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海啸体”诗歌，以及中国文化的命运

肖振中

全球化时代的断裂与接续 　　随着诗人海啸“海啸体”诗歌《可爱的中国》走红，人们突然意识到，在这个热闹的全球化时代里，新诗已寂寞的太久了。
　　虽然看上去它依然有自己的热闹。可这样的热闹，似乎只是在加倍诉说新诗的冷寂——那些深深撞击民族心灵的黄金岁月，仿佛永远留在了昨天。
　　要理解新诗的今天，首先要知道新诗从哪里来。绵延了近百年的新诗之梦，从一开始就“变”字当头，它既要反传统的中国诗，反传统的文言文，也要反传统的中国文化，可以说，新诗是凭一个“变”在中华文化版图中闯出名堂的。可90年代之来，这个曾经的文化闯将，却在文化的代际断裂中丢掉了魂，更在全球化时代泛娱乐的大潮冲刷下失落了诗意的故乡。
　　五千年的“传家宝”，诗歌于中华文化与国人，不止一个艺术门类，某种意义上，它更隐喻了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命运。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近百年新诗的命运沉浮，既映射出汉语言文学于时代跌宕大潮中的起落，亦可看作中国文化发展一个生动的镜像，它的进退失据，又何尝不是中国文化在全球化多元文化冲击中断裂、接续与新生的一个缩影。
　　身处一个国家的语言体系整体嬗变之中，我们今天探讨新诗的命运，当然无法给出简单的判断，于全球化冲击与中华文化变迁的内外拉扯之间，新诗固然无法独善其身，但也必须以超越过往的视野奋力突出重围。
　　谁的断裂?
　　这似乎是中国传统文化所面对的宿命般的苦难——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什么都可以遗弃，什么都可以抹平，永远只争朝夕，永远不想回头——因为我们相信一切都可以凤凰涅槃，古建筑推倒可以盖新楼;古村落拆掉正好建新村;古体诗没有了，当然也可以将几千年的吟诵只作一场大梦，梦醒时分，重头再来。这般如火如荼的演进中，我们仿佛听见新诗与传统的一声断裂——问题是，这断裂究竟该算到谁的头上?
　　让我们回望本世纪初那场开天辟地的新诗革命。当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胡适以“尝试者”的姿态写出了《蝴蝶》等努力提出旧诗语汇的“白话诗”，而正式在《新青年》刊物1918年1月发表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九首白话新诗，成为中国文学诗新诗的起点。从此，中国诗歌西风渐强，出现了闻一多、徐志摩、刘大白、艾青、冯至、戴望舒等重要的新诗人。对传统文化彻底革新的迫切感，可以解释胡适及同代诗人们的行为逻辑。但是，我们唯有回到真正的历史现场，才能理解一向温文尔雅的胡适何以也在历史的那刻对古体诗做出那样决绝的告别，及其后的事态演变中显现出的文化江山演变的复杂性。当其时，经过千年之变，曾经辉煌一时的格律诗的已经失去了所有活力，与文言文一同走向末路——既然改之乏力，不如推倒再来。对于新文化洗礼下急需寻找新的话语范式的新文化运动闯将们来说，这是个顺理成章的决定。
　　不过，历史的精彩与吊诡在于，它永远不是想当然的戏剧。欧诗入华的背景下，弃中取西，作标语口号论当然不错，与传统割袍断义似乎已无疑问。真问题是，有着深厚传统文化功底的那代作者真要“断”，又岂是说断就可以断。结果就是中国新旧诗歌切肉不离皮，古体诗传统比兴兼用方法在新诗中更比比皆是。胡适《湖上》、徐志摩的《雪花的快乐》、戴望舒的《雨巷》等，皆尽得古体诗精髓。如《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惶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其中的音乐美、跳跃性、节奏感和韵律美岂非与古体诗一脉相承?可以说，恰是在文言/白话、新诗/旧诗的对立与统一中，新诗开始了它重建汉语诗性精神的百年征程。
今日看来，胡适《尝试集》的成功或可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时代的终结以及中国新诗时代(也是中国新文学时代)的开启，但它是否就真代表着新诗与传统古体诗的断然决裂?事实上，从《尝试集》到《女神》，新诗的发生被处理成了一个从冒犯并失去了“诗”的美学特质到最终向着“诗”的本质目的回归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至今未绝。
　　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传统：它到底是件死物，是不变的、静止的、沉默的;还是活物，是变化的、流动的、嘹亮的。如果承认后者，那么昨日的创新便是今天的传统，今天的创新也将成为明天的传统，何来真的断裂? 今日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为矫枉过正付出了“文化的代价”，但其产生的断裂效果却并不足以为新诗近百年的崎岖路程埋单。
　　可断裂终究不可否认，那真正的断裂出现在哪里?看看近年来的新诗创作便知：商业利益拆掉了诗歌的庄严圣殿，伪劣诗篇曝光了诗歌创作的自身苍白，晦涩书写毒害了诗歌的前途命脉……诗歌坠落如此“蔚为壮观”，诗意、诗性不再被人感受，再无法为人们的生命带来感动，诗歌失去了思想，也失去了灵魂的光芒，到最后连基本的韵律也失去，诗歌也就不再是诗。断裂至此形成，并且无可挽回——历史在这里终于完成了一次时空接力，亦为新诗发展添上一则黑色幽默：百年前誓言与传统决裂的一代欲断难断，百年后号称要接续传统的一代却目睹着传统远去。只是这样的穿越传奇，恐怕只能换来历史深处几声涩涩地苦笑。
　　谁的全球化?
　　在陈可辛电影《武侠》中反复出现着一个情节：一群村民围着金城武击鼓传花似的唱山歌。山歌，这个中国乡村文化中的经典符号就这样第一次在国际大片中闪亮登场，光芒几乎盖过了所有主演，成为影片最大的亮点。看来，中国山歌有望成功征服海外。
　　笔者引用这样一个“土”得掉渣的传统文化在影视文化产品中的际遇，旨在重提这样一个争论多年的命题：我们该如何面对传统?传统又该如何面对全球化?
　　中国新诗为什么要背离传统——这一问题不仅令西方评论家困惑，新诗发展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虽然命运起伏，近年更面临边缘化困境，但近百年探索成败在心，五千年血脉在民间留存，在狂欢的全球化物质迷乱中，新诗正逐渐找到全球化时代的新路。
　　诗歌环境已改，我们无法回到“诗教”传统盛行的古时，但诗歌有能力在当下的世界里重新找到方向，而这立足于三个传统：一个是伟大的中国古典诗歌，一个是西方现代诗歌，还有一个则是发展了近百年的新诗。如何令之融汇贯通，是汉语诗歌重新走向辉煌的关键所在。更重要的是，我们亦要在这样的重建中，逐渐找回诗之国的文化自信。就像中国的现代化一样，诗歌主体性的自我建构与自我确立固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万物蓬勃生长，希望就在前方。
　　回望新诗风起之时，中国命运正处于怎样的危机存亡之际，危机边缘的“中国控”们，从器物到文化的全盘引进，都在全力探求救国之路，察其情知其心观其之所为，今人又怎忍心春秋责备贤者，可是历史的悲叹处正在于此——以新诗断然取代而非接续古体诗为例——正是如此慷慨作为，却偏偏为中国此后多年的文化断裂埋下了深重伏笔，其影响至今不绝。
　　历史弹指一挥，中国已过了万重山，今日中国早非胡适、陈独秀等人力推新诗时的中国，但如何从富强走向文明的历史考问依然响彻在耳畔。全球村里，以德服人，惟有拥有文明竞争力和文化统治力的国家，才能令“同村村民”心悦臣服。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诗的未来如同对中华文化的一次大考，重要的不是输赢，而在于我们能否像《武侠》中的村民一样自在自信地唱出传统的“山歌”，字正腔圆，不卑不亢，令“纵向传承”的传统文化与“横向移植”的西方文化自然融汇，共同推动文明崛起。于今日中国而言，两者不应有高低之分，从容接续，坦然引进，既能充分吸收“洋墨水”，又敢独立村头“唱山歌”，有了如斯自信，新诗突围才叫真的突围。
新诗的命运 文化的命运
　　中国文化命运的起落，常常令人困惑与扼腕，却又激发人们对未来的想象。
　　多年前，人们身处全民写诗的大历史中时，绝对想象不到，今日诗歌境况之冷清。
　　但同样无法想到的是，全民写诗的热潮会在信息全球化的背景下以这样一种个人化的方式重现。当国家号召被个人选择取代，诗歌的写作不再听命于权力，而取决于人们内心的渴望，或许诗歌的状态才真正归之于常态，它的命运生长才更加从容自在。而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的是，自然的生长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也正是进入全球化时代后，新诗——进而言之，中国文化的命运虽然依然是中国命运的一部分，但它命运的旋律，终究不需要再随中国命运而被激昂、被中断、被扭转。新诗诞生于国运衰落之时，无论是学欧诗，还是扬弃旧法，其最初的目的，还是近代以来重复出现的那8个字“师夷长技，雪耻图强”。其后国运起伏向前，但文化命运之始终被裹挟、被改变。
　　因此，无论是救亡时代，还是建设时期，时代的命运，历史的轮回，以不同的方式给新诗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尽管诗歌发展永无法自外于时代，但如近代般如何深刻地改变诗歌的命运，仍旧从无仅有。这是新诗发展无法回避的命运，也是笔者在论述中立足于全球化时代的种种细节，而非诗歌理论、现象本身展开论述的原因。
　　然而，今天，诗歌发展与时势的高度合拍，却也不免令诗歌发展陷入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的迷谭，渐渐让诗歌失去了本身的目的和方向。
　　在市场为王的鼓舞下，即期的功利主义横扫诗坛，诗歌创作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异化。但另一方面，网络的发展也颠覆了诗歌旧有的世界，写作者与阅读者身份的统一，彻底改变了诗歌传承千年的传播模式，也为新诗打开新世界的思维钥匙。
　　其实，无论面临何种选择与困境，对于中国人而言，诗歌永远是记忆深处不可抹去的一笔。
　　不经历严冬，无法享受春天。当下诗歌的波折与困顿，都是中国文化转型中必须的历练。也正是一个个个体冲破困境的努力，才让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斑斓富有活力。
　　诗歌对于今日国人的价值，与古相同，又因时而变，新诗的回归，并非回归旧时语法，而是回归诗言志的核心，回到精神层次对生命本质的抒发，对现实的生活的反映，这才是诗歌命运的基石，是诗歌在上下五千年岁月中，确立自己文化地位和影响力的基础，也是我们今天讨论新诗命运的价值所在。
　　世间很少有事物比文化更不朽。万物有消长，但文化将会与世长存，它接续过往，也延续未来。今日的中国文化，正逢前所未有的转折时期，历史与未来，东方与西方，各种潮流在这里激荡交汇，令中国成为一个千所未有的文化试验场。历史的断裂使旧绩被芟荑干净，固然落得个白茫茫天地真干净，却也会使文化失去了源泉和前进的力量。而在面临全球化多元文化冲击时，中国漫长封建社会超稳文化结构与近代命运的冲突，又使中国文化习惯性地在全盘引进和墨守成规之间荡起秋千。
　　新诗的命运就是中国文化的命运，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的未来。乐观地看，中国社会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文化亦然。以新诗命运看中国文化，再由中国文化的大视野反观诗歌命运，即便曾经辗转反复，在全球化时代开启新局，终究两者无法摆脱的时代命运;而所有广阔的未来，同样连接在传统里，那传统埋下的种子，只有在全球化雨露的浇灌下，才会开出发芽。
　　我相信，新诗总有属于自己的命运和前程。

新文网 郭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