谈其革命成功与否，虽然编选者自称“它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功”，但仅就其内容就值得怀疑。
　　这个选本最大的问题，是命题大，但是往往又做不到兼及所有。当然这种“全”里面，本身就蕴含着“宽与狭”“自我与大众”的对峙。期待读者的检验，然后在判断“成功”与否，我想似乎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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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都市》的诗歌专号之外，这一年的综合文学杂志大都按部就班。浙江《诗江南》的出现或也算种革命。按其宣传语所言：以诗歌为中心的同时发挥边际效应和辐射力，将诗人小说、散文、剧本、绘画、摄影和社会评论都吸纳进来，形成非常开放的诗歌文本，更突显诗人价值观的重要性，从而呼唤一种“大写”的诗歌精神，这将有别于传统的诗歌刊物，是一种全新的探索。


●诗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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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诗歌节，持续了去年的热度。民营资本的介入，盘活了更多活动的局面。只有诗歌节是否达到推介诗歌与诗人，让诗歌介入生活的目的？这让人很是怀疑。
　　比较有意思的新闻是关于中国诗歌节的。据说诗人在今年的中国诗歌节受到了冷落，领导干部成了诗歌节主角。终于让急于在诗歌节上摆POSS的诗人们寒了一回心，纷纷悄然离席。
　　这不是坏事，诗歌受侮辱了吗？没有，诗人依然不等于诗歌。如果诗歌真的在大众生活中，起到了引领和支持思想的作用。诗人不必进入诗歌节，依然可以受到尊重。
　　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今年也备受关注。为什么？北岛来了。北岛来了，又能如何？在人们的意识里，北岛到来近乎于“破冰之旅”了，这是一种国家姿态，体现得是一种包容。如果我们非要把此事，赋予太多的内涵，反而显得太小家子气了。一代人的英雄，贴近了似乎也并没有带给我们太多惊喜。反而让臧棣有些受不了了，发了飙。这种对峙，多少有些“弑父”意味，但正是这种行动让我们有机会审视我们的诗学传统与诗歌现状。
　　珠江国际诗歌节今年在六城市设置分站，但是总体水准差异较大。对分站的监管力度不一，关注度不够。所以更让人觉得广州是主场，其他是客场。

　　赵卫峰→
　　至年底，还有在苍山洱海泮的大理举办的“天问”诗歌活动。如今似乎可以这样宽泛些来看诗歌节吧，即诗歌活动是诗歌的一个构成部分，诗歌的写作、传播、阅读（评论）与交流、活动似乎已然是个整体了。故而不必将一尾视为大象本身，而尾对于象这一整体却也是重要的。当然这可能也是在锻炼诗歌大众的认识、判断能力甚或是对诗歌信息的免疫力吧。

●诗歌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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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圈子可以说是一种名利性质极强的场域。尽管这种名利性质相对模糊，甚至有人试图模糊诗意与淡泊的关系，但是缠绕其中的利益心是显而易见。诗歌奖算是喧嚣诗坛上空引得众人跳跃的“绣球”，无论大小、名分，争取是一种总的倾向。
　　不能得奖的故作清高者往往会暗自吞下“酸葡萄”之后，借力打力地表现自己的“淡泊无所求”。
　　这几年诗歌奖的公信力，日渐走低，尤其是一些所谓的官方奖。如官方的刊物一般，成为炒作、嘲弄的对象。这种视之如敝履的态度，暗含的除了“酸葡萄”意味外，还有对其暗箱操作的嘲弄。现实中，这些奖项的内幕，并不为外人知道。所以道听途说者众，然而很多事情又似乎并非空穴来风，被形容得眉目清晰。将茶余饭后的谈资，拿来八卦确实不厚道，但也是一种现实与普遍心态的反应。
　　部分诗歌奖，成为谈资还有一个问题存在，那就得奖者多数为被贴好标签的作者，往往被打扮成弱势群体里的英雄，似乎这样才更有噱头，才更具有人文关怀性质。我想这可以看做是诗人的悲哀。诗人就是诗人，贴上任何其他标签都是一种歧视。
　　相对而言，在华语传媒文学大奖之外，这一年的民间奖项值得关注，譬如张坚诗歌奖、“后天”诗歌奖、高黎贡文学奖、诗参考诗歌奖、葵诗歌奖、长安诗歌奖、“中国80后诗歌十年成就奖”。这样的奖项往往因其民间性质，可以很好的靠近诗歌。尽管有些诗歌奖确实还是围绕圈子本身转，但是一个奖项的审美倾向如果都不明晰还是可悲的。
　　这些诗歌奖，往往因为没有丰厚的奖金和奖品，反而更让人信服。法国的龚古尔小说奖只有5欧元，但是确实很多人求之而不得的重要奖项。期待中国出现这样的诗歌奖。这样的诗歌奖的出现，除了评奖机制需规范化外，它的传统也极其重要。
　　还有一部分民间资本的介入，推出了一些奖金颇为丰厚的诗歌奖，但是其目的还是让人怀疑的，因为大多数在进行“炒冷饭”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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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奖”亦属活动。“民间”的“张坚奖”正渐从福建本土移向全国，或许待其完全脱离时其价值当会更有成效。除张坚奖外（张坚本人似乎并不直接参评），相对而言，包括年末的御鼎诗歌奖等这些“民间”奖项都有明显的审美取向。非常值得赞倡。所谓文艺创新，所谓诗歌创新，首先的简而言之的体现，就是偏，需要偏激、需要偏见。
　　按规律，偏激与偏见一般多出自“年轻”的身心，这是我们应该欣赏、宽容80后甚及是90后诗歌的理由。而在年初，《中国诗歌》即在第一期推出“中国90后诗选”，这种心情难得。

●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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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两报一刊一大战之后，流派逐渐恢复原态。其后虽然也有不少概念出现，但就数量而言，要少太多。自身的理论建设也愈发成熟。说明诗歌流派的发展，是趋于平衡和理性的。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再关注流派的概念了，大家更多的关注的是个人化写作。
　　流派存在的意义在于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传统和历史的脉络。
　　当徐敬亚先生与部分诗人开办“流派网”，仿佛让我们再看一幅幅老照片，历史的面容从模糊抽象，变得清晰而立体。而整个流派网清晰的思路与布局，让我们可以重现审视流派的概念与美学倾向。
　　2011年，还有一些刊物在策划“流派专题”，但是噱头性强，方向性和存档性（价值性）并不高。流派如果不能提供给读者一份可行的可探寻的美学方向，就自动关闭吧。诗歌以概念博取眼球的时代，迟早会过去。
　　流派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流派出现的目的与契机。很多流派的出现，让人怀疑是一种与时代诉求的共谋。不过如果真的能呈现出时代所体现的精神，这也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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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流派而言，“垃圾派（低诗歌）”与“活塞”可以期待。“新死亡”曾经值得期待，惜其“走向全国”、如山溪主动融入主流后，精神没了。周伦佑曾归纳了流派成立的五个基本条件即的“流派成员、”“写作主张、”“流派刊物、”“持续性”和“必要的排他性。”以此看看这一年，关于流派似乎没有新象。

●“动车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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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关注当下与生活，影响社会时事，肯定不是第一次。“地震诗潮”，先后关涉对汶川和玉树地震的审读，对人性的呈现。2011年的“小悦悦”事件，也让很多诗人以诗歌的形式去关注和影响事情的进程。
　　把这个内容独立开来，我想提醒诗人应该置身生活，不要过度虚蹈，毕竟我们“身在此山中”。在时代的进程中，诗人无论是幻想、对峙，或者是合谋，你都应该从生活本身出发，从自我的精神倾向出发，否则就会失去诗歌的基座，就会偏离写作的轨道。杜甫、白居易的传统，应该让现代人很好的承续。
　　此外想说明关涉时事的诗歌写作并不容易。动车诗，真正留在在大众视野里的很有限，较有印象的是胡人的《奔跑的中国》。

●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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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跨界。2011年，有不少诗歌批评家都在兼及其他艺术形式的批评，但是很少有人跨界到诗歌领域来进行批评。前些年，倒是韩寒颇有些炒作意味地对现代诗歌进入一种“票友式”的调侃。之后似乎很少再有其他批评家的介入。
　　在这种背景下，还有两个有意思的现象：第一，很多学院（不是学院写作）里从事文学评论的人开始试图通过诗歌领域，介入到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他们把此视为一种“投机”，似乎诗歌批评是一种很好混的形式；第二，诗人对批评家的评论并不是非常认可，甚至有人谈及诗歌批评，曾言及“只要找对评论对象，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第二条还可以看作是第一条的佐证。这些说明什么？批评内部也是存在诸多问题的。
诗歌式微，批评如是。
　　此外，我还想一个一直以来都存在的问题：“批评”这样一个动词，现在过于名词化，表面化，有“评”而无“批”，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更愿意说“评论”而不是“批评”这个词语的原因了。“批评”是刺入，而“评论”而显得过于妥协。没有思想，没有血性，没有心得的僵死的“评论”是诗歌的毒药。当然这里有批评家的心态问题。还有就是诸多批评家的走秀场时间，多于坐书斋的时间，自然缺少阅读和深入的分析时间，所以很多写作显得贫血而仓促。
　　批评其实也是一种责任。徐敬亚先生主持的“批评家联席阅读”，是让人喜欢的方式，这种检阅是丰富的，在场的，多元的，避免了一言堂和单一的褒扬，而且很少以名字为评论的核心。有时候，我更期待批评家以一种业余的诗歌爱好者的心态去解读作品，那样更加纯粹和真诚。近几年我阅读的批评，主要来自于霍俊明、罗振亚、陈超、朵渔、李以亮、沈浩波、伊沙和徐江等。而且在这些评论家里，大多人都还在从事着诗歌写作，说明创作和批评本身是互动的行为。

　　赵卫峰→
　　谈到“跨界”，似乎还可包括批评及其传播平台的互融，比如说，如果刘洁岷的《江汉学报》、北京《诗探索》、《星星》下半月算曲高一类，《特区文学》算通俗一类，它们又时而反映于网络比如“诗生活”网以及被不断复制与转载，这至少能使“批评”有一个丰满的易接受的形象，进入或介入诗歌大众视野，且不管它的下落及结果如何。
　　批评很能体一个批评者本身的种种，包括局限，甚至具体如市侩、小气、势利、肉麻等方面，但这不应是我们所关心的。这一年，诗歌批评给诗歌带来了什么呢？什么批评是这一年的重点呢？
　　我以为臧棣关于北岛的批评可算标志性事件，甚至亦可算这一年诗歌的标志性事件。不用管谁对谁错，关键是这一行为让我们看到了久违的反思、怀疑、辩证之风，而这本来属于诗人本能的特质，已经消磨在全国化、信息化的诗歌人际环境里太久了。
　　近看王若冰题为《2011：新世纪诗歌介入担当元年——2011年诗歌走向描述》一文，有点诧异，王先生不仅以西北方向为主，且几不涉及民刊、网络诗歌！即使这是作者的兴趣，众所周知公办纸本刊物上容纳的诗歌在种种方面也必定有限吧，凭此如何得出2011年诗歌走向？在此转引一下子川的话，他说，新世纪以来，“过去那种所谓官刊、民刊、国刊、省刊、地方刊物等种种区别，已经在诗美、好诗这样一种普遍价值的理念下被重新整合、区分，也就是说，在诗歌界，在诗人眼中，一本诗歌读物的好与差，与它的身份已没有多大关系，关键在于谁在办、办得好不好、诗歌界是不是认同？”
　　诗人们的批评文字给我留下了印象。他们是平视的，是那种由诗起、由心生，随意自然的喜怒哀乐的朴素而非油滑的气息。所谓实践出真知吧。其情其感与八股式批评大为不同，像李建春、余怒、梁雪波、小海等，一些80后诗者如原散羊、卢山，其认真、其血性值得关注；80后的自我批评精神似乎超过了散文诗界与一些有所成绩的批评家，像王东东、杨庆祥等在“破”与“立”中逐步深远。与此相映的则是一些评论家如苍耳、赵思运等在这一年著书立说，《陌生化理论新探》、《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可羡可贺
　　更多的“评论家”们，“依然”继续辗转于活动或以此为乐为荣为秀。

●散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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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文诗的作者时常也是跨界的。2011年7月由散文诗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散文诗大奖”获得者之一方文竹既是散文诗作家，也是诗人和批评家，还是文化学者。总的看，2011年的散文诗组织及其奖励等活动与选本仍然呈现活跃，更多的中年青散文诗作家逐步跻入这一以老年作家为“主”队伍中。散文诗组织让人觉得挺奇怪，据悉，其中成立于2006年的中外散文诗学会到2011年全国会员已达到7000人。这一年，在偶尔的阅读视野里，邹岳汉、崔国发的理论探讨与周庆荣、唐朝晖等散文诗作家如绿地上的树。

●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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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最终还是要靠文本说话的，“事件”的影响终究是瞬间的。但是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里，2011年打动人心、有独立审美倾向的诗歌创作，少之又少。史诗巨作只是一个“白日梦”。当然一年的时间实在显得有限，所以在这单纯的日子累加中，我们也很难看到大的跨越，诗歌毕竟是个慢活儿。重复的内容和无休止的颂扬与彼此攻伐，充斥诗歌领域。真正具有探索精神的反而是一些“功成名就”的作者。比如在“新世纪诗典”看到了西川的向下的姿态；在诗生活，读到的余怒与臧棣前倾与拓展，在《葵》上我读到了宋晓贤和徐江等人新的突破，都让我们仰视。
　　今年的70后长诗论坛，让我们看到一种野心和期待。然而在操作层面，并不突出。
　　相对而言，那些被反复提及的80、90后，并没有在前人的基础上，登上更高的台阶。但还是有不少诗人的文本引起了我的关注，比如和我有通信往来的碎岁、夏春花，鸿鸿（台湾）等的诗作，可以看到许多新的形式与可能；在刘川的博客，我读到了他的破坏与重现整合能力；在《野外》里，我读到一种稳定，熊焱、王净、宇向、阿翔、泉子、江离、胡弦……，他们都有自己的方向，似乎又都在试图突破自我旧有的格局，但这种变化，缓慢而婉转，显得不着痕迹。
　　和一个朋友交流，我们的感慨一样，但是他的想法开拓了我的认知。他是一名诗歌编辑，他认为在这样一个“快”的时代，如果差的诗歌，可以迎合人们思想启蒙的需求的话，他愿意刊发。如果一个不懂得诗歌，或者根本连个比喻都不擅长的人，能静下心，读一首他读得懂的诗，那也是一种胜利。他把这些看做是一种启蒙。在这个层面来看，凤姐写诗之类的所谓“事件”多少也是有些积极意义的。
　　不过我也在反思：诗人自身如果再淡化文本的概念，是无奈，更是现实。启蒙的功能，是不是让教育担当更多为好？留给诗歌更多的空间吧。创造是诗歌的光荣。

　　赵卫峰→
　　这一年，《中国诗人》竟然陆续推出长诗，《作品》也在计划中。诗歌中的长诗是否像小说中的长篇小说呢？不一定。一百年来，我们如何列举中国的长诗佳作？中国的与西方的区别在哪？问题较复杂，但只要写作实践在进行，就好办了。
　　回顾这一年的业余阅读，与往年大同，主要是俩途径，一是民刊、诗集；另个途径是诗歌网络及诗歌博客。像憩园、昊岸、夏春花、魔头贝贝、罗霄山、青蓖、深圳红孩、吴小虫等都是通过网络博客读到的。
　　应该说，每个诗人的每件作品，就像菜肴，并非都可口。但总有那么一盘一碟让人愉快。
　　这似乎废话吧，如果诗歌不让“你”愉快，“你”会与它有关系吗？

　　王彦明→
　　2011，转眼已过去。
　　2011，我们只是浮光掠影，说说而已。
　　2011，有很多事情发生，也有很多事情没有发生。
　　回过头来，是2012……

　　　　　　　　　　　　　　　　　　　　　　　　　　　 （2011年12月-2012年元月/天津-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