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路历程

夏花

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路历程
　　
　　黄灿然
　　
　　
　　俄罗斯诗歌纽带的断裂
　　
　　一九八七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籍俄罗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病逝于纽约，享年五十五岁。据外电报导，布罗茨基是因心脏病在梦中逝世的。据说他抽烟很猛，心脏一直不好，曾做过两次手术。
　　布罗茨基是当代诗歌巨人，他的逝世带来无可弥补的损失是明显而直接的。他的逝世除了给他生活了二十年的美国和他的祖国俄罗斯文学界带来震惊和悲伤之外，一些中国诗人，尤其是一些青年诗人亦会陷入同样的震惊和悲伤：布罗茨基的诗歌尽管因为中译本不理想而不能使他们深入领悟他精湛的诗艺，但是他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散文和令人信服的文学评论却对他们产生深远的影响。俄罗斯的通讯社在报导他逝世的消息时说：“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殒落了。”这可以说是自普希金以来最光荣的赞颂。布罗茨基在谈到英国诗人W.H.奥登时曾说，奥登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在我看来，布罗茨基至少也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之一。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向布罗茨基的遗孀发去唁电时说：“连接俄罗斯当代诗歌和过去伟大诗人作品的纽带断裂了”。这句话虽然出自一位政客口中，但却是准确的，事实上这条纽带岂只是俄罗斯的，而是世界性的，现在它断裂了。
　　
　　与阿赫马托娃的来往
　　
　　布罗茨基十八岁开始写诗，与彼得堡几位写诗的青年人切磋诗艺，后来他们被称为“彼得堡集团”，他们除布罗茨基外，尚有叶根尼夫•莱因、季米特里•博比舍夫和阿纳托利•奈曼。老大哥是莱因，布罗茨基自称他从莱因那里得益匪浅，后来在接受美国《巴黎评论》访问时，仍称莱因是当今俄罗斯最杰出的诗人。最使布罗茨基得益匪浅的，应是莱因介绍他认识阿赫马托娃。“彼得堡集团”成员与阿赫马托娃有密切来往，他们都非常尊敬她。据奈曼后来说，他们把诗带给她看，还经常陪伴她，而她以她在世纪初认识的诗人的作品〈把她的时代带进我们的时代〉。
　　一九六四年布罗茨基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判五年劳改。布罗茨基服刑期间，阿赫马托娃非常关心他，并说服很多朋友去探望他，还与其他人一道筹款买东西送给他。其实阿赫马托娃一直很担心布罗茨基的命运，尤其是阿赫马托娃是被当局盯梢的人，任何来往者随时都有失踪的可能。她曾在一九六二年的一首诗中写道：
　　
　　现在我不为自己哭泣，
　　只愿在有生之年不要看到
　　失败的金色印记
　　烙在这未经风霜的额上。
　　

布罗茨基对阿赫马托娃也很尊敬，据曼德尔施塔姆遗孀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在回忆录中记载，在所有使阿赫马托娃晚年略感宽慰的青年朋友之中，布罗茨基是最严肃、诚实和无私的一位。娜杰日达甚至认为阿赫马托娃高估了布罗茨基的诗，但认为阿赫马托娃非常担忧她所代表的传统衣钵没人承接，于是一厢情愿地爱护布罗茨基等人。
　　事实证明娜杰日达的判断是错误的。阿赫马托娃不只慧眼独到，而且耳朵也非常灵敏，她在读了布罗茨基第一批给她看的诗之后即认为，布罗茨基的声音孤立，没有其他杂音。这是非常准确的判断。事实上布罗茨基的诗歌、散文甚至个人性格──孤傲、平稳、坚定──也都具有这个特点。不过娜杰日达对布罗茨基的一句预言却颇准确，她说她担心这位出众的青年人“结局恐怕会很悲惨”。
　　
　　与奥登的神交与结识
　　
　　布罗茨基服刑不到两年便在阿赫马托娃的协助下和西方作家的呼吁下提前获释。他在服刑期间收获甚丰，并不以为苦。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研读英国诗人W.H. 奥登的作品。其实在此之前他已从一本翻译成俄文的英国诗选接触过奥登的诗，并且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本诗选叫做《从勃朗宁到现今》，“现今”指的是一九三七年，据说后来译者和编者均先后被捕，其中很多死去了。那首诗叫做〈地点不变〉，其中写道“没有去得比火车终点站或码头更远的人，／会不去或不送他的儿子……”。“会不去或不送他的儿子……”所揉合的否定式外延和普通常识这种句法使布罗茨基大为震惊。他自称，以后每当铺开稿纸，这个句子便会像幽灵一般纠缠着他。他在服刑期间所读到奥登是一本原文的英语诗选，一打开便是奥登那首名作〈悼叶芝〉。这首诗不仅整体上完美无缺，而且其中佳句佚出。如“水银柱沉入垂死日子的口中”，“他身体的各省都叛乱”，“因为诗歌没有使任何事情发生”，“土地啊，请接待一位贵宾”。如果说，上述句子充份体现一位匠人的精湛技艺的话，该诗第三部份这两节诗则体现出一位大师无比的思想深度：
　　
　　时间可以容忍
　　勇敢和天真的人，
　　并在一星期里漠视
　　一个美丽的躯体，
　　崇拜语言和原谅
　　每个它赖以生存的人；
　　宽恕懦怯、自负，
　　把荣耀献在他们脚下。

不用说，布罗茨基读得目瞪口呆，尤其是“时间……崇拜语言”。
　　他一半相信这种鬼斧神工，一半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英语理解能力太差，误读了这首诗。获释后他便开始学习波兰文，以便翻译兹•赫伯特和米沃什的作品，同时钻研英语，翻译约翰•多恩和马维尔以及深入阅读奥登。
　　布罗茨基对奥登的崇拜变成他命运的两个分水岭。第一个分水岭是当英国企鹅出版社要出版他的英译本时，译者问他要不要请谁写个序，他反问有没有可能请奥登写。奥登读了布罗茨基一些英译诗稿，很喜欢，便欣然接受；接着布罗茨基被驱逐出境，目的地是犹太人的以色列，布罗茨基拒绝，先在维也纳落脚，拜访奥登，受到奥登的友好接待，“在奥地利那几个星期，他像刚孵出小鸡的善良母鸡那样看管我的事情。”奥登帮他穿针引线：向其代理人推荐布罗茨基，建议布罗茨基去见什么人，避见什么人。于是开始有一封封“W.H.奥登转”的电报送到布罗茨基手中，奥登还要求美国诗人协会为刈罗茨基提供一点经济援助，该协会拨出一千美元──这笔钱布罗茨基一直用到他抵达密歇根大学任教。布罗茨基离开维也纳，与奥登一齐到伦敦，在奥登的老友史蒂芬•史班德的家中住了两晚，不久奥登即安排他出席当年的国际诗歌节。第二个分水岭是布罗茨基到美国五年后的一九七七年夏天，他在纽约买了一架打字机，开始用英语写散文和评论。他说，当一个作家用母语以外的语言写作，其原因可能是基于必要（例如英籍波兰作家康拉德），或基于野心（例如美籍俄国作家纳博科夫），或为了取得更大的疏散效果（例如法籍爱尔兰作家贝克特）。但布罗茨基自称，他用英语写作纯粹是为了使自己更亲近他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奥登，也就是“为讨喜一个影子”。他还说，即使他被视为奥登的模仿者，“对我来说也仍然是一种恭维。”十年后的一九八六年，布罗茨基出版了他这些文章的结集《少于一》，立即获得全美图书评论奖，次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因其诗歌成就得奖，但他这本杰出的散文集肯定是他得奖的重要因素。这本散文集除了向俄罗斯现代诗的重要人物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和曼德尔施塔姆一一致敬外，还对一些二十世纪诗坛重要人物如希腊诗人卡瓦菲斯、意大利诗人蒙塔莱和当代同行沃尔科特进行眼光独到的评论。当然还有对奥登其人其诗的评析：〈为讨喜一个影子〉深入展示奥登的成就和奥登对他的影；〈论奥登的〔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则用了五十余页的篇幅抽丝剥茧地分析奥登这首诗。关于布罗茨基这种细读，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称赞说：“布罗茨基对〈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所作的逐行评论，是对作为人类一切知识的清音和更美好的精神的诗歌所唱的最伟大的赞歌，如果可以用评论一词来形容这篇如此欢腾、如此舒畅和如此令人心旷神怡的权威文章的话。”布罗茨基最后一次见到奥登是在伦敦史班德家中。在用餐时，由于椅子太低，女主人用两卷《牛津英语词典》给奥登当坐垫。布罗茨基当时想，“我看到唯一一位有资格用那两卷词典当坐垫的人。”
耶稣宝训：善恶观
　　
　　布罗茨基在《少于一》中有一篇较少受人注意但非常重要的文章，叫做〈毕业典礼致词〉，是他在美国威廉斯学院任教时对毕业同学发表的演讲。说它重要，是因为它披露了布罗茨基的善恶观，从中可以看出他为人处世的方式。这篇文章的核心是耶稣的《山上宝训》，相信读者对耶稣这句话都耳熟能详：“要是有人往你右脸猛击一拳，就把另一边也凑上去。”但是很多人对这种非暴力的理解也仅止于此。
　　事实上这句话还没完，接下去还有：“而要是有人想根据法律控告你，拿走你的外衣，你就把大氅也给他；要是有人想强迫你走一里路，就跟他走两里吧。”耶稣说话有三联徵的习惯，这则训话的重点不在第一联，而在最后一联。其主旨与非暴力或消极抵抗、与不以牙还牙或要以德报怨毫无关系。布罗茨基认为，这番话一点也不消极，因为它表明，可以通过“过量”来使恶变得荒唐；它表明，通过“大幅度的顺从”，可使恶变得毫无意义，从而把那种伤害变得毫无价值。他还举了俄罗斯北方一所监狱发生的一件事做例子。有一天早上，监狱看守向囚犯们宣布，要把放风场里堆得两三层楼高的木材劈光，并要求囚犯们与狱方人员一齐劳动，进行 “社会主义竞争”。这时一名青年囚犯问道：“要是我不参加呢？”看守答道：“那你就没饭吃。”接着大家都鼓足干劲劈起木材，那个囚犯也加入了。但是当大家停下来吃午饭的时候，他仍继续挥舞斧头。囚犯和看守们都取笑他。到了傍晚时分，看守们换班了，囚犯们也停工了，但那青年囚犯仍继续挥舞斧头。五点过去了，六点过去了，那柄斧头仍在上下挥舞。这回看守和囚犯们不得不认真瞧起他，他们脸上那嘲弄的表情也逐渐变得迷惑继而恐惧。到七点，那青年囚犯才停下来，也不吃饭，走进牢房躺下来倒头便睡。在他以后坐牢的时间里，便再也没有人号召看守与囚犯进行社会主义竞争，尽管放风场里的木材堆得越来越高。布罗茨基认为，这位青年囚犯可能比宣扬非暴力主义的托尔斯泰和甘地更理解耶稣宝训的真谛。
　　
　　诗艺：孤立的声音
　　
　　布罗茨基无疑是本世纪一位诗歌巨匠，堪与奥登媲美──在我看来，他甚至比奥登更上一层楼。在散文写作方面，他比奥登更完美，简直无瑕可击：他的适而可止的分寸感，他的充满机智和自省的论述，他的练达而又复杂的文风，在我看来都要比奥登略胜一筹。不错，他自称意图模仿奥登。但是，被模仿者往往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弱点，而模仿者却能处处发挥被模仿者的优点和克服被模仿者的缺点，况且布罗茨基远远不是一个模仿者，他是把奥登的文风发扬光大了。我在阅读奥登时，虽然对他的真知灼见拜服得五体投地，但是奥登很多文章都是应邀写书评的结果，其中不免掺杂一些水份，有时候会弄出一些很枯燥的东西。例如他的《阅读》是一篇非常个性化的散文，也体现出他一贯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卓识，但是其中却穿插一页半关于阅读别人的批评文章时本身应拥有什么条件的清单式资料，读起来真是沉闷无比，不得不跳过去──因为那一页半的清单无异于一片美丽风景遭一条新开的沟渠拦腰斩断，哪怕那条沟渠有多大的价值，也是大煞风景的。再如他在《玛丽安•穆尔》一文中评论穆尔小姐的诗歌时，用了呆板的分类法来“解剖”穆尔的作品：“一、动物寓言……二、动物比喻……”，然后是一大段“上纲上线”的评论。布罗茨基在这方面非常清醒，清醒得让人觉得要是跟他面对面，定会忐忑不安。在诗歌方面，布罗茨基虽然也是一位严谨的形式主义者，同样博古通今，但是他也经常破格，有时也写自由诗，并且风格多种多样，不像奥登，讲究得过份。
布罗茨基在严谨的同时有非常浓厚的实/验倾向，他的诗歌之刀既坚韧又锋利：在传统的、现代的基础上掺入崭新的当代感性。几乎所有诗歌形式和体裁都被布罗茨基试穿过，并且都是那么匀称、适度。就〈哀歌〉而言，他写了很多以“哀歌”为题的诗，包括〈几乎是一首哀歌〉、〈罗马哀歌〉；其他标题和体裁如〈牧歌〉、〈变奏〉、〈诗章〉、十四行诗、十二行诗节、〈六重奏〉、无题、八行诗、三行诗节、圣坛诗（圣坛形图案诗）、夜歌等等，几乎所有大师试过的并取得成绩的形式和体裁他都要试。至于风格，他更是多种多样，既可以写得很深沉广阔，又可以轻松讽剌；可以写得很日常化，又可以进行玄思冥想。在诗行的安排方面，他既可以工整严格，又可以长短不一。在意象的采集方面，从鸡毛蒜皮到海阔天空，从天文地理到机械设备，简直无所不包，又都可以运用自如，科学的意象一进入他的诗句就立即变得服服贴贴自然而然。总之，他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之间取得难得的平衡。
　　在这一切的背后，布罗茨基那个孤立的声音一直弥漫着。这种孤立的声音是他的总体作品给人留下的印象，在具体作品上，他的声音是安静的，而他本人也一直偏爱诗歌中安静的声音。这又与他强调非个性化有关，这方面布罗茨基从奥登那里获益非浅，尤其是诗中很少出现“我”。在奥登三百多页的《短诗合集》背后的首句索引里，以“我”开头的也仅有四首。做个比较：《阿赫玛托娃诗全集》七百余页（前言后语及注释不计），索引里以“我”开头的有一百余首；《曼德尔施塔姆诗选》一百三十五页，索引里以“我”开头的则有近二十首。布罗茨基不仅在诗中避免用“我”，就是在散文中，甚至在自传性的散文中，尤其是在感情开始触动他的时候，也往往用“one”来代替“我”。这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不同的译法，“一个人”、“我们”、“你”、“谁”、“我”、“本人”或乾脆不译出来。在布罗茨基的语境中这个词往往要译成“一个人”、“你”或乾脆不译。他醉心于细节，醉心于具体描写，醉心于名词，醉心于发现。他在谈到奥登的魅力时说：“奥登真正吸引我的首先是他看问题的超然与客观。他有一种看问题不受环境与个人意见影响的能力，并能从不同方面的细微关系来看待自己熟悉和不熟悉的现象，特别是熟悉的。我以为那就是说对你认为了解的事物要多发呆、多想像。”布罗茨基本人的作品正是“超然与客观”的最佳范例，而他确实也很注重处理熟悉的事物，处理它们的微妙关系。只是，由于他声音平稳安静，语调倾向于冷淡，词语、意象陌生而坚固，处理的时候又超然而客观，故很多读者（包括中文读者和英文读者）并不能很好地理解他 ──阅读他的作品同样需要一种安静的、“微妙的”阅读心理，因为布罗茨基“既不大惊小怪，又不多愁善感”。一般诗歌以及一般读者对诗歌的要求都是有起伏，有高潮，有出人意表的文字碰撞，这些都是好诗的要素，不但使诗人自己着迷，也能剌激读者。但是布罗茨基有点不一样，他的诗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起伏、高潮，或者准确一点说，他在诗中把这些东西压住，不对它们作耸人听闻的强调，他是在退潮的时候开始，而不是刻意去营造高潮，因这里“冰河时代前的胃口”仍然会被猎奇的读者看中，但是从“微妙关系”来看，用“立方形”、“长菱形”、“平行六面体”和“几何状”这些枯燥的数学术语来描写（华盛顿冬天的）黄昏，对老练的读者和诗人来说不啻是一种“发现”。

夏花

诗人有权力把一切都当成诗来写——约瑟夫.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


　　 他拥有一切真正的诗人该有气质。执拗，孤傲，恶毒，矛盾，情绪化，坚持认为诗是语言和文学的最高阶段。北岛曾经说他很讨厌这个人。那事情大概源自于一次欧洲举行的诗会，北岛主动跟布罗茨基搭话，说俄罗斯和中国都是有悠久文明的古国。布罗茨基一点也不给面子，说，俄罗斯是，中国不是。北岛只说他讨厌布罗茨基，却没有说因为那次折了他的面子。看来北岛也拥有一个诗人的特质——小心眼。
　　
　　 看布罗茨基的散文一页，够我看其他人散文三页的时间了。很明显这位诗人把散文在当成诗来写。散文的核心——精神上的连贯——让位给了诗的核心——情绪性的绝对统治和跳跃。看着他的词句你能明显在某处感觉，这里和前面断开了。就连在诺贝尔奖的讲台上，作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年轻的人（1987年时他47岁，最年轻的得奖者为阿尔贝.加缪，44岁），他在开始演说之前也直言不讳的告诉了诸位院士，他这篇讲稿的断断续续和自相矛盾也许会给大家带来不便。
　　
　　 我到现在还依然坚信俄罗斯大地是最合适孕育诗人的土地。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承载这个民族文化的载体——俄语。俄语因为有了格的制约关系，一个句子里的许多成分往往可以随意调整语序。《小于一》中，布罗茨基也谈到了这一点，语言自身对矛盾性的认可为他们带来了内心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所以这是一个抒情的民族，一个全民沙文主义的民族，越是如此的民族，就越是会有大诗人诞生。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会诞生整个人类历史中最恐怖的集权主义。诗的本性和政治专制的本性是相通的。
　　
　　 1964年，24岁的布罗茨基以“不劳而获的社会主义寄生虫”定罪（多么荒唐的罪名，就像最初西方人难以理解“反革命”这一中性词何以会在苏联和中国成为死罪），判处流放劳动改造。后来苏联政府因众多艺术家的干涉释放了他，但还加了一条——政府“欢迎”他离开苏联，并为他准备了飞往他的“老家”以色列的飞机。这一举动显然就如同俄语中"еврей"和"жид"这两个词对布罗茨基犹太人身份的侮辱一样。他没有接受，最终去了美国。
　　
　　 布罗茨基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离开祖国后，并没有对西方民主大加赞扬（当然些许的赞扬还是有的，毕竟那里与专制社会相比还是要自由许多），并且也敏锐的洞察了西方现代文明中同样有对人的扼杀，并且毫不畏惧的直视着。而且对于流亡作家的处境，他也有着本能的关注。原因很简单，许多流亡作家到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里，却发现没有了压迫之后，自己反而没有什么可以写的了。这也就成了那篇用心良苦的《我们称为“流亡”的状态，或浮起的橡实》最初的初衷。这种理性思考的能力在我认为是众多诗人所不具备的，举例来说：比如兰波，马雅可夫斯基和顾城。所以这种理性也是我觉得布罗茨基比兰波伟大的原因。
　　
　　 显然布罗茨基对他的故土俄罗斯大地充满着无限的热爱。从他同北岛的龃龉中就能瞥见一斑。而这也就成了他对美国的不满。在获奖辞中他直言不讳的说，在他现在所生活的那个国家，一个人的物质财富和他的文学无知是几乎相等的。这同他的故国里人们对文学的渴求显然无法相比。《布罗茨基传》里还记录了这样一个有趣的事情：布罗茨基在美国讲课，发现他的学生们竟然都答不出来“丹麦”在哪里。老爷子生气了。“再不读书，你们就要变成奶牛了！”“一个不懂地理的民族是应该被消灭的！”那种俄罗斯知识分子特有的可爱热忱又在让他不由自主的激动了。
　　
　　 我始终觉得，谈作品的时候不要把作者扯进来是最好的。可惜布罗茨基是个诗人。谈论一个诗人的作品不可能不把他本人牵扯进来，因为如昆德拉所说，诗人所写的一切就是关于他自己。诗人觉得诗是最高文体，而昆德拉在《生活在别处》中则完全扮演了一个反诗主义者，几乎把所有的诗人和诗的基础——抒情性都痛骂了一遍。恶毒的斯拉夫小老头以小说家的身份，用小说的形式，对自视过高的诗人们做出了一个完美的还击。对此我很喜闻乐见。
　　
　　 提到布罗茨基不能不提昆德拉。1987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年，是昆德拉第一次被提名。从1987的布罗茨基到1997的达里奥.福，这十年里，真正有资格同昆德拉站在同一平台上的，恐怕也就只有这一头一尾的两位了。而其余的时间瑞典学院的评委在想什么，我无法得知。我还记得49年威廉.福克纳的获奖理由——“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这种对小说叙事本体的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在他之后，只有昆德拉还配得上这份殊荣了。
　　
　　 《文明的孩子》一共收录10篇文章，前5篇是4篇散文+诺贝尔奖的获奖致辞讲稿。后5篇是关于5位诗人——曼德里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奥登和罗伯特.福斯特罗的论述，以及对他们致以的崇高的敬意。如果对此5人无甚兴趣，不看也罢。我非常感谢本书的编者，在中国现在几乎无法买到布罗茨基任何一本完整的诗集或文集，这样一本书的存在，实在是太有意义了。
　　
　　 在诺贝尔奖的讲台上他就曾提到过这五位诗人，说自己小于他们五位中的任何一位。他们虽没得过诺贝尔奖，却比自己有资格的多。
　　
　　 尤其是关于茨维塔耶娃，在一次采访中，他说茨维塔耶娃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记者问他是说俄罗斯吗？他重申了一遍，是整个世界。记者又问那里尔克和艾略特呢？布罗茨基显然生气了，他很不客气的说，“我再重申一遍，在我们的这个世纪，没有任何一个诗人比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更伟大。”茨维塔耶娃曾想要和帕斯捷尔纳克和里尔克都生一个孩子，我想如果她和布罗茨基是同时代的人的话，他们俩一起生一个孩子的可能性显然要大于前两个人。
　　
　　 约瑟夫.布罗茨基，他拥有一切真正的诗人该有气质。执拗，孤傲，恶毒，矛盾，情绪化，坚持认为诗是语言和文学的最高阶段。而他还拥有众多诗人所不具备的一点，那就是他杰出的理性思维。
一首抒情诗更多地是一种实用艺术，他会将作者带向一个情感的极端，或更可能是一个语言的极端。其结果，较之于从前，他更清晰地从一首关于他自己的诗——即他的心理和风格参数——中显现了出来，这也解释了这一体裁在其参与者中流行的原因。
    尽管有实际的功效，但使得爱情诗大量存在的原因，还在于它们是情感需要的产物，被某个具体的接收者所触发，这一需要可能是与那接收者相称的，或者为语言的离心本质所激励，增大自在的力量和体积。后一种情形的结果，既可能是写给同一个人的一组爱情诗，也可能是朝向不同方向的若干诗作。这里的选择——如果人们在需求出现时可以选择的话——并不是道德或精神的选择，而是风格的选择，它依赖于诗人的寿命。就是在这里，风格的选择——如果人们有机会和时间做出选择的话——开始具有了精神后果的意味。因为，出于需要，一首爱情诗最终仍是一种自我陶醉的情感。无论它怎样虚构，却仍然是作者个人感情的表述，这与其说是他所爱的一个人或是他的一个世界，不如说是一幅自画像。
    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们实际的出现是互不关联的。得到注册的是精神成就，那是诗人存在的最终证据，一幅画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额外的东西；对于读者来说，他却是一个负数，因为它是对想象的减少。因为一首诗是一种精神或定：无论对于其读者还是对于其作者而言都是这样。“她的”画像就是诗人表达其情绪、对语言进行选择的方式；读者若去关注次要的东西，便是愚蠢的。“她的”内涵不是她的个性而是她的共性。不要试图去找出她的快相以及你自己在这幅快相边的位置：不值得这样做。显而易见，一首爱情诗就是一个人启动了的灵魂。如果这是首好诗，那么它也能启动你的灵魂。
    因此，还有另一种提供形而上机会的可能性。一首爱情诗无论好坏，却都向其作者提供了一种自我的扩展——或者说，如果一首抒情诗特别地好，或情感持久，它提供出的就是一种自我否定。爱情诗是由存在的需要授意的，这需要并不太关心话语的品质。通常，爱情诗写得很快，修改不多。然而，一旦出现了形而上的特性，或者至少可以说，一旦出现了自我否定，人们就真的能从舞蹈中分辨出舞蹈者来，从爱情中分辨出爱情诗来，从一首诗所描写或所渗透的爱情中分辨出爱情诗来。
    所以说，一首诗并不一定以作者个人的生活真实为基础，它很难使用“我”一词。这里所言的是诗人不是什么，是诗人意识到的与自身不同的一种身份。如果说这是一面镜子，那也是一面小镜子，而且放在很远的地方。为了分辨出镜中的自我，除了谦虚之外，还需要一个分辨出观察者和被迷惑者的镜片。一首关于爱情的诗可能具有关于其对象的任何东西：姑娘的容貌，她头发上的丝带，她住的房子后面的风景，云的飘动，布满星星的天空，一些无生命的对象。也可能是与姑娘毫无关系的；也可能写的是三两个神话人物，枯萎的花束和铁路站台上的雪。但读者仍然能借助其中对宇宙间这一或那一细节的紧张关注而得知，他们阅读的是一首充满爱情的诗，因为爱情就是面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态度——通常是某个有限的人对某件无限的物所持的态度。由此而来的，是由人们控制感情的短暂天性所导致的紧张关注。由此而来的，是这种紧张关注对话语的需求。由此而来的，是它对一种比人们自身还要短暂的声音的寻求。漫步中的缪斯，那位上了年纪的女人，非常注重控制感情。
    帕斯捷尔纳克那句“爱情的大帝，细节的大帝！”的著名感叹是悲哀的，因为所有这些细节都是无足轻重的，细节之微小与关注之紧张也许是不成比例的，同样，关注之紧张与人们的精神成就也许是不成比例的，因为一首诗——任何一首诗，无论其主题如何——本身就是一个爱的举动，这与其说是作者对其主题的爱，不如说是语言对现实的爱，如果说这常常带有哀歌的意味，带有怜悯的音调，那也是因为，这是一种伟大对弱小、永恒对短暂的爱。这无疑不会影响到诗人的浪漫举止，因为诗人作为一个肉体的人，能轻易地意识到自己是短暂的而不是永恒的，他所明白的仅仅是，当爱来临时，艺术是最为恰当的表达形式；在白色的纸张上，人们能达到更高层次的抒情，远胜过在卧室的床单上。

夏花

布罗茨基曾经在若干工厂、锅炉房、试验室、医院的太平间打零工，随一支地质勘探队在前苏联的崇山峻岭、沙漠荒滩、丛林沼泽里到处找矿。在24岁那年，他被指控为“社会寄生虫”被判五年强制劳动，那时，他已无法放下他的笔了：“我在寒冷中长大，把手指缠上/钢笔的四周，以温暖手掌”。而32岁那年，布罗茨基更是在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情况下被告知：当局“欢迎”他离开苏联，并且不由分说地将他塞进一架不知飞往何方的飞机，从此开始了不知何时为尽头的流亡国外的生活。

              所有可能失去的都已完全
              失去。但也差不多得到
              我的全部追求”

                    ——《一九七二》片段

      对布罗茨基来说，离开那个卡夫卡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值得快慰的事情。现实是如此无聊，又令人生厌，政府忙于治疗战争的伤口，学校充满了牛皮大话，平民在家中需要时刻提防手执搜查证的人闯入内室……一切犹如一场变形记，而他终于可以离开了，虽然永远无法摆脱。

      布罗茨基无疑是二十世纪一位诗歌巨匠，但我首先惊讶的却是他的散文。如此完美！简直无懈可击。他的语言机智而内省，文风练达又复杂，无不体现着他孤傲、平稳、坚定的个性。无论是《小于一》，还是《文明之子》，或者是《诗人于散文》，尤其石破天惊的是他那篇《奥顿诗〈一九九三年九月一日〉析》。（布罗茨基曾自称，他用英语写作纯粹是为了使自己更亲近他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奥登。）在这篇评论文章中他用了三十六页的篇幅，抽丝剥茧地分析了奥登这首诗。也正是这篇文章让我明白，好的诗歌是怎样写出来的，而好的诗歌又需要怎样去阅读。这几乎影响了我以后的所有阅读和写作。

      我总是想弄清楚一个人怎么会有如此多的热情和勇气？几乎所有的诗歌形式和体裁，都像鞋子一样都被布罗茨基试穿了一遍。比如以《哀歌》为例，他写了很多以“哀歌”为题的诗，包括《几乎是一首哀歌》、《罗马哀歌》；其他标题和体裁如《牧歌》、《变奏》、《诗章》、十四行诗、十二行诗节、《六重奏》、无题、八行诗、三行诗节、圣坛诗（圣坛形图案诗）、夜歌等等，仿佛所有大师试过的，并取得成绩的形式和体裁他都要拿来试一试。至于风格，他更是多种多样，既可以深沉广阔，又可以轻松讽刺；他可以写得很日常化，也可以进行玄思冥想。在诗行的安排方面，他既可以工整严格，又可以长短不一；特别是在意象的采集上，从鸡毛蒜皮到海阔天空，从天文地理到机械设备，几乎无所不包，又都运用自如，甚至科学的意象一进入他的诗句也立即变成了一只只温顺的老虎。

　　而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切的背后，布罗茨基那孤立的声音一直弥漫着。这种孤立的声音是他的总体作品给我留下的印象，而在具体作品上，他的声音是安静的，他本人也似乎偏爱诗歌中安静的声音，也许这与他强调非个性化有关，布罗茨基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说过：“诗中具有一切的回声”， “诗就是诗人的传记”，“诗就是其作者的自画像”。但他不仅在诗中避免用“我”，就是在散文中，甚至在自传性的散文中，尤其是在感情开始触动他的时候，也往往用 “一个人”、“你”来指代。他醉心于细节，醉心于具体描写，醉心于名词，醉心于发现，醉心于发呆和想象。  

      布罗茨基的作品在我看来是“超然与客观”的最佳范例，他注重处理熟悉的事物，处理它们的微妙关系。他的声音平稳安静，语调倾向于冷淡，词语、意象陌生而坚固， 既不大惊小怪，又不多愁善感。他的诗歌甚至不要求起伏、高潮和出人意表的文字碰撞，准确地说，他是在诗中把这些东西压住，不对它们作耸人听闻的强调，他经常是从退潮的时候开始，而不是刻意去营造高潮。  

             九月的第一天是星期二。  
             雨泼了一整夜。  
             鸟儿全飞回了南方。  
             我多么孤单，又多么勇敢。  
             甚至没有目送它们远行。  
             寂寥的碧空被击碎。  
             雨幕遮起了它最后一点湛蓝。  
             我不需要南方。  

                ——《献给奥古斯塔的新诗篇》片段

             洗衣妇桥上，你和我伫立
             如钟表的两条长臂在夜半时分
             拥抱，紧接着别离，不是一天，
             而是日复一日

                ——《洗衣妇桥上》片段

      最初读到布罗茨基的这些早期诗时，就不由地被迷住了。接下来是他那些《无乐的歌》，还有那些《言辞片段》里的诗作，所有这些，都是百读不厌的，这也许就是所谓的诗歌的魅力吧。更重要的，是布罗茨基像一个老师教会了我如何去看待生活和文学。作为二十世纪黑暗的洞察者和穿越者，布罗茨基曾经问道：“哪种黑暗更加糟糕？是屋里，还是身外？”现在他将这个问题留给了我们。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布罗茨基病逝于纽约。俄罗斯的通讯社在报导他逝世的消息时说：“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殒落了。”这可以说是自普希金以来最光荣的赞颂。布罗茨基在谈到英国诗人W.H.奥登时曾说，奥登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在我看来，布罗茨基也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之一。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向布罗茨基的遗孀发去唁电时说：“连接俄罗斯当代诗歌和过去伟大诗人作品的纽带断裂了”。这句话虽然出自一位政客口中，却是准确的，事实上这条纽带岂止是俄罗斯的，而是世界性的，现在它断裂了。

夏花

布罗茨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
      很多年前，只要站在书架前，我就会感到一种幸福。很多年后，我发现其实我真正翻阅的却只有其中的十几本书而已，通常它们也没有被放置在那个大书架上，大多散乱地扔着，在我随手即可拿到的地方。这么多年，我一直断断续续地翻阅着它们，从未觉得翻够，约瑟夫*布罗茨基的《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就是其中之一。

      这是漓江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其中之一。1990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定价：平7.65元。
      回忆上世纪的90年代初，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那时候，我们多么疯狂！我们找一切可以找到的书，白天，黑夜，朋友们聚在一起谈论的，除了文学还是文学。可以为对某一作家的看法分歧争吵得面红耳赤，可以出没在新华书店和图书馆，像一个个南方游击队员，如果发现一个不久前听说过的外国名字就相互转告，我们沉浸在文学的世界里，书本成为第一和唯一的现实，我们互相批评作品，交流创作心得，创编自己的地下刊物。

      布罗茨基的出现，也许是一颗原子弹，他彻底改变了我个人对现代诗歌的理解。相信他同时也影响了当时正在写作的一代中国诗人。虽然在布罗茨基以前，我们已经阅读了如艾略特、惠特曼、海明威、福克纳、塞菲里斯、埃利蒂斯、里尔克……等许多欧美作家的作品，但就我个人而言，《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就如同一本圣经。他那些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散文和令人信服的文学评论，以及让人叹为观止的诗歌让我震撼无比，并且至今仍影响着我。

      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年5月24日出生在列宁格勒，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5岁开始写作诗歌，也是那年一个冬日的上午，课才上了一半，他突然站起身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校门，自动退学的原因是由于“年幼，不得不受他人和环境的操纵而对自己产生的厌恶”，以及被“自由”和“那被太阳晒得暖洋洋的无尽头的大街所产生的隐秘的快感”所吸引。

夏花

哈维尔与布罗茨基之争
贝岭
一，布罗茨基质疑哈维尔
　　文字有时真的奇妙。
　　如果说布罗茨基是一位高智慧的诗人，善以雷霆万钧般的文字拷问力量，密集地将他的质疑掷向对手的内心深处。而哈维尔，则好用他政治家低调的老练和思想者四两拨千金般的不疾不徐从容回应。所以，他们的思想一旦发生碰撞，擦出火花，必将足够精彩。
　　一九九三年，美国知识界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杂志《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Books）上，美籍俄罗斯诗人（一九八七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Brodsky）针对哈维尔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后共产主义的噩梦》（ThePost-CommunistNightmare）一文，写了一封很长的公开信，质疑作为总统的哈维尔在这篇（他获得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授予其总统勋章时发表的）演讲中提出的许多见解，哈维尔为此写了回覆的公开信，并在信中邀请布罗茨基能约个时间和他见面沟通。
　　作为我此生读到的最发人深省、也是最精彩的思想论战，这两位既有深厚欧洲文明背景，又有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经验的作家在文字上的一来一往绝对令人神往，而且一直让我难以忘怀。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到作为总统府的布拉格城堡拜访哈维尔，在交谈时，我特地询问哈维尔，他后来是否和布罗茨基见过面，并一起坐下来深入探讨他们显然有着巨大分歧的观点，哈维尔沈吟了一下，告诉我，他还没有机会和布罗茨基见面交谈。看得出来，他对我会关注那场论争颇感讶异。
　　“可是，布罗茨基已经过世了。”我说。
　　“什么！他已经去世了？真的吗？”哈维尔一下子愣在那里，他惊呆了。
　　“由于心脏病突发，他已于一九九六年一月在纽约去世了……”我说。
　　交谈在一瞬间凝固了，我那句未说完的话，似乎也僵立在空气中。哈维尔睁大眼睛望着我，那碧绿色的瞳孔一动不动，透着一种复杂的、让我难以看透的神态。我也呆在那里，我和他都被震惊了，但震惊的原因各不相同。他震惊的是，那位真正触到他痛处的对手过世了，而那场论争也无从继续了。
　　我震惊的是，布罗茨基已经逝世整整两年九个月了，哈维尔竟不知。难道，因为做了总统，他不仅远离了文学世界，甚至连如此重大的文学事件也浑然不知了？
　　我看着哈维尔，哈维尔则看着正紧张地不知怎么应付老板的两位助手，显然，他对助手们未能提供关于布罗茨基逝世的消息颇为恼火，可这两位只知道政治世界的助手，完全不知道布罗茨基是谁，甚至搞不清楚他的老板究竟和布罗茨基发生了什么。最后，哈维尔不得不向他们解释我们这一对话的来龙去脉。我看出哈维尔的窘迫，我不仅触及了一个敏感、微妙的话题，而且将一个噩耗带给了哈维尔。
　　我知道，哈维尔这些年病得很重，多次和死神擦身而过。就是在此刻，在他见我之时，我面对的仍是一位大病初愈，面庞浮肿，满身透着疲惫的哈维尔。
　　那十年，哈维尔所经历的几乎都是政治、政治、政治。假如我没有记错，一九九六年一月，他深受人民爱戴的原配妻子奥尔嘉（竟和布罗茨基同年同月）因患癌症逝世了。那之后，他经历着丧妻之痛、肺癌、肠穿孔，多次的高烧，七次入医院抢救。后来，他还要和他的政治对手前总理克劳斯进行对于捷克未来的重大辩论。也许，他真的无暇知道文学世界里的任何消息。
二，布罗茨基为何批评哈维尔
　　布罗茨基是一位真正的文学天才，他在十四岁那年就厌倦了任何制式化的学校教育，从中学退学，之后便再也没有去学校读书，他是一位天性厌恶权力、甚至专和统治者作对的倔头，他痛恨谎言，好修理那些自以为是的家伙。他对诗歌保持着最高的敬意，并将诗视为人类良知最后的庇护所。他早年的诗带有古典的哀婉，孤立卓绝，没有一丝杂音。一九九六年一月，他在定居的纽约，因心脏病突发在睡梦中逝世，那一年他才五十六岁。他的遽然逝世曾让我沈痛不已。
　　布罗茨基逝世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代表俄国在哀悼这位前苏联流亡诗人的唁电中，称他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是继普希金之后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他痛悔苏联将他驱离祖国，称这是俄罗斯永恒的耻辱。叶利钦又说，在这之后，我们又没能及时将他迎回祖国，这是俄罗斯永远的遗憾。他发誓，一定要迎回布罗茨基的遗体，让他的灵魂和躯体都安葬在俄国的土地上。
　　在这篇演说一开头，哈维尔说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小故事，他说：“记得曾有一段时间，我的朋友和故旧总会在街上避开我，虽然我自己从未那样想过，但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把我看成他们的良心，如果停下来和我交谈，就会感到不得不为自己没有去反抗那个政权而道歉，要么就要向我解释为什么他们没有那样去做，亦或是以宣称反抗无论如何也无济于事来为自己辩护。对警察可能跟踪我的恐惧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原因，和我交谈会使他们的处境变得复杂。与其如此，不如就不走近我。这样既可以省去不愉快的对话，同时也避免了可能随之而来的迫害。简单地说，我成了这些朋友的一种不方便，而对于不便最好避开为是。几十年来，民主世界最主要的噩梦是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雪崩般坍塌三年后的今天，另一个噩梦──后共产主义──似乎已取而代之。……”
　　正是这个小故事，和哈维尔推导出来的结论，触动了敏锐的布罗茨基，看得出来，布罗茨基已对哈维尔关注多年，他读出了这篇演讲里有着某种政治家或政客惯用的带着取悦大众味道的“宽宏大量”。布罗茨基当即写下这封视野广阔、洋洋洒洒、诚恳但不乏讥诮的公开信，那是一封不仅写给总统，也是写给作家同行，甚至是写给同在极权制度下坐牢的狱友哈维尔的信，布罗茨基写道：“在我看来，总统先生，你那出名的礼貌，在这里，似乎没有为你的事后聪明带来多少益处，你真的敢肯定人们当时回避你，仅仅是因为出于尴尬和担忧──潜在的迫害，而不是因为他们想到那个制度表面上的稳定而瞧不起你？你真的敢肯定他们之中没有人把你当成一个被监视的、厄运将临的人，在这样一个人身上浪费太多时间是愚蠢的？……难道你没有想象过他们在黄昏时分对他们的妻子说：‘我今天在街上看到哈维尔。这下够他受的了。’或者，难道是我误解了捷克人的个性？”布罗茨基甚至尖锐地指出：“因为一个与邪恶抗争或抵制它的人几乎会自动地把自己当成是善良的，从而回避自我分析。”
“人类的邪恶永远如此。地理名称或政治术语提供的不是一个望远镜或窗子，而是我们自身的影子：即人类消极潜力的影子。我们在世界这个部分于超过三分之二世纪里发生的事情之广度，是不能以一个‘共产主义’就可以勾销的……你所指称的‘共产主义’是人性崩裂，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一个人类问题，是我们的种类的问题，因而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本性的问题。无论是作为一位作家或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你都不应该使用术语来模糊人类邪恶的现实——我应加上一句，术语是邪恶为了模糊它自身的现实而发明的。”
三，哈维尔对布罗茨基的反应
　　哈维尔一读到《纽约书评》转寄来的布罗茨基的公开信后，立即在《纽约书评》上向布罗茨基回覆了一封短信，信中亦不乏反唇相讥的智慧。他说：“由于你的道德力量和才能，你和其他相对来说仅是一小批的作家，接下了俄罗斯十九世纪伟大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以及少数几个不可压抑的艺术家，例如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斯坦姆、巴别、佐先科甚至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工作。你向往自由，而你赢得了。当你的亲密或疏远朋友看到你为那种胜利付出代价而离开他们走向监狱，他们很有可能会说，他们一点也没有感到正处于自由所带来的不方便危险中。说不定他们还由此而获得了某种见不得人的满足哩。……”
　　那个布拉格阳光灿烂的夏末上午，我和哈维尔交谈时涉及的范围广泛，他像是一位和蔼的长者，我感受着他的腼腆、轻松、幽默感和获知布罗茨基逝世后的沈重，他那深思熟虑的政治家式的反应能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哈维尔跟我在关于他和布罗茨基论战这个话题上的交谈是这样结束的，哈维尔对我说：“其中有讨论到本质意义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可是那次的讨论并不成功，混乱了，我不把它当作我思想和著作中辉煌的部份。”
　　我能了解也理解哈维尔的遗憾。但我从他们的讨论中获得了巨大的快感并由此引发了更多的思考，我确信，作为总统的哈维尔和早年作为剧作家、一个异议份子的哈维尔之间有着差异。对于应该怎样看待人类、人心和人性？作为作家的布罗茨基和已是总统的哈维尔看待问题的视角已显然不同。哈维尔虽不是一个喜欢用简单的文思取悦大众的人，但哈维尔写这篇演讲时面对的恰恰是大众，正如布罗茨基所说：“有些事是随着讲坛而来的，不过我们应该抵制它，……”作为总统的哈维尔已不可能将人类的堕落毫不留情地予以揭示。更不可能不留情面地用文字“拷问”那些当年躲着他的老熟人或认得他的布拉格市民。
　　而布罗茨基不是这样，他昂着头、目光犀利，从不取悦大众。他甚至是目中无人的，但他无视的是平庸，是那些忙着抒发泛滥情感的文人，以及目标短浅的职业政客。多年来，我始终无法忘记他的那句名言──“时间只能使邪恶升值”。就像一九九八年秋天，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Heaney，一九九五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我谈起布罗茨基时令我动容的说法：“我真的很怀念他。当你在约瑟夫•布罗茨基面前，首先你感到你在接近一个能量的喷泉，其次是一个诚实的喷泉。他从不害怕讲真话。但你也是在一个傲慢的喷泉边，但这不要紧，没什么。”
　　哈维尔戏剧性的一生确是传奇。他成名颇早，三十多岁便已是获得欧美戏剧界注目的捷克剧作家。一九七七年，他参与起草了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捷克人权文献“七七宪章”，并成为此一宪章运动的发言人，受到举世注目。他曾多次入狱，饱受邪恶专制政权摧残。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他领导了捷克那场迫使共产党交出政权、温和如“天鹅绒”般的革命，当选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及后来的捷克共和国总统。成为被自己形容为“一个奉善良之命的男孩，以头部撞击一座被邪恶之王居住的城堡，直至城墻倒塌，他自己即成了国王，进而英明统治了许多年。”的一个神话。哈维尔当上总统后，在西方世界有着英雄、圣徒、名士般的光环。这种敬意许多是来自西方知识界对于一位专制政权下受难知识份子不无自卑的倾慕。
四，布罗茨基是彻底意义的“个人”
　　布罗茨基虽也饱受专制政权的摧残，但他是一个彻底意义上的“个人”，一个绝对拒绝使用“我们”，而只用“我”来思考的人，一个极富个性的“高文化的诗人”（切斯拉夫•米洛什CzoslawMilose语），他对人性的黑暗、人类整体的堕落不仅毫不留情地予以抨击，甚至还深表忧虑地开出拯救的药方。布罗茨基告诉哈维尔：“因为除了怀疑和良好的品味外，别无其他抵抗人心粗俗的解毒剂，而我们发现这些东西是融合在伟大文学作品中的，包括你的作品。”他在公开信中建议哈维尔：“你处于一个很好的位置，不仅要把你的知识传达给人民，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医治那种心灵疾病，帮他们成为像你那样的人。……通过向你的人民介绍普鲁斯特、卡夫卡、福克纳、普拉托诺夫、加缪或乔伊丝，也许你至少可以在欧洲的中心把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有教养的民族。”
　　哈维尔未必昏庸，也尚未丧失自我反省的能力，当了十三年总统之后，哈维尔不久前清醒地告诉世人：“这一切其实是命运对我投下的残酷陷阱。因为，我的确是在一夜之间被弹进神话世界，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年，回到地上，更清楚了解到神话只是人类现实的投射，以及世界的构造绝对不像神话那样。于是，在从未尝试成为神话国王，并发现自己确实在历史的意外中被逼上这个位置之余，我并未能免于从令人兴奋的革命世界衰落到官僚例行公事的痛苦。”
　　对于善好沈思的人，这一直指人心和人性的笔战，弥足珍贵。而且，随着布罗茨基的逝去，已成永远的遗憾。

夏花

哈维尔与布罗茨基之争
贝岭
一，布罗茨基质疑哈维尔
　　文字有时真的奇妙。
　　如果说布罗茨基是一位高智慧的诗人，善以雷霆万钧般的文字拷问力量，密集地将他的质疑掷向对手的内心深处。而哈维尔，则好用他政治家低调的老练和思想者四两拨千金般的不疾不徐从容回应。所以，他们的思想一旦发生碰撞，擦出火花，必将足够精彩。
　　一九九三年，美国知识界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杂志《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Books）上，美籍俄罗斯诗人（一九八七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Brodsky）针对哈维尔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后共产主义的噩梦》（ThePost-CommunistNightmare）一文，写了一封很长的公开信，质疑作为总统的哈维尔在这篇（他获得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授予其总统勋章时发表的）演讲中提出的许多见解，哈维尔为此写了回覆的公开信，并在信中邀请布罗茨基能约个时间和他见面沟通。
　　作为我此生读到的最发人深省、也是最精彩的思想论战，这两位既有深厚欧洲文明背景，又有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经验的作家在文字上的一来一往绝对令人神往，而且一直让我难以忘怀。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到作为总统府的布拉格城堡拜访哈维尔，在交谈时，我特地询问哈维尔，他后来是否和布罗茨基见过面，并一起坐下来深入探讨他们显然有着巨大分歧的观点，哈维尔沈吟了一下，告诉我，他还没有机会和布罗茨基见面交谈。看得出来，他对我会关注那场论争颇感讶异。
　　“可是，布罗茨基已经过世了。”我说。
　　“什么！他已经去世了？真的吗？”哈维尔一下子愣在那里，他惊呆了。
　　“由于心脏病突发，他已于一九九六年一月在纽约去世了……”我说。
　　交谈在一瞬间凝固了，我那句未说完的话，似乎也僵立在空气中。哈维尔睁大眼睛望着我，那碧绿色的瞳孔一动不动，透着一种复杂的、让我难以看透的神态。我也呆在那里，我和他都被震惊了，但震惊的原因各不相同。他震惊的是，那位真正触到他痛处的对手过世了，而那场论争也无从继续了。
　　我震惊的是，布罗茨基已经逝世整整两年九个月了，哈维尔竟不知。难道，因为做了总统，他不仅远离了文学世界，甚至连如此重大的文学事件也浑然不知了？
　　我看着哈维尔，哈维尔则看着正紧张地不知怎么应付老板的两位助手，显然，他对助手们未能提供关于布罗茨基逝世的消息颇为恼火，可这两位只知道政治世界的助手，完全不知道布罗茨基是谁，甚至搞不清楚他的老板究竟和布罗茨基发生了什么。最后，哈维尔不得不向他们解释我们这一对话的来龙去脉。我看出哈维尔的窘迫，我不仅触及了一个敏感、微妙的话题，而且将一个噩耗带给了哈维尔。
　　我知道，哈维尔这些年病得很重，多次和死神擦身而过。就是在此刻，在他见我之时，我面对的仍是一位大病初愈，面庞浮肿，满身透着疲惫的哈维尔。
　　那十年，哈维尔所经历的几乎都是政治、政治、政治。假如我没有记错，一九九六年一月，他深受人民爱戴的原配妻子奥尔嘉（竟和布罗茨基同年同月）因患癌症逝世了。那之后，他经历着丧妻之痛、肺癌、肠穿孔，多次的高烧，七次入医院抢救。后来，他还要和他的政治对手前总理克劳斯进行对于捷克未来的重大辩论。也许，他真的无暇知道文学世界里的任何消息。
二，布罗茨基为何批评哈维尔
　　布罗茨基是一位真正的文学天才，他在十四岁那年就厌倦了任何制式化的学校教育，从中学退学，之后便再也没有去学校读书，他是一位天性厌恶权力、甚至专和统治者作对的倔头，他痛恨谎言，好修理那些自以为是的家伙。他对诗歌保持着最高的敬意，并将诗视为人类良知最后的庇护所。他早年的诗带有古典的哀婉，孤立卓绝，没有一丝杂音。一九九六年一月，他在定居的纽约，因心脏病突发在睡梦中逝世，那一年他才五十六岁。他的遽然逝世曾让我沈痛不已。
　　布罗茨基逝世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代表俄国在哀悼这位前苏联流亡诗人的唁电中，称他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是继普希金之后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他痛悔苏联将他驱离祖国，称这是俄罗斯永恒的耻辱。叶利钦又说，在这之后，我们又没能及时将他迎回祖国，这是俄罗斯永远的遗憾。他发誓，一定要迎回布罗茨基的遗体，让他的灵魂和躯体都安葬在俄国的土地上。
　　在这篇演说一开头，哈维尔说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小故事，他说：“记得曾有一段时间，我的朋友和故旧总会在街上避开我，虽然我自己从未那样想过，但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把我看成他们的良心，如果停下来和我交谈，就会感到不得不为自己没有去反抗那个政权而道歉，要么就要向我解释为什么他们没有那样去做，亦或是以宣称反抗无论如何也无济于事来为自己辩护。对警察可能跟踪我的恐惧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原因，和我交谈会使他们的处境变得复杂。与其如此，不如就不走近我。这样既可以省去不愉快的对话，同时也避免了可能随之而来的迫害。简单地说，我成了这些朋友的一种不方便，而对于不便最好避开为是。几十年来，民主世界最主要的噩梦是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雪崩般坍塌三年后的今天，另一个噩梦──后共产主义──似乎已取而代之。……”
　　正是这个小故事，和哈维尔推导出来的结论，触动了敏锐的布罗茨基，看得出来，布罗茨基已对哈维尔关注多年，他读出了这篇演讲里有着某种政治家或政客惯用的带着取悦大众味道的“宽宏大量”。布罗茨基当即写下这封视野广阔、洋洋洒洒、诚恳但不乏讥诮的公开信，那是一封不仅写给总统，也是写给作家同行，甚至是写给同在极权制度下坐牢的狱友哈维尔的信，布罗茨基写道：“在我看来，总统先生，你那出名的礼貌，在这里，似乎没有为你的事后聪明带来多少益处，你真的敢肯定人们当时回避你，仅仅是因为出于尴尬和担忧──潜在的迫害，而不是因为他们想到那个制度表面上的稳定而瞧不起你？你真的敢肯定他们之中没有人把你当成一个被监视的、厄运将临的人，在这样一个人身上浪费太多时间是愚蠢的？……难道你没有想象过他们在黄昏时分对他们的妻子说：‘我今天在街上看到哈维尔。这下够他受的了。’或者，难道是我误解了捷克人的个性？”布罗茨基甚至尖锐地指出：“因为一个与邪恶抗争或抵制它的人几乎会自动地把自己当成是善良的，从而回避自我分析。”
“人类的邪恶永远如此。地理名称或政治术语提供的不是一个望远镜或窗子，而是我们自身的影子：即人类消极潜力的影子。我们在世界这个部分于超过三分之二世纪里发生的事情之广度，是不能以一个‘共产主义’就可以勾销的……你所指称的‘共产主义’是人性崩裂，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一个人类问题，是我们的种类的问题，因而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本性的问题。无论是作为一位作家或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你都不应该使用术语来模糊人类邪恶的现实——我应加上一句，术语是邪恶为了模糊它自身的现实而发明的。”
三，哈维尔对布罗茨基的反应
　　哈维尔一读到《纽约书评》转寄来的布罗茨基的公开信后，立即在《纽约书评》上向布罗茨基回覆了一封短信，信中亦不乏反唇相讥的智慧。他说：“由于你的道德力量和才能，你和其他相对来说仅是一小批的作家，接下了俄罗斯十九世纪伟大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以及少数几个不可压抑的艺术家，例如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斯坦姆、巴别、佐先科甚至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工作。你向往自由，而你赢得了。当你的亲密或疏远朋友看到你为那种胜利付出代价而离开他们走向监狱，他们很有可能会说，他们一点也没有感到正处于自由所带来的不方便危险中。说不定他们还由此而获得了某种见不得人的满足哩。……”
　　那个布拉格阳光灿烂的夏末上午，我和哈维尔交谈时涉及的范围广泛，他像是一位和蔼的长者，我感受着他的腼腆、轻松、幽默感和获知布罗茨基逝世后的沈重，他那深思熟虑的政治家式的反应能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哈维尔跟我在关于他和布罗茨基论战这个话题上的交谈是这样结束的，哈维尔对我说：“其中有讨论到本质意义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可是那次的讨论并不成功，混乱了，我不把它当作我思想和著作中辉煌的部份。”
　　我能了解也理解哈维尔的遗憾。但我从他们的讨论中获得了巨大的快感并由此引发了更多的思考，我确信，作为总统的哈维尔和早年作为剧作家、一个异议份子的哈维尔之间有着差异。对于应该怎样看待人类、人心和人性？作为作家的布罗茨基和已是总统的哈维尔看待问题的视角已显然不同。哈维尔虽不是一个喜欢用简单的文思取悦大众的人，但哈维尔写这篇演讲时面对的恰恰是大众，正如布罗茨基所说：“有些事是随着讲坛而来的，不过我们应该抵制它，……”作为总统的哈维尔已不可能将人类的堕落毫不留情地予以揭示。更不可能不留情面地用文字“拷问”那些当年躲着他的老熟人或认得他的布拉格市民。
　　而布罗茨基不是这样，他昂着头、目光犀利，从不取悦大众。他甚至是目中无人的，但他无视的是平庸，是那些忙着抒发泛滥情感的文人，以及目标短浅的职业政客。多年来，我始终无法忘记他的那句名言──“时间只能使邪恶升值”。就像一九九八年秋天，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Heaney，一九九五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我谈起布罗茨基时令我动容的说法：“我真的很怀念他。当你在约瑟夫•布罗茨基面前，首先你感到你在接近一个能量的喷泉，其次是一个诚实的喷泉。他从不害怕讲真话。但你也是在一个傲慢的喷泉边，但这不要紧，没什么。”
　　哈维尔戏剧性的一生确是传奇。他成名颇早，三十多岁便已是获得欧美戏剧界注目的捷克剧作家。一九七七年，他参与起草了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捷克人权文献“七七宪章”，并成为此一宪章运动的发言人，受到举世注目。他曾多次入狱，饱受邪恶专制政权摧残。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他领导了捷克那场迫使共产党交出政权、温和如“天鹅绒”般的革命，当选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及后来的捷克共和国总统。成为被自己形容为“一个奉善良之命的男孩，以头部撞击一座被邪恶之王居住的城堡，直至城墻倒塌，他自己即成了国王，进而英明统治了许多年。”的一个神话。哈维尔当上总统后，在西方世界有着英雄、圣徒、名士般的光环。这种敬意许多是来自西方知识界对于一位专制政权下受难知识份子不无自卑的倾慕。
四，布罗茨基是彻底意义的“个人”
　　布罗茨基虽也饱受专制政权的摧残，但他是一个彻底意义上的“个人”，一个绝对拒绝使用“我们”，而只用“我”来思考的人，一个极富个性的“高文化的诗人”（切斯拉夫•米洛什CzoslawMilose语），他对人性的黑暗、人类整体的堕落不仅毫不留情地予以抨击，甚至还深表忧虑地开出拯救的药方。布罗茨基告诉哈维尔：“因为除了怀疑和良好的品味外，别无其他抵抗人心粗俗的解毒剂，而我们发现这些东西是融合在伟大文学作品中的，包括你的作品。”他在公开信中建议哈维尔：“你处于一个很好的位置，不仅要把你的知识传达给人民，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医治那种心灵疾病，帮他们成为像你那样的人。……通过向你的人民介绍普鲁斯特、卡夫卡、福克纳、普拉托诺夫、加缪或乔伊丝，也许你至少可以在欧洲的中心把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有教养的民族。”
　　哈维尔未必昏庸，也尚未丧失自我反省的能力，当了十三年总统之后，哈维尔不久前清醒地告诉世人：“这一切其实是命运对我投下的残酷陷阱。因为，我的确是在一夜之间被弹进神话世界，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年，回到地上，更清楚了解到神话只是人类现实的投射，以及世界的构造绝对不像神话那样。于是，在从未尝试成为神话国王，并发现自己确实在历史的意外中被逼上这个位置之余，我并未能免于从令人兴奋的革命世界衰落到官僚例行公事的痛苦。”
　　对于善好沈思的人，这一直指人心和人性的笔战，弥足珍贵。而且，随着布罗茨基的逝去，已成永远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