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奖出炉——听资深评委说内幕

人和人

鲁奖出炉——听资深评委说内幕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终于出炉了。想起上半年去某地，偶遇北京来的一位老友，在全国作协，他算得上德高望重人士，曾多次担任各种文学奖项的评委，握手寒暄之余，话题扯到了当时正在征集作品的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我说：“听到圈子里一句话，去组织部跑官，到中宣部跑奖。”
　　
　　老友说：“一个奖能给人带来很多无形资产，政治的、物质的。跑奖就是跑政绩，跑政绩为的什么，升官？所以最终，跑奖也就是跑官。”
　　
　　果然是资深评委，一句话就道破了跑奖的实质。
　　
　　老友问我：“你们省的某某，你认识吗？矛盾文学奖得主，现在是你们省作协还是省文联的副主席。”
　　
　　我说：“这个名字听说过。”
　　
　　老友接着说：“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你知道他写过什么吗？很多人都像你一样，不知道他写过什么。他得茅盾奖的过程，我是听一位出版社老总说的，那位老总说，某某那真是有韧性，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候送礼还不像现在，送红包啊，购物卡啊，那时候是送礼的初级阶段，某某从家乡背来一大袋土特产，每个评委挨家送，中午就在出版社办公室打个盹，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出版社通力合作下，那年他果然摘得了茅奖的桂冠。不久他就升任了省文联副主席，成了副厅级高官。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不信你查查，不敢说全部，起码大多数，得了茅奖或者鲁奖的，后来都当上了领导。”
　　
　　老友点了一些人的名字，我一想，果然是。
　　
　　“应该说，”老友话题一转，道：“鲁迅文学奖最初设立的初衷无可非议，89年之后就没有评过奖了，89年前曾有两年一届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全国优秀诗歌奖、评论奖，推出了一大批的作家，新时期活跃的那些作家差不多无一例外，那时奖金也很少，300元吧。”
　　
　　“设立鲁迅文学奖，提出来是96年，第一届的颁奖是98年。那届的散文杂文奖有一点花絮，有一个获奖作者是一个地市的领导，他用了点钱，用钱的方式呢，就是，小说、诗歌、报告文学评委会住的是普通的招待所两个星吧，散文杂文评委会住的就比较高级一点，我们的劳务费一两千，他们的劳务费也比我们多一些。大家当然也知道是谁掏的钱。”
　　
　　“报告文学奖也出了点问题，那次报告文学奖21个评委，其中7个评委是部队的，初选名单出来之后，发现有几个好作品初评没有，特别是其中有一个写黄河移民的，两三万字，写得很深刻，涉及到三门峡工程的弊病、后遗症，上访、请愿、生活非常苦，原来移民区的生活很好，解放初很多家有自行车，那时候，有自行车还了得。后来要求响应党的号召，敲锣打鼓，就把人家迁走了。影响了几辈人的生活，后来库区废了，人家要回来，回到原地来，又不让人家回来，连户口也没有，很惨。就写这个的。发表后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帮他们解决了问题。这篇作品居然初评没有，而把凡是部队的作品统统画了圈，好像商量好了，不知道是怎么做的工作。后来在我的强烈要求下，那篇写三门峡移民终于评上了。”
　　
　　“还有一件事值得说说，那年获奖篇目好像规定是各10篇（部）。当时你也认识的那个何某某的排在第12位，我那时为了帮他，就到上边拱拱，要求多评几篇吧，后来我们评了15篇，就把他弄上来了。这是第一届。”
　　
　　老友话匣子打开，我坐一旁静静地听。
　　
　　“这之后，随着各个奖项与权力、金钱绑得越来越紧，就慢慢变味了。再加上评奖不仅与作者有关系，而且与管作者的那个协会以及出版社的政绩也有关系，政绩又跟升官绑在一起，就使得情况越来越复杂。比如前几年一位省市级的主要领导就放话，你拿个鲁迅文学奖来，我就奖给你一套别墅。有高官可做，有别墅可住，又是领导的号召和期待，焉有不积极响应之理。于是每逢评奖，作者、出版社、省级作协，就在一起商量，打听行情，探听路子，制定方案，各负其责，分头出击，联合作战，呵呵，真跟打仗差不多。”
　　
　　
　　
　　“我最后当那届评委时，评奖之前，有个作者开着个面包车，到北京来，给评委各家送礼，送到我家，我说是什么东西，挺沉的。他说，某某老师啊，到时候多关照啊，以后你到我那里玩，要怎么接待我就怎么接待。”
　　
　　“前段时间，我去一个地方开会，当地有人送我两本诗集，其中一本作者王某某，是个县级的主要领导，我看了，觉得诗写的也还可以。作家出版社某个领导说，你要得奖，你诗集的印数得高啊。因为中宣部有规定，获奖作品得有一定的读者面。于是就印了3万册，诗集印3万册，可能吗，舒婷的诗能印几千册就不错了，这不是搞假吗。我有钱就可以多印，反正也不用我自己掏钱，愿意出钱的有的是。还说，你这次让我得了奖，下来赞助商有的是。言外之意，3万册算什么，钱以后还多的是。”
　　
　　“现在做评委工作可不是打个电话、送点土特产了。现在是几年前就开始做工作。有人说，现在作家协会会员越来越多，圈子却越来越小，的确是这样，开小说讨论会、诗歌讨论会、报告文学讨论会，每次就那十个二十个人，圈子就那么大。比如一个人喜欢写诗，手头有权或者有钱，诗呢写的也还可以，但未必就能得奖，他怎么做呢，多少年前就开始了，某某老师，你到我这里玩一下。去了，给个红包，别客气，一点零花钱；再就是书出版了，请大家来开个讨论会吧，反正他有钱，每人一个红包，其中有可能是下届评委的，红包就比其他人要大。这都是提前一两年前，事先就做了充分的工作。好吃好喝好玩，还拿了你好几千块钱，你说到时候你能不投他的票吗？你得了奖，当地的领导还喜欢你，他的政绩啊。评奖的这种腐败在中国现实中，是个很小很小的问题。”
　　
　　“这样一来，什么事都做出来了。比如评委会是有纪律的，评委对某部作品发表的意见应该是保密的。有一次，一位在全国作协工作的作者面临着跟赵瑜的竞争。他已经得过两次了，赵瑜一次没得过，赵瑜前些年的《马家军调查》就该得的。据说那个作者那次参评的作品是得到了中央某位高层领导的首肯的。我发表意见，分析两人作品的优劣，说赵瑜的文笔显然比他的要好得多，应该赵瑜得奖。初评时，11个评委他只得了3票，被刷下去了。很快，他居然得到了反对他的8个人的名单。”
　　
　　“后来，评奖就越来越像搞政治了。评委里面也是要做工作的，比如按照上面的意见，要保的是那两篇，一般要保的一两篇。再加上其他干扰，比如主旋律要有一部吧，赶上纪念什么多少周年要有一部吧，赶上大灾，抗灾的题材要有一部吧，剩下的才是投上谁是谁。按理说，作协的文学奖应该与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有所区别，可是后来界限越来越模糊。”
　　
　　我接过话头：“我有一个朋友，是第一届鲁奖的诗歌奖得主，他曾坦诚地对我说，当时我也做了点工作，我打了两个电话给两个评委，我说，我给你寄了一本诗集收到了吗？一位很含蓄，说，我收到了，出版社也寄来一本，我有两本了。另一位就比较直爽，说，收到了，我会为你美言几句。”
　　
　　老友说：“是啊，是人就有感情，有感情就会有倾向性。何况文学圈子就那么大，转来转去就是那些人；文学又不像其他产品，不好用硬指标来衡量，每个评委的趣味也各有不同；文学评奖也不能像高考阅卷那样，搞个匿名阅卷，因为每个作者的风格、笔调、叙述语气，评委都能一眼看出来，这是谁的作品。所以做到完全公平也很难。我想，即便是诺奖也回避不了这个问题。”
　　
　　我说：是啊，但是这里有个很关键的区别，就是看你是不是想方设法去减少这个倾向性，堵塞作弊和暗室交易的渠道，是不是做了这个努力，这个努力是不是有效。这就涉及到一个评选程序正义的问题。我想，需要从三个方面来考量：
　　
　　第一，评选对象的完整性如何保证，使好的作品进入你的视野；
　　
　　第二，进入视野的作品用什么办法，遴选机制，来保证把其中的优秀作品遴选初选出来；
　　
　　第三，人都是有感情的，文学圈子就这么小，大家多互相认识，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措施，从程序上来减少人情的影响。
　　
　　老友说：“你说的很对。鲁奖的评选，至少从表面上看，做了一些规定，比如，现行的征稿办法，规定出版社、省作协都可以推荐按三本，三个评委就可以联合提名备选篇目。似乎也考虑得很周到了。但大家都明白，那都是些大的原则，不抵事，因为没有从细节上去着力防范，具体操作起来就很难把握。”
　　
　　这时一直坐在一旁只听不说的的一位记者终于开口说：“于是这些大的原则反倒成了运作的空间。现在评奖都成了运作的机会了，只要拿到奖，尤其是全国性的奖，只要拿到，回去就可以升官发财，所以他才舍得进行前期投资，他知道，后面他能捞更多的。”
　　
　　话题越来越深入了，可是这时吃饭的时间到了，只好到此为止。
　　
　　写着上面这些文字时，我想，评奖，无论是什么奖，都脱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环境。而现在所有的社会问题，追根究底，你会发现，最后都会归结到体制、制度上，一切的症结都在这里。鲁迅文学奖也是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