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白对话凸凹：写作就是对灵魂的拯救

宫白云

沙白对话凸凹：写作就是对灵魂的拯救

   人物简介

凸凹，又名成都凸凹，本名魏平，祖籍湖北孝感，生于四川都江堰，在大巴山生活、工作二十余年。当过设计员、规划员、编辑记者、公司经理、政府职员等。著有《大师出没的地方》《手艺坊》等8部诗集和《花蕊中的古驿》《首街》（合）《纹道》等多部随笔集及批评札记集《字篓里的词屑》。小说见诸《中篇小说选刊》《中国作家》《北京文学》《西部》《青年文学》《青春》《红岩》《青年作家》等刊。30集电视连续剧《滚滚血脉》编剧。《凸凹体白皮书》收有60位批评家、诗人对其作品的评论。现居成都龙泉驿。【>>>>>>>> 向火索吻的文学飞蛾：诗人凸凹的流年碎影】

　　沙白：你本名魏平，笔名凸凹。凸凹本义为不平，但凸凹互嵌却又如榫卯结构稳固高妙，这是否隐喻着你在生活和创作中已掌握了令人佩服的平衡术？
　　凸凹：一点不会平衡术的人，要么是个傻子，要么就是疯子和非正常人。在我们家乡，我们常常赞美一个人办事处事有水平、有能力、滴水不漏、皆大欢喜，用的言语是“搁得平”。“搁得平”，就是一种最民间、最生动、最落地、最行之有效的平衡术。我当然巴望自己诚如斯言，“在生活和创作中已掌握了令人佩服的平衡术”，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掌握的那点求生存、求快乐的平衡术，远没有达到“令人佩服”的程度，并且永远也达不到。
　　八年前，我写过一首诗叫《平衡木》，在“诗生活”网站开的博也名“凸凹的平衡木”。平衡木，难不成是平衡术的具象呈现与具结生成之显形？ 　　
　　平衡木不动，森林与城市不动
　　陆地与海不动，鱼不死、水长流。在
　　草原与呼吸之间，沙尘暴与
　　水土之间，平衡木警惕、黑猫一样灵敏
　　轻轻移动着斤两的准星。咒语不动
　　符印与镣铐不动。从
　　外部回到内部——
　　树种、年轮、纹理、地域、形态……乃至
　　黏附其上的风向，空气湿度，决定并考验着
　　它的手艺、精神和品质的精度
　　与纯度。它还和事物的支点
　　形成微妙的利益关系但又，不抱团
　　有时，它甚至可以像邻家的那个女孩     
　　在支点的两边玩绳：左跳跳，右跳跳
　　破解沉闷，于某个过程中，实现斜度的工作
　　摆度的生活。可以像
　　把脑壳缩进肩胛的龟、石头
　　一千年也不咳嗽一声，晃一晃生命的血液
　　也甚至可以借喻一只昆虫的单只薄翅
　　月光、诗，和古寺滴水的声音
　　街边诊所，心理医师在病的南坡放牛
　　北坡刈麦——做着对称的事儿
　　最难的，是在爱情、亲情、友情中
　　把握桃花和水的刻度。而凸与凹，战争与和平
　　常常令平衡木无处逢源，左右为难：
　　“承受挤压和误解，拒绝磨损和争夺”
　　是的主，是的撒旦，它必须回避祖国，接住
　　暗夜的流泪，用身体的盐
　　消解我们的错，乾坤的动荡
　　并再一次回到森林、内心和平衡木的平衡
　　
　　——《平衡木》 　　
　　对于《平衡木》的解读，批评家荣光启先生在《“凸与凹令平衡木左右为难”》一文中是这般打开的： 　　
　　那个原名魏平的男人为什么写诗时要叫“凸凹”呢？这是我必须追问的问题，因为“凸凹”毕竟不是个一般的艺名。在这首《平衡木》里，我似乎找到了答案。“平衡木”的意象在这里开始是指宇宙的和谐、某种使万物井然有序运转不息的律，而与之相对的是意外、是困难、是“凸与凹”。当“平衡木”在“做着对称的事儿”之时，诗人感受的却是许多事情的困难：“最难的，是在爱情、亲情、友情中/把握桃花和水的刻度。”在这里，“凸与凹”与“平衡木”是一对对立的意象：“而凸与凹，战争与和平/常常令平衡木无处逢源，左右为难”。在严峻的现实与和谐、有序的理想状态之间，写诗的“人”似乎就是一种“平衡木”：“‘承受挤压和误解，拒绝磨损和争夺’……必须回避祖国，接住/暗夜的流泪，用身体的盐/消解我们的错……”。在语言、感觉和经验的混乱与诗歌之美之间，写作这一行为似乎就是一种“平衡木”，它在困难之中达到一种语言、经验和形式互动而均衡的美。诗人名“凸凹”，是否表明他自觉于人的生存现实的艰难、有意识地要言说那些“凸凹”的东西、担当那些“凸凹”的东西？是否表明他自觉于诗歌是一种艰难的艺术、写作就犹如平衡木如何在“凸与凹”中获取一种平衡？这首诗主要坦露的是否是诗人对“诗人”这一身份的认识？ 　　
　　由凸凹之名，反反复复说到平衡，都是你沙白惹出的祸。我先前是没有把自己的笔名与平衡牵扯得这么深广这么繁复的，你这一说，倒让我真觉得有这么一点意思了，否则，我咋会写《平衡木》，又咋会把自己首开的那个博，命名为“凸凹的平衡木”呢？
　　我先前的意思是，魏平，即未平，即不平，即凸凹，而已；我教导自己，平平实实做人，凸凸凹凹做文。 毕竟平平安安将将就就活了这把年纪了，平衡术怎么说多多少少都是有一点的，既然沙白问到了，不能不说。为获得“搁得平”的平衡术，我践行的原则有三点：一、“吃得亏，打得堆”，二、“惹不起，躲得起”，三、“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嘿，嘿，这些玩意儿，都是家乡的“土特产”。土是土点，管用啊。
　　凸凹是平衡的，又是不平衡的。时不时有人告知我，又看见凸凹的文章了，又看见凹凸的诗了。我说，那不是我，那怎么可能是我呢？重名与混淆，打乱了凸凹的平衡。既然说到了凸凹，又说得性起，索性说到底拉倒。且看俺四年前写的一个《更改博名公告》：  　　
　　老有人问我是哪个凸凹，到底是凸凹还是凹凸？
　　因知北京房山有个凸凹，都江堰有个凸凹，某地还有凹凸，更有不知道的N多个凸凹与凹凸。于是我每每回答说自己是成都凸凹，每每说自己至今未上过
　　《读者文摘》《人民日报》。
　　此事弄得俺很烦，不堪其苦——真货也怕搅肇与混淆视听呵。
　　本人姓魏名平。“魏平→未平→凸凹”——俺这个本名变笔名的来历，上世纪八十年代就铁定了！因此，我的QQ名是“凸凹未平”。
　　“平平实实做人，凸凸凹凹作文”，做人平铺直叙，行文见峰见谷，是我的初衷，也是我的终极目标。
　　大道多多，实不愿沾上那些与己无关的“凸凹”与“凹凸”的光，或让那些与己无关的“凸凹”与“凹凸”被拙作影响了清誉。
　　大约是去年吧，一个小丫头片子跑进我的博客留言道：你也叫凸凹呀，好像还是写诗的。不好意思哈，新浪博客的“凸凹”已被我抢注了，嘿嘿。
　　我注册的是“凸凹博客”。一时无语。
　　在网易上，我也看见了有人开设的“凸凹的博客”。
　　瞻前顾后，如今看来，取凸凹和凹凸之名者，大有前仆后继、滚滚而来之势头。
　　突然想到伊沙。伊沙望着文坛上一夜间冒出的另外的“伊沙”，无奈改名为“长安伊沙”。
　　故，从今天起，将新浪博名由“凸凹”改为“成都凸凹”。作品署名时，只要能把控，亦尽量在前面冠以“（成都）”字样。
　　谁也无权和不能更改别人的名字，但文坛不堪其苦如我者，却可以大声建议和呼吁：请重名者在署名前加上自己的地域，让读者明白自己到底是哪方神
　　仙、何地李逵！
　　就此周知文坛。
　　谢谢阅知和互告。
　　2010-9-22
　　沙白：你在遥远的大巴山深处的白沙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时代。大巴山是否构成了你的写作背景？写作是否拯救了你被大巴山围困的青春？
　　凸凹：猛丁一下面对这个问题，我想了想，想过之后，发觉，能够一语道破这点、点中命穴的，恐怕也只有沙白你了。我在评别人作品时，时不时会提到写作背景问题，但我从未认真想过自己的写作背景——写就写呗，写出来是啥是啥，想背景干吗？
　　结果是，写出来的东西，却自然生成了一种指向。
　　大巴山当然构成了我的写作背景。我的那些似有似无的朦朦胧胧的记忆，留给了生身之地都江堰，但更多的刻骨铭心入梦的精神原住地，却留在了大巴山。我脑子中咕噜噜一下冒出的一大堆与大巴山有关的作品，坐实了这一点，比如《玻璃瓶中的鸟》《鹰背》《国家脸,或大碗之书》《父亲死亡书》等诗歌，比如《鼯之翔》《蜂：一个字的词》《含在口中的火》等散文随笔，比如《花儿与手枪》《保密费》等小说，比如万言述评《元稹治地:巴渠诗人的貌景分走与
　　根脉集合》。尤其奢侈得过分的是，我还写出了整整一本巴山新民谣体诗集《苞谷酒嗝打起来》。你还提到了大巴山中的“白沙”，不错，白沙也入过我的诗，并且，直接就入了这首诗，《白沙镇，或并非虚构的红色志——给沙白》：
　　一直的铁轨，偶尔驰过的火车：
　　阴悄悄的，空无一人，它们的模样
　　让人怀疑总是那一刻、那一列。
　　我在八台山的高雾，与白沙河的低水之间
　　开车床、画图纸、做规划，练习诗写——
　　从二十六公里到二十一公里，又
　　干起编报营生，兼作记者。
　　居干打垒、吃大食堂，一九八零到
　　一九九二，岁十八到岁三十
　　半夜开灯，谈理想，读子曰
　　整条夹皮沟，都是我的红色年代：
　　满山的映山红，比血更像血。
　　如果上溯七十载，我们还可在大面山
　　看见万源保卫战
　　一个许姓和尚的红色年代——那时
　　白狗子的白，与白沙的白
　　多么广大、危险，铁打着铁
　　——这衬托红色的底色！而如今的白
　　却是苞谷烧的白，石灰石的白，水泥的白和
　　狗鼻子沟一线天的白——它们是山民的饭碗
　　是对镇财政赤字的革命与沉默。
　　为说明这些白，那一年
　　鸡公山崩塌的原煤，划燃闪电一脸的黑
　　多年后，想起往事：
　　雪天，桥头小酒肆，我看见
　　一行诗跑过，她是万中女生，我的
　　现居北京的小师妹：她有白雪和白沙
　　双重的记性，双重的白
　　2009.4.10
　　沙白，你应该知道，大巴山脉中有一座山，叫花萼山，是“走马荐诸葛”的三国名士徐庶的隐身和终老地，因于此，我已将我的写作背景标示为了“花蕊山”。此动作，有点肖似贾平凹之于商州、莫言之于高密东北乡、阎连科之于耙耧山脉、福克纳之于杰弗逊镇。我知道，这比喻有点不合适，大家伙儿莫介意哈，就这个意思罢。我有个中篇《少爷热血革命记》，其故事地就在花蕊山中。9401厂的故事，在花蕊山下。
　　对于一个终生写作者而言，写作就是对灵魂的拯救，就是对青春的挽留与记取。我的青春在层层叠叠巍巍峨峨的大巴山，我的青春被大巴山兜着，十级台风十级地震，也不能把她吹走轰跑——“围困”已成必然。所以，说写作拯救了我被大巴山围困的青春，是成立的。但同时，我想说的是，写作，也是对被大巴山围困青春的无限靠近的一种皈依。
　　沙白：走出大巴山后你到过重庆最后定居在成都龙泉驿。无论从古典意义来说，还是从现当代意义而言，成都都是诗歌之城，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成都诗歌的一份子，你怎么看诗歌意义上的成都？
　　凸凹：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先说明“作为成都诗歌的一分子”的资质。我1962年春天生于成都西郊都江堰，6岁去往大巴山川陕交界处的万源县城，1993年春天入住成都东郊龙泉驿。统而计之，已当了27年成都人，21年成都诗人。并且，在跟成都诗歌业界哥们姐们一团和气的基础上，还挂了个成都市诗歌委员会执行主任、《芙蓉锦江》诗刊主编（承杨然兄美意与其合编）的名儿。所以，我应该是有资质的。
　　俺在《诗歌的最低处》（《星星》2007年5月号）一文中说：“历史上的伟大诗人，除屈原等少数几人外，几乎都到过成都。成都自古以来就是诗人的集散场和原产地。在高高海拔上的雪溪奔向峡谷中的江河，峡谷中的江河奔向没有海拔的大海时，从古至今，举国上下，多少诗人的足迹和书剑，多少诗歌的向度和眼睛，纷纷往返奔波在裹着雾衣的崎岖的蜀道上。成都诗歌烽火台上的信号，成为了中国诗歌的风向标吐词的重要发音。”
　　“诗歌意义上的成都”，很大意义上，是诗人意义上的成都。成都诗脉从古至今都很贯通，都很显扬。尤其在三个时间段上的诗人拥有数量与质量，和诗歌成就，都达到了中国诗峦之巅：一是汉代，二是唐代，三是1980年代。
　　“文宗自古出巴蜀。”文翁、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薛涛、黄崇嘏、苏轼、杨慎、黄峨、李调元、郭沫若、巴金、何其芳、商禽、流沙河、蓝棣之、任洪渊、孙静轩……他们血液中的地气无不与成都相连，与锦江相贯。
　　“自古诗人例到蜀”（李调元）。是诗人，就得入蜀住一阵，走一遭，古往今来，概莫能外。古代外省诗人到过四川的可以列一长串：王勃、卢照邻、高适、李商隐、杜甫、岑参、白居易、刘禹锡、元稹、欧阳修、陆游……
　　至于1980年代，李亚伟、柏桦、孙文波、翟永明、何小竹、杨黎、石光华、宋渠、宋炜、钟鸣、、欧阳江河、周伦佑、小安、杨然、胡冬、席永君、靳晓静、刘涛、向以鲜、张新泉、陈小蘩、吉狄马加、尚仲敏、程宝林、吉木狼格、杨远宏、阿来、陈亚平、孙建军、徐永、张建华、廖亦武、赵野、陈瑞生、马松、万夏、魏志远、骆耕野、二毛、蓝马、余以建、黎正光、鄢家发、莓子、杨牧……这份长长的颇多遗漏的成都名单，构成了文学史永恒的诗歌景观。那个时代，成都不啻为中国诗歌的“首都”。据说，海子的离去，与在“首都”生发的自卑有关。
　　1980年代，我也出来活动了，在大巴山腹心地带，彻夜不眠地写《大师出没的地方》。30年后，我把这段经历，用5万字的中篇小说《颜色》写了出来。
　　北京诗人沈浩波在《成都行》中说：“离开的时候/我是何等的舒服”。怎么能不舒服呢，在“非非”、“整体”、“莽汉”、“废话”等流派、主义横冲直闯飞扬拔扈过的地方，在杜甫草堂、望江楼公园、桃花诗村、浣花溪诗歌公园、杨升庵博物馆、陆游祠、扬雄文化博物馆、崇嘏山、沙河诗歌桥、温江诗歌墙、新繁怀李堂、文君公园，以及白夜、芳林旧事、《星星》等诗歌景点密布的城市？
　　今天来看，诗歌成都的总体地位，仍居全国前列。但毋庸讳言，就1980年代以降形成的新生诗歌势力来看，成都的诗人诗歌增加值，远不如前。目前的诗歌重镇是一些移民省市，北京、广东、海南、云南等。武汉、长沙、重庆、江浙，也有不俗表现。
　　对“诗歌意义上的成都”，我是做过一些事的，我执编的《诗歌带我回家——现当代诗人笔下的成都》一书，用粗粗细细硬扎柔软的诗行的绳子，把成都扎扎实实地捆绑在了世人面前。为这本书，我写过一个序，叫《一座城池的诗歌号召力究竟有多大》，把这篇文章一读，自然就回答了你的提问，哪需我如此饶舌？这篇文章的博址是：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d2fce20100surv.html
　　沙白：对于一个来自大山的诗人，融入大平原成都是否有某种难度，你是怎么做到的？世人常叹“少不入川，老不出蜀”，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凸凹：《晏子春秋·杂下之十》：“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理变了，人文变了，既往的生存章法不能沿袭套用，不得不变。是人，从大山融入平原，应该说或多或少都有难度，诗人这个物种也是人嘛，当然不能超然物外。
　　我克服这个难度倒是没有多大难度。我来成都平原，首先是以央企某基地三产办经济师身份来的，对基地所属之三产公司，似有颐指气使的权力。这一阶段，一年吧，无忧无虑，安妥得很。很快，自己又领衔开办了一家名“四川航天经济文化公司”的国有独资企业。这一干，就昏天黑地忙忙碌碌干了6年。安妥舒服的日子没必要想“融入”的事，拚命赚钱求生存的日子没时间想“融入”的事。加之成都人的淡薄、随便，和对异乡人的包容与友好，无不消减着融入的难度。再有就是，我的血液和本底有着平原的基因，我来到平原，到底是有一种重返家园的臆淫与幻觉的。
　　但现在回过头去想，融入的难度，还是应该有两点：一是山里清闲宁静，平原忙碌浮躁——这当然也与时代有关；二是山里人与平原人语言方式、性情本习大相径庭。
　　平原上的女子说话平平缓缓，温温婉婉，不紧不慢，有韵有致，真是好听呐。不像山里女子说话来得那么陡峭、硬扎。哪知平原上的男子也像平原女子如此这般一路使将过来，这就让人受不了了，难受啊。还有就是平原人不守约守信，扯谎日白，时间观念差。一句话，山里人耿直，莽实，平原人假打，很水，狡猾狡猾的。
　　“少不入川，老不出蜀”，说的不是整个四川，而是专指成都平原阈限的天府之国。它的意思是，天府之国很安逸，少年入了蜀，就不劳而获，耽于享乐，乐不思“非蜀”，得蜀不望陇，从而待在盆地里蜀犬吠日，不再出蜀打拚天下，成就一番居功至伟的壮阔事业；老了呢，抱着成都平原的安逸过无事写诗的神仙日子，多好哇，出蜀博天下，你还博得动不？你都奔五奔六了，他都七老八十了，你们脑壳有包哇。
　　我说平原人不劳而获是有道理的。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把成都平原描绘成“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常璩的意思是，李冰把那都江堰的岷江水收拾妥贴，又放将出来，那水就一路流下来，再以扇面之形，千沟万渠地流经平原人家的门前和田畴，平原人家坐在院坝喝茶、抿酒、搓麻、晒太阳，庄稼就长出来了，粮食就溢出了仓。
　　这日子不用来写诗还能干嘛？
　　沙白：你一手写诗，一手写小说。对你来说，诗和小说是互文共生的关系还是两条平行前进的轨道？对于同时操持小说和诗歌的作家来说，诗歌的惯性是否会干扰到小说的逻辑？
　　凸凹：我的诗和小说应该是两条平行前进的轨道。但我并不满意这种状态与方式。俺是诗人，又是小说家，怎么能容忍诗与小说各走各的路，不说话，不交集，陌路人一模样。难道是我内心有意无意的排斥（我不允许诗歌的高蹈、抒情等入小说，也警惕小说的逻辑、叙述入诗）？又难道是我没有互文共生的能力？为了证明我对“互文共生”的认可与接受，我用信得过的小说资源，写了与小说同名的诗：《颜色》《睡觉问题》《给我一把枪》《花儿与手枪》《时刻准备打仗》《保密费》《球时代》《鬼市》等——这个习惯，我大约还会延展下去。这是小说入诗。
　　我还让诗入了小说。我的中篇小说《总统套房》就是由我的一首诗歌《经过装修工地》（原载《诗刊》1999年第二期）改造、拓开而来。这个小说在《中篇小说选刊》转载时，要求写个“创作谈”，我就在《一首诗歌的小说路线——中篇小说《总统套房》创作谈》说：
　　诗歌的生成，让我终于透了一口气。但是，随着时间的强行介入，我不能不感到时间的深刻——时间在装修一词上积累的尺度与重量，让诗歌不堪重负。
　　在成诗十四年后，我决定把这首25行的诗歌，写成小说，一个可堪比诗歌承载更多丑恶、悲剧、血腥、良善和复杂人性的小说。

　　我看见一群装修工人，其中一个
　　是我乡下的兄弟。他们挥汗如雨
　　他们要赶在大雪前面
　　赶在过年前面，为这座宅子，宅子的主人
　　打制并穿上内衣，崭新，豪华的内衣

　　想象宅主穿着这件内衣
　　在内衣中走来走去的样子
　　想象宅主与他的老婆或别人的老婆
　　在内衣里的一些动作。那些装修工人
　　还有我的乡下兄弟，不知有没有类似的想象

　　小说还没写，小说中的人物，已经在十四年前的旧诗中走动起来，他们嘭嘭的脚步声，把我踩得心惊肉跳。现在，我只消把诗中的“宅子”变成“总统套房”，“乡下的兄弟”变成“财哥”，“宅主”变成“局长”，“别人的老婆”变成“丁老师”；把绑架在时间战车上的因浮躁、生存、金钱、寂寞、拆迁、贪腐、网络等变异出的世间怪相，纽结绞扣在小说人物的头脑和肢体上；一首诗歌，就延宕成了小说。从后来的结果看，事实上也是这样的。
　　真是得了诗歌的便宜！不仅题材是诗歌给的，连诗歌的情绪、吊诡、节制、审慎以及想象的向度，也一并给了小说。或许，正是这一原由，《西部》杂志用“西部头题·诗人小说”对其进行了刊发，随即又入了《中篇小说选刊》的法眼。
　　我以为，正是诗歌的灵感冲袭与智力帮助，让这个小说出了一点新，而正是这点新，让这个小说有了一点阅读价值和存在的那么一点理由。对了，好看、出新、寻找一块精神飞地，是我的小说主张。《总统套房》应该是这个主张的落地。
　　嘿嘿，自夸了，莫骂哈。创作谈就是自夸，规定动作，莫法。
　　“对于同时操持小说和诗歌的作家来说，诗歌的惯性是否会干扰到小说的逻辑？”这个问题应该已回答了，不赘。哎，还是回答一句吧：不会，在节俭、审慎、警惕的前置条件下。

　　沙白：你的中篇小说《颜色》写到一个以代号命名的9401厂，让人想起你在大巴山呆过的那片大山里也有很多以代号命名的神秘工厂。当然不能说这两者之间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也不由得让人产生联想。那些工厂会成为你的“故事工厂”吗？

　　凸凹：《颜色》是写了9401，但重要的，是借9401这个载体，呈现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以诗人为代表的中国民间先锋艺术运动的缘起、勃兴与衰弱式微的故事。小说人物中出现了不少真名，何小竹、杨黎、叶延滨、向以鲜、孙建军、山杉等。小说中，央企代表国家、成都代表俗世、西藏代表圣域，我让诗歌在国家、俗世、圣域三块祭台上，一遍一遍石头过刀，茅草过火，房屋过水。
　　很有意思，你把我当年寄托青春的工厂、讨生活的工厂，道为“故事工厂”。想想，我目前的小说故事，应来自三个方向：一是我现在而今眼目下居住的、居住了21年的龙泉驿，我的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处女作、长篇小说《甑子场》（待出版）就是得自这块土地的赠与——这个小说呈现了新中国打响平叛剿匪第一枪的原由与真相；二是你说到的“故事工厂”——从这个工厂里，我取得了写作5个中篇、2个短篇的灵感与素材，我的计划是，将这7个相对独立又互有关联的小说先发表，再作为长篇《时刻准备打仗》（或《大三线》）出版，前者已基本完成，后者尚在统稿中；三是其他方向，一些杂七杂八互不搭界的东西。
　　9401一定还会担纲“故事工厂”使命的。既然这条线路，让我的小说走得还算顺遂，我怎能不延续而自断其脉呢？待《时刻准备打仗》出版后，我即沿袭前路，再写几个中短篇，尔后具结一部姊妹长篇。
　　
　　沙白：但小说家真的只是讲故事的人吗？你觉得除了好故事，小说家还能给读者什么？

　　凸凹：小说家“是”讲故事的人不错，但“只是”，就不对了，至少对优秀小说家不是。莫言说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算不上假打，我想，他的意思是，作为小说家，会讲故事，特别重要，只有讲好了故事，才能把那些非故事的东西，搭载上去，驮起走，走得动。
　　我认为小说家除了能给读者好故事，还能给予一个全新的世界，另一个生存空间，构成这一切的，是语言的奇妙、结构的魔宫、叙述的魅力、想象的瑰丽、尖锐的思想、不断的经验、无限的情感、有趣的美学、严谨的逻辑，等等。总之，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和写作水准，就能给定读者什么样的小说，和什么样的小说以外的东西。
　　沙白：“凸凹体”的命名缘起何在？这个命名首先是痛快的，但是否也给自己带来了局限，甚至布下了陷阱？
　　凸凹：“凸凹体”的出现与我参加2006年9月于河南西峡举办的第五届伏牛山金秋诗会有关。会后，我泾渭分明地写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作品——组诗《中原八记》。且不说内在的不同，仅外形都有了整齐划一的不同，不分段，长句式，断行勾连，标题用“或”字布成两层意思，最怪的是，还鬼使神差莫名所以地把标点符号打在了诗行句子的前边。
　　关于“凸凹体”的出场，女诗人安琪有过生动的记述：
　　2006年9月，中国四川，成都龙泉驿，一个接待过李白、苏东坡的地方，一间安静的房子和一张安静的书桌旁，埋首着一个并不安静的诗人，远在千里京城的我甚至听到了他敲击电脑的声音，这声音，由“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自信构成。我相信这个有着武侠高人相貌的大胡子，名凸凹的诗人，一定预见了他即将抛出的这组诗必将对所有阅读之眼产生的冲击力和惊叹力，他只需加大敲击键盘力度，很快，一组卓然有别于此前他自己乃至中国诗界的作品就要诞生。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的秘密武器——　　标点符号！
　　在阅读凸凹发送来的即将出版的个人诗集《手艺坊》时我寻到了他与标点符号相遇的时间、地点、缘由，那当是在2006年9月他出席河南西峡诗会期间，西峡诗会为中国著名的全国性诗会，已连续举办五届，出席者几乎一网打尽当下诗歌现场最具写作实力的诗人、批评家。这样的一个诗会对凸凹的触动应该是明显的，由此引发的他的写作转向或曰突变也是明显的。从《中原八记》开始，他引入了“标点符号”作为一首诗的语词建构，扩大了标点符号在汉语言文字中的使用功能，使一种崭新的直观性感知和原生态强指在凸凹的诗歌文本中成为确凿无疑的现实。
　　《中原，或一头牛》是《中原八记》的第一首，诗人把中原比喻成一头牛，而牛，又是西峡“伏牛山”之“牛”的另一重表征，历史负重极深的中原，确实就像一头袒露着诗人主观意念和绝对客观奥义存在的牛。
　　诗中第一句马上推给你一串省略号，看起来像是一连串的脚印，又像一列缓慢行驶的火车，疾驰的大巴，气喘吁吁一步一个点的老牛，由此句开始，凸凹体亦即标点体出场了。
　　年岁一大，记忆就衰退了。我已不能真切地记得“凸凹体”是谁最先提出、命名的，是我自己，还是哪位诗友？只记得2008年秋天整理出版一本包含全国60位知名批评家、诗人评论我诗歌的作品，和我146首诗作的集子时，思想随笔作家、诗人蒋蓝建议，将集子命名为《凸凹体白皮书》（副题“《手艺坊》诗歌美学六十家评”则来自青年批评家胡亮的动议）。我在《凸凹体白皮书·手艺坊》后记中说：“《手艺坊》是展呈、裸晒我那‘凸凹体’诗艺的平台，也是拓宽和迎对一切可能的平台——凸帮我鼎抗，凹代我吸附。我抽身出来，借以莞尔、颔首，并谢陈一切。”
　　在出现“凸凹体”之前，我已写了20多年的诗，书面的、口语的、第三条道路的、民谣的、半书面半口语的，什么形式，都折腾过、都玩过。虽然众多的技术性表现，并没消解、偏离我大抵恒一的价值向度，却有了一种与诗坛“失联”的感觉——我被我自个儿的变化无穷的身形淹没了！
　　我急于扭转这一局面。我为此付出了行动，其结果是，“凸凹体”出场了。
　　“凸凹体”在我这里是于诗中杂揉了词、曲、小说、散文、评论等多种艺术门类的一种诗写呈现。不承想，这个以本人名字命名的东东，竟跟《大家》杂志倡导过一段时日的跨文体的“凸凹体”写作同名。
　　“凸凹体”这头诗歌怪兽一路走来，不知不觉间，至去年（2013）初夏，七年了。
　　七年间，我确实使我的诗歌有了凸凹的非常个人化的识别系统，特质、烙印、气息、声音等，只要是我的诗，就算蒙上我的署名，业内人士也能轻易指认；我阴到一笑，对此，我是满意的，我达到先初设定的目标了。但新的问题出现了。
　　“这个命名首先是痛快的，但是否也给自己带来了局限，甚至布下了陷阱？”你说对了，我一成不变地重复自己、抄袭自己的自足与惯性，给自己带来了局限，布下了陷阱，关键是，我渐渐感到了不快乐，感到了无趣儿。有趣儿与无趣儿，是我判断一个小说一首诗歌好孬的重要圭表。
　　于是，去年（2013）初夏，我一口气写出了“非凸凹体”的《杀牲记》三首诗：《人肠与狗肠》《牛人史孩儿》《记四十年前的一只大白兔》。此前，我借小说《颜色》男主角蓝亦汪的手，亦写了“非凸凹体”诗《黑太阳》。这些诗，包括前边数列的以小说名命名写出的诗，都大大地使用了小说的手法。
　　我想用小说的介入，写出新版“凸凹体”？小说推倒了“凸凹体”，又重建了“凸凹体”？连我自个儿都犯着糊涂。毕竟，才开头，各种可能还在萌芽、生长，见不了真章。
　　沙白：在浮躁喧哗的大时代中，怎么践行“诗意栖居”？读过你的一本爱情诗选，很感慨。现如今，你还相信爱情吗？

　　凸凹：我认为，喜欢第二喜欢的东西，就是践行“诗意栖居”。第一喜欢的钱，这个是公共基础、是大众前提。撇开第一喜欢的不说，我第二喜欢的，是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前边说了，我曾在一家国有独资公司当法定代表人、当老总，还是正处级的，公司发展也还风生水起的，从一万五做起，做到了公司资产上千万。但干了几年，就不想干了，从钱到钱，哪是俺喜欢干的活儿！于是，我一封《辞职书》面呈基地主任，辞去了所有职务，然后经过一番周折，最终以平头百姓身份调到了当地文化馆，在文化局当差，而今又在文联谋职。清水衙门，竟让鄙人干得欢天喜地。文学，才是我终生不渝的知己、恋人。为践行“诗意栖居”，得到自己想要的，必须放下一些东西，哪怕放下这些东西，会被人不屑，讥为疯子、傻子。
　　我知道你所说的我的“一本爱情诗选”，是指《镜》。没想到你居然读过它。那应该是15年前、世纪末的产物。那些诗说不上好，更说不上技艺，但一定天然、朴白、干净、真真切切，如那岷江上游的雪水。
　　现如今，我还相信爱情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相信置身爱情正与爱情打得火热的人会有一个答案，已被爱情灼得遍体鳞伤的人会有一个答案。我的答案是，相信爱情，至死都相信，但恐怕很难为爱情奋不顾身赴汤蹈火了。——可，未来，谁知道呢，阿门！
　　爱情让所有的真理成为狗屁，让所有的设防形同虚设。否则，不配叫爱情。嘿嘿，这个，你懂的。
　　
　　沙白：今年春节你又回到大巴山过年，这次回去探亲有什么新感受新发现？诗人大都有刻骨的乡愁。对你而言世界是一个他者吗？

　　凸凹：人人都有乡愁，只不过诗人把乡愁呈现得格外出来、亮堂、盛大和丝丝入扣。到成都平原二十多年了，我做的梦，总是大巴山中的万源、白沙，很少做成都梦、都江堰梦。
　　今年春节回万源探老母，虽然行色匆匆，还是抽出时间一个人去母校万中校园内山上走了走，看了看路边关于国家介绍的那些木刻牌，发现对咱中国的介绍似有问题；还在后山坡少时经常涉足的地方遛达了小半天，为几堆似如古代小土包的红军烈士墓碑石拍了照，读了读碑文；感受当然很多了，主要是人非物非，光阴比箭快、比刀硬。
　　无论在写作中，或是工作生活中，我一直在与世界同谋、博弈和谈判——世界一直都是他者，主体我梦里梦外与它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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