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网专访-----任立：传统中干净写诗的人

卢俊

                                                                        

    任立：传统中干净写诗的人

访谈人：作家网编导 梁翔                                   

     梁翔：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作家访谈，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山东的一位当代著名诗人任立老师。
任立:：笔名任泊语，《时代文学》杂志社（双月上）执行主编，中国著名诗人，诗歌活动家 ，专著《任立的诗》，《郯地，以及她相关的人和城市》。诗作散见国内外文学大刊。
       任立的诗歌观：诗，是一种干净的东西。诗，是一种灵魂和意识的产物。诗的质量，往往与金钱、权力、地位等世俗的事情成反比。诗人的思维状况，有时候，诗人是理性的神经质。
     梁翔：我从您的博客上看到您的穿着，是很传统的，那种唐装式的服装很传统很好看，那是不是可以说，您是一个比较热爱咱们中国传统文学的诗人？
       任立：对，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要爱国，爱我们的民族。虽然我对西方的一些诗歌文化非常喜欢，而且，从我诗歌启蒙来讲，也是从国外文学一些诗歌来启蒙的，但是我是中国人。中国人，他的血液里、骨髓里都含有中国人的那种特有的东方神韵东方气魄，所以我比较喜欢中国传统的东西，因为那是根。
       梁翔：您是《时代文学》双月上的执行主编，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刊物吗？
       任立：《时代文学》最早叫《柳泉》，1989年3月改为《时代文学》，这个刊物培养了好多一些茅奖鲁奖的获得者，包括现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先生，也曾经在我们刊物上发过一些稿子。九十年代中后期，就是现在的《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先生，当时他在山东大学教书，经常给时代文学写稿子、写评论。相对来说，《时代文学》比较大气，比较综合。
       梁翔：那您当初是如何喜欢上诗歌的？因为有的人对诗歌天生有一种莫名的喜爱，好像就是为了诗歌而生的，有的人觉得相比起散文、小说，我觉得拿诗去写我内心的感受更好更能准确地表达，那您对于诗歌是怎么看的？
       任立：我认为任何一个作家大部分都是从诗歌开始的。
       梁翔：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您能给我们细说一下吗？
       任立：我在我的一篇文章《诗人论诗》写过，诗起源于人类自身的天性，就好像一个人高兴了就想唱歌，就像有的人不会写诗，包括老年人，爬到山上，就情不自禁的啊，啊••••••亮嗓子一样，这就是最原始的诗歌。
       梁翔：就是一种当时的心情
       任立：对，是最自然，最原始的诗歌。刚才闲聊的时候，我也说过，中国的诗歌就是唐诗宋词，那是最頂巅的。我们现在好多写古诗词的诗人和古诗词爱好者，他们写的，永远也超过不了唐诗宋词的那个高度。我父亲，年轻时就好写诗歌，1956导演曹禺的名剧《雷雨》被打成右派，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被批斗致残，七九年被平反，恢复工资，扣得钱也补发了。当时他邮订了《世界文学》，《俄苏文学》两本刊物。我那时在上学期间，也没有什么方向感，闲来就读这些刊物，越读越想读，所以就喜欢上了那些世界级的诗人、作家。那时文革结束不久，而文革的极左路线使中国文学倒退了20年甚至它的危害性还要多，所以，那时语文课本上文章和《世界文学》，《俄苏文学》上的作品比起来，差距真的是天壤之别。后来，我就不断练习写，也不断买书，三毛钱、两毛钱的，买《外国诗选》、《普希金诗选》等，现在我古今中外的诗歌版本有满满5个书橱。
梁翔：我看到您的资料，您曾说过您的恩师，时任《时代文学》副主编的黄强老师，他对您的一首《星星的身世》中的一个词做过一个改动，就因为这个改动，使得您对诗的理解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那么您能细说一下，他到底是怎样改动的吗？
任立：我当时投了两首诗歌给了黄老师，黄老师这人非常正直，厚道，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资深编辑。这首诗不长，是一首短诗，结尾处，“高高在空中----”，我当时用的是“闪耀，又想用辉耀”，他改了一个字，改为“炫耀”，我看了后，感觉不但形象地写出了一些自然界的东西，这个字也映射了一些诗外的东西。我心里说，“这个字好”，所以，对我以后写作修改方面，特别是关键词的用法，非常重要。
       梁翔：您现在在山东的诗歌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您的诗歌在那边反映很大，您对咱们现在当下的诗歌或诗人，您是怀着怎样态度去看待的？
       任立：应该说中国的当代诗歌，支撑着的主要是六六年之后。我觉得，六五年和六六年是一种分水岭。六五年那种诗歌语气、意识思维还有文革的痕迹，六六年之后，诗歌很明显的不一样，明显的蜕变了，纯粹地讲艺术，按诗歌自身规律写作了。六六年到七零后的、八零后的，八五年稍微左右的，主要是这些人支撑着当代诗歌。并不是九零后的诗人写得不好，可能是我还没有过多的关注而没有发现写的比较好的诗人吧。我只是说六六年后、七十年代、八五年稍微左右的诗人，他们肩负着历史使命感，用精神和生命去写作的。他们就像国家培养乒乓球运动员一样，一板一招的练出来的。他们好的作品都是纸质写作的，当时电脑还很少，最奢侈的做法也的就是到复印店打印修改完的诗歌罢了。
梁翔：像您说的，八零后、九零后，可能需要几十年的积累和沉淀，才能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顶梁柱。
任立：我感觉任何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都有她的时代性，这个时代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就会有什么样的诗歌诞生。如果说让九零后的诗人，去写文革时代的那种思维意识的诗歌，那是绝对不可能写出来的。所以，诗歌永远有着时代的特性，诗人的思维意识永远刻着时代的烙印
       梁翔：是的，九零后的诗人没有那种感受和体会，所以也写不出来。
       任立：对，他们一出生，就是现代的思维现代的意识，写出的作品就当然体现了时代 性。
       梁翔：对于现在的多媒体、网络和手机，很多很多视觉文学媒体，对咱们这种传统诗刊纸质媒体的冲击是很大的，对于这个，您有没有去想  过怎么去改善这种情况？
       任立：我感觉一个社会的发展，新兴的东西都有利有弊，网络这些东西给文学带来更宽泛更自由的天地，传播得更广更快，但是对于一个坚毅的写作者来说，能把它们协调好就好了。但有的作者，如果急功近利，把不成熟的作品，通过网络等视觉媒体发出去，就有点浮躁了，那只可以称得上玩耍诗歌。他们是写不来很深刻的东西。我认为真正的好诗人，他是历经磨难，在痛苦中、在孤独中、在忧伤中写出的作品，才是深刻，永恒的艺术作品，如果诗人太幸福了太顺了，他没有这种贴身贴心的感觉，真的是写不出多么深刻的东西。我记得一个美国诗人曾说过，你要想当作家诗人，你去流浪去吧，去受罪痛苦，去感受吧。
       梁翔：我看到您的一些诗歌发表在国外的一些刊物上，那么从您个人角度，您觉得国外的诗歌和国内的诗歌有什么区别？
       任立：现在中国的一些诗歌技巧、艺术手法、发展态势应该超过当代国外的诗歌，但中国一些诗人，他写诗一旦出名了，以后就渐渐写的少了。但国外的诗人会坚持写下去，坚持不懈，一直会坚持下去，慢慢就有了大作，成了大器，就获诺奖了。我认为，中国的诗人要有那样的写作精神，加上根基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博大深厚的文化土壤，要这样写下去，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绝对是中国人的。在我编的刊物上有一个《诗歌高地》栏目，有很多有才华的诗人，再继续写下去，就是凭他们现在的诗歌作品，都是可以获诺奖的，只是我们对他们的诗歌介绍翻译的太少，外国同行不了解不熟悉他们精湛绝伦的诗歌才华吧。
       梁翔：是的，我们对外的确介绍太少，特别是诗歌。而有的很有潜力的诗人真的很可惜，就是因为自身的意志或是真的江郎才尽或其他原因放弃或停止了诗歌创作。
       任立：当年都在一起玩的好多朋友，后来因为获了一个奖，就有点飘飘然。其实，高兴也可以，一个奖只是一种鼓励，你更应该坚持下去，但后来就没有发现他们的好作品。后来他们给我稿件，看后很失望。因此，我就反思这件事，中国的诗人一些方面要学习外国诗人的精神品质，这样，才能真正写出优秀的诗歌作品。
       梁翔：其实这个奖，不管什么奖，就应该当做一种肥料，一种可以让自己茁壮成长的肥料，但可能上料太多了，把一些好苗子给毁了。
       任立：是的，我印的名片，上面有一句话写着：“文学的振兴与建设，是靠全民的热情和参与”，大家都参与了文学建设，都热爱了，都支持了，那中国就不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就像体育一样，中国以前在奥运会上获得一个金牌就感觉了不起，就神圣了，而现在我们不是一个金牌，现在是十个，几十个金牌，都排世界第一第二了。我觉得以后我们的文学也会这样。不只是莫言先生一个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们也会像奥运会上获得金牌一样，会有好多有才华的中国的作家，诗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梁翔：希望就像任老师所说的，中国这些有潜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不要被一些什么眼前的奖项所迷惑，不要放弃坚持写诗歌这条路，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获得诺奖，而不仅仅只有莫言一个人。谢谢大家关注作家网，关注作家访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选自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