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弗里斯“再待片刻/让我们站得更高一点”
——诗人塞弗里斯的希腊
张海源
由于“在一种对希腊文化的深热的感情的鼓舞下，创造出了光辉的抒情诗篇”，1963年，瑞典文学院将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奖，授予了时年63岁的希腊诗人塞弗里斯。此时，作为一个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希腊的建立才只有短短的130余年。而在此之前，从公元前146年起，希腊民族先后被凶捍的罗马人和更为野蛮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和奴役了整整2000年。
因此，与我国的情况极为相似，现代希腊最主要和迫切的任务，就是对其民族性的追寻与确认。也与“五四”时期和“新时期”之初现当代文学一样，现代希腊文学，先是在19世纪未经过一切古今希腊语之争，而在进入20世纪后，尤其在卡赞扎基斯、塞弗里斯和西凯里阿诺斯等人为代表的“30年代的繁荣”时，掀起了一场民族寻根之热，其中部分作家把眼光投入过去——即古希腊的黄金时期，以对古代文化辉煌成就的歌颂，来确立民族的自信心。但是以上几位代表，以及其后的埃利斯等作家，都无一例外地质疑了此举的虚妄。
尽管古希腊曾经拥有无与伦比的光荣，但在今天，从精神到肉体，到底还有多少东西，尚能留在骨血深处？那些巨大的神庙残骸，与仍在不断出土的精致复杂的黑图彩绘瓶画陶罐及各种独立雕塑作品，所有这一切，当我们诚实地面对它们时，就不得不发现，“那种成熟的喜悦，那种力量，那种谦逊，以及所有这类物体所象征的那种确信的精神，并没把灵性提高到理智之上，然后将它转移到另一个时代。正如我们今天看到的一样，它们仍然只是被陈列在博物馆清冷的展厅里……到头来人们还是高兴时间的长河已经流过，而且填满了这个地方”。（塞弗里斯的散文《德尔斐》）
他们认为，民族性决非一种经过挑挑捡捡就可以凑成的拼盘，对古代光荣的僭领与自粉的背后，是妄自菲薄的虚弱。相反，正如其他任何事物的特性，所谓民族性，如果真有，你不必强调，它也丢不了，如果没有，无论如何强调，都只是虚张声势。塞弗里斯说，现代希腊人所创造的一切，都属于希腊的民族性，它并非由自命“寻根”者的偏执而得到，而是靠所有优秀者共同创造而形成。
就是说，除非展现出你的自由，否则，只是大唱自由赞歌，不仅不能证明你是自由的，甚至也证明不了你热爱自由的诚意。其他诸如力量、尊严、自豪等一切美德，均与此同理。所谓文化的特性，其本质在于思想。除非你有值得一说的思想，不必去颂拜古人的思想；但思想决非苦思冥想的结果，而是思想能力的结果，它有赖于一种强劲活泼的创造力，以达到对问题的长驱直入。那些喋喋不休的，不过是在以喋喋不休来抱怨自己的愚蠢，他们恰恰是不明真相的人——请砍掉那些用来壮胆和装饰的枝枝杈杈，学会像军刺那样去打磨自己。如此这般，你才能进入事物深处，才能加入“民族性”的创造集体；只有加入这一集体，你才能懂得民族性，才可以言说民族性，然而同时，你也将发现言说的虚妄与无意义。你将沉默，独自去创造。真理只能由真理来证明，也就是说，它只关注自我，圆满于自我，只需、也只能呈现其自身。它宛如一条衔住自已尾巴的蛇，又恰似这样一句禅语：“初心即正觉”。
毫无疑问，对于有创造力者来说，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都只是其思考的出发点和素材。因此，就像常言说的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样，事实上有着许多个希腊。从已有的译著来看，塞弗里斯的希腊，至少可以分为四个层面：神话与历史的希腊、现实的希腊、自然风物中的希腊与未来的希腊。
对于希腊作家来说，地中海独特的风光，作为历史与现实的一部分，是他们与伟大的古代作家们所共享的唯一事物，是其作品中最容易辨识的成分，也尤为所有非希腊的评论家所过分强调。而我相信这其实只是一个误会——怎么说呢？造成蒙田与朱熹之不同的，并不是鹅毛笔与毛笔的差异。与之相近的，是那些作为某种恢宏事物之残留物的古希腊文物。在塞弗里斯的诗歌里，它们既代表了应该抛弃的死去的一切，也是联系今人与古人的更为直接的桥梁，是黄金时代一切令人向往的事物的载体，是掩埋在泥土黑暗深处的生命与民族的根须；从而既是他获取力量的源泉，也是造成他无比沉重之绝望的原因——“醒来时手捧着这颗大理石的头颅，/它耗尽我双臂的力气，然而我却不知/将它靠在何处。/我从梦中醒来它却跌入梦中/就这样我们的生命连成一体/难舍难分。”（塞弗里斯：《神话与历史》）
然而，思想只能产生于绝望，正是在这里，塞弗里斯找到了自己的阿基米德支点——即在创造中不断形成和被肯定的、未来的希腊。“这种信仰受到希腊国土上一切信息的熏陶，扩大和吸收了我们以为早已灭亡的神话，通过实际是同一回事（如赫拉克里特所言）的狄奥尼索斯（象征生的酒神）和哈利斯（象征死的冥王），并在经常寻求另一种复活，一种再生：‘崇高的希腊’。”——“再待片刻/我们将看到杏仁花怒放/大理石在阳光下闪烁/海水碧波荡漾//再待片刻”/让我们站得更高一点。”
看清眼前的事物，需要一种近乎奇迹般的禀赋，即使是伟大的抒情诗，也大多是在事后写成。只有那些深谙要领者的长期凝视，才能发现真正的诗。将广阔的现实纳入诗歌，是以后的事，正如我们看到的，塞弗里斯以对神话和历史的反思，开始了自己的写作。
与同时期写作的卡瓦菲斯对神话学的厌恶正相反，对于从泰勒斯和柏拉图到希罗多德和修西底德的所有古老文化，包括至今仍残存的遗迹，以及自谢里曼以来大量惊人的考古发现，塞弗里斯皆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着精深广博的素养。其前期的诗歌代表作，即赫然名之为《神话与历史》。当然，他既未浅薄地停留在对所谓“悠久历史”的自我陶醉中，亦未卖弄智巧给之予所谓“新的诠释”，而是以对重大现实问题的思考之光，把精挑细选来的历史碎片充分照亮。
奇怪的是，似乎越是明显的事情，就越是容易引起误解；正如其诗歌中的自然风物一样，在塞弗里斯对待传统的态度上，我们再次看到了许多论者的迷误。以对事实之考据为目的的历史学的含糊性，是由于矛盾的证据，或对证据的矛盾解释，而对于面对历史的诗歌来说，除此之外，还要加上其先天的隐喻特质。其实，它甚至不屑于去发现事实背后的所谓 “真相”，神话与历史，只是诗人为演奏自己的乐曲而选择的乐器，就如同钢琴或风笛。比如，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一个世代信奉希腊东正教家庭里出生并长大的塞弗里斯，必然对古希腊有着比基督教更多的了解，但是只有在其日记、书信和评论等散文作品中，我们才偶尔看到对后者的涉及，而在其全部诗歌创作中，即使作为素材和修辞，基督教文化元素也极少出现。这也是希腊现代史中，多数优秀作家不约而同的刻意选择。对于任何民族，都不存在什么“客观的”传统，所有传统，都是当下的创造，是基于未来的一种选择。所以说，看不见未来，就看不懂过去，也看不清现在。
无论神话里的特洛伊战争，还是古希腊的希波战争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比起塞弗里斯那一代人在20世纪所亲历的动荡的深度与规模来，都宛若儿戏不值一起。当我们回顾20世纪上半叶的人类史，奥登的话就一遍遍回荡在我们的心头——“我们都是应征到这个时代来的士兵！”
由于缺乏足够的传记材料，我们无法看到，塞弗里斯始于十二三岁时的诗歌写作，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当年的那几场巴尔干战争所引起的震惊。我们知道，作为浪漫主义以来一场最伟大的心灵解放运动，通过激发和运用潜意识以打破理智对心灵的桎梏，超现实主义思潮给所有文学艺术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而塞弗里斯在巴黎学习法律的后期，正是这一思潮如日中天的时刻，但是他却仅将之视为一种激情奔放的技巧革命，只在读到艾略特的象征主义诗歌时，其心灵才被如痴如醉地被唤醒，这其中的原因，无疑与他本人强烈的现实情怀有关。
不少人据此现象强调，是塞弗里斯第一次把象征主义引人了现代希腊诗等等，仿佛他引进了什么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样。其实，文学创作的方法与风格特征，只在它们为谈论提供了方便时，才有一种实用主义的意义。文学的生命力，既非取决于流派之间的较量，也不受时间先后的影响，甚至也不以其流布的时间与范围来衡量。一切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正是在同一个平面上，显示着各自的伟大。无论在思想还是文学领域，所有雄心勃勃的写作者心里都明白，他与自己之外和之前的全部伟大的先行者，是处于同一个运动场的竞技者。
现代希腊的独立，某种程度上讲，是欧洲新古典主义艺术、尤其是浪漫主义思潮的间接产物。正是大量光辉的文学艺术，激起了欧洲人对希腊的光荣往昔与被奴役现实的热烈关注，同时也唤醒了希腊人民充满强烈自尊的自我认同意识。这也就是对民族性的追寻和确认的热情，之所以如此鲜明地成为了希腊现代文学之基本特征的原因。从19世纪前半叶“新雅典派”的主将索洛莫斯、“1880年代”的帕拉马斯，到塞弗里斯和埃利蒂斯，以及今天仍然活跃在电影界的导演安哲罗普洛斯，一代代人的精神，被这种追寻和确认的犹豫与焦虑、以及偶或的欣喜所鼓舞和统辖。鉴于此欣喜并非来自认知的结果，而是来自创作的过程，是艺术而非思想的赐予，联系到人们为自己设定的宏大目标，不难想象，此种愉悦之与心灵，就像辽阔的地中海，无论怎样强烈的太阳，也只能使其表面的温度约略得到一点提升。
除去对“崇高希腊”的瞻望，塞弗里斯的诗歌里，还弥漫着一种源自亲身经历的、“流亡的异乡人”的忧伤，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的悲悯，对于各种暴力与愚昧的反抗。——“无论走到哪里，希腊都在把我伤害”（《以G•S的方式》），“你知道这些房屋极易愤怒，倘若它们被你掠夺一空”。而在《海伦》里，他谴责和嘲笑了一切战争的虚妄和荒唐——持续了10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原本只为了争抢美女海伦。然而，据欧里庇得斯的同名戏剧，海伦却是在双方皆不知晓的情况下去了塞浦路斯。与帕里斯同床而眠的，只不过是海伦的一个幻影，是神祗愚弄人类的诱饵！“难道这真的只是一个传说？”（塞弗里斯：《海伦》）难道这些古代神话仅仅是一个隐喻？甚至就像当代人类学家们所说的，一切诗歌、思想和文化，都仅仅只是一个隐喻？而一代又一代的思想者，如此前仆后继地用自己的生命创造和丰富着它们——这是为什么？
至此，我们一直在努力分析，塞弗里斯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诗？却没有去讨论，他是如何成为这样的人，又如何写出这样的诗的，我知道这才是许多人更为关心的问题。然而，成为一个优秀诗人的过程，与写出一首诗一样，是一件复杂到难以言说的事情，几乎就像一个秘密。在这方面，常常充斥着一些吞吞吐吐和故作玄虚，就像大人捂住口袋，想让小孩相信里面有糖。而我则更愿意相信塞弗里斯在《给一个外国朋友的信》里所引的圣约翰的一句话——“一个学习某种艺术最精细之处的人，往往不凭借那些初步的知识而径直走进幽深的境地，因为，如果他不把那些东西抛在后面，就休想从它们中解放出来。”过分的思考，正如过分的文学性一样，是妨碍心灵飞翔的孔雀尾巴。
如果我说，塞弗里斯的全部文字只是同一首诗，那就等于什么也没说。因为雪莱早就说过，有史以来的诗人们，共同写的是同一首诗；爱默生说，所有的诗人，只是“一个”诗人的不同化身；马拉美说，世界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达到一本美的书的境界；而帕斯认为，所谓文明史就是人类对于宇宙秘密的“翻译史”。列举至此，我原本打算予以讨论的，诗歌到底可不可以翻译的问题，就业已失去了意义。我觉得自己还是同意帕斯所说的为好——既然创作也是“翻译”，那么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就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很可能，艾柯所谓“误读”的说法，本身就是一个误读——因为它暗示存在着一种“正确的读”。早在1987年和1995年，以翻译《草叶集》而闻名的李野光先生，就两次从英语转译了塞弗里斯与埃利蒂斯的诗集，对中国当代诗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今年5月，译林出版社又一次推出了由李瑞洪先生翻译的，塞弗里斯与埃利蒂斯的两本诗集：《塞弗里斯诗选》与《理所当然》，据我所知，这也是我国第一次根据希腊原文译出。毫无疑问，这是我国读书界一个值得庆幸的喜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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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15 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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