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文学·读诗》专栏：中国当代诗集评荐（15）

宫白云

特区文学·刊中刊《读诗》
专栏：中国当代诗集评荐（总第15期）
2015年5月集稿 / 将刊于《特区文学》2015年第4期



向以鲜诗集《唐诗弥撒曲》

向以鲜诗选：《感遇·陈子昂》（8首选2）
那时的月，那时的怀念——向以鲜《唐诗弥撒曲》读后………………覃茂贤
向以鲜片论…………………………………………………………………胡  亮

赵思运诗集《不耻》

赵思运诗选：《我的中世纪生活。洗澡》
色情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一些什么
——谈赵思运的诗集《不耻》………………………………………雷  喑
从一面镜子里发现真相
——读赵思运诗集《不耻》…………………………………………吴投文





向以鲜：
男，1963年生于四川万源，诗人、学者。1986年至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工作至今，现为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研究员。著译有《超越江湖的诗人》、《诗：三人行》、《唐诗弥撒曲》、《观物》、《中国历代职官辞典》、《中国文化史探秘》、《中国石刻艺术编年史》及长篇历史剧《花木兰传奇》等。

感遇·陈子昂（8首选2）
向以鲜

修竹

黎明  收到东方
寄来的一枝修竹
我把它插进岩石里
剪掉一切与竹无关的
词语  冰雪和装饰
剩下苍茫  浸出碧血千滴
轻叩龙渊  剖开
水银泻地的疆场
傍晚 我听到琳琅之声
那是炼金士的密吟
还是拔节生长的汉魏风骨
在石头中轰鸣

凤凰

万物摇落时
梧桐描成铁干铜槎
云霓一样的缤纷身影
凤舞九天  苦难重生菩提
不要为星辰和幻象所蒙蔽
命中注定的孤独之赐
不在苍梧而在心上
一对小鸟倦宿青浦  交颈刷尾  
羽毛像诗歌一样富于变化
你突然明白  幸福的时刻  
在烈火中寻找真理的时刻
荒漠啊就是醴泉



那时的月，那时的怀念
——向以鲜《唐诗弥撒曲》读后
覃茂贤
甲午年岁末，我独居彭山，数月来处于半闭关状态，不问世事，消遣光阴。忽然收到故人向以鲜兄的快递，原来是他惠寄的新书，《唐诗弥撒曲》。是日冬阳薄洒，微云溶溶，下午时分，我来到岷江边上一处人迹少至的茶楼，沏上一杯茉莉花茶，手捧此书，且读且止，回想往事，不能不心有戚戚。
和向以鲜兄的相识，竟然是二十六年前的事。那是一个热血慷慨的盛夏，那是青春和诗歌日日痛饮无绪的浪漫时光，我的爱情在那时正怒放如花，而在诗歌运动中结识的友情也如植物一样蓬勃生长。
那是1988年，是我大学毕业从成都去了南京的第三个年头。我在四川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参与了八十年代那一场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与很多才华出众的诗人有着不同程度的交流和交往。到了南京之后，我对诗歌依然是激情不减。1986年我以《尴尬》一诗参展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举办的现代诗群体大展。1987年我与南京诗人柯江、赵刚等筹办了铅印诗刊《87年现代诗歌运动  交流资料之一》。因此，那时我与各地的很多诗人朋友们都有着联系。而向以鲜兄，虽然此前我和他并未谋面，但因为都是诗歌江湖儿女，所以也是久仰。
1988年安徽诗歌报举办首次现代诗歌大奖赛，向以鲜兄以《割玻璃的人》一诗斩获特等奖。真正对向以鲜兄诗歌才华有了深入的理解和钦佩，正是因为读到他的这首诗。而我的好友、诗人杨黎，则是以其名作《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获得大奖赛的一等奖。说来惭愧，这年我在《星星诗刊》举办的诗歌大奖赛中，也得了一个安慰性质的新秀奖。
正是因为这一年向以鲜和杨黎去安徽合肥领奖的机缘，他们一起专程来了南京和我相会，我由此结识了向以鲜兄。杨黎兄是我当时诗歌上志同道合的至交，他的到来我非常高兴就不说了。而初次与向以鲜兄相见，把酒言欢，竟也一见如故，惺惺相惜。
那时的向以鲜兄，风华正茂，少年才俊，容仪如玉，风度翩翩。他送给我的油印诗集《割玻璃的人》，我至今还妥贴收藏着。虽然我们在诗歌理想上有着一些激烈的论辩，虽然已经记不清那时我们高谈阔论的具体内容，但彼此的尊重、理解，使我们彼此印象颇好，友情加深。我们无话不谈，除了文学，诗歌，我还记得向以鲜兄和我讲起他的浪漫情感，当然我也会和他分享我的故事。
那一次欢聚结束之际，我们共同策划，由我牵头筹办一份诗歌民刊，作为纪念。此后一年的时间，我与杨黎、向以鲜兄等人书信往来，终于在1989年，一份凝聚有我们诗歌兄弟情义的铅印诗刊《思无邪：89年现代诗歌运动  交流资料之二》面世了。这一本32开，只有55个页码的诗歌小册子中，除了我和杨黎的诗之外，还刊载有向以鲜兄的50多行的长诗《人们的梦》。此外还有上海女诗人陆新瑾的两首诗《无题》、《白马黑马》，南京女诗人阮晓星的两首诗《手的爱情》、《温暖的存在》。另外还有诗人钟鸣、漆维、冉云飞、梁晓明、吴非、柯江、南岛、李德成、行行、黑沨、华小青的诗，寒江雪的散文诗，柏桦翻译的T.S艾略特的文论《叶芝》。而诗刊“思无邪”的取名，也是来自柏桦的建议。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再次找回向以鲜兄，要感谢我在南京的至交好友，诗人雷默兄。我和雷默兄在南京有着近三十年的友情，我曾经化用金圣叹的一句话形容我和雷默兄的关系：“性情如一出，患难曾与共。诗酒且助兴，不觉又秋风。”
在大学教授诗歌写作课之时，我有一堂课，是专门对照品析向以鲜兄的《割玻璃的人》和杨黎兄名作《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这两首诗。我觉得这两首诗是很好的诗歌样本，从对这两首诗的解读和比较上，可以非常直观地向学生介绍八十年代诗歌的两种代表性风格。
所谓君子和而不同，我和向以鲜兄，其实诗学观念和理想不尽相同，但却有此温情的旧式文人的友谊。对于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早在1989年的《思无邪：89年现代诗歌运动  交流资料之二》中，我曾经有一篇题为《九〇年：回顾与展望》的诗歌评论长文，做出了如此的预言：
“一般地说，九十年代之后，以《倾同》为代表传统精神的、严谨的知识分子的、儒家风度这种诗歌，将成为中国后现代诗歌运动的主流，它在自身不断革命不断完善的同时沉着地进入诗坛、进而整个地改变继‘朦胧诗’之后的诗学趣味，由于它的保守性和连续性，它将受到官方诗刊及文学界的有分寸的欢迎和接受，不排除它也将有通俗化流行化的可能，它也许成为诗界继‘朦胧诗’之后的新的时尚；另一方面，以《非非》倾向为代表的那种空灵、顿悟、简洁、左倾和激进的诗风，对应于与中国儒家精神互补的道家精神，将进一步地背叛和革命，作为僵直的传统文化的清醒剂和兴奋剂，它们取得的成绩将令人瞩目，并受到有识之士的极大的尊敬，从它之中同样要产生像王维、陶潜这样的最为动人的大师，但无庸讳言它也有误入歧途和走火入魔的危险，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它的行动。上述的两种倾向互补共存完全有其社会的原因，它们同时是社会变革的一种前模式。毛泽东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可以预料，‘思无邪’将是它们共同的理想，更为纯粹、自洽，诗学的实现同时也将是政治思想的实现。”
从《割玻璃的人》组诗到《唐诗弥撒曲》成书的出版，我看到了向以鲜兄在诗学上一以贯之的品位和人文情怀，我看到了向以鲜兄在诗学上真诚的努力和对知性诗歌精密技术做出的努力和贡献。现在我随手写下这篇小文，再次感谢向以鲜兄惠赠的新书，祝贺他继续取得文学上更高的成就，并纪念我们共同经历的那些诗歌的青春岁月，展望时不我待的未来的文学的辉煌和沉静。
是为此文。2014年12月28日，写于彭山。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向以鲜片论
胡  亮
在逻辑性句法和词法规定下的西方修辞，犹如急救性的血浆，固然带来了新的有机体，却严重忽视了汉字干细胞的自我复制能力。所以，当代诗的发展，至少说在某个向度上的发展，必然将以对这个问题的深刻反省作为前提。
当陈东东写出《独坐载酒亭。我们该怎样去读古诗》，柏桦写出《望气的人》，张枣写出《镜中》，陆忆敏写出《避暑山庄的红色建筑》，宋氏兄弟写出《家语》，钟鸣写出《羽林郎》和《枯鱼》，我们就已经看到，文字，趣味，氛围，怀抱，也许还有某些方面的怪癖，在亦新亦旧之间，甚至在亦西亦中之间，呈现出来多么“空翠”而“孤悬”的可能性。向以鲜曾与钟鸣、赵野、邓翔合编《象罔》。这本独到但难以见到的刊物，即由向以鲜命名。“象罔”出自庄子，就像“混沌”一样，既是虚拟人物的名字，亦是某种生命和思想状态的隐喻，宋人吕惠卿就曾如此解读：“象则非无，罔则非有，不皎不昧，玄珠之所以得也。”从向以鲜《晚霞》一诗的注文来看，他很可能倾向于如此认为：象罔者，虚无也；玄珠者，心也，道也，诗也。那么，也许他会说：诗就是虚无主义的产物？向以鲜曾与诗人潘家柱、付维、孙文波合编另一份刊物，《红旗》。就是这个孙文波，近来亦曾对我坦言，他愈来愈倾向于如此认为：诗就是虚无主义的产物！就在《象罔》陆续推出各期专辑前后，向以鲜与前述一拨诗人颇有过从：美学上的呼应、往返与交错，必然使得他们各各获得心灵之福和文字之缘。从美学代际特征来看，向以鲜亦同属“第三代”，只不过他并没有太早交出一把尖尖角，在风起云涌之际，求得作为一个“历史性”诗人的峥嵘。后来，向以鲜更是避居于传播学的郊区，在石刻与古籍的烟海里修持一颗虔敬之心。如果还真有研究当代诗的“学者”，他也已经被这些“学者”淡出了视野，如同他自己写到的：“细澜多么孤独啊”。三十年很快就过去了，时过境迁，风流云散，我们的诗人向以鲜积石如玉，忽而写成《唐诗弥撒曲》，就像是一次迟到而必然的酬答。
向以鲜对唐诗素有研究，组诗《唐诗弥撒曲》虽然主要在最近半年写成，但是其中《苏小小》一首却完成于三十年之前。《苏小小》乃是对李贺《苏小小墓》的今译。没有什么必要再去挑剔向以鲜对原作的亦步亦趋，我们应该惊叹的是他对李贺和李贺此诗的选择：似乎在写作之初，他就试图凿通古典性和现代性之间的花岗岩。多么奇妙地，向以鲜带来了（或者说发现了）双重的美学逆差：《苏小小》的古典性，以及《苏小小墓》的现代性。四年后，向以鲜又陆续写出三首，直到最近半年写成全部三十二首：在“泥”与“隔”之间，诗人渐渐抹去针眼与线痕，一次起步于“今译”的尝试，终于蝶变为古今穿插意义上的成批量的“互文性”写作。正如法国符号学家和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谈到的那样，此一本文终成为对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像是一件“镶嵌品”。我曾说到，“此类写作，不可无人，不可无我，当如两镜互照”。让人欢喜无尽的是，向以鲜果然在注文里引出唐代释澄观《华严经疏钞玄谈》，“亦如两镜互照，重重涉入，传曜相写，造出无穷”。如果必欲曲尽幽微，我和向以鲜的观点，还可作更细更深的分辨。我的意思是，本文（此诗）与其它本文（比如“万能的唐诗”）当如两镜互照；向以鲜的意思是，上卷与下卷、正文与注文（均同属一个本文）当如两镜互照。如果归拢我们俩的意思，就可以这样讲，《唐诗弥撒曲》已然是三镜互照，光与色，重重交映，形成了若干个指向过去与当下的“影复现影”的诗意空间。换言之，向以鲜既陷入了唐诗的深渊，也陷入了己诗的深渊：他似乎已然剔净“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在这几个深渊之间自如地转换，轻盈地往来。而“其它本文”的深渊也可肥可瘦，他左搂右抱，享受不尽，也可以念头一转，拔腿就走。由此亦可看出，《唐诗弥撒曲》重构唐诗的高尚之境，具有显著的“非个人化”（impersonality）倾向，但又较为成功地避免了非个人化写作有可能出现的恶果：“作者之死”：即再也没有原创性。这批作品，正所谓学人之诗也，亦所谓诗人之诗也。向以鲜与陈东东、柏桦、张枣、陆忆敏、宋氏兄弟等诗人同步展开自觉的写作，虽然拿出作品较晚，但是他们一起重现了汉风之美与乎乡愁之亟，不仅如此，他们还一起证明了中国古代文化对当代人的挽留和抟塑。
前文已经有所暗示，《唐诗弥撒曲》不仅是一组诗，而就是一部书：因为诗人为三十二首诗配置了一百一十条注文。诗加注，合成书：就像诗人与唐人之间的秘札。很多人都曾经谈到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奇怪的野心：“用引文构成一部伟大著作”。而向以鲜，几乎就是这样做的，他用注文（亦含有大量引文）构成此书。这些注文是调皮的，饶舌的，花心的，漫步的，就像由正文引发出来的学术性札记，庞杂，偏远，生冷，旁逸斜出，浮想联翩，几乎拼接成一部中国的（主要是唐代）民族史、风情史、语言史和文化史。诗之有限就这样被导向无垠：每一个词语都将是“万卷中的一个词语”。向以鲜把这些注文称之为“镜铨”，又可称之为“铨镜”，这个词来自于南朝萧梁文人王筠的《为第六叔让重除吏部尚书表》，后来元稹和杜甫亦曾明用或暗用之。向以鲜的这种形式感既沿袭了中国古代的“疏”与“集注”之传统，又似乎受到过柏桦奇书《水绘仙侣 1642-1651：冒辟疆与董小宛》的影响：后者吸收和转化冒辟疆的回忆录《影梅庵忆语》，为一首诗配置了九十九条注文。这种新的作法，“刚刚打开描金嵌银的画屏”，或可逐渐成为时尚与流风。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新诗那羸弱而痉挛的肌腱，终于可望拉动文化和历史的集装箱。新诗始有大容量。我们应当看到：柏桦之书充满了江南的柔逸之气，而向以鲜之书则充满了唐之呼吸：光英，秀拔，明快，爽朗。一阴一阳之谓道：两部书并观，可得中国古代文化之盈虚。



赵思运：
1967年生于山东郓城，现居杭州。文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教授。出版《我的墓志铭》、《六十四首1989—2009》、《丽丽传》、《不耻》等诗集以及《何其芳人格解码》、《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诗人陆志韦研究及其诗作考证》等学术著作。作品主要发表于《创世纪》、《世界诗人》（混语版）、《非非》、《大陆》等海外及民间诗刊，入选《新世纪诗典》、《中间代诗全集》、《WORLD POETRY YEARBOOK 2013》、《Anthology of Top Ten Poets in Contemporary China》、汉英对照版《中国新诗300首》及多种年鉴。被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IPTRC）评为“2009年国际最佳评论家奖”。2011年应邀参加第22届世界诗人大会（the 22nd World Congress of Poets，Greece）并获5th UPLI Poetry Contest提名奖。。


我的中世纪生活。洗澡
赵思运

我的家里很穷
兄弟姐妹也很多
我们都去小镇的公共澡堂洗澡
整个小镇只有一个澡堂
澡堂里黑乎乎的
找不到存放衣服的地方
通往水池的窄道黑暗而潮湿
把衣服放在那里既不卫生
也不安全
我们就把衣服脱在家里
然后赤条条地穿过长长的胡同走到澡堂
那些骑士或者有钱的人家
有仆人一直跟着他们拿衣服
看管他们的贵重物品
我们只有在家里脱了衣服
然后赤条条地穿过长长的胡同走到澡堂
我们这个小镇很小
拐两个街角
就会到达镇子边缘
在我们这里
我常常看到十几岁二十岁的女孩或者男孩
坦然地赤身走过胡同走向澡堂
见到人时
他们就捂住前面
微微一笑
流露出久已失传的天真



色情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一些什么
——谈赵思运的诗集《不耻》
雷  喑
我更倾向于的也是较为靠谱的推断是，《不耻》之“色情说”乃出自读者阅读时所产生的某些错觉或幻觉——正如我在微博上随口挠出的那句——“在这个时代读《金瓶梅》，有人读出了至今依然毫不黯淡相反却异常醒目的现代主义美学真谛，读出了亘古不变的身体欲望、世道人心，但也有人仅仅读出了‘性’，读出了色情，读出了淫荡，或自作清高地说——眼前只见彼时代的市井街衢，繁华中的荒凉。”
“卷一”中不乏精致、前卫的“先锋”之作。譬如《企鹅之恋》，写实与隐喻均让人感从中来，无可挑剔；《黑衣少年》中从黑衣少年T恤后背印有“1”和“0”字样生发“不洁”联想，激活诗意，含蓄而富有张力；《阴道记》，则借一则网络校园新闻为“性”正名，尽管是重弹身体解放、自主、自由、解决的老调，但其口语诗行间嵌入的英文（译）句，以及诗后所附的协议书和有关注释，又让全诗在文本上呈现出一种别致，一种新鲜——艾略特《荒原》或其他西方大师文本的诱发？不能说赵思运在“类诗”的体式上首开先河，但在我的阅读视野里，中国当代汉语诗歌的写作者如此操刀，不唯此一人却也似不多见。
该卷中，不能不特别提到《冰柜》！亦是“卷一”中为数不多的无关乎色情的作品之一。这首貌似“新闻（案情）诗”的杰作，见足了诗人对素材的处理能力和给予再结构的匠心，对叙事语感的把控绝对达到了并能够始终有效维持在美学的零度界面——经由客观、冷静地“转述”，一则惨绝人寰的凶暴案件——某暴男先后残害了自家三口（妻子和一对儿女）并均将其冷藏在新买来的冰柜内场景得以“重现”读者眼底。诗者借助对新闻现实的诗化技能，通过“残忍”地复述案犯的施暴过程，让读者怵目惊心并领略到诗中的彻骨之冷，分享到一首诗的残酷之“美”。整首诗的语感、质感和形式感，随着叙述近乎自然冷凝成了一具立体的诗歌“冰柜”——诗与素材，达成了绝妙的美学互文和同步格式化。由此可见，某些人眼中的所谓的“新闻诗”，断非只是把新闻事件给予分行这么简单。它们，依然需要“原创”！
若对“卷一”作整体考量，那么能够击打、涤荡读者身心兼以刺世、醒世美学能指的部分，恰恰集约于它的“人物系列”。该系列，直面世事的荒唐、“人性”中的黑暗、邪恶与残酷，有着对“人性”不治之症的敏感省察和深刻洞悉；诗写上亦彻底涤尽了意识形态的魔影和道德优越感。口语化的零度叙述策略。对史实的“呈现”，客观而精确。只要不是着迷或深陷于诗中“事件”或“史实”的读者，自会从其诗依稀感受得出诗人于文本背后所寄予着的某些忧郁和悲伤。《花妮》，《重阳节》，《民工张三甲的除夕》，《刘才》，《史太爷传》，《丽丽传》、《季羡林<清华园日记>三则》等数首，乃至《阴毛记》（之一、之二）等若干，即是该方面的代表作。这类诗，叙述中的事件性较为明显，亦颇为自足。这些大多涉“性”且疑似“段子”式的事件“实录”，在不动声色的分行中客观、真切地呈现出历史或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真相”，或日常稍纵即逝的甜蜜，或人性的朴真与荒芜，或命运的悲催与残酷……现实底层小人物或历史大人物中的愚氓，苟且者、喘息者、施暴者、受虐（害）者乃至烟花一瞬、事发东窗的权贵们均得以在诗中穷形尽相。正如我前文所说，诗中未见星点的道德优越感，亦未有进行任何道德归罪和指控的嫌疑，甚至不屑于使用“反讽”；只是呈现，止于说出，其对冷叙述的诗写方式、零度语感的行进与驾驭，意味着对“把一切交由读者”的诗写观的尊重，对下述诗写使命的执着——让诗本身说话，让诗本身诠释，让诗本身只是“诗”。
相对卷一而言，卷二（《爱琴海的风，胡乱地嗅着》）收入的20余首诗作，近乎全部呈异国场景与现代（后现代）语境。但诸如《兰波，兰波》、《萨福的小乳房》、《爱琴海的风，胡乱地嗅着》、《绝望》等小诗或短制，皆近乎带有些微古典抒情风格的现代纯诗。待到《庞贝古城巴西利亚卡厅里的涂鸦》、《操火的人，会烧伤鸡巴》、尤其是《著名男妓RafaelAlencar专访》、《加藤鹰自述》、《基洛夫的女秘书拉祖尔金娜从集中营获释后已经呆傻》等一大批系列诗作出现，一如“卷一”中《丽丽传》、《刘才》、《史太爷传》等杰作的推出一样，不伦乱伦、惊世骇俗继而令人目瞪口呆、欲说无言的场景或事件，再次刷亮并震惊着读者的视野。该卷的《加藤鹰自述》一诗以“诗”为读者揭开了貌似享乐恣意实则幽暗痛楚的另一个生存场的真面目！而《基洛夫的女秘书拉祖尔金娜从集中营获释后已经呆傻》一诗，则对前苏联上个世纪20-30年代期间——“基洛夫的女秘书拉祖尔金娜在内部集中营惨遭同党中的当权者、监狱看守等数人的轮奸、蹂躏最终导致呆傻”这一史实进行了冷静复述与再现，让人们再度嗅到了国家机器的专制血腥，政治骗局的丑恶卑鄙，尤其人性之恶。对中国历史略有常识者，当会由此催醒自身更多的关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和公共集体经验。
也许会有人对上类诗中的态度真空、暧昧不明而心生怨艾。那么，什么是态度？关注，首先就是一种态度。沉默，同样是一种态度。不关注，何以取其材而成“诗”？诗文本，更多时只是“沉默者”。甚至不妨说，诗，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诗的态度，就是“诗”，只是“诗”，或曰态度的本在。没态度，亦是一种态度。而一流的现代诗文本，多为“惟呈现”、“零态度”、“零温度”。读者、受众会否能否透过诗中的“内部事实”有所“感”有所“受”，不是诗人要做的或要操心的；即便有人从其中有所发现有所“受”，那也并非文本的预期。无论从诗艺维度还是美学上讲，我视一首诗能将“态度”全部隐藏在“本文”的背后为最佳——近似于“无”，或曰一首诗的“冰水混合物”。我想这也正是《不耻》“卷一”、“卷二”的大部分篇什所共同体现出的诗学追求，美学风格：零度叙述和冷美学。
喜欢并看好这部《不耻》的读者，若在想象中把这部诗集的卷一、卷二、卷三作物理式地叠摞起来，那么就会发现三者之间会出现诸多部分的“重合”或曰“复合”，这些“部分”，既有着人性难以尽言的复杂度，又有着“性”与“色情”的混合交响，当然亦有文本结构形式、美学质地、诗意内涵与外延的相遇与重奏。这也就意味着这部诗集有着自身鲜明的文本化特征，即以局部貌似色情的书写，引擎着对整体人性甬道开掘的续书、复调、重奏与文本变构，并在各卷之间构成了相互印证和同步强化的自身文本功能。纵观整部《不耻》，可以说，既体现出诗人对身体“乡愁”和色情体味的直觉感知，又有着对“现实叙事”（历史亦是“现实”）地深度迷恋，同时不乏想象力的生发和虚构才能的协同作祟；既有着对历史史料、现实日常、公共资讯等各类素材的自觉关注，又有着对其艺术处理和口语诗化的突出才能；其文本有着异域及本土的多重语境和美学质感，相互穿插，更迭嵯峨，而语感却始终保持和突显着强烈的个人性、同一性和成熟度。它同时也体现出作者有着对现代诗的文本化建设作主动思考、探索掘进和大胆尝试的意识自觉。当然，我看好《不耻》，理由还在于，它的关注、叙述与呈现，均紧扣或曰指向了人类肉体和灵魂深处某些堪称固有又永远不可征服的东西——人生来有之，无关乎时代和性别，无论恶念、骚情或人性的暗疾。而善待“性”，关怀身体，享受色情，诗写色情，却不为色情所迷惑不为人性之恶疾所染身所毒腐，当是赵思运先生这部《不耻》在给了我身心盛享的同时，所另行给予的人生感悟和诗写告诫吧。
《不耻》，不耻于斯。不耻之诗。不耻之书。如此诗写，既是这部《不耻》的作者所坚执的一种（非全部的）诗歌美学原则和精神意志，亦是其源自心灵的自觉与对人生、人性的直面！因此，《不耻》在我看来，便也不只是一部文本，而收入其中的诗，便也不再只是诗，更不仅仅只是“色情诗”。



从一面镜子里发现真相
——读赵思运诗集《不耻》
吴投文
每次读赵思运的诗，我都充满一种莫名的期待。这种期待可能源于当前诗歌观念的某种板结，很多诗人是戴着面罩写作的，这些面罩大同小异，很难进行风格上的区分。实际上正是这样，在当前诗坛五花八门的写作中，存在某些固化的写作模式。赵思运的诗里有一些特殊的东西，他也有一种难得的写作勇气，正是对这种板结的冲击。我有时觉得，作为诗人的赵思运与作为学者的赵思运颇难统一在一起，他的一些诗在当前的诗坛显得如此另类，以致读者很难与他的学者身份联系起来。然而仔细想想，这也并不奇怪，似乎他的诗歌更契合他从骨子里溢出来的那种气质，这代表一个人更真实也更具生气的一面，而这正是一个诗人难得的品质。
赵思运的诗里布满“不洁”的元素，人的身体器官常常出其不意地冒出来，初读其诗者恐怕都有某种被冒犯的感觉，甚至会觉得羞辱难当，然而也会感到某种快意。这是被羞辱和被冒犯之后的快意，你会苦笑，甚至大笑，觉得非常放松。有时会恍然大悟，有一种被捉弄的感觉，原来赵思运诗里的不洁是一面镜子，所反映出来的是我们本身的不洁。这正是赵思运诗歌的效力，使一个读者在这种难堪之中回到我们本来的生活，进而也引发某种反思，再进而使我们也会珍惜这不洁的一部分。当然，我这里所说的珍惜不是要把这种不洁放大，而是把这种不洁作为一面镜子映照我们的生活，使我们觉得世界的真相原来如此，世界的完整原来如此。这就是一种反思的眼光，而这种反思具有残酷的意味。这可能是一种片面的深刻，使我们难于安心作伪。比如，赵思运的诗里触目所见《阴毛》、《屁股》、《屁经》、《乳房会不会垂落到地上》、《小便》、《阴道记》这样的标题，初看这是难登大雅之堂的，里面包含着一种极其大胆的犯忌，但读过之后，就会觉得诗中的色情意味并非诗人蓄意为之的，诗人也并不为之辩护，诗里所呈现出来的正是世界的荒诞，而这其中所包含的正是诗人对世界真相的辨认。这种残酷的真实表明诗人是清醒的，他的艺术观实际上并不倾斜，而是有自己特殊的选择。
读赵思运的诗歌，我还觉得有点好奇。他往往把一些阅读材料直接移入诗歌之中，比如他的《毛主席语录》、《1928，江西苏维埃政府标语》、《季羡林〈清华园日记〉三则》等诗，全部照抄阅读材料中的段落和语句，但精心分行布列，并无自己的按语，却有一种意想不到的阅读效果。这里涉及到材料的选择问题，都是赵思运精心取舍的，虽然是严格的实录，却有他自己的思考。他注入到这些材料中的还有鲜活的气息，甚至有身临其境般的现场感。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写作，自有其意义。当然，我也觉得应该适可而止，不宜发展为一种常规性动作。
赵思运算得上是口语诗的坚定写作者，这也出乎我的意外。口语诗写作实际上是高难度动作，稍有偏差就会流失一首诗的全部诗意，因此，针对口语诗的争议也非常激烈。我看好口语诗的活力和创造性，觉得口语诗是新诗发展的一条正道，但也觉得口语诗写作的严谨性不可缺失。应该说，赵思运在这方面的尝试是非常有意义的，他有自己的选择路径，往往从生活的现场中撷取有趣的题材和鲜活的语言，往往袒露对生活的嘲笑，这是他犀利的一面，如暗箭直中靶心，让人觉得快意又引起深思。这就是我视野中的赵思运，一位有个性追求的诗人，他却淡然处之，这也是他从容的一面。他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不耻》，我觉得正符合他的写作意向，这可能使有的人暗暗感到不快，不敢把头伸进这面镜子里来，但这恐怕正好是赵思运的用意。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