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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布衣木叶 于 2015-5-6 13:41 编辑
刘醒龙：有灵魂的写作
人生在世，最渴望享的不是幸福，不是爱情，而是自由!这也是各个时代的读书人，都要做一做文学梦的原因之一。
毫无疑问，作家是最自由的。这种自由首先表现在灵魂上。并且通过灵魂表现在自己的写作中。明白有灵魂存在，会是一种很好的感觉，它说明人对那些与生俱来的东西还心存敬畏。
上小学时，我曾经对课文《飞夺沪定桥》心存怀疑。不相信所谓二十二个红色英雄，个个是铁打金刚，比神话中那些只有喉节与下巴之间有半寸是肉做的非凡之人还厉害，机枪扫在身上都不留个印子。后来读到两个英国人写的《两个人的长征》，才明白自己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小时候，我从未想过要当作家。之所以后来成为作家，或许正因为自己有灵魂自由的渴望。
任何人一旦对那些与生俱来的东西、那些相伴相生的东西，都不在意，这个人基本上是废掉了。比如，没有羞耻，就叫无耻；没有道德，就叫缺德；没有崇高，就叫猥琐；没有质疑与批判，就会成为行尸走肉。
1825年12月14号，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一批俄罗斯的贵族军官，发动了后来被称为“十二月党人”的暴动。这些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青年军官，想利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突然去世，所有封建王朝都会在自然更替换时出现政局不稳的机会，用暴力改变国体，推动俄罗斯历史的进步。他们的行动遭到了刚刚登基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血腥镇压。独裁者的行刑队，不是用刀，也不是用枪，而是直接在圣彼得堡的广场上，用大炮轰击支持“十二月党人”的示威者，当场打死了1200多人。镇压发生之后，尼古拉一世为了掩饰其血腥与残暴，就把被软禁在俄罗斯南部的伟大诗人普希金，请回圣彼得堡。并在第一时间接见了普希金。沙皇尼古拉当面问他，“如果十二月党人起事的时候，你在圣彼得堡，会怎么做?”普希金毫不迟疑地回答：“如果他们邀请，我一定会参加!”尼古拉很诧异地问：“为什么?”普希金用一句非常简朴的话作为回答：“他们都是好人，好人请我参加，我无法拒绝。”这个故事说明了一点，伟大者从来不事声张，不会说一些高嗓门、高调的话。就像普希金，他用一句“好人”来肯定了“十二月党人”，所以，成为伟大的方式总是极为简单，而伟大者灵魂同样也是如此质朴简单。
对诗人和作家来说，天赋无疑很重要。天赋是我们必须遵守基本写作原则。但是，我们还要记住，天赋是有限的，在有限的天赋之外，还有无限的天职。什么叫天职?那就是“十二月党人”请普希金参加，普希金一定会到场——甚至不用邀请也会到场。就像现在，面对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变迁，面对温家宝所说的“文革运动”有可能卷土重来的危险，写作者不能躲在自己的书斋里，写些残荷败柳、风花雪月，必须让自己的作品融进到这场伟大的变革当中。
天赋是写作者才华所在，天职却是写作者灵魂所在。
好人不一定能成为好作家，好作家必须是一个好人。
文学和做人的道理是相通的。做人要有理想，要寻求生命的价值；文学中也要有生命的理想，也要表达对个人价值的寻求与探索。文学作品中的每一个字都应该用来表现爱，表达爱，要给别人以爱，而且要珍惜来自生活，来自自身之外的哪怕一丁点儿的、最细微的一些爱。
文学不是用来教化仇恨和更仇恨，残暴和更残暴，血腥和更血腥。鲁迅先生曾用一句话来形容当年的社会，“看到的是吃人”。翻开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我们看到的全是杀人。
在长篇小说《圣天门口》中，(这个小说有一百万字，我用六年时间闭关写作，把它写成的)，我用了两条线，一条是实的线，那就是从辛亥之后的1927、1928年开始，一直写到1970前后，就是文革后期；然后另外一条虚线，那就是从中国远古神话，女娲杀共工开始，用中国汉族史诗《黑暗传》这种说书形式贯穿历史，一直写到前一阵，大肆纪念的辛亥革命。虚实两条线，所贯穿起来的，正是中华民族，或者说是大汉民族的人文史。在实线描写的几十年间，发生了很多血腥的、残暴的战争、战斗或者是争斗：中国人杀中国人，中国人杀外国人，外国人杀外国人，外国人杀中国人。我在开篇就设问：“谁是历史上第一个被杀的人?”到最后我依然在问：“谁是历史中最后一个被杀的人?”
曾经有研究者，用统计方法，通过作家对某些词汇的使用频率，来研究其创作心理和风格。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位研究者，用此方法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哪些词汇使用率最高。如果哪一天真的有这样一个汉语语汇使用率排行榜，我相信“爱情”“母亲”“回家”等几个词，一定会站据前几位。同时，我还相信，“敌人”这个词，也会排在十分靠前的位置。
在一百万字、三卷本的《圣天门口》中，我自认为做了一件了不起、对中国当代文学十分特殊的贡献。小说里的人事，无论如何争与斗，都没有用“敌人”这个词作为称呼。
小时候，学校进行革命教育，老师带我们去一个叫“烈士塘”的地方，这个地方被杀的全是红军。我们去的时候，还能看到没有人收拾的累累白骨。当年红军的一个独立连，在那里驻守，却在一夜之间，因为内部“肃反”而被杀光。后来，我去红安革命烈士纪念馆，在革命烈士纪念馆上看到了被我后来成长的那个地方，被人视为魔鬼的一个名叫“曹大骏”的人，这个人在红安革命纪念馆上有大幅照片，下面写着“董必武的学生”，“革命先驱”。因为在英山，我的童年教育当中，当地所有大规模杀戮的事件都是“曹大骏”干下来的。那时候我突然就不明白了，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这种困惑有很多年。后来的明白，得益于现代文明的进步，海峡两岸关系的解冻。作为后人，对于前辈干下的，当然是不可挽回的历史当中的一些让人叹息的事情，如果还用他们当时的观点，我们还叫后人吗?我们这么些年的教养还算什么呢?我们不就白读过书了么?白受过启蒙了么?
在生活当中，我们也许认为“朋友”这个词是不靠谱的，是靠不住的，因为朋友是最容易发生背叛的。其实，最不准确的应该是“敌人”这个概念。
前几年，上海市教育界在编写语文课本时，将那篇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删去了。弄出一场很大的风波。却很少有人知道，比“狼牙山五壮士”早三年零三个月的“陕军八百壮士投河”的壮举。
在武汉市最繁华的汉口中山公园内至今还有一座受降碑，上面镌刻的孙蔚如将军亲自撰写的铭文：“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十八日，蔚如奉命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率二十一万人签降于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题。”
孙蔚如是西北军领袖杨虎城的结拜兄弟。“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号)后，杨虎城被迫自我流放国外，临行前，将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西北军交给了孙蔚如，并一再告诫：一定要牢记“兵谏”之初衷，一切以抗日大局为重……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1938年3月，日军牛岛、川岸两个师团，兵临山西风陵渡。孙蔚如向蒋介石请战，并向国民政府和陕西民众盟誓：余将以血肉之躯报效国家，舍身家性命以拒日寇，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但闻黄河水长啸，不求马革裹尸还……蒋介石批准了孙蔚如的请战要求。1939年6月6日凌晨3时许，日军兵分九路进攻孙蔚如所辖部队主力177师所在的陌南镇，很快就突破的第一道防线。177师只好退守镇内。驰援的38军途中遭到日军的封锁，战至下午4时许，陌南镇失守，177师全体官兵被日军逼到了黄河岸边。面对着日军愈来愈小的包围圈，师长陈硕儒命令40名机枪手排成一道墙，一声令下，40名机枪手甩掉血渍斑斑的军衣，端起机枪杀向敌阵。自以为胜券在握的日军，万万没有想到177师会杀个回马枪，一时乱了阵脚……177师杀出重围，到中条山腹地休整数日，收拢散兵后再杀回陌南，粉碎日军的扫荡。成为史称“六六战役”中的一段“神话”。
然而，177师杀出黄河滩时，有两支队伍没能跟上，他们是新兵团和工兵营。新兵团有一千多人，都是些十七岁左右的新兵。小战士们在黄河滩上与日军舍命拼杀，在牺牲二百多名弟兄后，八百多人被逼到河岸边一百八十多米高的悬崖上。史料是这样记载的：八百多名年轻的中国士兵站在高高的悬崖上，身后是奔腾咆哮、一泻千里的黄河；面前是密密麻麻、张牙舞爪的鬼子兵；放眼望去，东、西、南、北重峦迭嶂，云雾飘渺处则是他们的故乡……一位被鬼子的战刀砍断胳膊的战士双膝落地，向着西北方向，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然后站起来，一头扑进黄河……八百多名小战士学着断臂壮士的样子，齐刷刷地跪在悬崖上，向着家乡跪拜之后，一起跳进奔腾的黄河……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西楚霸王独自刎颈于乌江，感动了整个中国历史。狼牙山五壮士，同样感动了几代中国人。然而，黄河边上的八百壮士却少有人知道。
我一直想不通，当下的电视屏幕上，那来那么多的“敌人”!而且这些“敌人”，除了帽子和制服不同，说话时某些名词的不同，其余各个方面，再难找到明显的区分。
现在的时尚阅读中，流行一种叫“穿越”的文体，假使让“狼牙山五壮士”和“陕军八百壮士”，也能“穿越”，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的战场上相遇，我们会忍心将他们相互称之为“敌人”吗?
历史有时候会真的玩“穿越”。
历史一旦“穿越”，就会变成无可挽回的莫大悲剧。
二战后期的《波茨坦公告》约定，在亚洲，美国、苏联、中国等战胜国要对日本进行占领。1945年的3月，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陆军总司令部就拟定了一个占领日本名古屋、京都、大阪和神户的计划。46年初，经过战胜国之间的协商，决定由中国派一个陆军师去占领日本名古屋。46年的2月份，当时的国民政府军军令部，下令调派当时驻扎在云南蒙自的荣誉二师(这是一个缅甸远征军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部队)进军名古屋。5月份，当时国内媒体做了大幅度的报道，这个部队从越南的海防上船去往名古屋，在大海上航行的时候，突然接到蒋介石总统的命令，整体改变航向，前往苏北地区，在苏北起岸之后，直接投入到与陈毅统领的新四军的民族内战，短短十几天时间便全军覆灭。
历史很吊诡，想想如果他们当初没有改变航线，而是直奔名古屋，在名古屋驻扎下来，荣誉二师作为当时国民政府军当中的王牌之师，不仅整个建制都可以保留下来，甚至有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某种象征，而对中国当代史的产生巨大的影响。
由八路军和新四军改编而的华东野战军，正如“狼牙山五壮士”；而同属国民政府军的177师与荣誉二师，正如“陕军八百壮士”。本来你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慷慨捐躯，我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慷慨捐躯，一样的英雄，一样的壮士，到头来却“穿越”成两败俱伤的生死对手，这已经够我们这些后来者扼腕叹惜了，如果还要将他们描写成你死我活的“敌人”，这样的写作者，就算不是无耻，最少也是无良和无知。
孟子曰：仁者无敌。这句极为简单的话，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思想主线，也是中华几千年文化传国的主线。谁敢设想，如此重要的文化思想，如此常用的雅词敬语，竟然没有收入各种辞书。1978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辞典》第1065页，解释了从“仁爱”到“仁至义尽”等各种与“仁”相关的词语，却缺失了“仁者无敌”。2002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辞典》(增补本)对此也没有作任何变更。还有新版《辞海》、老版《辞海》、新版《辞源》、老版《辞源》，同样如此。不要说日常工具书，就是专业的《古汉语辞典》、《四书五经大词典》，一概没有收录。仁者之无敌，不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独霸天下独孤求败，不是杀人如麻，万马千军中取人首级如探囊取物，不是三十六中的阳谋与阴谋，样样使得出神入化，而是仁者根本没有敌人。
《圣天门口》中有句话：用人的眼光去看，普天之下全是人。用畜生的眼光去看，普天之下全是畜生。
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着一位叫马丁尼莫拉(MartinNiemoller)的德国新教牧师留下的发人深省的短诗：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当我们只讲天赋，不讲天职；只讲技术，不讲伦理；只讲利益，不讲气节；只讲欲望，不讲灵魂；总有一天，如此种种的短视，会转过身来伤害到我们自己。
人和动物不一样，人是有精神境界的，离开了精神境界，只为物质而活着，人最终会被自己所毁灭。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痴迷《红楼梦》，就因为《红楼梦》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最伟大的文化精神。《红楼梦》里面有一段香菱学诗的描写，十分精彩，除了是艺术上的点睛之笔，更是中国人文精神的精彩体现。
香菱学诗，不就近找宝钗，非要求远拜黛玉为师。除去因为宝钗是主子和小姑子等等不方便处，更是因为宝钗一开始就不赞成女孩子学诗，她自己能写几笔也是为了娱乐，并不当真。所以才总是劝告黛玉，不要因为书本而移了性情。宝钗爱诗(爱文学)是为了娱乐。黛玉却是将诗(文学)与生命融为一体，她的《葬花词》“一年三百六十天，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每个字都是在抒写自己。在宝钗那里，诗只是不同平仄分别组合的一种语言技巧。黛玉却说：“若是得了奇句子，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什么是奇句子?当然是一般时候感悟不到的东西，就像我们能将日常生活过得行云流水，却难于把握自身命运。黛玉是诗当成能够挑战命运的另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生命。
2010年5月9号的《长江日报》上，有记者为诗人叶文福写的专访，首次公开提及，当年因为那首抒情诗《将军不能这样做》，曾有二十一位将军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枪毙他。理由是丑化解放军，毁我钢铁长城。
诗人被关进文字狱后，比诗人小二十一岁的王粒儿，在诗人最困难的时候毅然嫁给他，于1990年6月6日写下一首名为的《绝唱》的诗：(1989年6月到1991年12月,我和我的爱人，经历了562天生死两茫茫的日子。爱人进了关押死刑犯的囚牢。我们的孩子才出生两个月。白天，父母日渐憔悴的面庞,日益增多的白发和同样与日俱增的慈爱，和怀中的孩子，让我不敢流泪。到了夜静人眠时刻，我才听见我魂魄的呼唤，我才听见我的魂魄的绝唱——那才是我生命的真实，那才是我对自己的爱情最崇高的理解。)泪海已枯竭/裸露了狰狞的陆沉/夜的谷底 你如风袭我//今夜 我要点燃十指/为你照亮/今夜 我要将长发长成古藤/触须搜索如墨的夜/我该怎样泣血如路/指引你攀援而来//今夜 无论你是人是神是鬼/只要你轻叩我挂满珠泪的窗口/我都葡匐于地/亲吻你浑体的伤痛和血污/跪奉我的青春我的花瓣/即便你奄奄一息/我丰盈的乳汁足以使你起死回生/——怎么还不来呢//我是你千年不死不碎的焦尾/生命之弦为你而颤而栗/我裸卧于你面前起伏似水/灼热的琴弦一触即发/今夜 你是高山我是流水/你是春江我是花月/来吧 揽我于怀/弹我 将我弹成/千古绝唱!
新时期的诗人有不少，唯独叶文福至今还深受尊敬。有些人本来就是东施那样对叶文福效颦，在政治利益诱惑下进行写作上的政治投机。同样是抒情，一种是诗歌情怀，一种是政治图谋。与某些人截然不同，某些人只不过是丑陋的政治衍生品。
叶文福的妻子先前不曾写诗，后来也不曾写诗，能在那种非常时期，写出如千古绝唱般的诗作，正是黛玉所说的，是因为她得到了生命中的“奇句子”。我们常说，人生是一部瑰丽的诗篇，其道理就在于，最好的诗与文章，是用生命和灵魂抒写出来。
一个民族的文字必须表现这个民族的灵魂力量，假如认为灵魂无益，总有一天灵魂将不再维护我们。文学的选择是不受任何利益驱使的。《红楼梦》作为中华文化中最伟大的经典，哪怕把它读上一万遍，也休想让银行的取款机面对着你往外掉钞票；去超市去买东西，收银员照样该收多少还是收多少。但是，我们就会因此说《红楼梦》无意义么?!
为什么在超高速发展的现代化中国进程中，还有那么多人在关注乡村，关注乡村里的知识分子?在事隔多年之后，把茅盾文学奖评给了《天行者》，正是因为乡村知识分子，用十分简朴、简单的方式体现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天行者》所描述的这些民办教师，之所以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不仅仅是他们的命运，而是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风骨。《天行者》之所以能够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荣誉，应当是当代社会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期许。像《红楼梦》，它所表达的其实是每一个读者内心的理想与渴望。真正不朽的文学作品，它所表达的力量，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但后来又会慢慢忽视、忽略甚至忘记的灵魂的启蒙。
有一个法官，刚退休就去找牧师忏悔，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因为没有经验，对法理知识运用的不娴熟等等问题，错把一个有罪的人当庭释放。为此他一辈子都在忏悔。牧师就问他，后来见过这个人没有。他说，因为愧疚，所以他对这个被错放的罪犯一直十分关注，经常去他生活的地方看看，看他现在怎么样，有没有重新犯罪。牧师问，那他有没有再犯罪呢?法官说，没有。牧师又问，那他是不是一个好邻居，邻居对他的看法怎么样?法官说，邻居一致认为他是一个好人。牧师又问，那人成家了没有?牧师说，那人不仅成家民，而且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牧师当即表示：“谢谢你，法官先生，你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因为你自认为的误判，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个罪犯，而添了一个好人”。我十分喜欢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极其有文学性。而文学的意义也在于此。我想我们读这个故事，对我们内心的情感，对我们内心的思想，甚至对我们的灵魂都有某种启迪作用。每一个人终其一生，都会面对形形色色的许多人，但是任何时候，我们都没有权利以战争、法律、条约和规定等各种借口粗暴地对待灵魂。
我们这个时代，被称为作家和艺术家的人越来越多。无论有多少种说法，无论因为文学之外的其他因素而引起多少风云际会，文学最根本的东西还是不能变的。
当我们聚在一起赞美文学时，我们应当明白，应当记住，在我们的肉身和心灵之外，无论在城市、乡村，学校、家庭，有大量无聊的、粗俗的、寡廉鲜耻的、蛊惑人心的、可能使人变得恶毒、野蛮甚至是堕落的一种印刷品正在泛滥成灾。
南京师大一位教授，今年暑假去中国经济最发达的苏南地区做一个村庄阅读的调查。那天很晚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说：“醒龙，告诉你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我正在这儿做一个村庄调查，今天刚刚把发出的问卷拿到手，我简直是吓坏了。这个村庄的所有人都在读同一本杂志，(恕我不点这家非常恶俗的杂志的名)，除此之外什么都没读。”如果我们的民族，我们的阅读是靠这样一本杂志来完成，试问，全世界将怎么看中国人?再往小处说，对一个人来说，如果其日常阅读还是一些粗浅的、低端的文字，很难设想其未来人生境界会有多高。
对阅读的选择的不同，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甚至可以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单位、一个群体和一个人的文明的标志。对一般人来讲，能够判断哪些书是坏书就够了。一个走上健康道路的社会，必须有一批中坚阶层选择正确的阅读，放下轻松娱乐的心情，寻找有深刻文明内涵的经典。
曹文轩教授说过的一段话：文学是有血统的，经典文学的血统是高贵的，但凡血统高贵的文学作品，内涵一定有迹可循，符合普世价值。是否与那些具有高贵文学血统结缘关乎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社会的格调品味，关乎日常生活中友善的宽度和深度，以及婚姻、爱情的烂漫与纯洁。
我还要说一句话，恐怕有好多人不爱听，但我还是要坚持，也算是提个醒。在泛时尚时代，真理不是用鼠标点击出来的。将屈原、李白、杜甫加在一起也抵不过那位口齿不清的娱乐天王周杰伦。将中国所有大学中文系教授在互联网上的点击率加起来，也比不过粉丝如过江之鲫的那几位写手。在互联网上，我只是个打酱油的，但我坚持认为，这类“鼠标时代”的少数，是真正具有独立境界和自由精神，并且离真理最近的少数。有些书可以红极一时，但是很快就会被遗忘得干干净净。历史对文学的选择是很严酷的，其选择的关键肯定不是当前传播界媒体所大肆渲染的那种粗俗、粗鄙和粗暴，而一定是现在市场上基本上卖不出去的优雅和高贵。
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威风凛凛》的开头，写了这样一个故事：牧师和修女在路上走，天上过来一只飞鸟，不偏不倚把一泡鸟粪撒在牧师头上，牧师很不高兴，他气愤地就骂了一句三字经：“他妈的”。修女在旁边提醒他，“上帝会发怒的。”当牧师的如果不是上帝的化身，至少也是上帝的使者，怎么能说这种粗话呢?牧师连忙点头。走了几步，天上又过来一只飞鸟，又把一泡鸟粑粑拉在牧师头上，牧师忍不住又说了一次三字经。修女又提醒他，上帝会发怒的。牧师知道这个事情不能再做了，几乎要对天发誓，决不再犯这种恶俗之错。哪想到，第三只鸟过来，拉下第三坨鸟粑粑，第三次掉在牧师头上，牧师第三次说出那句三字经。声音刚落，晴空响起一声霹雳，但见——《水浒》里面是这样说的——但见修女应声倒地。牧师正在那里奇怪，“不是要打我吗?怎么打了修女呢?”空中忽然传来一声低沉的叹息：“他妈的，打错了”。生活中有很多这种事情，我们这个社会正在经历的确实有很多这类相似的事情。我们要记住：上帝偶尔的粗俗，不等于上帝真的粗俗。上帝也会说俗话，还会说不堪入耳的粗话，然而，不管这些俗话粗话是不是上帝说的，终归成不了圣经。从上帝舌尖上掉下来的臭痰，说好听点，也只不过是唾沫，而绝不会成为甘露。
文学体现的是时代精神。当拜金、拜官、拜色之风盛行的时候，这种价值偏离会使社会向不良方向发展，也正因为这种价值偏移才凸显经典文学的价值所在。《天行者》描写了界岭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在这个小地方里更不起眼的一所小学里特别不起眼的一群民办教师。写他们的人生状态，写他们的生活遭受，本身就表达了对当下价值偏离的一种批判，一种不认可。批判这个词，说出来总感觉有点刺耳，又回到那种敌对的场景当中去了。文学必须对当下的社会生活进行反映，这是文学的生命之所在。我从不讳言，自己是一个有理想的现实主义作家。但在我的小说当中，更多的是表达我对现实的多重质疑。比如说《天行者》，其中的一个细节。讲到一群乡村教师十分艰难，面对艰难，他们也难免做一些荒唐事情。恰好被刚从山外来的一位年轻教师张英才所察觉，在不理解之后产生了质疑，并导致他做出错误判断，这一系列的错里错，就像《红楼梦》里说的那样，最终是以错劝哥哥。在一连串的误打误撞后，学校蒙受直接的经济损失。本来铁定评优，没有得到，就没有奖金，没有奖金，破败的校舍就没办法修整。张英才发现自己的失误之后很愧疚，就写了一篇新闻稿给省报。省报悄悄派记者下来暗访，发现所有事情都是真实感人的，记者就许诺回去之后要把这所学校、这些老师们的动人的事情写出来，发在省报的头版头条上。过了不久，省报出来了，这条新闻也确实是发表在报纸的头版上，但不是头条，头条是“大力发展养猪事业”。写作者不能漠视灵魂，不能将灵魂丢在一边，只将自己当成“码字的”。有无灵魂的写作是高下之分的根本。我相信善，相信爱，相信善和爱是不可战胜的，是最为有力量的。所以我才在《天行者》的结局当中，让深受苦难的民办教师孙四海，以三票之优战胜了不得人心的村长余实，而那个历经苦难的余校长，最终也转为公办教师。不如此，我会一辈子觉得心里不安。尽管在现实生活当中，政府欠他们的，社会欠他们的，历史欠他们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曾经独自一人在长江三峡中行走。那一次，在峡江边上的一座古庙里，碰到了一个18岁，才出校门的年轻教师。他所在的小学校就设在那座古庙里。18岁的年轻老师，见到我之后十分激动，手足无措，话都说不出来。一遍遍的说，刘老师，真没想到，真是想不到，在这个地方竟然碰到您。他反反复复地只说这样一句话。直到我走的时候，他还是一副不知所措的那种样子，搓着双手，不知道说什么好，一直将我送到江边的木船上。他告诉我一件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事情。作为一名师范生，他进校的时候，校方让所有的新生看了根据我的小说改变的电影《凤凰琴》。几年大学读下来，临到毕业典礼了，校方仍然是放映电影《凤凰琴》送别他们。听他这样说之后，我不知道、不记得自己对他说了多少抱歉和对不起。当时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对这位素不相识的年轻的乡村教师说对不起和抱歉。很久之后，才明白，自己其实是想表达内心的敬意。如此青春洋溢的生命，本可以到更广阔的世界里去灿烂，去闯一闯前景更加光明亮丽的天下。
在《天行者》这部小说中，我还引用了这些年说过无数遍，也被无数人引用过无数遍的一首小诗。我不知道有同学带《天行者》来没有?如果没有，我这里有一本，我想请一位同学上来，将290页上的这首诗朗诵一遍，我就把这本书送给他。(请一位同学上去朗诵《油盐饭》)“前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有一碗油盐饭/昨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没有一碗油盐饭/今天我放学回家，炒了一碗油盐饭，放在了妈妈的坟前”。说实话，我是不敢读这首诗的，因为每每读到它，我都会泪流满面。1989年，我第一次接触到这首诗，当时在场的有二百多人，只有我一个人泪流满面，或许这就是缘分吧。这些年，这首诗流传得很广。经常有无聊，甚至是无耻的人，自报家门，说这首诗是他写的。最恶心的一个人，前几年说，是他上小学五年级写的。前些时他又进步了，说是自己上小学三年级时写的。实际上，这首诗是一位永远只有18岁的女孩子写的，写完这首诗不久，就因为车祸去世了。我的一位朋友，前些年还去她的墓前送过花。我在小说里面引用这首诗，原因非常简单：它用足以充盈生命每个毛孔的诗意，来表达对伟大人性的敬意!
对一个人来说，有些东西总是与生俱来的，这样的与生俱来应当是我们全部理想和全部热爱的原始起点，不管是主动的写作还是被动的阅读，无论是热爱文学的读书人还是普通人，爱都是生命中最具影响力的天赋，无论我们愿意和不愿意，努力和不努力，爱都将是我们终其一生最强大的灵魂力量。
刘醒龙简介
刘醒龙，湖北团风县人，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芳草》文学杂志主编。
著有长篇小说十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十二部，有多部(篇)作品在英语、法语、日语和韩语地区翻译出版。长篇小说《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圣天门口》获首届中国当代文学学院奖和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大奖。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第五、六、七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第七届庄重文文学奖、《联合文学》奖(台湾)等。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获东京国际电影节及金鸡百花奖等多项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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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6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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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9 08: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