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主义诗群的崛起：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谭克修
克利福德·吉尔兹在论文集《地方性知识》中谈到：“法律与民族志，如同驾船、园艺、政治及作诗一般，都是跟所在地方性知识相关联的工作。”[1]作诗竟然被这位当代著名解释人类学大师拎出来，与其他各种专业知识并置，你或许会觉得扎眼。这些年，随着所谓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各类“地方性知识”，可说得到了广泛认知。唯独当代汉语诗歌，遭遇到了外界（甚至是除诗歌之外的“文学界”）越来越多的质疑，包括“看不懂”“没有经典”“没有诗味”“口水化”“太散漫”等等。所谓的诗坛似乎也弥漫着向以享乐为标志的消费时代投降的气氛。这边有自卑自艾的哀怜在杂草丛生的野地传来，那边又四处奔跑着有名或无名的自认伟大的诗人。但当代诗歌是否真如外界指认的那样，没有多少可资谈论的“成绩”或者“价值”了？这当然是一种极度外行的论调。他们显然没弄明白奥·帕斯在文章《诗歌与世纪末》中所说的话：“被金融市场消耗侵袭最严重的艺术恰恰是那些表面看来最受益的艺术：变成了消费品的绘画和小说”。[2]虽然与那些傍上了影视作品和快速消费时代读者这两个“大款”而风光无限的小说相比，当代汉语诗歌更像是蒙尘的乏味“经卷”而已。但多年以后的人们会发现，正是那些暂时蒙尘的“经卷”所记载的内容，可能蕴藏着医治这时代普遍患有软骨病的人们急需的武功绝学“易筋经”。而完成这些鲜有人问津的“经卷”的诗人，多数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隐士般的寂寞高手——“扫地僧”。也正是由于这些散落在各地的、与这个牛逼闪闪的时代保持着某种距离的“扫地僧”的苦修，使当代汉语诗歌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种可资骄傲的关于当代汉语诗歌的“地方性知识”正在形成。
一，当世界是平的，诗人何为？
经济学家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从物质世界进化论角度说，或确实如此。“当代”提示的世界图景里，全球一体化依然按在加速键模式上。冷战后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在重组，“世界警察”看守的政治权利在集中。跨国资本、跨国公司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并购重组，跨国公司的生产方式在转变，同时造就了新的全球性的社会阶层。文化在跨国扩张与移植，并产生了新的逻辑。在摄像机镜头里，这是一个加速融合的世界，外部世界正在向某些“中心”集聚。但全球化这个怪物真的有能力裹挟着世上所有事物往一个方向发展？大家都这么守交通规则，就没有谁在逆向行驶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先来读读叶芝在《基督重临》里的诗句：
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3]
这些诗句写于1920年，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当时英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达75%以上，物质世界已趋于向主要中心城市集中。但在诗人叶芝眼里，外部的物质世界越来越集中，由人类欲望驱使的战争以及工业化加速发展带来的对传统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冲击，使古希腊罗马传下来的西方文明已接近毁灭，世界一片乱象。叶芝看来，人们的生长环境被改变和剥夺了，在人类的内心世界，已呈现出中心崩散现象。现在，距叶芝眼里的混乱时代过去了近100年。过去100年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应大大出乎了叶芝意料。不仅更为残酷的战争，更为汹涌的工业化大潮埋伏在后面，在科技和文化领域也有对人类影响更大的事件要发生。1923年电视机的出现，赶跑了多数喜欢文字的人，传统文学艺术的“审美距离”随之消失。自此整个文化正经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从以语言为中心向以视觉为中心倾斜，随着电视、电影的发展，以及随着后来出现的电脑（1946年）和因特网（1969年），及其在民众中的普及，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感受和经验方式，进而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美国人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认为因特网的廉价推广促成了技术、资本、信息三个“民主化”同时到来。一些新的力量犹如一台台强大的碾平机，把世界压成了一个扁平的世界。现在这个扁平世界被因特网轻易地捆绑在了一起，人类就是被这张无所不在的蜘蛛网粘连着的蚊虫，被时间吞咽、消化。当我们在100年之后回头，叶芝悲叹的20世纪初的世界乱象，实际上由现代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倾轧下的真正乱象才刚刚开始。若说当年叶芝看到的是乱象，那乱象也不过是毛毛雨而已，或许还称得上是和谐社会。我们这一代诗人看到的这个被命名为后工业社会的扁平世界，表面上由一些更加强有力的国际中心城市统治着，才能算是真正的混乱，人类内心世界之分崩离析，似乎找不到任何结构性的力量可以支撑。
那么，又是什么在充当支撑外部世界的结构性力量？除了前面提到的全球化，还有一个力量是速度。速度已成为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像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一样，这个时代比拼的同样是速度，跑得快的才能生存。国家在比拼GDP增长速度，在城市和企业的发展竞争角逐中，比拼的是成长速度。从政府首脑、科学家、企业家、新闻记者到农民，在竞争压力和经济效益的驱使下，他们绞尽脑汁的工作，就是让手头的活计快起来。最近的一条大新闻是，中国已经制造出一台具有每秒54.9千万亿次浮点计算能力的超级计算机，比美国最快超级计算机的速度快一倍。但是否所有事物都像计算机那样，更快就会更强？去年发生7·23温州动车事故时，才发现提速后的火车竟然首次敌不过一场雷雨。吃了生长激素的鸡40天就可以出栏，而它们一旦停止各种抗生素的呵护，3天就会毙命。在这场由速度带来的狂欢中，人类自身的生命，必将难以避免地加速走向终点。采取诸如温州动车事故中、为谋求经济增长速度导致的各种环境灾难中、以及速成食物中丧命或者短命的人，已经无法计数。最为敏感和脆弱的诗人再次走在前列，不断有诗人不惜采取自杀的悲剧方式给以警示。但人类仍然沉浸在速度的狂欢中不能自拔。每个人都希望一夜暴富，每座城市都想“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迅速成为国际性大都市。我曾在诗歌《县城规划》里写道：
再过10年，县城将成为一座
骑在速度上的城市。规划师偷偷涂掉
草图上的个人风格，将路网修改成
大都市盛行的整齐方格。并在外围
系上腰带一样紧绷的环城路，防止
走向小康的城区，大腹便便地向周边漫延
新设的红绿灯，证明机械也能制止
交通堵塞。被十字路口卡住的交通事故
留在非机动车道上演。宽敞笔直的道路
让老年人在速度中重新练习方位感
也可以美化形象，矫正行人的
外八字、罗圈腿和各种版本的乡村风格
由于受到经济决定论的主导和支配，我们多数城市的物质“文明”程度，正如政府工作报告里所描述的一样，呈现出某种“日新月异”的情形。这种一往无前的、单向度的速度，对传统社会秩序造成的冲击是难以想象的。在时代疯狂的速度面前，规划师那些带有个人风格的草图，想与之抗争，无异于螳臂当车，只好偷偷涂掉。连迟钝的老年人或陌生的乡村来客，都必须无条件地屈从于它。在这样的时代里，按鲍得里亚的观点，人类的日常生活，已是一个完全符号化的幻象。在仿真的方式上，现实已经与超现实合并一体。他说，“现实比虚构更陌生的老生常谈不过表明生活审美化的超级现实主义的阶段已经失控，再也没有任何虚构能与生活本身相匹敌。现实已经完全进入到现实自身的游戏领域......”。[4]被速度追赶的日常生活现实，正被颠倒过来，成了语言的仿造物。而作为艺术虚构物的诗，提供的所谓荒诞性、陌生化经验，已经谈不上是诗人的偏见，其荒诞与陌生化程度甚至还敌不过日常生活本身制造的审美幻象。
但部分诗人坐不住了，他们也想赶上这个时代疯狂的速度，希望在这个消费社会里，诗歌也能像变成了消费品的绘画和小说那样受益。为取悦习惯于快餐文字的阅读者，有人使诗歌无底线地口水化。由于客观现实场景变化过于频繁，有人顺势采取了断片式的写作，走马观花的游记式写作，走到哪写到哪。写完了在博客上一发表就宣告完成，形同速朽的广告。有人不出门，一天就可以在电脑前码出两位数的诗歌数量。有人的题材开始追赶着时尚，他们貌似学会了对最新的公共话题发言，像公共知识分子一样制造些噱头。有人以为讨好几个西方汉学家，把自己的诗歌翻译成外文读本，就能快速成长为世界性诗人。有的诗人则被现实生活挤压，又眼看着科学知识变成一种可操作性的强势电脑语言，而对在现实生活话语里已经失效的诗歌彻底失去信心，面临着空前的“叙事危机”。显然，在时代疯狂的速度倾轧之下，在多数自命不凡的诗人那黝黯的内心里，这个世界早已分崩离析，成了一片废墟。问题是，这一部分试图追赶上时代速度的诗人，或者被时代挤兑的诗人，他们自身已经提前被倾轧成了废墟。
若说这部分诗人的写作病症看上去是从现象层面描述的，从写作内部来说，他们诗歌的共同病症就是浅平化。写作不再需要时间深度，不需要深刻的生命体验。这或是由他们遭遇的这个变化太快的现实世界决定的。在全球化和速度这两头猛兽的追赶下，当真正的自然不复存在，地方性正在消失、瓦解，千城一面，万村一面的格局基本成型......哪怕在偏僻的湖南省隆回县古同村，传统的木结构民宅已经所剩无几，清一色模仿所谓县城风格的红砖房拼接在一起，外形之粗鄙难以言表；电视画面直播着世界新闻和春节联欢晚会，互联网上传送着在明星们的艳照和传言；眼睛里出现的是随意剪辑过的各种各样的异域空间和画面形成的蒙太奇效果......这是2013年春节期间我在老家的体验。就算在这个极度闭塞的古同村，按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观点，一种具有“后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时间性出现了，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有最短暂的闪光，但一切事物都不会有重大的停滞，虽然它们不断地产生和消亡。[5]在诗歌里，这种特殊的时间性又是如何出现的？“飞机将于10:30分出发/如果准点，从秋天到夏天，就/相隔90分钟。只差了提醒/少带一件秋衣，多带一缕凉风”。“有睡眼朦胧的少女松骨/她们有一门特殊的技艺/让你支取两个钟点的爱情”（谭克修：《海南六日游》）。在当代人的日常生活里，“时间”也被新的“速度”异化了，别说“秋衣”“凉风”“睡眼朦胧的少女”这种带有某种优雅气质的事物，常让人有恍若隔世之感，就连神圣的爱情，一不小心就成了瞬间产生又瞬间消逝之物，虚幻之物。经济学家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但在这个所谓的最好的时代里，由于人类已经处于单一的物质支配之下，迷醉在物质世界发展的疯狂速度之中，对另外一些事物的存在与消亡，似乎已经感受不到痛苦。“在一个贫乏的时代里，诗人何为？”[6]（荷尔德林）在19世纪，因为诸神远逝，“世界黑夜弥漫着黑暗”[7]（海德格尔），丧失了造物主“上帝”存在基础的世界时代悬于深渊中。因此荷尔德林在哀歌《面包和酒》里曾作如此追问。 现在，时间过去近200年之后，世界又因全球化和速度这两头猛兽的肆虐而悬于另外一种深渊之中。我不禁要追问，当世界是平的，诗人何为？
二，作为拯救存在的地方性诗歌写作
当速度成为这个时代的关键词，部分诗人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与速度的赛跑中。不管他们工作如何努力，每天用多大数量生产诗歌以快速记下他们眼里所见到的一切，都是无效的。就如詹姆逊眼里那些仅有着短暂闪光的事物一样，他们的写作只是不断地产生和消亡。若诗人热衷于从这些意义上与时代忘情拥抱，我敢断言，无论他自认为与时代咬合得多么紧密，顶多是一厢情愿地对时代进行媾和或意淫而已，甚至一夜情都谈不上。天还未亮，他就会发现自己已被时代无情遗弃在冰冷的床上。若从记录的意义上说，他的工作效率和价值，远不如一台廉价的摄像机。而就算你有最昂贵的摄像机，有最精湛的技术，能如实记录这个时代发生的每一个具体事件......你就是最强大的媒体或影视机构，那又能怎样？就算你还有大量统计人员在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玩着数据游戏，那又能怎样？那么多的摄像机和统计数据，除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告诉你正在发生的海量事件，让你来不及反应之外，什么也不能给你。关于隐藏在那些事件内部或背面的真相，你无从得知。若以久远的眼光来看，呈现那些更深层次的真相，才是真正重要的工作。其中的部分工作，需要由看上去无所事事、常常独自陷入冥思苦想的诗人完成。能够承担如此写作重任的诗人，就是我要说到的，可以作为拯救存在的坚持地方性写作的诗人。
坚持地方性写作的诗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不妨先假如时代是一列火车。没有人能让这列飞奔的火车减速，没有谁愿意被这列火车落下，但他们不急于买票，因为不愿意随时被时代带走，踏上不知所终的旅程。即便被推怂着上了火车，甚至做了驾驶者，可以观察到前方世界的瞬息万变，但他们内置在诗歌写作里的镜头转换速度，仍然会滞后于车速，保持着某种延迟效果。他们的一般状态是，用某种气定神闲的气质，先将自己的速度慢下来，主动落后于火车。他们也不与火车南辕北辙，相向而行。他们甘当火车遗弃的旅客，却不当铁轨的破坏者。他们是这列飞奔的时代火车的缓存键。他们认同卡夫卡和本雅明对于写作者的现实命运和写作命运的描述：“无论你是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你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已经死了，但你却是真正的获救者。”[8]（卡夫卡）“大城市并不在那些由它造就的人群中的人身上得到表现，相反，却是在那些穿过城市，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的人那里被揭示出来。”[9]（本雅明）他们可能在大城市里被现实生活挤压，生活窘迫。但他们明白大城市的文化密码，一般不会掌握在市长办公室或豪华别墅的保险柜里，而是遗落在人声鼎沸的市井小巷里、肮脏的菜市场里。他们可能散落在偏远的村镇，独自体味着现代文明和全球化浪潮带来的湮灭感，但他们却是那些边缘地方文化密码的孤独的掌握者。他们是卡夫卡所说的这个时代里少数真正的获救者。他们是受到严酷外部环境考验留下来的诗人，是被诗歌内在艺术魅力所召唤，被诗歌严格的艺术尺度所吸引，自觉留下来的诗人。他们想要抵达的是人与现实世界相遇的无蔽之境，想让语言通过他们进行其自身的生命搏动。在他们眼里，只要是那些本来就永远不会消逝的事物——源自于现实世界的压力，源自于语言本身的缺陷与丰盈、幽暗或光泽不会突然消失，他们的写作就不会出现问题，而只会更加成熟。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外部世界那些看上去的混乱现象，实际上只是对诗歌造成了表面上的误伤，难以伤及到诗歌的内部。
关于地方性的重要程度，美国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曾在给朋友的信中明确写道：“除非建立在地方性之上，不可能有普遍的文化——我多年来一直在强调这一点：普遍性只存在于地方性之中。”[10]鉴于诗人于 1963年3月4日离开这个世界前，因特网还没有出现，这个世界还没有被信息时代压得过于扁平。威廉斯对地方性重要程度的认识，对我们而言，还要给他打上些折扣。这折扣至少凸显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全球化趋势远没有今天这么迅猛的年代，又处在世界流行文化食物链顶端的美国某地，威廉斯不会有当今中国诗人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地方文化面临被强势殖民文化消灭的焦虑。从这种意义上说，强调诗歌的地方性已具有延续地方文化生命的使命意义。我们先搁置这种宏大的文化野心，着重要谈谈其二，这个变化了的时代如何作用于诗歌写作本身的问题。这里要借助到共时性概念，不是指在索绪尔语言学中与历时性相对的共时性概念，而是荣格提出的对神秘现象的一种解释，“有意义的巧合”。在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中，由于视觉空间的转化过于频繁，又有了互联网和视频技术的支持，现实中“有意义的巧合”事件已成一种空间常态。由于空间性参与了对时间纵深感的剥夺，时间的长轴似乎已不再存在，人们蜷缩在一个缺乏时间深度的变异空间里。这空间由于被压得过于扁平，可能称之为空间都有些勉强。另一方面，这空间又被挤得过于破碎，一个相对完整的空间形态只能依赖于个人的独自拼接。所以，在部分诗人那里，空间感也消失了。福柯说过：“当前的时代首先是一个空间的时代”。依我看来，或应改为“当前的时代首先是一个平面的时代”。部分当代诗人的写作也由此被挤压成了一种单薄的平面写作。
在“变”已经成为外部世界唯一而共同特质的时代，坚持地方性写作的诗人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不是来自于高度发达的公共媒介获取的海量资讯，而是源自于他自己最熟悉的特定土壤。强化诗歌中的地方性，要求诗人在写作之前，需要先建立精确的坐标系。坐标系由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构成。时间坐标可以建立在记忆、现实经验或柏格森的“深度时间”上。空间坐标，有时需要精确到某个城市，有时需要精确到某个村、某条街道、某间房子甚至于某张床、某把椅子。他需要先找到自己的位置，建立相对完整的空间和时间坐标系，像钉子一样深深钉进这个坐标系里，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精通上乘武学的绝世高手，能感受到这个坐标里所有事物的细微变化，准确捕捉到需要描述的事件和情感。他深陷于具体的时空坐标里，像一块冥顽不化的石头，只为周边环境中的事物所感动，而对远方的潮流变化视而不见。他只爱自己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文化，用独特语言为自己的体察喃喃自语。如陶渊明归隐田园后对闲适生活的细致感受：“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如海德格尔在南黑森林某个陡峭斜坡上滑雪小屋那样，竟然能体验到“群山无言的庄重，岩石原始的坚硬，杉树缓慢精心的生长，花朵怒放的草地绚丽又朴素的光彩，漫长的秋夜里山溪的奔涌，积雪的平坡肃穆的单一”。[11]他就在与自己血肉相连的日常生活和地方经验中建立了自己的诗歌帝国。
这个坐标，让他具有打通各种主观经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联系这任督二脉的能力，帮助他体验到共时性事件带来深刻的和谐力量，能感受到各种事件以意味深长的方式联系起来，即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活动之间、无形与有形之间、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的联系。这个属于他自己的坐标，让他与这个信息爆炸时代保持着一定距离，便于沉下心来，用内在的磅礴功力重新缝合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如果这个世界的发展速度，依然坚持日新月异的雄心，若干年之后，就不得不依靠那些跟不上时代速度的诗歌来维护人类世界的全面回忆。人类的命运，不会存在于铺天盖地的媒体里，一大堆虚无的统计数据里，只存在于个体生命的具体感受里。那些高精度的影像资料和海量的统计数据，或许能部分还原生活现象层面的真实，但面对各种荒诞现实的人类生存境遇的真实，人类情感、心理和灵魂深处的真实，必须仰仗那些有着某种“地方保护主义”情结的“落伍”诗人的具体生命感受来完成。从这种意义来说，在经济领域被视为市场经济“毒瘤”的地方保护主义，在当代诗歌领域却成了我眼中的稀世良药。很多人已经不再喜欢“主义”这个词，我却突发奇想，在这里提出“地方主义”诗派。以此激励自己和那些独自坚守着脚下土地的独立写作者。无论他坚守的是大城市还是边远地方，他笔下的那个地方，将是时间长河中唯一幸存的地方。由于他的坚守，“边远地方并非世界终结的地方——它们正是世界展开的地方”[12]（布罗茨基评价加勒比岛国圣·卢西亚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语）。那么，他的写作，也将成为不朽的写作。反过来，要让自己的写作不朽，专注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那块邮票般小小的地方”，让地方性成为自己的身份证和通行证，似乎更容易达到目的。这种邮票大小的地方，还包括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贾平凹笔下的商州，莫言笔下的高密……我想，省略号里面一定有散落在地方主义诗人脚下的尚不为人知的某地。
三，地方性诗学的几个维度
从诗歌的技术性角度来讲，地方性写作对加强诗歌时空的纵深感和精确性大有裨益。就从当前汉语诗歌写作的现象层面来看，不管是从艾略特、庞德等西方现代派诗歌嫁接来的艰涩、生硬的现代主义写作，还是受西方语言哲学启蒙而迷失于语言自身迷雾中的写作，还是被诟病为迎合快速消费时代的xx体口水写作，强调诗歌写作的地方性，对它们来说，都不失为一剂散发着浓郁中草药香的治病良方。那么，地方性，能够作为一个诗学概念来谈吗？回答是肯定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后，还需要回答诗歌的地方性诗学到底有多少细致的维度？实际上，诗歌写作的许多重要性问题都包容在这个诗学概念之中。有些问题是非常古老的，然而在地方性诗学中，它们又获得了新的内涵。
地方性诗学的第一个维度是，从“这里”出发。在这个被全球化和速度统治的时代，诗人常被理解为疯子。或许部分诗人是因时代的狂躁而变得狂躁的疯子，但地方性诗人却是安静的疯子，是安静地盯着脚下的虫蚁而发狂的疯子。这样的疯子，才能去对抗这个时代兴奋的高铁和媒介。这种新的对抗性，将成为地方性诗人的鲜明身份特色。当湖南诗人和新疆诗人在看同样的影像，长沙诗人和武汉诗人可以一小时高铁幽会情人。这不仅是时空的缩小性变化，而是可能致使诗歌地方性的消失。这种时空的缩小，其实也是一种时空的分裂。我们的诗人身份，可能同时是北京的，也是广州的，是中国的，也是美国的。一些诗人就在这种身份的短时段内并存中失去了自我。时空的分裂，最终导致了自我的分裂。自我的分裂就是诗人地方性的失去。他们必须对此做出有效的抵制或对抗。诗人没有什么特殊武器用来对抗它们，或许只能向乌龟学习，在坚硬的躯壳下时而张望，又时而收缩。他们诗歌的视角看上去时有伸出，但实际是内向性的。地方性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写作视角的转换：从他视式散点式转为我视式内向式。在诗歌的地方性世界中，诗人不需要媒介给他的世界，也不需要高铁带他去快速旅游。他们像乌龟背着自己的壳，向下又向内，在自己脚下的土地上慢慢爬行，看着并陪伴自己脚下的虫蚁。老老实实从“这里”出发，就在“这里”建立起写作的时空坐标系，抵达某种“地人合一”境界。
我提出的“地人合一”，是一种在地方性的理论话语中，重建诗人与土地的语法关系的努力：将“诗人”（主语）+“土地”（宾语）变为“土地”（主语）+“诗人”（宾语）。这与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所说“神与物游”的传统语法关系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在刘勰那里，与“物”游的还是“人”。“人”是主语，“物”是宾语。在刘勰的另一句著名的诗评语“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13]中也是如此。这种语法关系从先秦一直延续到现在，根深蒂固。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4]可谓一种功利主义的诗学观。《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5]则是一种“情志”型的主观诗学。钟嵘《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16]可说是一种客观性诗学观。若仔细分析，却是一种普遍性的客观诗学。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地方性的客观诗学。“客观”本是地方性诗学的诸多层面之一。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自然中之物，相互关系，相互限制”，[17]形塑这种关系和限制的是诗歌的地方性。所谓“静中得之”的“无我之境”、“由动之静时得之”的“有我之境”[18]是诗歌地方性对诗人控制后形成的一种准确性。诗歌的准确性是诗歌地方性的必然延伸，是诗歌语境的地方性和诗人相互捕获的产物。这种捕获发生于建立在“这里”的时空坐标中，这个坐标将诗人，也将诗歌定义。自此，诗人生活在具体的定义当中，诗歌也呼吸在具体的定义当中。
地方主义诗人只能从“这里”出发，哪怕有限的想象也要从“这里”出发。文学都具有想象性，《文心雕龙》有一个经典的描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诗歌作为文学艺术皇冠上的明珠，在理论上一直被认为比小说、散文具有更强烈的想象性。作为一个总体性描述，这个说法并无多大错误。然而这个正襟危坐的理论，一直在许多诗人的误解和口水中发生了霉变。问题出在想象赖以发生的“基础”上。这“基础”应该是此在的生活，还是知识、历史，还是情感？或者说别的什么东西？这本该是一个基础性的常识，就像先有阳光雨露，然后再有花草树木一样。然而一些诗人不知是不把这个基础当一回事，还是写着写着就忘记了这个基础。我们来看看那些高度发达的想象是如何产生的。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抒情诗，是虚假情感决定了想象，如贺敬之的《回延安》：“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看见了甘蔗林，我怎能不想起青纱帐！……南方的甘蔗林哪，你竟如此翻动战士的衷肠。”“知识分子”写作阵营里，我敬重的诗人西川的诗作《上帝的村庄》，是知识决定了想象：“他从不试图征服，用嗜血的太阳\焚烧罗马和拜占庭；而事实上\他推翻世界不费吹灰之力\他打造棺木为了让我们安息”。欧阳江河的诗作《手枪》，是想象衍生了想象：“人用一只眼睛寻找爱情/另一只眼睛压进枪膛/子弹眉来眼去/鼻子对准敌人的客厅/政治向左倾斜/一个人朝东方开枪/另一个人在西方倒下”。他甚至把想象安装在了遥远的异域，而不是自己的脚下：“这地方已经呆够了/总得去一趟雅典——/多年来，你赤脚在田野里行走/梦中人留下一双去雅典的鞋子/你却在纽约把它脱下。”（欧阳江河：《去雅典的鞋子》）……种种写作症候，都是对“这里”的虚假，使本与诗歌相伴随的想象，长成了带有毒汁的花朵，开起来有点像严重缺碘的庞大而扭曲的粗脖子。读这些诗歌时，我一直在犹豫，是否应该开出“拒绝想象”的药方。这正如血脂过高的人，就应该不再吃肉一样。或许通过这种极端的药方，方可让诗歌写作回到正常的原点，从“这里”出发。
地方性诗学的第二个维度是，“个我方言” 的发明。地方性也许内在地和语言环境的变化发生着某种哲学关系：诗歌的地方性呼唤诗歌语言的地方性回归。语言始终是诗歌最重要的物质性存在之一。诗歌地方性的一个基础性内涵是用一种自我性的、准确性的语言来承载诗歌中一切可见和不可见的事物。因此可以说，诗歌的地方性在语言上面也承担着一个很重要的拯救角色。这种语言的拯救，关乎更大的是诗歌文化问题。一国之内的诗人，共处一种语言环境之中，这就决定了他们之间有一种不可逃避的文化关系。索绪尔有一个著名的判断：“语言是组织在声音物质中的思想。”[19]是的，语言环境的一致，意味着诗人将面临相同的文化传统。汉语作为一种基础性“物质”决定了我们文化传统的性质。相较于其他语言，汉语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弱势，我们不做自我语言传统的完美主义者，也不讨论汉语的灵活或僵硬。这一切都是祖宗赋予我们的语言先天秉性，我们无可逃避。我们只需承认，汉语与我们的文化传统存在着隐秘的关联。我们因儒家文化而有载道之诗，因诗经楚辞而有中华韵律。然而对当代诗人而言，这些家喻户晓的博大传统也是一种不幸。由于它们对当代诗人的写作而言已经基本失效，却依然在普通民众那里充当诗歌的某种“真理”作用。地方性诗人只能用当下的自我语境将历史传统影影绰绰的投影熔铸一新。而从这个时代的外部环境来说，我们的语言又面临着一种新的挑战。随着人员流动的频繁和媒介交流的膨胀，翻译语言的大规模侵蚀，我们的语言使用正在加速趋同。现代诗歌写作面临着语汇、语法趋同性污染，更要命的是诗歌写作的内在性语感也正遭到相同的威胁。因此，地方性写作需要发明“个我方言”，以区别于狭义的方言，是因为前者既包括传统方言的资源，也包括个我语言特质的创造，以对抗时代火车运来的趋同性。
在对抗发生之前，还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个我方言”写作是否可能？“个我方言”写作是否有效？其中的本质就是发现一种能抵抗诗歌语言越来越单调的资源。是什么因素使得我们的方言越来越难以真正有效地进入写作系统？诗人经常要面对的一个困惑是：和故乡景物的对话，和老家父母乡亲的交流，要“翻译”成一种诗歌，一种可以和大家用来交流的诗歌语言，是多么困难。最终，丢失的东西远比捕获的东西要多。这不是诗歌技艺的内在限制，而是语言的内在限制。这种语言的内在限制，将随着我们语言使用的趋同化而越来越严重。实际上也是我们的诗歌语言正在枯萎：词汇在枯萎，语法在枯萎，语感也在枯萎。这种情况下，地方性的一个诗学命题就是，要在现代汉语里发现一些我们语言表达的盲区。诗歌语言的枯萎关乎的不仅是诗歌语言，而是诗歌捕捉独特的世界生存性感受的可能性。丢失一种语言，就是丢失一种感受；开放一种语言，就是开放一种感受。诗人找到属于自己的“个我方言”，也就可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不同的诗歌体验场域。在诗歌中保留一种“个我方言”，也就可能开发一个人的内心诗意感觉。也许完全的保留是不可能的，这里需要的是用“个我方言”和“普通语”相互激发。地方主义诗人的任务是：必须在现代汉语里开发出一种能准确保留在“个我方言”中存在的独特感受，哪怕这种独特感受只是很微小的部分。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现代汉语诗歌任重道远。老词新用也好，另创新词也好，语法新创也好，另设排列也好——地方主义诗人的使命，就是找到一种非常特殊的语言性东西来拯救“个我方言”的丢失，从而实现拯救某种生命细微角落即将逝去的特殊感觉。没有他们的努力，它也许永远进入不了现代语言系统之中。在当代汉语诗歌里，可以视为地方性写作榜样的诗人昌耀，独自在青海发明了一种迥异于同时代诗人的“个我方言”，一种“古奥而滞涩”（燎原语）的语言。地方性诗人必须依靠复杂而准确性的自我写作，通过拯救语言而创新文化传统。
地方性诗学的第三个维度是，对地域性概念的超越。诗歌的地方性是一个深刻而复杂的理论概念，而诗歌的地域性更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地理性概念，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我们反对在诗歌写作中，用地域性随意性置换地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的地方性甚至是反地域性的。然而在理解他们的时候，许多人都习惯地将诗歌的地方性与地域性联系在了一起，认为完全等同或大致等同。这种误读往往是无意识的。或许诗歌地方性概念天生含有一种内部的混杂或矛盾的因子，导致读者自觉不自觉地与地域性混为一谈。这也提示我们，诗歌的地方性与诗歌的地域性之间存在着某些不容易厘清的关系。地方性写作强调从“这里”出发，关注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文化，在自己的脚下建立精确的时间与空间坐标系，强调“个我方言”的创造，在扁平时代深刻体悟到共时性的和谐力量。诗歌的地域性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诗人生活在特定的地域，诗歌也总是诞生于特定的地域，用地域性来描述诗歌写作是一种逃脱不了的命运。《诗经》诞生于中原，屈原吟唱于楚江，高、岑擎旗于盛唐边塞，应修人发情于西子湖畔……这些都注释了千年以来的诗歌地域性主题。然而在诗歌史上，诗歌地域性表述的背后也存在着复杂的权力因素。人们提到的诗歌的地域性，有时候是一种真正的地域文化因素促成的结果，比如以唐朝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有时候，诗歌的地域性因素仅仅是一种“进入”诗歌史的“权力”性操作策略。这种“进入”，包括学者写作诗歌史的一种方便性处理，也包括诗人为争取诗歌史地位而进行的自我强制性概括。这种地域性可能跟地域并没有什么关系，比如宋代黄庭坚创始的“江西诗派”。吕本中在《江西诗社宗派图》中列举的20多人中，很多都不是江西人，尽管这些诗人与黄庭坚一脉相承。方回在《瀛奎律髓》把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除黄庭坚，其他三个都不是江西人。这种所谓地域性诗派是我们进入历史或者说逼近历史，而采用的一种概念策略。现代诗歌史上的湖畔诗派，真正的特色是爱情主题，虽然几位作者都生活在西湖之畔，诗派的这个创作主题到底主要是由地域决定，还是由时代决定，依然是一个要仔细探讨的问题。可见，诗歌的地域性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诗学因子，它和诸多其他因子相互缠绕着起作用。在这种相互缠绕的内部因子关系中，很多时候外部的“权力”因素又加入其中的角斗，使得地域性诗学问题变得有些复杂和浑浊。或许，我们可以把诗歌的地域性和地方性在一个很小的程度上等同起来。比如当诗人盯着自己脚下虫蚁，诗歌的“脚下”当然是地域性的；这一点也就导致诗歌的地方性和地域性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们相斥而又相叠。问题的关键是对这种地域性的处理，必须是地方性的。经过地方性处理的诗歌地域性，才是我们认可的地域性。
四，地方主义诗群的崛起：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多数人的印象里，“今天派”诗人有着英雄主义时代的革命者气质。在80年代，他们曾经是整个社会的文化偶像。他们的出场，是佩戴着某种集体反抗意识胸花，领着集体无意识的公众参加一个由庞德、艾略特们发明的现代主义Party，就此集体横空出世的。有批评家认为，是他们让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一夜之间王者归来。那一代“朦胧诗人”的写作，虽不能与稍早前的文革时期的口号式政治抒情诗同日而语。但回头再看，多数诗歌仍可归于“政治抒情诗”这一路数，同样属于集体抒情。稍后出场的“第三代诗人”，是不甘于强大的“今天派”诗人压制，喊着类似于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口号“打到北岛”，经过1986年《诗歌报》“现代主义诗群大展”，而集体出现在公众视野的。又是一次集体出场。他们中的多数诗人，在参展之前籍籍无名。据参展诗人的事后回忆，那次诗群大展上某些五花八门的流派，也是应策展人徐敬亚要求，临时想出来的名字。西川没有流派，就临时用了“西川体”这个名字参展。一些流派的代表性诗人，多是临时组合。默默就同时用了锈容、默默、野云三个笔名，分别以“撒娇”、“海上诗群”、“世纪末”三个不同流派的代表性诗人身份参加了当年的大展。由此可看出这次无比热闹的诗歌大展中夹杂的游戏成分。
第三代诗人已经不再把“今天派”诗人那种强势而显得生硬的现代主义当一回事，但从那次闹哄哄的大展出场方式来看，“今天派”诗人的集体反抗意识，被受到几乎是同时蜂拥而入的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弄晕了头的第三代诗人一夜之间改成了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迥异于由不同个体生命自发生成的不同意识，他们主要是被同时翻译过来的西方现代哲学，以及结构主义、形式主义、解构主义等语言哲学所迷惑，想刻意发明自己的诗学主张，而表现出的某种主观故意的“集体无意识”。如第三代诗人中的部分佼佼者，“他们”派诗人韩东提出的“诗到语言为止”，于坚提出的“拒绝隐喻”，这些口号式诗歌主张主要是针对 “诗言志”传统观念而说的，现在看来更是一种具有攻击性的营销策略，这些观念与他们自身的写作实践关系并不大。他们现在似已不再坚持当年提出的这些著名口号式诗学主张。李亚伟的“莽汉主义”、默默的“撒娇”诗派，流派的意义也就是两位 “掌门人”自身的意义了，后来一直没见到追随者。杨黎坚持的“废话写作”倒是一直持续至今，且创作力旺盛，在互联网的推波助澜下，更是吸引了众多跟风者。废话写作取消了意义和深度，拒绝解释。让人疑惑的是，这种完全排除外部评论，将语言视为唯一现实的写作存在吗？有谁能真正写出不夹带意义的语言结构？这让我想起了法国“新小说”派主将罗伯·格里耶，他被罗兰·巴特视为小说界的哥白尼，成为后者阐释“零度写作”观念的样本作家。巴特称格里耶开创的是一种无厚度无深度的风格，创作的是一种表层的文本结构——“表面小说”。尽管早期的格里耶对巴特给自己小说贴的“物化”标签颇为受用，因为这个带有实验艺术色彩的标签，能让自己可读性并不强的小说被人们广为谈论。后来，他的“物化”小说被指控把法国小说带入了死胡同时，决定不再买巴特的账，说巴特“在我身上发现那种不是我的，而是他自己的理论”。[20]曾经反对比喻语言的他，在一次访谈中却坦然承认：“我批判了隐喻，与此同时，我写了《嫉妒》，而这本书却是我对隐喻文体的称颂。”[21]巧的是，格里耶写过一篇名为《橡皮》的小说，而国内的“橡皮”论坛和后来的《橡皮》杂志也正是杨黎“废话写作”的大本营。我不知道杨黎的“废话写作”是否受过格里耶的启发。若有，那应当是受到了早期的格里耶的启发。
“今天派”诗人和第三代诗人可视为英雄主义时代的革命者。他们满怀革命激情，是理想主义者，是无畏的赶路者。与“今天派”诗人和“第三代诗人”以集体暴动登场方式不同的是，稍后的“地方主义”诗人，却是以静悄悄的方式出场的。他们虽然赶上了一个看上去更为重要的时间节点：世纪之交。那里面纠缠着让人浮想联翩的末世情结，但他们的表现，一如他们的写作那样，表现出了冷静、理性、开阔、个性鲜活的成熟汉语诗歌特质。他们安静地散落在全国各地，没有相互串联着赶赴一场轰轰烈烈的出场仪式，而是由内心出发，守住脚下的土地和内心的孤独，通过写作自身完成一场来自诗歌内部的革命，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但仍可说是一场集体的革命。地方主义诗歌是沉潜者的诗歌，是深思熟虑者的诗歌。既反抗生硬的现代派标签，也反抗哗众取宠的后现代标签。诗人们脚踩着“这里”的一切前行，不至于迷失在普遍性的荒野当中。因为他熟识“这里”的一切，“这里”的一切也熟识他。地方主义诗人在结构主义者那里继承了破除诗坛迷障的勇气。他们看到，这种迷障迷雾重重，几乎会将寄生在它身下的诗人温柔地带向死亡之乡，就像隆冬之时烤火的寒士，中毒而死，还面若桃花。普泛性的写作就是这样的一种迷障。它来自于对外国诗歌的迷信，来自于对地方经验的漠视，也来自于对自我的不信任。这种对自我的不信任，并不是从北岛们开始的，在白话诗发轫之初的“第一代”诗人那里，已经形成某种传统。1924年，徐志摩发起了一次“征译”事件。他提供了四首外国诗歌（Perfect Woman，The Rainbow，Where My Books Go，White Cascade）征求不同的翻译，目的是研究白话表现细密思想的可能，其语言弹力和柔韧性到底如何。在徐志摩们那里，我们的探索途径，似乎只能寄居在他国文化之上。即使在那些被认为最优秀的诗人那里，也没有特别意识到诗人自己所属的地方性领地——自己的诗性生活栖息地。在我们前面，仅有个别诗人在写作中有意无意表现出或强或弱的地方性，比如昌耀，可以说用他的诗歌铸就了地方性诗学的一座高峰。诗人于坚写过的诗学论文《一首诗是一个场》，也可视为带有地方性观念。诗歌写作的地方性，类似于这个“场”，这个“一”。
在诗歌生长的地方性场地中，一首诗构成一个场域，一个诗人也构成一个场域。整个诗坛的生态，就是由无数个似乎不相关的这样的场域组成。皮埃尔·布迪厄阐述他的场域概念时，特别注意到这是一种“客观的关系网络”，还特别提到另一个内涵“位置的客观限定性”。地方性诗歌写作是一种限定性的诗歌写作。这种限定性的下属概念有根性、场域性、准确性等等。要特别指出的是，先有了这种限定性，然后才有了诗歌的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的因素包括诗人与诗人，也包括诗人与时代。诗人与诗人之间以一种孤独的独特存在构成一种回响的丛林，在这个丛林中万鸟齐鸣、万卉齐发。国内诗人构成一个回响的丛林，国际诗人又组成一个更大的回响的丛林。诗人必须先做一个“孤独”的人，然后才能在关系场域中生存，构成关系丛林，组成合唱。一个地方性的诗人注定是“孤独”的。这里的“孤独”不是一个心理学概念，而是一个场域概念。诗歌场域的存在，是以诗人“孤独”为前提的。在觅得这种“孤独”性后，诗人们之间必定建立一种新的丛林间性关系。
这种新的间性关系，表现为诗歌写作的一种特殊的共时性特征。诗人与诗人之间的特殊联系是这种共时性关系一个特殊面相。诗人，无论是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还是不同朝代，无论是他们创作于同一国家，还是不同国域，他们的作品都构成一种共时性存在。这是一种竞争性改写的关系。艾略特认为诗人的意义只能在一种关系中才能评价，但并没有明确其中存在的“竞争性改写”关系，虽然隐约触摸到：历史性作品之间存在观念性的秩序。这种秩序是完整的、暂时平衡的。任何一件新艺术作品的产生都会打破这种平衡。诗歌作品在参加竞争性改写关系时，都是以若干个“这里”为内核的地方性来改写历史时空关系的。无数充满“个我方言”的地方性诗歌作品都是整个诗坛的节点性存在，这些节点间的相互网线联系，共同构成血液相通的诗歌生命体系。没有众多“孤独”的地方主义诗人的支撑，缺了组成当代诗歌大厦的关键性构件，这个大厦将很难再称之为大厦，而是一堆钢筋混凝土废墟。正是各地“孤独”的地方主义诗人，如安徽桐城的陈先发和马鞍山的杨健，武汉的张执浩、小引，昆明的雷平阳、李森，北京的沈浩波、臧棣，河南周口的谷禾，海口的李少君，杭州的潘维，哈尔滨的桑克，乌鲁木齐的沈苇，江苏的胡弦，济南的宇向，成都的哑石、弥赛亚，长沙的路云……再加上我本人，他们在世纪之交静悄悄地、又革命般地集体崛起，才共同形成了当代汉语诗歌蔚为壮观的繁茂丛林景象。
五，致敬昌耀：他照亮了地方主义诗人前进的道路
当2000年3月23日，昌耀在西宁离开这个世界时，他或许没想到，一群像他那样，一直用写作孤守着脚下土地的地方主义诗人，将在这个世纪之初悄悄崛起，成为当代汉语诗坛的中坚力量。这个地方性写作的先行者，当代最重要的汉语诗人，我的湖南老乡，客死于遥远的青海，在常人看来，或属于不幸。但在我眼里，这个“孤独而饱满的灵魂”（西川语）只能属于青海，就像他的诗只能诞生在这里一样。90年代我在西安就学时，听诗人说过昌耀晚年的生活轶事，说他神志不清，斗室里摆了一圈撒满尿液的啤酒瓶时，我们曾皱着眉头发笑。我为自己当初轻狂的笑声感到羞愧和懊悔。我应该记住的是当时听到的另外一句话：到了西宁，如果见不到昌耀，那将是最大的遗憾。我们对这句话，不应该作普通的理解，某个人住在某地。而要意识到，当一个诗人成为一个地方的标志时，这是诗人的骄傲，更是这个地方的骄傲。1953年开始写诗的昌耀，1957年就因诗罹难，经历种种磨砺后，又将一身寂骨葬于青海。后来把他的骨骸带回他的常德老家安葬时，我一直疑虑不安。毕竟青海才是他最好的安身之所。昌耀的诗是从苦难的生存直觉中滴出来的，所有的诗艺都是青海这一块土地给他的。他写作的时候没有想到诗艺的问题，对他来说，那是身外之物。无论脚下土地给他的是苦难、饥饿、蛮荒，还是失眠，让它流出来就是昌耀的诗。他说：“诗之写作实如感伤在不知不觉间流出眼泪那么自然。”一个地方性的诗人如果和脚下的土地合二为一，用所谓写诗、作诗这样的词来概况他的写作状态视乎已显得有些轻蔑。屈原之与《天问》，《天问》之与屈原，都是一个关系：相互楔入。昌耀的诗无韵，却充满生命的乐感。这种希声大音，是西北高原那迥远凄厉的风从那片土地的深渊刮来的。他以右派的身份，在那片边远的藏区沙石场，一直在聆听着这片土地赐予他的呼唤之声。他在诗歌《斯人》写到：
静极——谁的叹嘘？
密西西比河此刻风雨，在那边攀缘而走。
地球这壁，一人独坐无语。
昌耀的生命是他脚下土地赐予他的，他盛大的孤独也是这片土地盛大的孤独。“诗人中的诗人”这样的称誉之所以对昌耀是当之无愧的，就是因为他和西北的那片土地建立的血脉联系。在当代诗坛上，昌耀用来自生命的诗篇，铸就了诗歌地方性的一座高峰，也是当代汉语诗歌的一座孤峰。这里，我们有必要认真读读昌耀的《乡愁》：
他忧愁了。
他思念自己的快谷。
那里，紧贴着断崖的裸岩，
他的牦牛悠闲地舔食
雪线下的青草。
而在草滩，
他的一只马驹正扬起四蹄，
徵开河湾的浅水
向着对岸的母畜奔去，
慌张而又娇嗔地咴咴……。
那里的太阳是浓重的釉彩。
那里的空气被冰雪滤过，
混合着刺人感官的奶油、草叶
与酵母的芳香……
——我不就是那个
在街灯下思乡的牧人，
梦游与我共命运的土地？
昌耀的乡愁显然不是对故乡湖南常德的思念之愁。他生活在与自己共命运的土地之上，两者之间从此建立起了一种神秘“乡愁”关系。诗人不幸，诗歌有幸。诗人是上帝献给“此地”的祭物，他被定义给“此地”，直至死亡。昌耀死亡在青海，就是诗人死亡在“此地”的代表。当诗人死亡在“此地”时，真正的诗歌，强烈地方性的诗歌从此降临。昌耀，以当代汉语诗歌一个辉煌的存在节点，照亮了地方主义诗人前进的道路。
谭克修， 2013年6月16-9月20，长沙
来自谭克修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7d957eb40101elfc.html |
发表于 2014-1-17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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