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扎嘎耶夫斯基获“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
据网易艺术(北京)消息 波兰诗人亚当•扎嘎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3月30日在广州获得“第九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
1945年6月21日,扎嘎耶夫斯基生于今属乌克兰的利沃夫。二战后全家迁回波兰。青少年时期在西里西亚小城格利维采度过,毕业于亚盖隆大学哲学系。他的诗歌创作开始于20世纪60-70年代,是波兰“新浪潮”诗歌的代表人物。1982年移居巴黎,2002年返回波兰,现居克拉科夫,春秋两季在美国高校任教。至今已出版诗集有18种,散文、随笔11种。
亚当·扎嘎耶夫斯基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师级诗人,米沃什、布罗茨基、苏珊-桑塔格等对他赞誉有加。他曾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至今所获奖项有:1975年获科希切尔斯基基金会国际文学奖(Nagrod Kocielskich )、1988年获纽约绿色回声奖(Echoing Green Prize )、1995年获纽约古根海姆奖学金( Guggenheima )、1996年获斯洛文尼亚瓦伦西亚国际文学奖(Vilenica)、2000年获托马斯·特郎斯泰拉斯奖(Transteras)、2002年获慕尼黑霍斯特 ·边克奖(Horst Bienk)、2004年获美国《今日世界文学》颁发的诺斯达特国际文学奖(International Neustadt Prize )、2010年在意大利特雷维索(Treviso)获欧洲诗人奖。
面对中国的《诗歌与人》杂志社颁发给自己的“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亚当•扎嘎耶夫斯基欣然接受了这份来自东方世界的礼物,并应诗人黄礼孩之邀首次访华,于2014年3月30日在广州星河湾·海怡半岛酒店领取第九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30日下午的颁奖典礼上,在给获奖诗人的授奖词这样写到:“亚当·扎嘎耶夫斯基的诗从个人的生存境遇出发,从历史和记忆中汲取力量,并不回避世界的残缺和黑暗,而是让我们从残缺的世界里辨认出善和光明。他秉承伟大的波兰民族精神和历史遗产,以诗人的想象力和感受力,在苦难经验和受伤的文明中承担起道德的责任。他是波兰伟大诗歌的继承者,是波兰优秀的知识分子传统精神遗产的继承者。他为当下社会普通的生存困境发声,为历史真相做见证。他忧虑过去又介入现实的诗歌写作,充满了道德的重负。他的感召之处在于,拒绝被黑暗和仇恨摧毁,并始终葆有一颗诚实、悲悯、自由的心灵。同时,他还听从来自诗歌丰富性的另一重召唤,他的诗歌充盈着动人的细节,境界开阔,意象灿烂。他略带反讽和悖论的叙述,揭示出世界矛盾的本质和复合的色调,这构成了他对峙的美学风格。他写作,是为了与历史对话,是为了与世界沟通,并试图通过个体的努力将人类从分裂和敌意的状态中接引向一个生长希望的境地。他那慰藉无望心灵、弥补破碎世界的灵魂将持久地跃动在人性的天空,散发出内在神性的光芒,召唤我们走向更高的生活。”
获奖诗人亚当· 扎嘎耶夫斯基宣读了受奖词:“在孩童时代我就听说过马可波罗游记的故事。后来当我长到十几岁的时候,我阅读了这部著名的作品,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从此中国进入了我的想象之中。与此同时在我的国家波兰——当时是人民波兰,我阅读了很多关于中国的其他一些报道,关于来自毛泽东和周恩来国家的报道。那时我很难把这些不同的图像与一个伟大的国家联想在一起。后来在亚盖隆大学攻读哲学时,我才知道,中国的文明来自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一个是道家哲学,一个是儒家哲学,这令我感到惊讶,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世界的方法居然可以在一种文化中并存。但我喜欢这种状态,因为凭我的直觉,可以(而且应该)从一个从未认知的神秘角度去看世界,同时从我们的职责来看,无论是否存在神秘感,都需要体面地生活。我们不知道何为“必须”——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那就需要第三个哲学体系,但这种体系已经存在。
这之后,我断断续续多年靠阅读李白、杜甫和王维等其他诗人的诗来了解中国,当然这不可能让我全面了解中国。我买了中国诗选集,阅读的诗多数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在宁静的阅读中陶醉于诗中,仿佛生命瞬间停止了。我曾写过一首诗,题为:“中国诗”,写这首诗时,我觉得仿佛中国古代伟大诗人的精神进入了我的魂灵,心境恬静。我觉得,阅读中国古代诗歌(但也有时阅读一些新诗)对我帮助非常大,不敢说理解了中国(有谁敢如此草率地说,理解了中国),但至少是“看到”了中国。我感叹中国画的景致极其引人入胜的书法传统,能如此巧妙地与诗歌相伴,这种诗与画的完美结合让我感受到其深刻的内涵,捕捉到中国诗歌中蕴含的无尽情丝和逸趣。从另一方面来说(总是会有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了在中国发生的悲剧,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这是一场对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伟大文化的疯狂毁灭的悲剧。
我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我知道——正如每一个伟大的文明那样——这个国家经历了和平与繁荣时期,但也饱经风霜。我所指的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和1433年中国突然停止了远航,致使中国陷入与其他世界悬绝的境地,造成了中国舰队的自我毁灭。这些事件的发生和残忍嗜杀都令人感到瞠目结舌,仿佛这并不是政治噩梦,而是人间噩梦 。其实我的国家也同样饱经风霜,经历过兴衰荣辱,曾经失去独立上百年又重新获得复兴。我能理解,至少甚至试图去理解在中国历史上的疯狂年代中发生的那些事。
我读了中国诗人的诗歌后,意识到,不同文化中的艺术表现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什么是诗歌,有时记者会向我门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作家见面会上也有读者提出过类似问题。能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令我十分高兴。因为,这意味着,诗歌中有某种开放性的东西,需要为它下个定义。诗歌是一种最老的艺术表现形式,大约在几千年前,人们就已经知道了诗歌。在图书馆里我们会发现无数本厚厚的阐述诗歌史及其结构的论文和百科全书。学者们早已撰写了大量论述诗歌的著作和教科书,阐述了上百种诗歌的表现方式。但我们并非完全了解究竟什么是诗歌,而这种所谓的无知却成了诗歌永葆青春的证明。诗歌——如果有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那回答只能算是我个人的见解和看法,因为它涉及到诸如语言、人的想象力、图像以及公众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虽然远不是所有人都对诗歌感兴趣)。
对我来说,写作诗歌是不间断地表现历史的一种尝试——因为我出生于人类经历了最为残酷的年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之后,尽管我本人没有亲历这场战争,但这个年代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仿佛刻在我的身上——无论是在悠闲自由的时间里,还是在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候,或是在与新老朋友欢聚或聆听优美音乐的时刻都挥之不去。一方面要牢记苦难深重的历史,另一方面也要激励我们自己,让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愉悦地开始新的生活。因此,诗歌仿佛建立在一条窄道上——在这条窄道上一边是可怕的、非人道的东西,另一边是友好的、鼓舞人心的、崭新的、欣喜若狂的东西。诗歌激励我们,让我们抖擞精神,恢复我们的童真,但与此同时也不允许我们忘记什么是困难和痛苦。
今天我有幸获得这项殊荣,虽然不会加速我对中国更深刻的理解,但我知道,这是中国有份量的和没有功利的奖项,它对我来说非同寻常,因为这让我看到,不仅在经济方面,还是在艺术乃至精神生活方面,甚至在语言和政治领域都存在着深刻的统一,即某种“全球化”。我很早就得知,中国的诗人对我的诗感兴趣(他们开始从英文阅读我的诗,而且翻译得很好)。当有人跟我提到要我来中国时,我非常高兴,但是从未想到,我、我们的中国之行能这么快得以实现,有一天,有朋友告诉我,在广州有一个“诗歌与人”杂志,被誉为中国第一民刊,黄礼孩先生是该刊的精神支柱,他将要为我颁发“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这消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感到非常惊讶,当然是由于高兴而感到惊讶。
现在我站在大家面前,使我在理论上早就认知到的那个诗人之间无形的团结突然变得有形,非常现实,可以触摸得到。真没想到,今天我看到了你们的脸庞并听到了你们的声音,中国诗人和朋友的声音。这令我异常感动——衷心感谢授予我这项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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