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应松：我们为什么写作？

严家威

陈应松：我们为什么写作？

　　

陈应松

　　阿根廷作家埃内斯托·萨瓦托说过：“没有必要写很多，如果你要阐明生死、命运、希望与生存的理由等问题，写两三部书足够了，无需写100部。”在当下的文坛，写得太多的人往往是重复自己的过去，从语言、形式、结构，到内容、叙述方式，都不再有惊鸿一瞥之感。
　　以写作面对现实
　　文学只有一个世界，对于写作者，它就是唯一的世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其他都是浮云。为什么这么说呢？作为一个人，我们的生活常常是处于虚无状态，特别是一些具有写作者人格的人。这些人有些孤僻，有些古怪，有些固执，有些脆弱，有些恍惚。就像常人评价他们的：好像活在另外的世界，与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其实，具有写作者人格的人往往生活在虚无中。当我不写作的时候，我似乎在这个世界中并不存在。我不研究现实，对现实的一切漠然，甚至躲避，排斥，置身事外，用一道紧闭的门把自己隔绝开来，人有一些迟钝，脑子不太管用，就跟不存在是一回事。自己也会看轻自己，甚至成为泡沫，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无任何关联，“宅”在家里。说白了就是一个多余人。
　　但是，一旦写作，面对一个题材，就与现实世界发生关系，这个社会就与我有关了，甚至是火药味十足的敌对关系，是一种对峙关系。从开始构思，动笔，会把一个人变得实在，有用，有意义。我开始审判、评判，开始思考这个社会。虽然写作是一种带有虚构性的幻想，一种超验，一种梦游。一旦写作，人会活在尖锐的痛感之中，就像一个人走夜路，精神高度集中紧张且敏感，正视现实的一切，突然找到了爱和恨。排除掉任何技艺磨炼所造成的痛苦和折磨，这个人会觉得生活有了方向，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虽然是一段一段的。
　　年轻是好事，年轻的不确定性让人有一些清醒的足够的理由拒绝写作过程的到来，远离文学。蓬勃的活力和旺盛的生命可以消耗精神的倦怠和颓靡。但是你依然是在虚无中奔跑，在生活中没有角色感。你什么都不扮演，你只是生命的原生态，是一个自生自灭的符号而已。
　　用写作面对世界，对我是这样的。因为我许多的时刻就处在一种惶然无措中，惴惴不安。年龄越往上走，越是这样。所谓功成名就的淡定，都是假的，不然的话，怎么解释那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前仆后继地自杀？一旦拥有，就是过去，一个人要不断地写作才能获得自己，才能肯定自己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并担当一定的社会角色，以及由此产生的责任感。生命每一分钟的感觉都是要把自己从惶恐迷茫的深渊里拽出来，让他回到现实。这样，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只有写作是最好的方式。最后，写作成为一种生活，一种常态，然后，你才能叫作家。
　　智利诗人聂鲁达说：写作就像呼吸，不呼吸我活不成，同样，不写作我就活不下去。马尔克斯说写作是莫大的享受。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说：写作是一种工作。他认为写作与激情和灵感无关，就是一种平常的工作，跟上班、下班一样。他还有一个观点：写作就是做椅子，每个人都想把这把椅子做好。生活也好，工作也罢，木工也好，木匠也罢，就是清晰地展示你的存在，然后你可能会受到这个社会的善待和尊重。
　　另外，写作是一个人内心的选择。当我不写作的时候，不仅无法面对现实，我面对的世界也是灰暗无趣的。而写作让我们自己为自己布置的、创造的、构建的那个世界，充满了鸟语花香，五光十色。充满了有意义的事情，一些能留下足迹的事物，一些能细细回溯的时光，一些想探索的历史，置身另一时空与古人对话，与不朽的意境和永生的人物对话。因为写作是千古流传的东西，唯一不被时光摧毁和打败的世界。李白的床前月光依然在照耀着我们，苏轼的裂岸惊涛依然在我们耳边轰响，杜甫脚下的无边落木依然让我们寒意袭人。
　　完美的叙述形成完美的世界。作家陶醉在自己编织的世界里，以绝对的安全感和自恋保证身心的愉悦。让心灵有了一个私密的花园。所以美国作家霍夫曼说：“即使我的眼睛合上，即使我只是身处于一个阴暗的房间，为了寻找美好和方向，为了了解爱的可能、永久与真实，为了看见萱草和泳池，忠诚与奉献，我写作。我写作，因为这就是存在核心的真我。”只有在这里，你才是真实的，真实的自我。霍夫曼后来发现自己患了癌症，她更加拼命地写作，相信写作有治疗作用，用写作克服患绝症的恐惧感，后来她成为了畅销书作家。
　　太多？太远？
　　当我们今天来讨论作家形成的可能和读者形成的可能时，有这样一种观点，说是作家最好少写，以免引起文学的焦虑和恐惧。文学和作家们之所以失去读者，一是他们写得太多，太多太多；二是写得太远，太远太远。
　　写得太多的确让人厌倦。一个作家连篇累牍地写作，好像主要是想保持出镜率，害怕被人遗忘。但人们对毫无创新能力的文字生厌进而会产生恶心。写得太多并不能证明你是大作家，有的作家的成功恰恰是因为他适可而止，写得很少。突出的例子是陈忠实。现在出了个更大的作家———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他获奖时80岁，一生只写了163首诗，获得了201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一生的产量可能不足一个中国诗人一年的产量。
　　阿根廷作家埃内斯托·萨瓦托说过：“没有必要写很多，如果你要阐明生死、命运、希望与生存的理由等问题，写两三部书足够了，无需写100部。”在当下的文坛，写得太多的人往往是重复自己的过去，从语言、形式、结构，到内容、叙述方式，都不再有惊鸿一瞥之感。弄得不好，就会让人生厌，让人觉得他是个生活和现实的低劣伪造者而不是作家，满嘴陈旧过时的话。有一大批这样的所谓作家名家在文坛穿进穿出，令人反感。每一次露面都是抄袭上一次的表情，滥情、夸张、没有思想、故事乏味、表现着并不高明的责任心。而作家本人也被这种循规蹈矩的过度写作弄得鼻青脸肿、精神呆滞、枯黄憔悴。现在的小说已经无法刺激起人们的阅读欲望，是巨大的问题。
　　谁告诉你小说应当怎样写、怎样结构的？不这样难道就不是小说吗？要有强烈的陌生感，要变换姿势，要随心所欲。要有一点儿调皮，要有一点儿坏水。小说不坏，读者不爱。坏就是有趣，不坏就是无趣。面对一个无趣之人肯定是无趣和绝望的。对文学一绝望，我们大家的饭碗就完了。有人跟我说，一进书店，成千上万种文学书籍，感觉太多太多，这些人真能写啊，写疯了。觉得自己多写一本少写一本完全没有意义了，会被书籍淹死，这些人因别人的多写而绝望，放弃了写作，落荒而逃。
　　但是没有“量”是个大问题。一个作家出名后被人诟病、指责、说三道四，但指责别人的你没有新作品出现，被指责的人却一篇篇一本本地出版发表，你再怎么贬低诋毁他也没用。因为“量”，使作家站得更稳，知名度更高。不必要为了精而舍弃量，一些青年作家要求精是为自己少写、懒惰找借口，最后消失了——结果只能是这样。没有量，就没有一种写作的常态，你很难将写作作为一种生活习惯和工作。我年轻时一年写十多个中篇还加十多个短篇，现在看这些作品基本是一堆垃圾。但没有这些大量的制造，我能将写作、将每天的码字当成生活的习惯吗？有的人每天在牌桌上，也会成为一生的习惯，我每天在书桌上，也成为了习惯，才有了今天的我。一个作家，没有一件作品是多余的，他会在漫长的写作途中，全面掌握小说的技巧，掌握对语言足够的驱遣能力。就算是打基础的写作，也是有意义的。二十岁为三十岁打基础，三十岁为五十岁打基础，五十岁为七十岁打基础。
　　写得太远的问题。我们的许多作家常常认为远就是厚重、深刻、思想性、大视野。这是一种简单的思考和结论，把重大题材、社会关注的问题当大作品来写，追求轰动效应。太远，太远，远到不着边际。人们在大量的故纸堆里，在档案里去寻故事，挖空心思地编造一些自己不激动也打动不了读者的大故事大情感。那些东西一概与自己的内心没有任何关联，看不到这个人在想什么，也不知他的创作动机。那些被人们忽视的写作盲区，才是离文学最近最近的。没有最远，只有最好。不否认有写远的高手，但什么是远？什么是文学的距离？文学最远的距离是自己的内心。
　　写近不等于写窄。有的作家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包括少数民族），也显得很窄。有人写一朵花，一只鸟却显得大气磅礴、气象万千。这里可以用英国BBC拍摄的《地球脉动》来作例子，虽然它不是文字，是画面，但绝对是文学的。我的一个朋友给我寄来了一套，我真是喜欢。前段时间央视9台也在热播，我又看了一遍。他可以拍蓑羽鹭飞越喜马拉雅山时的壮观场面，也可以拍一朵蘑菇从诞生到死亡的壮丽悲怆的过程。整个地球的脉动是由一个又一个神奇的小小生命个体组成的，你的落脚点应该在这儿。近，近到极致；远，远到极致。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的作品，我们的小说也有一种宇宙的膨胀感，像《地球脉动》那样的感觉？
　　写作改变自己的世界
　　写作是一种累人的、枯燥抽象的、令人泄气且大多是毫无回报的工作。
　　我的理解是，写作是在迷茫和混沌中，在虚拟的冰凉的世界中捕捉真实生活和人间暖气的一场黑夜马拉松。写作总是被突然降临的灰暗时刻所搅翻。一个写作者一辈子只能碰到100次圆满的结果，却会碰到一万次的失望和绝望。在抽象的语言文字里孤苦伶仃地游荡，要保持旺盛的斗志和激情，恰到好处的倾诉欲望。
　　写作是我们唯一的世界，失去它就失去了与现实对话的机会，失去了对生活的一种热情，就像爱一个人，在幻觉中崇拜、尊敬，保持绝对的从不怀疑的神化。有一种误解，认为写作投入较少，试着写写，不成拉倒，也没什么损失。不像开一家店、一个公司，不会弄得人财两空。事实上，一支笔一本纸———现在是在键盘上了———创造的投入比干其他事更大，身心的投入就是巨大的，要超水平发挥你的才智，保持创造的活力，还要背负起一定的、正儿八经的角色感和责任感，明确你的身份，清楚地描绘你所处的现实。
　　不花气力的写作不具有阅读乐趣和存在价值。它不能提供一些经验性的东西回馈给读者，比如在语言使用上的经验，在结构、故事上的经验，以及生活本身所呈现的面貌。找到写作的内在自由就是要找到某种叙述的规律。我认为，所谓灵感，就是发现某种文字出现的内在规律，试图让语言飞起来，让文字驱遣有一种飞起来的感觉，让自我消失，化为大野中的光和雾。
　　适当地让我们身上带一些毒素，比如焦虑和忧郁。一个满脑子高兴不懂忧愁的人，固然可以过一种健康正常的生活，但作家不是这样，他要在一种极不确定的虚拟构思中开始一部作品的创造，想得无比美妙，跌得无比悲惨。事与愿违是大多数作家的结局。一部作品的完成充满了精神的颠簸和折磨，有时候作者是咬牙切齿地完成一部作品。写作就是在自残的过程中自我疗伤。既自残，也自疗，让其慢慢愈合。让自己痛起来有什么不好？有一种较为特别的、崇高和不与庸俗为伍的信念在推动着我们的内心，指挥手上的笔。这种自我赏识的冲动更重要，甚至不要人鼓动和支援，有时倒是，你越泼冷水越贬损我越有反抗的决心，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得了。
　　我为何要写作？这其实是一个伪问题，逼迫人挖空心思地回想自己当初为什么走上写作这条道路。他已经写了，再去回想已没有意义。我为什么写作？因为我想写作，我挺过来了。就这么回事。
　　写作是写作者唯一的世界，是因为，在写作的时候，在虚拟的过程中，你发现这个世界有着惊人的可操控性，这个世界是属于你一个人的，可以扩展身体所达不到的疆域，还可以为自己找到最舒适的位置。写作带给我们自我放逐和鞭策的快乐，让记忆把我们内心久已封冻的温情调动起来，从而串起一个真正属于自己需要的、美好的、充满了人道情怀和伦理高度的世界。写作是让你深刻地领受生命和精神的缺憾，而不是尽情挥霍生命的圆满。从这一点来说，写作对于我们认识人类自己，认识我们生活的缺陷，开拓了更加幽深更加迷人的通道。
　　(此文系作者在“湖北省首届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上的演讲，有删节）（来源：上海作家网）
(编辑：by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