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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新诗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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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2 18:56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正序浏览 |阅读模式
新世纪新诗的“新”

主持:
杨四平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参加:
杨远宏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教授
李少君  《天涯》主编
白灵    台北科技大学副教授、《台湾诗学季刊》主编
荣光启  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开场白

杨四平:新世纪已经8年了,世界的确发生了很多变化,可谓日新月异。尽管文学进程与经济发展不一定同步,但是新世纪文学还是应该有不少新的思想和新的美学经验值得我们注意和总结,从这个角度上看,“新世纪文学”这个命名就具有一定的合法性。我看到过不少谈新世纪文学的文章。但是大多是一言堂地自说自话,很少有对话性的交锋和自由思想之间的心灵碰撞。就是像我们这种形式的虚拟性对话都不多见。这次对话围绕新世纪诗歌的“新”来谈,看看它到底有没有新气象、新格局、新表征、新问题和新出路。

与上世纪初新诗的“新”有无对应关系

荣光启:在经验的层面,新世纪诗歌的“新”与上世纪诗歌那种“新”之间当然有对应关系。诗是经验的产物,新的时代新的个体经验会促成语言的变化,语言的变化会促成形式的松动,晚清的诗歌危机与此有关,至1917年前后,胡适、赵元任等人开始在语言的层面革新汉语诗歌,白话作诗必然带领旧诗的形式慢慢解体,新诗也渐渐成立。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时代的诗歌都可能是新的。新世纪指的是21世纪,这个世纪当然有新的经验,汉语也在发生变化,将新世纪诗歌作为一种整体形态来考察其在经验、语言和形式上的变迁,当然是可以的。
    不过我们需要一种认识,就是千万不要认为诗歌也是与时俱进,诗歌到了新世纪,就翻开了新的一页,甚至认为当代诗歌比现代诗歌、比古人成就要大得多,这种认识是最荒唐的。朱自清先生当初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说他的意图是要启蒙诗人们“怎样学习新语言,怎样寻找新世界”的一个过程,也许我们谈新世纪诗歌,也需要这种彰显诗歌写作的过程与问题的意识。
杨四平:我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要在一种新诗整体观的框架里来看看新世纪诗歌寻求新变的文化冲动以及百年传统的强力支撑。当年胡适秉持的是历史的文学进化观点。现代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汉语诗歌的“封建性”成为其现代性的绊脚石。我赞同光启谈到从经验、语言和形式层面革新诗歌。如果说上个世纪新诗在一个农业文明语境里已经完成了其超拔的现代化,那么在新世纪这个工业文明语境中,现代化明显遭遇到了后现代化的质疑。新世纪诗歌要在内部革新,在经验、语言和形式上会有新一轮调整。在历史大潮的推拥下,在人们普遍“逐新”的心理作用下,新世纪诗歌很有可能要重新出发。当然,它的表现也许不会太明显,也许不会有白话诗运动那样激烈,也许是潜滋暗长。

“新世纪诗歌”这个名称有无合法性

荣光启:当代诗坛有一种抢摊注册的风气,很多诗人喜欢命名,但命名得毫无才华毫无趣味,完全忽视一种文学现象的历史脉络和一种命名本身所需的丰富内涵。和那些“……代”之类的简单化命名相比,“新世纪诗歌”作为一个概念虽然有点大而无当,但多少还是可以成立的,问题是命名者你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把新世纪诗歌比上世纪之交的诗歌、比上个世纪的诗歌的不同特征阐述出来。我相信这个世纪过去的八年已显出许多新鲜的诗歌现象和问题,至少从现象上我觉得这个名称是有一定的合法性的,关键是我们以什么样的眼光和能力将它们概括出来、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质素让人们认可。
杨四平: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包括这次对话也是试图在处理这样的问题。

有无新气象

杨远宏:已经进入新世纪8年,坦率地说,我看不出新世纪诗歌到底“新”在哪里。新世纪诗歌各个向度的写作,基本上都是上世纪90年代诗歌的路数和余脉。有的是更加恶俗的喧嚣和泛滥,比如,从唯口语到口水诗、废话诗、垃圾诗,从个体生命体验/日常生活审美到官能展览/下半身写作,从案头孤寂面对、沉思到现场裸奔作秀、热炒等等。应该承认,所有这些离经叛道的诗歌恶作剧,对现行强势的腐朽、专横秩序和规训,有一种痛快的社会学意义挑战、解构和反叛;同时更应该指出,如此走火入魔或江郎才尽、诗歌的末日疯狂,在根本上与诗歌无关,它们只是以践踏、羞辱、摧毁诗歌为代价的“诗歌小品”、“诗歌散打”。
杨四平:我曾经写过《新世纪诗歌的“伦理困境”》专门谈论这个问题。摆脱困境、正视“非诗”时代这种现实、重新思考诗歌与时代之间的关系,新世纪诗歌才会出现新的增长点。
白灵:台湾写诗的人越来越少了。青年诗人游戏诗歌比较多,后现代风格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诗歌写作,平面化、零散化,没有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
李少君:如今,尤其是互联网诞生后,却是处处皆中心,反过来也可以说处处无中心,诗歌在各地顽强茁壮成长,地方性诗歌团体如雨后春笋,向上争夺生存发展空间,充满生气活力,这也可以视为“草根性”之一种。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地方性诗歌团体由于其人员涉及各行各业,可以动用的资源较多,如在公开报刊组织诗歌专版,发起诗会,甚至对外交流,其能量辐射相当强大,力量和影响也逐渐壮大。同时,地方政府也对此种文化发展持支持态度,可以预计在相当时间内,地方性诗歌及其团体会有大发展。应该说,这是一个好现象,在一个相对稳定、和平、发展尤其是上升的时代,人们不需要什么核心、中心的引导。人们以各自的智慧和力量来建设各自的城市家园、完善各自的生活、创造各自的世界,这种时候,地方性资源和文化就会得到弘扬。诗歌也是如此,目前比较活跃的诗歌地区有江南,每年一度的“苏州三月三”诗会,是江南诗人的大聚会,他们自发地组织郊游、饮酒、唱歌、朗诵、研讨,出版诗歌专辑,几乎恢复了古代文人的雅集习俗;此外,湖北、广东、甘肃、山东、海南、福建等省的诗歌界也相当活跃,并展现出不同的面貌。这些地方性诗歌团体和诗人形成相互竞争的局面,可以说是春秋战国,百花齐放,但最终,经过检验和淘汰,会产生得当公认的大诗人和优秀诗歌。
荣光启:这是“新世纪诗歌”命名得以成立的重要话题,我个人觉得这个世纪的诗歌还是有一些新气象的,比如一个特别明显也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民刊、网络论坛、年选、诗选的增多,林贤治《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一文提供了一个数据(还包括他的看法):“……九十年代诗歌……如果光从发表数量上看,诗歌不但不见衰退,反而出现畸形的繁荣:一、民刊的发达。1992年仅半年,《诗神》编辑部即收到自发寄达的民刊400多种。二、网络诗歌的勃兴。除了几个大型诗歌网,还有10万个以上的网页信息和上百个网站,商业性网站中的诗歌社区也有上万个。”
我不认为这种状况是变态是畸形,我倒是愿意小心翼翼地将这个时代说成是一个“‘自由’的年代”。除了那些正式出版发行的十余种诗歌刊物和数十种刊登诗歌的综合性文学杂志之外,无数的网络论坛也非常热闹,不断涌现的《年选》(《年鉴》)、大量的民间刊物令人目不暇接。这是一个诗作空前繁盛、诗人无比繁多的时代,除了那些早已成名的诗人在继续写作之外,无数新的诗歌爱好者借着网络借着自己所在的团体不断浮出海面,谁都可以写诗,谁都可以成为诗人,只要有资金、谁都可以编一本体现自己和同仁的诗歌立场的《年选》。一种“过剩”的个体精神独立性和思想自由、写诗自由的幻觉,衍生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极为繁盛的诗歌话语。在连篇累牍的诗歌文本和不断涌现的诗歌写作者面前,虽不能说立马就有许多好诗和许多优秀的诗人,但我们应该有理由期待一个新的诗歌时代的到来的。

有无新格局

杨远宏:看起来,相当江湖化、团伙化、派系林立的诗界热闹非凡,但大都并无自己特立独行的诗学主张和写作纲领而毫无新意。多数是为文学史焦虑所诱惑和驱使的一种诗歌资源、代际打捞的整合,与集团冲锋的出场、亮相。它们的光荣与梦想,与其说是诗歌,不如说是诗歌之外的想像和功夫。即使如此,他们为热爱、动员、集结诗人和诗歌所作的奉献,仍当受到应有的理解和尊重。我这样讲,并不是说他们的诗不优秀。我的意思是,无论经不经由什么代或派,优秀者照样优秀,低劣者照样低劣。
李少君:这就是我所说的“地方性诗歌浪潮”以及网络诗歌的快速发展。网络进一步解构了文化的垄断,使得诗歌更加普及,蔓延至每一个偏僻角落,同时也改变了诗歌的流通发表形式,原来以公开刊物为主渠道的诗歌流通发表体制被无形中瓦解了。只要你的诗歌特点突出,就会在网络上迅速传播。网络诗歌还打破了诗歌的地域限制,呈现更加自由开放的趋势,非常适合诗歌天然地自发自由生长的特点。网络诗歌发展尤其迅猛,据不完全统计,据说当代诗歌网站近万家。很多诗歌新锐力量借此迅速冒出,并引人注目。当然,网络诗歌发展到现在,也有团体化趋向,但不限于地域,更多的是诗歌美学和趣味倾向的接近,比如“诗江湖”、“若缺”、“平行”、“或者”、“撒娇”等诗歌网站,是流派或团伙性的诗歌网站。点击率较高、影响很大的“诗生活”、“扬子锷”、“天涯诗会”等则是综合性网站。网络诗歌的低门槛,过于放纵随意,也经常遭到诟病,“梨花体”事件有许多值得反省之处。但总体而言,网络释放了自由的创造的力量,随着诗歌自身的发展,秩序和标准自会逐渐出现。
白灵:台湾也是这种情形。纸质诗刊与诗集很难买。尤其青年一代都在网络上写诗并在各自的圈子内交流。代沟比较明显。
荣光启:1999年初《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出版,“诗坛一夜之间失去了平静”,一场旷持日久的关于“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的明争暗战从此在中国诗坛展开。对于我而言,这场由一批诗坛刘德华梁朝伟黎明演绎的诗坛暗战具体细节固然有趣,但不大重要,重要的是“论争”本身,它开启了一个诗歌走向“自由”和多元的时代。“论争”检讨了当代中国诗歌自朦胧诗以来的许多具体问题,其中包括中国诗歌与西方文化资源、语言资源的关系,中国诗人的想象方式、感觉方式、语言方式存在的问题以及特定的文学体制的问题,论争对当代中国诗歌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许多问题呈现出来,许多诗人以自己的方式来应对这些问题,展示作品、办刊物、出诗选年选、掀起论争等等。应当说,今天的诗坛是十分热闹的,写的人越来越多,各个层面的人都有写诗的,关注的人也越来越多,各个地方的诗人团结在一起,集中地展示自己。各个省市都有一定的诗人集团,从东北哈尔滨到最南端的海南岛,都有响应的诗歌同仁杂志,像《剃须刀》、《海拔》这样的连续出版的诗歌民刊。许多地方还有了非常正规的民间诗歌奖,像广州黄礼孩的《诗歌与人》杂志办的诗歌奖,这个奖甚至都有国际影响;像武汉的“或者诗会”,已办了四届,每届都发“或者诗歌奖”,都是来真的。
    如果说当代诗坛有什么“格局”的,我觉得首先是官方的诗歌刊物、文学奖和种类繁多的民刊、民间诗歌奖在分庭抗争的一个格局,这个格局显示的当代中国的文学体制在诗歌界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诗人的浮出或被承认并不需要那个从文联、作协、文学奖、不同级别的官方刊物衍生出来的文学体制。而这种阉割了自建国以来的当代中国文学体制的权势的事情,其他文类(譬如小说),目前还干不了。
如果将“格局”理解为地域性的版图的话,我觉得当代中国的版图上有许多诗歌板块。除了传统的四川、北京之外,安徽也是个诗歌大省,“不解”诗群在国内影响甚大;湖北有许多优秀的诗人,正式出版的诗刊就有两家;黑龙江、广浙江、上海、广东、海南、福建等省市都有许多诗人集结为一个团体,在中国的版图上形成一个个诗歌板块,这些板块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流相互碰撞,李少君说这是当代诗歌的“地方化浪潮”。
杨四平:民间诗歌力量是继续强力推进新世纪诗歌发展的推进器。民刊与网络诗刊的大量出现与民间诗人对官刊不信任有关系,当然与我们这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时代密不可分。因此,他们自立门户、自行处理自己的诗歌,使得现在同时存在两个诗歌世界。

有无新表征

杨远宏: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当代中国诗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和兴盛,虽然几乎没有什么重要诗歌和重要诗人,但确实涌现了不少技艺、文本精细、深化、娴熟的优秀诗歌和优秀诗人。不过,如果从探索创新和更加严格的专业指认看,情况就有些令人失望和悲哀:诗学,几乎提不出新问题和新见解;诗歌写作,几乎找不到新的语言方式、文本样态和新的生长点。这是有目共睹的经验事实和断难回避的严峻话题,而绝非我在耸人听闻地宣告诗歌的死亡。
    有意思的是,早在上世纪60年代,巴思、巴塞尔姆、苏姗·桑塔格等实验小说家,有感于文学再也不能探索创新,就已发出过文学的枯竭的哀叹;不久前,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宣称文学研究已经终结;2008年1月,中国有个著名评论家在《文艺报》上提出《过剩与枯竭:文学向死而生》的惊人命题,认为文学处于“将死的绝境”,“只有向死的写,才是不死的写”,只有:“向死而生”,才具有“不死”的意义。该论者谈的主要是小说。诗歌呢?诗歌难道不存在类似的问题吗?发人深思。
李少君:由于诗歌界一度唯西方是从,言必称西方,并且完全漠视自己传统,忽略个人经验感受,一味引进模仿产生于西方自身背景土壤的各类现代诗歌潮流,所以一度诗歌潮流此起彼伏,一个潮流还没过,另一个潮流就来了,如无头苍蝇,匆匆忙忙,急促追赶,最终茫然失措,不知何去何从,彻底丧失了汉语诗歌的主体性。
不过好在如孔子所说过的:礼失,求诸野。中国文化文明历来是多中心的,从不限于某地。历史上,江南、中原、荆楚、巴蜀、岭南等,都曾经成为过文化中心。当代汉语诗歌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京城率先发起革命成为诗歌中心后,迅速散布各地,诗歌中心一度转移至四川、华东等地,再往后,中心继续分散,诗歌在边缘乡野处扎根、生长、壮大,成为我所说的“草根性”力量。这些年,江南、山东、湖北、甘肃乃至广东、海南,都相继成为诗歌的亮点。新诗最终在经历最初的观念技术引进阶段后,借助网络新技术,终于逐渐草根化。象最初的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深入寻常百姓家,以至逐渐转化为“禅”,以至日常起居饮食起居无不是“禅”。当代汉语诗歌也经历着类似的过程,如今终于象“中国制造”转为“中国创造”一样,诗人们真正从自己个人的经验感受、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出发来创作了,真正从自己的土壤中产生出某些具有独特性的诗歌了,具有某种自主创新的品牌了,“草根性”、“地方性”、“民族性”及“中国性”开始成为强调的重点。
     主体性的确立来自诗歌的实践并逐渐生成。汉语诗歌的主体性正是在各地诗人们的大量实践探索中逐渐形成。比如杨键、陈先发、潘维这样从抒情传统中寻求资源的再度创造,雷平阳、古马、江非这样以自然和地方性作为强大背景动力的创作,李亚伟、沈浩波、姚风这样在批判中确立个人现代意识的努力,桑克、朵渔这样承继知识分子理性传统的探索,黄灿然这样平和处理宽待现代都市纷乱世事人情的态度,叶丽隽、娜夜这样出于女性细腻感受的深沉诉说,郑小琼这样来自底层的经验表达与思考……当代汉语诗歌已经展现出一幅新的图景。当然,就象中国的现代化一样,汉语诗歌主体性的自我建构与自我确立仍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起码,它显示了汉语诗歌现代性的多种可能多种方向,就象现代性本身的多种可能一样,试图从多种路径探寻建构当代汉语诗歌的主体性。
杨四平:新诗其实也是发展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部件。新诗可以像古诗那样成为我们递给老外的名片。所以,我同意少君讲的要努力建构新诗的主体性。同时,我补充一下,应该建构的是现代性的主体性;不要把“向后看”写作等同于建构新诗的主体性。新世纪诗歌创新的首义就是要凸显我们中国当代人的文化身份。

有无新出路

杨远宏:在穷尽了现代派、后现代派花样百出的语言方式和文本样态之后,除了形式主义学派为我们提供的陌生化等探索创新的法宝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探索创新的可能、路径和空间?坦率说,迄今我没有看到,也不知道。但这无论如何都是值得我们去面对、深究和深思的重要课题。
    必须声明,我从来就不是唯技术、唯形式主义者。我一再强调写作的良知、道义、责任和使命;但我同时看重语言方式和文本样态,诗歌/文学的探索创新、创造性,主要也恰恰出自这里。我在最近的《从哪里打开缺口?》一文中,批评了非非诗人周伦佑语出惊人的所谓“散文理论”。其基本思路就在于,当代中国散文陈旧滞后的原因,压根就不是周论所说的什么“先秦散文”、“广义散文”等等的误导,而是固守于当代中国文学探索创新的变革大潮之外,是我上述人本与文本两者皆严重缺失的“综合顽症”。
我们当然应该警惕,创新曾经是一条追得诗人/作家也发疯的疯狗。但艺术如不探索创新,无异于苟活和等死。
    有鉴于当下诗歌写作大量存在不同程度的盲目无向,非发现性的重复/复制化倾向和写作的无效性,我想借此对话机会,提出诗歌写作的“三性”,也就是诗歌写作的方向性、发现性和有效性。
    我所说的方向性,指的是在诗歌写作中,必须有统摄、提升生命/灵魂体验的精神维度和方向。在词典的通常解释中,精神指的是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等等。我认为如此解释过于笼统而不得精神要义,对诗歌写作也没有什么切实相关的启发性。我所理解的精神,是人类作为有限的存在者,对存在的无限性一种强烈的自我超越意识,是生命个体对现场、短暂的深刻体验、觉悟后,对高远、永恒的一种辽阔、超拔的形而上冲动的气质和境界。不言而喻,有或没有这种气质和境界的诗歌,绝对是不等值的,甚至有天壤之别。可惜,当下不少诗歌没有这样的气质和境界,只是诗歌的按摩房和摇头丸。
    在具有创造活力的优秀诗人那里,每次写作都应当是一次独特的、新的发现。我所说的发现性,既指人本体验、感悟的新锐和独特性,同时也指文本语言方式、意象等等文本样态新的、独特的发现和提供。正是如此双重的发现性,才保证了每次写作都是一次创造。看看当下的诗歌吧,有多少是真正具有创造性的?
最后,有了写作的方向性、发现性,才谈得上写作的有效性,否则就是无效写作。而无效写作,说轻一点,是对时间、精力、资源的浪费;说重一点,是对读者和作者的双重谋杀。正是在此意识和认知上,我历来主张诗人/作家宜精写、少写;当下的诗歌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太多,多到大量的无效写作泛滥成灾。
    始自上世纪80年代初前后的探索创新变革大潮以来,就各有侧重而言,当代中国诗歌经历了今天派、朦胧诗的启蒙/人本,第三代的语言/文本,随后的九十年代基本上继续语言/文本的路向。走到新世纪今天的当代中国诗歌,特别是有抱负的诗人和诗歌,依我看,是走向融启蒙、语言/人本、文本于一体的“综合性写作”的时候了。
李少君:温家宝总理在英国有过一个讲话,他说中国近三十年取得的一切,是出于中国人民的自由的创造。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当代汉语诗歌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是出于中国诗人们的自由的创造。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自由创造的时代,诗歌也是如此。也许有人会问我为什么现在诗歌不能被广泛接受,我觉得这需要时间,《红楼梦》在清代的时候也没有被广泛接受,起码没有被主流文坛接受,只是民间流传。杜甫在他所处的时代也倍受冷落。所以,我们无需悲观,中国的诗歌现在非常活跃,但现在的主流文坛没有关注这个事实,我想没有关系,时间会说明一切。我们不必急于总结。我们只要创造就行,把总结和研究工作留给后人。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诗的国家,诗是中国文化和文明中最基本和最核心的。我相信,诗歌还会成为我们文化和文明的基础,诗歌的复兴和繁荣必然会到来。因为,诗歌是最具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没有这个基础,中国文化和文明就会缺乏原创性,难以从“中国制造”转化为“中国创造”,难以从一个大国迈向强国,难以最终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而不经过“草根化”的文艺复兴,也最终难以持久和具有生命力。当代汉语诗歌的地方化浪潮,是这一过程必经之路,就象经济学界认为中国改革是“自主制度创新”,但其路径是先由地方试验探索,取得成功后广泛推广,自农业责任承包制开始就是如此,先是安徽试验,效果突出后全国实行。当代汉语诗歌也正经历这样的过程,地方性诗人和诗歌团体的创造,由于其“草根性”的浓厚基础,注定具有更顽强的生命力,一些地方性诗人和团体正在脱颖而出,成为具有全国乃至世界影响的创造性力量,并最终推动当代汉语诗歌走向一个新的创造高潮。

小结

杨四平:这次对话大家各抒己见、见仁见智、富有成效。对于新世纪诗歌的前景,杨远宏与白灵比较冷峻,而李少君与荣光启比较乐观,似乎李少君的一些想法与说法具有诗歌发展战略意义。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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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15-6-1 00:46 | 只看该作者
老师,我认为诗歌创作首先应该体现真挚的感情,其次是深刻的内涵,最后才是格律,并且应深入生活,有民族大义,忧患意识,不要纸上谈兵,人云亦云,应体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不知道对不对?谢谢!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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