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又见崛起的诗群——由阿索拉毅《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说开去＼高亚斌

阿索拉毅

又见崛起的诗群
——由阿索拉毅《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说开去
高亚斌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大西南这片雄奇而又寂寞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个以彝族诗人为创作主体的诗歌群体，这个诗歌群体的代表，既有老一代的吉狄马加，又有年轻一代的阿卓务林、阿库乌雾、周发星等人，他们以雄浑悲壮的大凉山作为诗歌的地理空间，以彝族丰厚的民族文化作为创作依托，在新时期以来的诗坛上发出了属于彝民族自己的声音。
　　近些年来，一方面，彝族诗人们正在致力于诗歌文本的创作，目前他们的作品已经卷帙浩繁，蔚为大观，另一方面，如周发星、阿库乌雾等人，他们还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着彝族诗歌的搜集整理和彝族诗人的发掘工作，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就。早在2002年，他们就曾出版过《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选（1980—2000）》（发星工作室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对新时期以来彝族诗人的诗歌创作进行了全面展示。最近，又有诗人阿索拉毅主编的《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一书问世，全书收录了包括彝族著名诗人吉狄马加、阿卓务林、阿库乌雾、倮伍拉且、周发星、俄尼·牧莎斯加、普驰达岭、沙马、吉木狼格、阿苏越尔、阿诺阿布等人在内的140位诗人的代表性作品，成为我国迄今为止第一部完整的彝族诗人诗歌作品集。在这些诗人中，吉狄马加无疑是彝族诗人的一面精神旗帜，而阿卓务林、阿库乌雾等人则是杰出的后起之秀。这是我国少数民族诗坛上又一次“集体出击”，显示了彝族诗人的强大阵容和辉煌影像。他们之中，有的人们已经非常熟悉，有的可能才刚刚走进公众的视野；他们的作品，有的已经通过各种形式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有的是诗人们近期的新作，总之，透过他们的作品，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精神面影，他们用自己的诗歌言说构建了彝民族精神的群体雕像。
　　彝族历来就有诺苏(即黑色的民族）等不同的自称，这部诗集以“彝”的系列，勾勒出一种民族生存的图景和民族精神的图谱，形塑出一个处于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地域性与全球化、民族与世界等错综复杂的各种纠葛之间的有着血肉和灵魂的特殊混合体。犹如面对一座突兀树起的大山，我们有幸目睹了一个年轻的诗群已经于这个贫乏的时代悄然崛起。
传统与现代
　　对于每个民族诗人来说，民族传统是他们文学创作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彝族诗人们的诗歌里，彝民族所特有的民族风情、民俗事象已经成为他们诗歌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大凡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时令节日、神灵信仰、民间娱乐等等，都是他们入诗的对象，这一切都构成了一幅无比生动的世俗生活画卷。
　　老一代诗人吉狄马加的诗歌，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言说中，开拓出一片诗意的沃土，展现了一个古老民族的心史。他热情地歌唱雄壮的大小凉山、乌蒙山，秀美的金沙江、红河，歌唱祖辈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彝人，歌唱他们如同衰老的斗牛般“你竟可以把他消灭掉，却就是打不败他”（海明威语）的坚强的民族性格。尤其是他们的生生死死，更加成为吉狄马加吟唱不已的诗歌主题，于是，在他的诗歌里就出现了诸如葬礼、葬歌等等事象的描写，从死亡的角度彰显出他诗歌里的生命意识。在这类叙写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他关于母亲葬礼的描写：“彝人的母亲死了，在火葬的时候，她的身子永远是侧向右睡的，听人说那是因为，她还要用自己的左手，到神灵世界去纺线。”（吉狄马加《母亲们的手·题记》）这种通过葬礼仪式对于母亲的叙写，使母亲的形象具有了既充满神性又富于人性的双重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成为人类母亲的一种文化原型。另外，吉狄马加曾经说过：“我个人深受彝族原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彝族的创始史诗和古老民歌。诗人需要从原始文化中汲取营养，这对诗人来说很重要。”（吉狄马加《一个彝人的梦想》）在他的诗歌里，充斥着诸如口弦、獐哨、火镰、鹰爪杯、猎枪、头巾、英雄结等彝民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事物，古老的神话传说、巫术文化、毕摩文化等等，在他的笔下重新焕发出时代的光彩，比如，吉狄马加在诗歌里守望着毕摩，因为“毕摩死的时候/母语像一条路被洪水切断”，所以守望毕摩也就是“守望一种文化”(吉狄马加《守望毕摩》)。并且，由于有了神话传说、民间巫术、宗教习俗等不同文化因素的参与，使他的诗歌呈现出神性的意味，于是，天地万物都具有了灵性，出现了如吉狄马加所描写的“大凉山男性的乌抛山/快去拥抱小凉山女性的阿呷居木山”的诗意情境(吉狄马加《黑色狂想曲》)，事实上，彝族人民正是生活在这种神性的家园里。
　　在彝族诗歌里，这种民族传统的影响，还体现在诗人们对彝族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歌、俗语等民间文学形式的借鉴和倚重上，体现出他们对母族文化赤子般的情感皈依。在这里，还有他们对于民族文化的坚守和民族意识的寻根，是面对强势的汉文化的情势下众小民族的文化生存与突围策略，因而具有重要的人类学意义。
　　除了民族传统特色以外，在彝族诗人们的作品中，我们还能够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现代气息，无论是在彝族诗人的诗歌主题上，还是在他们的诗歌形式上，都留下了现代性的深刻印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彝族汉语诗歌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他们选择了汉语，也就选择了一种表达上的现代性。早在老一代诗人吉狄马加那里，对于民族意识的发掘、对于民族传统的审视，以及对于民族未来的想象，就已经具有了鲜明的现代性特征；这种情形，在新一代彝族诗人们的诗歌里得到了更加强有力的体现，使他们的诗歌表现出强烈的现代主义的色彩。比如，在阿库乌雾的诗歌里，作为现代文明象征的城市，只是一座布满了蛛网的精神围城：“蛛多 蛛网多/道路与方向四通八达/线形的陷阱毫无破绽”，“人蜘蛛 气蜘蛛/语言蜘蛛 图画蜘蛛/诗人形同苍蝇/受困于一种成就”（《蜘蛛经》）。在这样的城市里，到处是“流水的街/流蜜的街/流血的街/流脓的街”（《街谱》），这些街道，仿佛“引起黑蚂蚁啃噬后的/弃骨”（《雨城》）……阿库乌雾的诗歌意象，是诡异而且怪诞的，他对于浮华喧嚣、躁动不安的现代文明持有明显的质疑和拒斥态度，喜欢用不合常规的语言挑战汉语语法的既成规范，显露出一个诗人独立不倚的精神姿态和卓越不凡的人格形象。
自我与他者
　　在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中，他们始终讲述的是一个民族自我的历史和现实，向外界传达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形象，彝族诗歌也是如此。在彝族诗人们的笔下，家乡是一片“群山护卫的山野”，这片土地是“埋下了祖先头颅的土地”（吉狄马加《古老的土地》），在这里，生者是流动的河，死者是寂静的山（吉狄马加《黑色的河流》）；这里有着“我传统的父亲/是男人中的男人/人们都叫他支呷阿鲁/我不老的母亲/是土地上的歌手/一条深沉的河流/我永恒的情人/是美人中的美人/人们都叫她呷玛阿妞”，由此他发出了“我——是——彝——人”的宣告（吉狄马加《自画像》）。从这样的诗句里，可以看出诗人对于民族身份的认同，对自我文化角色的确认，其中显然洋溢着一种自信与自豪的民族情怀。
　　一方面，彝族诗人们立足民族传统和文化，发出了本民族坚定的声音，但另一方面，由于国家一体化的发展，彝族作家和诗人也不可避免地被裹挟其中，他们已经很难保持其民族文化的单纯（自然，也没有必要那样做），而具有了文化多元化的特点，这种现象被阿库乌雾称为所谓的“语言混血”和“文化混血”。许多彝族诗人都深刻地感受到了这种文化裂变之痛，于是，就出现了如吉狄马加“我看见一个孩子站在山岗上/双手拿着被剪断的脐带/充满了忧伤”这样的诗歌意象(《一支迁徙的部落——梦见我的祖先》)，成为一个民族面临文化断裂和重塑时期的充满迷惘的精神姿态。自然，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外来文化的渗透，绝非仅仅是一种难以愈合的文化创伤，这既是一种强势文化的渗透，同时又是民族文化自身的敞开。正如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代表萨义德所说的：“每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萨义德《东方学》）汉文化的强势渗入，一方面对彝族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其丧失了许多独异的民族性的东西，但也为彝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正是在汉语的烛照下，彝族作家和诗人们才找到了属于自己民族的本质的东西，获得了对于本民族的文化确证。
　　在汉语诗歌艺术方面，各个少数民族诗人们都进行过自己的探索。比如，被称为“彝族母语诗人”的新生代诗人阿库乌雾就曾提出了著名的“第二母语”的理论，他认为：“在汉语的语境中，就必然是用汉语的语法来表达”（罗庆春（阿库乌雾）《雄鹰与太阳的歌者——吉狄马加诗歌的精神世界》），同时，他又指出，少数民族诗人在运用汉语的时候，不是被动地顺从规则、全盘接受，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和选择：“但是在用汉语来表达自己的民族性的时候，就有一些既有汉语无法畅达地传达的意思，于是诗人便对汉语进行一些改造和变形。”（同上）在新生代的彝族诗人中，阿库乌雾、阿卓务林、倮伍拉且、吉木狼格、阿苏越尔、鲁娟等人的诗歌都体现出同时代汉语诗歌充满叛逆性的语言和艺术特征，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使彝族诗歌融入了当下汉语诗歌的发展主流，极大地彰显了少数民族诗人的艺术创作活力。尤为可贵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化抗争，没有使自己沦为汉文化的附庸。彝族诗人们的这种文化抗争，表现为对自我民族身份的深刻认同，以及对于本民族语言的自觉坚守，在这方面，尤其以阿库乌雾为代表，他一直敏锐地关注着少数民族的语言问题，在他的诗歌里，出现了“那些偷学汉语的少数民族/使一些汉字走向贫血/……诗人重新建立自身与语词的关系/在诗歌繁荣的时节/消灭诗歌”（《蜘蛛经》）的诗句，对少数民族与汉语在语言上发生的悖谬关系，进行了反讽式的描写，揭示了彝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深刻的文化冲突。另一方面，彝族诗人们也开始自觉地以他者作为文化参照，反思自我文化中某些落后的甚至属于糟粕性的东西，如阿库乌雾在《雏鹰》一诗中所写的：“一只鸟儿的阴影/整整笼罩了一个民族/全部的历史”，体现出彝族现代知识分子自觉的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而这一切都是在他者作为文化参照的背景下产生的。在汉语语言的建构过程中，彝族诗人们也留下了宝贵的探索足迹，为丰富和发展汉语文学，作出了属于自己的贡献。
　　王家新曾经指出：“‘传统’的被重新发现和认识，完全是因为对‘西方’的敞开。”（王家新《中国现代诗歌自我建构诸问题》）同样地，彝族诗人对自身的发现和认识，也是因为对汉文化的全面敞开。于是，彝族诗人由原来的自发状态走向高度的自觉，由原来的分散状态走向民族意识驱动下的高度整合，一支由彝族人组成的创作群体正在形成。他们立足于彝族文化的久远传统，向外界诉说着一个民族的昨天和今天、幸福和苦难、记忆和梦想，以诗歌的形式抗拒着对历史的遗忘，抗拒着被强势文化同化的危险。由此，吉狄马加、阿卓务林、阿库乌雾……一个个闪光的名字，汇聚在彝族诗歌这面大旗之下，凝聚成为所谓的“诺魂”、“诺骨”、“诺血”的“血肉之躯”（阿索拉毅《中国彝族现代诗全集》）……显然，在汉文化的映衬下，一个逐渐崛起的诗群开始慢慢凸显出它日益清晰的轮廓，并将在未来的文化舞台上，留下自己辉煌的身影。
地域性与全球化
　　彝族是我国所谓众小民族之一，目前人口900多万，主要分布在我国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和广西的西北部一带。由于生活区域的限制，使其文化也具有了地域性的特点，更由于漫长的历史文化积淀，已经形成了内涵深厚、独具特色的彝文化景观。如同所有民族文学一样，民族、地域、风俗、乡土等等文化元素，构成了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精神徽记。
　　在彝族诗歌里，大西南狂野雄奇的土地，大凉山悲壮苍凉的蛮荒景象，众多流淌过这片土地的美丽河流，所有这些，都共同构筑了他们苦难而又诗意的生存家园。在诗人们笔下，土地、群山、河流、石头、泥块等等，都在讲述着一个个关于民族的故事，也因此而都具有了灵性和生命化的特征。可以说，这样的地域滋养了这群禀赋异常的诗人，这群诗人又用自己充满民族血性、富有异质性的语言，传达着这一地域、这个民族独特的声音，这种情形，用诗人吉狄马加的话来说，就是：“我的部族就生活在海拔近三千米的群山之中，群山已经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在那里要看一个遥远的地方，你必须找一个支撑点，那个支撑点必然是群山，因为，当你遥望远方的时候，除了有一两只雄鹰偶然出现之外，剩下的就是绵延不断的群山。群山是一个永远的背景。在那样一个群山护卫的山地中，如果你看久了群山，会有一种莫名的触动，双眼会不知不觉地含满了泪水。这就是彝族人生活的地方，这样的地方不可能不产生诗，不可能不养育出这个民族的诗人。”（吉狄马加《一个彝人的梦想——漫谈我的文学观与阅读生活》）
　　地域性的文学必然有着一些特殊的地域性的文化符号。在彝族诗歌里，大凉山、巫术文化、毕摩文化等等，业已构成了这类富有地域特征的文化符号。这类文化符号，作为彝族诗歌的一个文化元素，散布在彝族诗人的作品中，几乎无处不在。比如，彝族自称为诺苏，因此他们对黑色有着特殊的感情和特别的感受，尤其对吉狄马加来说，黑色已经成为他诗歌的一个基本色调，在他的诗歌里，河流是黑色的，人流是黑色的，黑色构成了他诗歌的独特灵魂，也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独特灵魂，正如诗人自己所写的：“是我从源头啜饮了/我们种族里黑色灵魂的乳汁”(吉狄马加《想念青春》)。另外，在彝族诗人们的诗歌里，还出现了老虎、雄鹰、蜘蛛等等动物的意象和文化符号，既表征了他们的民族图腾，又构成了彝族诗歌地域性的一大表现；而他们对祖先的歌唱，如“我们的老人已经制造了一万次爱情/我们的老人已经制造了一千颗太阳”（吉狄马加《做口弦的老人》），等等，都具有祖先崇拜的特征。总之，这类地域性文化符号，与一种民族精神相结合，成为彝族诗歌中诗性而澄明的存在，这使他们的创作具有了某种原乡色彩。
　　如果以一个汉文化中心论者的视角看来，包括彝族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学无疑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的，但是，已经有许多少数民族诗人意识到了这种边缘性的好处，因为这正是一种“边缘的活力”（杨义语），也正是一些少数民族诗人，包括彝族诗人所追求的地域写作的要义所在。在这一层面上，彝族诗人周发星等人提出地域写作的诗学概念，并且身体力行地进行相关理论的倡导和实践，的确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和理论价值。
　　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中，彝族文化已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深刻的影响，这在彝族诗人们的诗歌里也得到了显明的体现。比如，在早期诗人吉狄马加诗歌里，传统的民族意识被转化为一种具有现代意识的宏大的“人类友爱”。相对来说，他更关注那些弱势民族，他总是以充满悲悯的目光叙写印第安人、黑人、犹太人、吉普赛人和雅利安人，也许，正是从这些不幸的民族身上，吉狄马加找到了彝民族相近的历史遭遇和苦难经历，找到了表达民族心史的契合点和突破口。所有这些，都昭示出彝族诗歌的开放姿态和艺术活力，使彝族诗歌获得了在地域性与世界性之间对话的可能，这也是我们对于彝族诗人这一群体的殷殷期待之所在。


高亚斌：男，生于70年代，甘肃静宁人，文学博士，青海省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