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政治，诗人与政治家

金川诗歌

诗歌与政治，诗人与政治家

一

纳尔逊•曼德拉是具有诗性气质的政治家，而具有诗性气质的政治家，是可以抵达最伟大的政治家这个行列。他是非暴力抵抗最成功的营运者。
非暴力抵抗，是一首纯诗，大诗。
曼德拉说：“恨需要学习，既然人们能够学会恨，那么同样可以教会他们爱。爱比恨更容易走进人类的内心。”
这就是诗意的最高境界，学会爱的时候，学会恨。
恨，是爱的产物；出现恨的时候，说明爱变得狭隘了，变得不适应生命的需要了。而爱是恨的出路，是恨的另一个新空间，此时的爱是由恨拉升的爱，新爱，大爱。
诗歌永远是表达全新的爱、大爱；也是对狭隘的爱生成恨，由恨转化为大爱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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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诗人以个体模式，依托艺术，向群体模式延伸，并以群体模式为资源。
因此，政治以及制度，是诗人赖以使用与利用的资源的一部分，仅仅是一部分而已。诗歌是诗人拥有世界财富种类最完整、最丰富与最有效的的模式。能否获得这个最完整最丰富与最有效，就要看诗人艺术实践的程度。
艺术之路，诗意的存在，之所以让诗人无条件地、义无反顾地前往，其魅力在于此。而这是艺术规律 规律决定的。
而艺术规律，是人性发展与依存的极致模式。诗人，是这个模式的最幸运的第一享有者。

                              二〇一四年四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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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诗歌，是诗人唯一的国度，这个国度具有极高的独立性与完整性。
诗歌，是诗人首先作为个体动物，同时又必须是群体动物的唯一的归宿，是具有天国意义的归宿。但这是活生生的天国，不是空想与想象中所描绘的那种天国。
但诗人可以同时居于两种模式之内，既是个体模式类同野兽模式的享有者，又是群体模式的享有者。
当诗歌呈现神性描写，一点都不虚妄，很真实，这是诗人对其描述的对象虔诚实践与体验，在洞察诗人与其对象之间最极致的隐秘关联，所呈现的新模式。
诗歌的社会价值，是一种新模式的不断阐述。诗歌对于诗人的自身的价值，就是终极栖息地的获得。
在这个意义看，诗人不可能对政治以及制度产生依附。诗人与政治以及制度，最基本的关系，是平等的存在，最高级的关系，是诗人会走在政治以及制度的前列。
当一个诗人无法寻找到独立性的全部内涵，并无法以独立性作为诗歌的基石，就会陷入下意识的屈从。诗人，在政治以及制度面前的无所适从，是屈从的开始，但感到屈从是一种艺术的羞辱，便产生艺术的反抗，一但艺术反抗无效，就陷入世俗的抗争，成为利害之争的牺牲品。
在诗人成为利益之争的牺牲品的过程中，由于艺术的内在规律的作用，使诗人依然保有艺术抗争努力，有时会出现艺术的觉醒，也能产生一些好作品。但是由于诗人无法从已经形成的模式中脱身，便会形成的下意识的依赖，此时的作品就会存在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黑洞，甚至会把自己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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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完善的社会制度是存在的，因为这是人类的终极渴望。当一个政治家与一个环卫工，没有任何身份差别，地位差别，而只是一种分工不同报酬不同的职业的时候，那么此时的政治家与环卫工，都可能是艺术家，都可能是诗人。此时，人类距离自己的终极渴望已经指日可待。   
这不仅仅是期盼与梦想，是一种清醒。也唯有诗人，具有这种清醒。
我想，假如曼德拉活着，并且读到这个结论，他也一定会为此点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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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诗人对诗意的力量充满自信与把握，标志着诗人最终的成熟。诗人的成熟，在诗意的不断发展中，随着诗意的成熟而成熟。诗意，在这里拥有三个内涵：情感的成熟，思想的成熟，艺术的成熟。
政治家可以是思想的成熟者，但可能是情感的扭曲者，是艺术的被动成熟者，因此，政治家不可能使用诗意的力量来完成政治家的最高级任务。这是由于政治依然是与其他社会分工一样，依然是一门职业，而不是一门极致的艺术，所决定的。
诗歌作为一门极致的艺术，早已不是一门职业，有别与其他社会分工，因为诗歌就不是社会分工的产物。
诗歌，是一门首先进入生命自觉分享状态的生命存在模式。（详细论述，可阅读《诗意的图谱》金川著）
当一切劳动方式，具有艺术的欣赏性、分享性与自觉性的时候，人类社会制度才可能达到其最完善的极致。
当一个诗人对诗意的力量没有把握的时候，对来自社会制度的伤害，就会显得急躁，无所适从，就会抗争。
抗争是人性之中，最自然的属性，因为人必须首先保持自我的安全。然而，此时的抗争具有盲目性，是非艺术的。这是因为，此时的诗人依然处于不成熟的阶段。
艺术的幼稚，往往来自对事物与事件的不成熟的认知。此时，诗意的力量是缺乏明确的正确的指向。在这种不明确的，甚至是盲目的指向之中，艺术行为会成为普通的公民行为。
诗人的基本身份是公民，但能经常把自己与普通公民区别开来，能经常拉升到普通公民缺乏的生命自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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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政治，政治家，政治制度，是诗人的艺术创作对象。
诗人不是把其艺术对象直接当做敌人来直面抗争。
诗人没有敌人，或者诗人唯一的敌人只有自己。诗人在打败自己的过程中，发现并为狭隘的政治家与落后的制度指出新出路。
用庸常的语言来表达，诗人是最大的悲悯者，悲悯宗教的寺院、禅林模式的呆板与僵化；悲悯政治制度的腐化堕落。诗人与政治家在某种程度，不是对等的，而是悲悯关系，因为在诗人看来，政治家经常是落后的政治制度的最大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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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确切说，诗人是精通人之常情的大师，因为诗人能把人之常情，人的本真的属性的渴求，与现实之中人为扭曲的矛盾，用诗意的模式概括出来。诗人是拉升人之常情的大师。
因此诗人也是拉升日常政治事件的大师。
政治，作为一种人为活动的模式，并非是最高级的模式，而是被最人之常情的模式承载着。
政治，是最容易形成人为极端扭曲的行为，这是因为，权利是世上，也是世俗之中，被人为地扭曲为最高的价值核心。
诗人不是直接反对这种极端的扭曲，而是使用诗意。如果不用诗意来抵制，化解，消除与根治这种扭曲，那么诗人就失去诗人的属性。这时候，诗人就会沦落为一般的公民。
世上没有违反法律的诗人，只有违法法律的公民。诗人，在诗歌模式里是永远不会违法的。
诗人，是不健全法律的觉醒者。这种觉醒，依靠诗意的力量来完成。诗人无法直接去修订法律制度，更无法直接去推翻法律制度。推翻与修订法律制度，是一种集体的社会的行为的总和。诗人如果直接去实现这个总和，只能陷入空想与绝望。
诗歌，由于具有诗意的独特价值，会发现政治家以及政客们的狭隘、愚昧与无知，会发现社会制度的残缺与落后的根源，但是诗人以诗意表达这个发现。
这个发现，在诗歌中经常被称作神谕与预言。这种写作，被称作神性写作。
诗歌，给狭隘的政治家以出路，而不是直接与政治家分庭抗礼；诗人给落后的社会制度以觉与醒，给予一个社会以拨云见日，但只能依靠诗意一点一滴的水滴石穿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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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如果非要把诗歌当做一种武器，那么诗意就是唯一的子弹。怎样制造这种子弹？不妨学习一下美国诗人莎朗•奥兹(Sharon Olds)。

教皇的阴茎

它深悬于他的长袍内，仿佛位于吊钟核心的
一枚精致的钟锤
他动，它则动，一尾幽灵似的鱼
游动在一片银白色海藻的光亮中，体毛
摇曳在黑暗与灼热里

而当夜晚降临
他的双眼闭了，它便立起
赞美上帝

薛舟、徐丽红译

把莎朗•奥兹归纳为当代中国诗派下半身写作的鼻祖，似乎有点粗与粗鲁。但下半身写作应该认真研究一下自己诗意的方向，不要肤浅地暴力地描写自己的生理反映。同样，写政治诗歌的诗人，也可从中学习一些技艺，而不要用大喊大叫的谩骂来发泄自己一时的激愤，下意识地描写自己个性与性格残缺。
莎朗•奥兹被评价为“在美国被称为最酷的女诗人，她喜欢把性做深度挖掘，比如艺术化，带着哲思，某种独特的情结或者独特的视角。她对性的写作绝不是媚俗的下半身，而是率性背后的深度，性爱之上的艺术。对于奥兹来说，艺术加性，就是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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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诗歌具有教化的力量，但不同于宗教，不同于教育，不同于政治宣传。诗歌的力量，首先在个体之中成熟，才成为社会的人类的力量，具有非常的排他特征。排他，既是排除他人的影响，也是排除一切诗意之外的模式的影响，从这一点看，诗歌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超脱的模式。
诗歌具有这种超越性，不是诗人赋予诗歌的，是诗歌本身的规律决定的。诗人可以把握接近这个特性，使诗人成为超越者。
从这个角度看，诗人，当然是成熟的诗人，具有对政治家，对宗教，对一切诗意之外的模式，具有纵览的意义。这是因为，诗意之外的一切模式，最终都将成为诗意的素材，成为诗意的原料。正如，一个政治家可以成为画作的原型，一个政治事件也可以成为画作。
而诗意之所以是一门艺术的极致，在于绝对不是生硬模仿人物与事件，而是诗意地表达，用诗意作为工具，来实现目的。
因此，当一个诗人直接与社会制度，与政治家做对抗，那么此时的诗人已经成为一个法律范畴的公民。
诗人是非公民化，是用诗意来诠释社会制度，来诠释政治与政治家，而不是以言论直接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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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而诗歌既是非暴力抵抗，也是非暴力拯救。唯有诗歌才具有一种高度与开阔，使人间一切爱恨获得和解，使人性之中兽性成分越来越少，人性的成分成为主导。
一首诗歌出现明显的语言暴力，那只能说明，这个诗人还不能完全脱去物象的外在生硬，没有完全抵达诗意――这种人性的极致，生命内在含金量的极致。
诗歌暴力语言，就是充满怨恨的语言，充满思想攻击与情感攻击的语言。这种语言会成为对社会制度的肢解与伤害，会给人性带来扭曲与误导。
诗意的语言具有强大的力量，具有改变的力量，这是来自于觉与醒。在佛教觉就是佛，佛的意思就是觉。觉，就是宗教的极致价值。
醒，在现实生活，就是一种极致的力量，是生存、生活与生命，每天获得的极致的价值。
而诗歌，是能够涵盖觉与醒的全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