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安：人和时间的战争

西沈

人和时间的战争（创作谈）
                 文/阎安

   

      当代汉语言诗歌的生活策略，全部败给了以大众文化价值观为本性主导的泛抒情性，它导致了大行其道的抒情过剩和抒情反复，造成了当代诗意没有本体情感而求救于客体抒情铺陈的侈靡外观，也正是这种不及物的物化性事象的大量罗列和堆放，窒息了现代诗性意志的建设性表现和展开。我们也曾经目睹了来自于他们内部的反抗浪潮，诸如强调叙事性、身体性，强调日常化、口语化，但这些反抒情的策略和主张，由于是生活的而不是美学的，由于是非诗性外部观念的而不是语言自性内部的，由于试图在生活内部借助生活技巧解决现代诗性建构问题，结果只能反其道而行之，进一步助长和加剧诗歌的物化过程。当代汉语诗歌普遍的哲理化冲动及其近乎雕琢的经营，是从被诗人们刻意降低到生活的卑微部分的现实材料中逐日抬头的。哲理只是诗歌里面非常外观和表层的一种局部滞留的东西，它缺乏耐心地迫切地想把诗意表露出来，强化出来，表现出自性在迷恋现代物性中自信心的自然丧失。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诗性结构立足于诗歌本体的支撑，如果不是被诗歌所携带的世界意向本身品质的指认，哲理以及冲动不仅仅是诗歌中的败笔，而且直接构成诗歌中现代诗性的硬化动脉。哲理冲动，如果说这是诗人的又一刻意选择或自然滑入的时代策略，正是这一策略将当代汉语诗歌的框架性物质格度进一步下降到细节性物质格度，从而导致了现代诗性的全面崩溃。

      现代诗性是对古典诗性在现代物质条件下转向性的生成与重构。古典是顺性而为的，因此它可以是诗意的，现代由于是物质在反自然属性基础上实现了多重性、全能式的重构，人和世界的关系被彻底改变了，需要经过物质迷宫、物质镜像之间的多重转换人才可以抵达世界本性，因此它放弃了诗意，把澄明自性的品质与功能指向了现代诗性。在现代化成为全面的世界事实之后，诗意已经沦落为表意层面的东西，它甚至就像附着在生活表面的那一层比生活更低的附生物，具有极其强烈的易氧化易腐蚀性。而诗性是结构性的，它是上升到时间层面针对整体存在、通过镜像转换而实现的抵达和飞跃，它是人与世界实现相互观照、关怀和澄明性呈现的合约。

      诗歌是人和世界关系的终极性协调。在当代，诗歌的主要任务不是表达生活，因为当代生活正在沦陷为一系列僭越生活本身的外观和表象，直接表达它已经没有意义，直接表达生活的诗歌充满了享乐和倦怠的面容。生活可以追求非理性的合理性，这也正是生活在各个时代最乐意干的事情。现代诗性的提炼和锻造不能在生活范围内完成，而是必须由生活上升到存在，在存在的中心寻求答案。现代诗歌，它要通过这浮尘喧嚣的隆重盛大的生活表象，越过这非理性的主宰的意志，挺进到终极性的存在关系中进行终极性的协调。现代诗性最高形式的语言契约，就是它必须一再穿越重重叠叠的物质丛林以及反反复复的镜像转换及其反常识引导，回到存在这个极限，再次追问人与时间的关系，把过多的物质就像消解赘肉一样从世界的中心清理出去，澄清人作为时间的废弃之物或救赎之物的属性，以使人和时间得以相互观望，在观望中相互得以确认，而最终它是要指向人和世界的关怀与救赎的。

      我并不否认人始终是存在的中心和主题，我反对的只是那种被动的、像烂苹果一样到处堆积、主体不在的生活，因为它带来了诗歌这种文体和终极性语言语言方式的物化境况。借用诗歌的名义对生活进行任何意义上的辩护都是不道德的，因为存在不是一个具体事物的真实存在，而是整体世界存在本身所包含的内部关系及其与时间的关系的总和。人之所以是一个有意义的存在，在于人存在的中心不是独立的，人只是有关时间的主客依存的一个喻体，每一个人都是整体人类的一个全能性喻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语言的最高秘密或者说现代诗性的最高秘密，其实就是它要在生活之外，在绝对时间的观照之下，通过人自己与自己的战争，表达存在对于时间的背离或亲近。   



（摘自《秦都》）

西沈

现代诗性是对古典诗性在现代物质条件下转向性的生成与重构。古典是顺性而为的，因此它可以是诗意的，现代由于是物质在反自然属性基础上实现了多重性、全能式的重构，人和世界的关系被彻底改变了，需要经过物质迷宫、物质镜像之间的多重转换人才可以抵达世界本性，因此它放弃了诗意，把澄明自性的品质与功能指向了现代诗性。

西沈

现代由于是物质在反自然属性基础上实现了多重性、全能式的重构，人和世界的关系被彻底改变了，需要经过物质迷宫、物质镜像之间的多重转换人才可以抵达世界本性，因此它放弃了诗意，把澄明自性的品质与功能指向了现代诗性。

西沈

当代诗意没有本体情感而求救于客体抒情铺陈的侈靡外观，也正是这种不及物的物化性事象的大量罗列和堆放，窒息了现代诗性意志的建设性表现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